第七十章 炎暑南巡 武昌吹风

毛泽东决定冒着酷暑南巡。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召开政治局会议，说走就走了，只和周总理及夫人江青打了招呼。

江青知道，老板是为了对毛家湾二号那伙人封锁消息。也是要暗中考察一次，看看身边的人谁会抢先把他南巡的事透到北戴河林彪夫妇那里去。这种时刻最能考验干部的忠奸了。江青对老板仍把汪东兴带在身边表示忧虑：太危险，汪东兴很可能身在曹营心在汉。

毛泽东训斥婆娘：是你了解汪东兴还是我了解汪东兴？他十六岁参加红军，就替我当书童，会加害于我？你又提庐山会议他站错队、表错态的事。他已向我下过跪，已作过七次公开检讨，华北整风会议，中央九十九人整风会议，中央办公厅大会，中南海警卫师七千人大会，都是公开检讨，一次次赌咒发誓，痛哭流涕。我还能不信任他？可以告诉你，不要再指望我同意派你那个小老乡来统领中央警卫团。当然，对汪东兴要继续观察，不是一点戒心没有。带他走，也是为了你和春桥的安全。八三四一部队听他指挥，你和他关系搞那么僵，万一他有什么不利你的举动，你和春桥怎么办？

江青本来十分白净的脸蛋此刻越加泛白了：心里恨的痒痒：老板这人连对自己最信赖的老婆都要留一手，留下汪东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牵制她江青。

毛泽东嘱咐：这段时间，留你在北京，就是看好家，不要被人端了老窝。这任务还不要害？你和康生、春桥继续用好那几个管道，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动向，掌握黄、吴、李、邱加上林立果一伙人的动向。有情况随时报告。仍由总理主持日常工作。我已告诉总理，过几天他和张春桥、黄永胜、纪登魁去北戴河向林副主席汇报工作。国庆节之前开九届三中全会，节后开四届人大，不要再拖了。

江青仍对老板南巡的安全担忧：你年近八十的人了，三伏炎天的，去深入虎穴啊？据我所掌握的情况，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江西省军区政委程世清，杭州警备区司令员陈励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维国，都是林家的亲信大将，人说林家军统辖着中南和华东。

毛泽东手一挥：那就更要去！我不信这些老红军出身的将军会对我下手。就算红一方面军出身的人，林的威望会高过毛泽东？你可以相信，反正我不信。你是不是看我年纪老了，斗不过了？昔曹孟德有言：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灰土。老骥伏橙，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恰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就这样吧！还是那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毛泽东就是好革命，好斗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深夜，毛泽东的专列火车悄悄离京南行。随行护驾的仍是中央警卫团一中队的一百条好汉，配备超强火力，每人一大一小两件武器。还有个机枪排，配备轻重机枪。

像往常出巡一样，毛泽东的专列火车为两列，前一列为前导车，车上设备齐全，除少数警卫人员，基本上空着，是开路车及备用车。毛一行人则乘坐在后一列火车上。此两列火车出巡方案，还是周总理于文革前夕，找中央警卫局和铁道部研究多次，为确保毛的安全而安排下的：万一前导车遇袭或路轨被破坏，毛乘坐的后一列专列可及时后退、改道，避过危险。

由于文革期间中国铁道部门还没有内燃机车或电气化路线，毛泽东的专列也只能以烧煤的蒸汽机车车头牵引，因之每行驶五小时须更换一次火车头。为此，毛泽东每次出行都要带上公安部长和铁道部长。沿途全线封路、一切客货列车停驶让道不说，每到机务段换车头时，还要命该机务段的段长兼党委书记全责押车，直到把专列安全送抵下一个大站，换上新的机车车头及新的段长兼党委书记为止。火车司机、副司机、司炉更须家庭出身贫苦、政治绝对可靠、技术绝对过硬的党员工人担任。但他们和段党委书记都不知道专列上坐的是哪位中央首长，亦禁止打听。

往常，毛泽东的专列出巡，天上还有三架一组的空军战机护航。此次出巡，毛泽东对空军存有戒心，取消了战机护航。

八月十六日凌晨，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华中重镇武汉，停靠在武昌区的一条僻静的铁路支线上。毛泽东先召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上车谈话。会思玉江西信丰人，十七岁参加红军，不算林彪的部下，而是毛泽东的老相识。第一个召他上车，是把此行在武汉逗留期间的外围警卫任务交给他：我在武昌期间的安全，由你和中央警卫团张团长负责，其他任何人不准插手，包括你们的政委刘丰，以及我带来的汪主任。但这话不要传出去。还有，你发个电报给周总理，安排华国锋今晚上来武昌见我。

会思玉立正，敬礼，向伟大领袖保证：主席的安全决不会有问题，警卫部队是我亲自调派的，我这就再去全面检查一次，回来接主席下车，天气太热，还是住到东湖梅岭二号去，各方面条件好一些……说罢，下车去了。

毛泽东通知汪东兴，让刘丰和随车而来的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新上车谈话。毛泽东兴致很好，一谈就是几小时。他先亲切地问刘丰湖北、河南的情况，笑称刘丰大军区政委，类似过去的两省总督。

刘丰汇报说；在主席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湖北、河南形势大好，人心稳定，市场繁荣，农村早稻丰收。今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结硕果的年份。

毛泽东心里不悦。刘丰跟着林副主席学，什么都能吹的天花乱坠。河南仍在武斗，湖北两大派问题还没有解决，“百万雄师”一直在闹翻案，怎么是形势大好，人心稳定？遂说：这几年，我是好话听了千箩筐，差点忽略另一方面的问题。比如，是要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还是要宗派，要山头，要分裂，要阴谋诡计？刘政委，你们不要紧张。我今天是和你们谈心、交心。算有的放矢，也算无的放矢。至于听不听得进，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刘丰很敏感，立即起立，立正，敬礼：报告主席，我刘丰永远听从主席指挥！汪东兴、刘建勋、王新也跟着起立，表明态度：忠于主席，忠于主席的革命路线。

毛泽东吸着烟，笑笑：看看，要你们不紧张，还是紧张啰。坐下，坐下，有话慢慢讲。我们这个国家啊，也是奇怪，喜欢团结，不喜欢分裂。中国党没有分裂，五十年来没有分裂。苏联党分裂过，分成布尔什维克和孟尔什维克。前者是少数，后者是多数。后来少数战胜多数。历史上，也有人想分裂我们党，但都不成功。

刘建勋问：都有哪些人分裂过我们党？

毛泽东说：刘书记，老朋友，你是文官，也不学点党史？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就会经多次分裂党，但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大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解除他的总书记职务，他拉了八十一个人组成“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左翼个鬼哟，右得不能再右，没搞多久，就垮台，以后变为托派。其中有个叫刘静仁的，年纪比我小，现在还活在北京，听说关到秦城去了。他会经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去见托洛茨基。还有个罗章龙，托派加右派，一九三一年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刘政委你知道这个人？也关起来了？放了吧，给口饭吃，养起来做反面教员。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同学。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敖阶。你们问瞿秋白、李立三算不算搞分裂？不算，是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接下来，毛泽东谈到井岗山和江西苏区时期的党内斗争，讲到他本人受到的打击、排挤，，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在福建龙岩开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十月初又在福建上杭开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我是红四军党代表，朱德是军长。会上他们批我的富农路线，我被迫离开红四军。由陈毅当上红四军前委书记，夺了权嚒。八月份，他们派陈毅秘密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中央政治局举行临时会议，专门听陈毅汇报。周恩来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长和军委书记，听了汇报后对陈毅讲：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毛泽东呢？应该拥护他，江西根据地是他搞起来的，他的一套是对的……有意思的是，陈毅这个同志啊，起初那样起劲的反对我，到上海受到批评，却根据周恩来几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对江西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信，经周恩来审改后带回。信中肯定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政策方针，战略战术，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毛泽东说：那次陈毅去上海，原本是去告我状的，但周恩来做了好事，批评陈毅犯了极端民主化错误。还要我“复辟”。中央要我“复辟”，我就“复辟”了。

刘丰、汪东兴、刘建勋、王新都笑了起来。汪东兴说：我在主席身边工作了这么久，也还是头一回听主席讲这段历史。

毛泽东说：一些个人遭遇，我本来也不想讲。今天是和你们交心，让你们知道些事，相互做个知心朋友嘛。刘政委，你说是不是？

刘丰赶忙点头：做主席的小学生，永远跟主席走。

毛泽东说：好，我继续。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四军又在福建上杭古田举行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信，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通过古田会议决议，在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上意义重大。你们可能不知道，那一年有个年轻的红军将领给我写过一封信，问井岗山的红旗还能打多久？对革命前途表示怀疑。我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回答他。这名红军将领今天已是位大人物，我不讲他的名字，你们心里有数。

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新不知道此人是谁，附耳问刘丰。刘丰摇头。刘建勋和汪东兴咬耳朵，问是不是林副主席？汪东兴点头。

毛泽东说：你们不要作耳语。此人解放后改口，写诗否认：壮志已成大业，岂疑星火燎原？人家不认帐，想赖帐。陈毅同志就不同，敢承认错误，敢把中央的指示信原原本本的带回根据地，信还是他代中央起草的。陈毅是个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人，不存私心杂念。要是换了另外的人，在那样信息闭塞的地方和年代，是很容易封锁消息和假传圣旨的。所以陈毅同志有错误，但本质是好的，不搞阴谋诡计，是个好同志呢。

毛泽东的用意很显明，借苏区旧事，喻干部忠奸。他接着说：古田会议之后，是纠正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王明在上海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他是公开论战。不久他去了莫斯科，当了共产国际执行局东方部委员，遥控国内的革命斗争。这期间江西苏区的红军壮大了，由林彪的红一军团、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萧克的红五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是总司令，我是总政委兼前委书记。……六届五中全会是在瑞金召开的。那时地下党中央在上海混不下去，搬到了江西苏区，主要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李富春、李维汉、陆定一、何凯丰等人，加上一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却不准我出席六届五中全会。他们还撤了我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兼前委书记，不让我在军队工作，派去当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做群众工作，我再次受到排挤打击。从此由“毛委员”改称“毛主席”，是个空头衔。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又开宁都会议，进一步批判我在红军部队中推行的一套战略战术。

刘丰插话：原来“毛主席”这个称呼是这么来的。

毛泽东说：不久，国民党军队向江西苏区进行第四次大围剿。这次反围剿战役是周恩来指挥的，他兼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战略战术仍是我的那一套，所以能打胜仗。这事，叶剑英同志可以做证明。

汪东兴插话：这段历史，我听叶帅讲过。那时，叶帅站在主席一边，同情主席的遭遇。周总理也私下指示过要照顾好主席的身体。那时主席患疟疾，养病。

毛泽东说：接下来是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博古、李德、周恩来那个三人团瞎指挥，二十万红军部队被消耗剩八万，差点全军覆灭，只好放弃江西中央苏区，实行大撤退，大转移，后来称做“长征”。开始也是一路败仗。湘江一役，就损失四万多人马，输得很惨。那时我不能参加军事指挥，只是躺在担架上跟着败退。一九三五年一月到贵州遵义，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撤了博古、李德的那个三人团，改由我、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恢复了我的红军指挥权。可是没过多久，红一军团的那个负责人就又向中央发电报，要求撤销毛泽东，改由彭德怀指挥全军……不是对我最忠最忠吗？关键时刻就不那么忠了啰。先是怀疑井岗山的红旗能打多久，这次是要求撤销我的红军指挥权。当然，遵义会议后，中央摆脱了王明、博古的控制，不会有人听他的了。我也从没有和他计较过。

刘丰的脸色泛白。终于听出来，毛主席指的那个红一军团负责人，就是林副主席，林副统帅啊。

毛泽东说：一、四方面军在川北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欺红一方面军的兵力比他红四方面军的兵力小，突然发动政变夺权，成立伪中央。这是党内闹分裂最危险的一次。这次又是叶剑英立下大功劳。他被派在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任参谋长，发现一封张国焘的电报，命令陈昌浩派部队把党中央机关截下……叶剑英冒着危险，单人匹马连夜赶了六十里，把电报送来给我和恩来看。我在纸烟盒上录下电报内容，要剑英赶快回去，不然被张国焘发现，不得了。当天晚上，党中央机关就转移了，一千五百多人组成北上支队，彭德怀当司令员，我当政委。后来张国焘闹分裂失败，还是带着红四方面军主力到了陕北。再后来，他从延安逃跑了。他要是不跑，七大，八大，九大，我还会提名他当个政治局委员。搞革命，要有这个气量。我们这个党，军队，是到了陕北，通过延安整风，才真正统一、团结起来的。全国胜利后哪，你们知道的，高饶想夺权，搞反党联盟；彭黄张周想夺权，搞军事俱乐部；刘少奇彭真想夺权，搞反革命修正主义……都没有搞成功。

刘建勋说：有主席领导，我们党就团结，就统一。

汪东兴说：党的团结，稳如泰山，谁也撼不动。

毛泽东摇头：你们参加革命这么久了，又都做了大官，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怎么稳如泰山？去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难道不是事实？

话锋一转，雷霆万钧。大家一愣，顿觉大事不妙，赶快抢着当面检讨。

汪东兴说：主席！我在庐山上那个该死的发言，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要继续检查，并在工作中改造自己，死心蹋地跟着主席。

刘建勋说：我是稀里糊涂犯了错误，但我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会忠于主席和中央。

王新说：我是中央候补委员，庐山会议也表错态，已向省委、中央军委写了书面检查。但从我内心来讲，天塌地陷，海枯石烂，我跟主席走的决心不变。

刘丰说：庐山会议上，我们中南组是受到军委办事组某些同志的影响，讲错话，表错态。我本人更是要深刻检查，努力改正。

毛泽东盯住刘丰问：都是受了军委办事组什么人物的影响呀！你可以指名道姓，不要仍有顾虑。

刘丰额头上冒出层细细的汗珠子：主席，向您汇报，我无所顾虑……在中南组，是海军李政委。我是受了李政委的某些影响。

毛泽东仍盯住不放：不光是李作鹏吧？为什么不敢提到叶群？因为她是林副主席夫人？

刘丰无言以对了。汪东兴、刘建勋、王新三人也都心里打鼓，因为去年庐山会议上，都或深或浅的和叶群有过接触，表示支持林副主席。

毛泽东的目光放过刘丰，环视各位一眼，说：你们就是太性急了，急于向我的那个接班人表忠心，是不是？当然问题的根子不在你们。你们属于沉不住气，轻举妄动，上当受骗。根子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吴、叶、李、邱等人。他们气势汹汹，扬言要揪人抓人。中央还是允许他们检讨，允许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工作。他们是在前台表演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人看到我年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当国家主席，分裂党，分裂中央。一句话，急于夺权。所以讲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一个司令部以我为首，另一个司令部以谁为首？你们可以去推测。

四人听着领袖的指示，不敢作笔录，只感到满脑袋嗡嗡作响，轰轰喔喔。除汪东兴外，其他三人仍不敢想像，也无法接受，原来党中央两个主席，两个统帅，又在斗法了啊。

毛泽东说：什么是“天才”？陈伯达搞了个称“天才”语录，把我奉为“天才”。我不是什么天才，也讨厌人家称我为天才。本人只读了三年孔夫子，进了七年洋学堂，一九一八年二十五岁，开始读马列主义，也只读了点皮毛。就这点根底，算什么天才？地才也算不上。我是从革命中学习革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相信党内的大多数同志都是这样。理论一定要和实践相结合，不然你那个理论就是空的，屁钱不值。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张闻天、刘少奇的理论就屁钱不值。……讲回庐山会议上犯错误的人，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大的原则的错误，犯方向路线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都没有改嘛。所以我讲，犯路线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大家脑子里又是轰地一响：毛主席已经判定，林副主席是错到底了，改也难了？

毛泽东说：党中央怎么办？对犯错误的人，包括为首的和骨干分子在内，还是执行教育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至于他们肯不肯改，愿不愿意洗心革面，立地成佛，那是他们的事，中央无法包办。我相信，多数可以救过来，少数可能救不过来。有了错误就改，如在座的汪东兴同志，已分别在中央办公厅一千五百人大会上、中央警卫团七千人大会上作了检讨，取得谅解。他接触最多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的干部群众，这怕什么呢？他不怕，照样受到信任和重用，照样在我身边工作。他是最好的例子。我要把他树成高级干部改正错误的一个样板，大家都来向他学习，由他来组织大家学习、讨论。

汪东兴连忙说：主席，样板不敢当，我的错误还要继续检查，牢记教训，永不再犯。

毛泽东说：汪东兴可以改正，相信多数同志也可以改正。说起来，我也有错误。什么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管得少了。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志愿军回国后，军队的事主要交给彭德怀去管。我徽求过周总理的意见，说还是彭德怀管，他在长征途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彭德怀之后，就是林彪同志管了，有十一、二年时间了吧？自去年九届二中全会起，我觉悟了，认识到自己也犯有错误，开始管军队的事了。怎么管的？可以告诉各位，是三个法宝，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甩石头，就是逮捕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加上命令黄、吴、叶、李、邱五员大将作检查，把这些石头甩出去；掺沙子，就是派李先念、陈锡联、纪登魁、李德生、刘贤权等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最近又把汪东兴、华国锋也派进去。你黄、吴、叶、李、邱还把持得住军委办事组吗？挖墙角，就是改组北京军区，加强北京卫戍区，派李德生同志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魁任政委，两人同时参加北京卫戍区领导。

汪东兴、刘丰、刘建勋、王新听到这里，齐赞主席英明，主席英明。

毛泽东不悦地说：又英明了不是？不要再吹我英明了。我现在一听到吹捧就头痛。你们不要跟着人家学。现在中央两个主席各管各。我的接班人大半年不肯出席中央会议，让我做单干户，唱独脚戏。这种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七老八十了，需要多几个助手。下个月开三中全会，增补几个常委。党中央也要搞老、中、青三结合。现在光有老，没有中、青不行。副主席多搞几个，总理、康生，加上一名搞理论的，中央文革也出一个，方便工作。青呢？应在三十至四十岁的中央委员里头挑一个，条件是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作为第三代接班人来栽培。你们同不同意我这个设想啊？

汪东兴、刘丰、刘建勋、王新都听懂了。特别是汪东兴总算听明白了，江青、张春桥要当中央常委、副主席了。“青”会是谁？是不是上海的那个王洪文？

当天中午，毛泽东对汪东兴、刘丰等人的谈话告一段落。在专列上用了早餐和中餐。曾思玉和张团长上车来请毛泽东移驾东湖宾馆梅岭二号。

一行人随护毛泽东至梅岭二号。毛吩嘱汪东兴：我累了。近两天你负责组织他们几个，把我上午的谈话讨论讨论，谈谈各人的看法，消化消化。我对你们，是吹了吹风，还是倾盆大雨啊？

汪东兴、刘丰等人一齐点头：既吹风，又倾盆大雨，要认真学习，努力消化。

晚上，毛泽东一觉醒来，华国锋已乘坐专机从北京赶到，即被召进去谈话。毛泽东仍裹着睡袍半仰半躺在床上，一名长相秀丽的女护士刚替他做过全身按摩，脸蛋儿红红的退出。

毛泽东问表情木讷、样子忠厚的华国锋：你来了？很好。都在忙些什么？

华国锋汇报：报告主席，我刚到国务院工作，着手了解工农业生产情况。总理吩咐我向主席汇报农业学大寨的事。

毛泽东取过一支烟，华国锋连忙从床头柜上抓起火柴给领袖点烟。毛泽东吸着烟，说：你是满脑壳的农业，在湖南抓农业，到中央也是农业农业。我是满脑壳的路线斗争，除了斗争还是斗争。当然你抓农业也有路线斗争。是人民公社好还是分田单干好？就是路线斗争。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路线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一切正确。

接下来，毛泽东对华国锋也简述了党的历史，从陈独秀，到刘少奇，党经历了九次分裂……说到刘少奇时，毛泽东仍是心有怒意：少奇讲三年自然灾害是人祸，饿死农民，是我搞的！还说乡下人相食，要上史书的！罪名很大。我要采取办法他们又不赞成。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才把他打垮。上次九届二中全会呢？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一伙人在庐山搞突然袭击，称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对我。是我把“天才”二字划掉，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们和我打对台。我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所指的，空军才能炸平嘛。我这次坐火车出行，就不敢要战机在天上护航。火车在地上走，飞机在空中扔炸弹怎么办？有人吹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不就有六万句？他们却坚持闹，一直闹，半句都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才一句顶万句。

讲过党的历史，毛泽东忽然问：你还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吧？我想回长沙住几天，你看行不行啊？

华国锋说：行啊，哪能不行？我陪主席回去。

毛泽东又问：现在省军区是卜占亚当家？他是哪个的人马？听讲前两年叶剑英下放湘潭休息，受到恶劣对待。

华国锋说：那事我也有责任。但叶帅归军委系统安排。卜占亚是四野的老部下。

毛泽东说：此人我不熟悉。如果我继续南下广州，你看安全不安全？此事我只问你一个人。

华国锋似有难言之隐。在毛泽东目光的追迫下，只好麻着胆子回答：依目前情势，四野出身的某些将领，面目不清……建议主席这次到长沙为止。

毛泽东面无表情地说：明白你的意思了……广州军区是四野的老窝子，大本营。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都是黄永胜提拔的……华书记，老夫接受你的建议，不去广州。离港澳那样近，坏人干下坏事，朝港澳一跑，逃之天天。再问你，武汉的这个刘丰，你了解多少？

华国锋回答：不多。听说他大革命时期属红五军团，徐海东的老部下，抗战时期在一二 O 师，解放战争时期在第二野战军，是刘、邓部下……历史上和四野无关。

毛泽东点头：那好，我们还可以拉他一把。六七年武汉事件那次，他是站在我这一边的。这样吧，你明天先回北京去，告诉总理，我在这里很好，北京方面请他多留心。有情况，可随时和我联系。过两天，你再回到我这里来。要派你去长沙打前站。和汪东兴一起去。记住，长沙的保卫工作以你为主，是你领导汪东兴，不是汪东兴领导你。到时我会和汪打招呼。广州不去了，通知丁盛、刘兴元到长沙，我找他们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