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赤日流火 红色恐怖

「红卫兵」一词最初出于清华大学附中十几名学生写大字报的集体署名。由于名字响亮，好念好听又好看，很快地，北大附中、师大附中、地质学院附中、石油学院附中、矿产学院附中、市一中、市十一中、市二十五中、市五十一中等等，竞相效仿，纷纷成立了以「红卫兵」为名称的学生造反组织。原先派驻在大、中学校的工作组被撤销后，红卫兵组织更是有如雨后春笋，遍布京城。学生娃娃们再无校规纪律的约束，人人挥舞棍棒、牛皮带，学孙猴子大闹天宫，大打出手。造反浪潮迅即从校内冲向校外，从「横扫校园里的牛鬼蛇神」发展到「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

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司令部的两张大字报：〈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成为广泛传抄、到处散发的「红卫兵宣言」，宣称「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大反特反，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紧接着，红卫兵小将们又有了自己的「战歌」，唱彻大街小巷：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大风浪里炼红心，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横扫一切害人虫！

敢革命，敢斗争，

革命造反永不停。

彻底砸烂旧世界，

革命江山万年红！

对于红卫兵运动的出现，除了钓鱼台的文革小组成员们在背后积极支持、鼓动，整个中南海中央机关的负责人无不旁徨四顾，不知因应。刘少奇、邓小平等思想右倾保守者，接读工作人员抄报上来的「红卫兵宣言」和「红卫兵战歌」，惟有苦笑：一九四九年以来的新中国、新社会，怎么成了「旧世界」、「旧社会」？需要学生娃娃们来彻底砸烂了？但此时他们已被毛泽东斥为「镇压运动、搞白色恐怖」，再出声不得。

八月四日晚间，亦即十一中全会日的第四天，毛泽东审读了夫人江青呈报上来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及所附上的「两论」，不禁大喜，这正是他对付刘、邓司令部所需要的！稍加思索，即挥动如椽巨笔，写下一封热力四射的回信：

清华附中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毛泽东的这封御笔信，如同授予了红卫兵尚方宝剑，号令他们杀向全社会。过了几天，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各地运动情况，谈到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包围江苏省委机关、包围《新华日报》报社时，毛泽东更指示：为什么不准人家来包围？要允许包围省委，包围报馆，直至包围中南海，包围国务院。你们怕什么？我看只有那些搞修正主义、镇压群众的少数人感到害怕。我就不怕，我和革命小将们站在一起，欢迎他们来包围。我的这个态度，你们可以传下去。

北京红卫兵闻风而动。清华井岗山、北大战旗红、北航红旗等红卫兵组织的数千人马开始聚集在中南海西门外，扎下帐篷，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求党中央允许他们揪斗彭、罗、陆、杨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因西门内是中央办公厅办公重地，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请周恩来总理出面，劝说红卫兵小将们撤离。红卫兵代表却进一步要求刘少奇、邓小平出来，和他们辩论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刘少奇、邓小平不出来，他们决不收兵！

八月十二日黄昏，刚刚开完十一中全会的毛泽东主席，避开身边的警卫人员，突然出现在中南海西门。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数千名红卫兵喜出望外，热泪盈眶，欢声雷动。毛泽东径直走到红卫兵人群中间，刚扯高嗓门讲了一句：红卫兵小将们！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立即被娃娃们的人潮所包围，被「万岁、万万岁」的呼啸声所淹没。

幸而周恩来闻讯赶到，立即命令警卫连队展开队形，插入人潮，把伟大领袖从红卫兵的狂热包围中「抢」了出来。小将们为抢着和毛主席握手，把毛的衣服都扯破了，脚下的鞋子也踩掉了。中南海西门被警卫部队的人墙隔断后，毛泽东对一头虚汗的周恩来说：形势好啊，红卫兵起来了，正如列宁所讲的，革命就是大喊大叫、大吵大闹。这回要吵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了。

周恩来说：主席，你一身系天下安危，大意不得。今后要去哪里，还是先告诉一声警卫人员。刚才一听讲主席走丢了，我紧张到两腿发软……。

毛泽东却依然兴致勃勃地说：有什么好紧张的？和小将们在一起，我高兴得很呢！恩来，我看这样吧，不单是要让北京的红卫兵来见我，还要让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来见见我。

周恩来说：那好办，你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小将时，让中央新闻纪录片厂的人来拍片，之后分送全国各地去放映。

毛泽东手一挥：那不够。乾脆全国青年学生来次大解放，由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起下通知，让大学、中学的娃娃们，进行革命大串连！他们来北京，北京要欢迎，坐火车不要票，住旅馆不要钱，吃饭记个帐。分期分批，组织好接待。红卫兵是我的客人，中央的客人。北京的娃娃们去外地串连，也照此办理。过去唐三藏到西天取经，现在外地红卫兵到北京取经，北京红卫兵到外地取经，交流造反经验，全国点火，全国刮风，好得很！

周恩来一听头都大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主席怎么可以这样突发奇想？不由地说了一句：那可是几千万人的大流动呀！北上南下，东出西进，四面八方，全国的铁路、公路交通能不能承受？还有住宿、饮食、医疗各项服务跟不跟得上？外地红卫兵小将成百万、成百万的涌进北京来……。

毛泽东眼睛一瞪：此事史无前例，只在我手上办一次。你想不想办？不办，我叫陶铸他们办。国务院立即下通知，由陶铸来统管。

周恩来心里打了个激凌，那一来，陶铸不就实际上取代自己的总理职务了？难怪本次中常委改组陶铸排名第四……忙改口说：主席，我办！坚决照主席的指示和要求办。国务院和军委立即组成专门班子，文、教、卫、体，党、政、工、团齐动员，开展全国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大串连。

毛泽东目光转而和蔼：那就好。到时候几千万人上路，胜过战争年代的大兵团作战……我就喜欢这个场面。外地红卫兵到了北京，经风雨，见世面，我和中央领导人要在天安门广场上分期分批接见。如今的红卫小将爱穿军装，我们中央领导人也都要穿上军装。政治局、国务院、军委、文革小组，四家成员，一人一套军装。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接见首都五十万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八？一八」被定为「红卫兵节」。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更以批转中共中央文件的方式，在公安部的请示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中明文规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从而为全国红卫兵更大规模的打、砸、抢、抄、抓行径提供了政治保护及政策保障。

与此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首都红卫兵「杀」向社会、大破「四旧」的活动向全国推广；《人民日报》则连续发表了三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好得很！〉、〈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热烈赞扬和鼓吹红卫兵的揪斗、抄家、草菅人命的「革命行动」。各省市报纸、电台及名目繁多的红卫兵小报积极跟进，逐日刊出有关的「喜报」、「大捷」、「告全市人民书」、「告全省人民书」、「告全国人民书」等等。

至此，全国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的亲自号令、部署下，终于火山、海啸一般爆发。

以下资料，即是从当年的各类「喜报」、「战报」中摘出：

八月二十日，北京市三十万红卫兵受到毛泽东接见和中央文件的鼓舞，千万股洪流般涌向大街小巷，开始规模空前的「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活动。几天之内，市内所有著名的街道、学校、医院、博物馆、商店、公园、影剧院的旧牌被砸，强令改换新名，如：

横贯北京市中心的东、西长安大道改名为「东方红大街」；

外国使领馆集中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

苏联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

王府井大街改名为「东风市场大街」。悬挂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烤鸭店改名为「北京烤鸭店」，亨得利钟表店改名「首都钟表店」。这条繁华的商业大街两旁所有的玻璃橱窗、霓虹灯标牌、商业装饰全部砸光，火光爆裂如同烟花，玻璃碎片雨点般喷洒到马路上、电车上，被称为「王府井玻璃雨之夜」；

同仁医院被改名为「工农兵眼科医院」，协和医院被改名为「反帝医院」，荣宝斋被改名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天桥剧场被改名为「红卫兵剧场」，景山公园改名为「红卫兵公园」，颐和园改名为「首都人民公园」，故宫博物院改名为「封建帝王罪行展览馆」！……

北京红卫兵刮起的「破四旧、立四新」改名风潮，经电台、报纸传播，各省市红卫兵迅即竞先效法：

在第一大城市上海，有上百年历史的「大世界游乐场」的大招牌被砸下，改名为「东方红剧场」，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改名「上海永向东百货公司」，霞飞路改名为「淮海路」，《新民晚报》改名为《上海晚报》，豫园改名为「红园」；

在天津，全市计有两万多家大小百货商店、副食品商店、服装店等被改名，如著名的「劝业场」大匾被砸，改名为「人民市场」，中原公司被改名为「工农兵商场」，北洋纱厂被改名为「四新纱厂」，宁园公园被改名为「二七纪念公园」；

在杭州，东坡路被改名为「东风路」，张小泉剪刀铺被改名「杭州剪刀店」，西湖白堤改名「红堤」，苏堤改名为「人民堤」。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苏小小墓被掘，「平湖秋月」古碑被砸，虎跑泉的老虎石雕、岳王坟的岳飞、秦桧塑像均不翼而飞。

这股改名狂风甚至刮上了世界屋脊的西藏首府拉萨，藏汉两族的红卫兵小将把著名的八角街改名为「立新大街」，「门孜康藏医院」改名为「劳动人民医院」，历代达赖的居所罗布村改名「人民公园」，药王山改名「胜利峰」，以纪念一九五九年解放军部队在此山平叛……。

与改名风潮同时刮起的，是更具摧毁性的打砸抄家、扫地出门狂潮，于八月下旬进入高峰期。

又是由北京市红卫兵带头。短短几天内，单是北京大学校园内就有一百多位教授被抄家，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史学家翦白赞的家园被封门。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往往被不同的红卫兵组织重复抄家十几次。抄家时，红卫兵挥舞棍棒、皮带，命令保母小孩滚蛋，户主夫妇跪地，逼迫交出所谓的「变天帐」、「反动日记」、「地契」、「特务用品」等等，实为索要文物字画、金银首饰、现金及存摺。户主稍有辩解，即被革命小将剃「阴阳头」，以铜头皮带抽打，直至头破血流。之后红卫兵们带着「战利品」，意气风发、乐不可支地高唱着被他们改了词的毛主席语录歌，扬长而去：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打、砸、抢、抄、抓！

打、砸、抢、抄、抓！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据统计，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全北京市十一万四千多户「黑帮」被抄家，扫地出门。在公安派出所的配合下，被押送回原籍劳动改造的「地主、资本家、历史反革命分子」达八万五千一百九十八人。一千七百多人被活活殴打致死。

全市红卫兵抄得金银珠宝、文物字画、古董珍玩，明、清家具数百万件，各类图书二百三十五万多册，现金、存摺、公债、外币达四千四百七十八万余元。这些物品，除少数被私拿、私吞，绝大部分集中堆放在几座学校的空坪上，任由红卫兵焚烧、捣毁。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成员王力、戚本禹等人闻讯后，下令部队看守，再亲赴堆积场挑拣唐宋名画、古瓷古玩、善本图书，一车车「借回」各自家中「收藏」。毛夫人江青不便自己出面，自有文革小组成员代劳、奉上。「中央首长们」挑拣走的毕竟数量有限，剩下的交由市属废旧物资收购部门贱价收购，共收购、收存各类实物三百三十万五千一百多件。已被焚烧、捣毁的大批文物不计其数。仅从以上简单数字，即可窥见北京红卫兵小将们的抄家行动是何等的完全、乾净、彻底。

红卫兵的「破四旧」狂潮，当然也不会放过那些国家级、北京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颐和园佛香阁的释迦牟尼金身被砸碎，两座小佛像被套上铁练拖走；

万里长城的精华——北京段长城被拆毁一百零八华里；

丰台区大井村延寿寺中的明初文物——十余米高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金像（铜塑）被拉倒，佛身断成三截，千手千眼全部断碎，变做一堆废铜；

海淀区朱房村汉城遗址内丰富的珍藏，文物部门尚未发掘，却被红卫兵挖掘一空；

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刹戒台坛寺，寺内数千尊大佛和四周的上万尊小佛像全部被砸光，使得此一中国现存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宏大的佛教艺术奇观，万劫不复，从地面上消失；

其余白塔寺、潭拓寺、大钟寺、白云观、团城、圆明园遗址、修道院、天主教教堂等等，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北京市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文物普查时列为重点保护的文物古迹计有六千八百四十三处，在「破四旧」运动中被捣毁的竟高达四千九百二十二处！当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八年抗战日军占领北平以及国共内战都没有破坏的文物古迹，却没有逃过红卫兵的浩劫。惟故宫、劳动人民文化宫（原太庙）、中山公园（原社稷坛）、景山公园、北海公园、天坛、雍和宫等少数文物古迹，经周恩来、陶铸及时派卫戌区部队进驻保护，而免遭破坏。

北京红卫兵不但在北京「大破四旧」，而且远赴外地「战斗」。曾被江青的中央文革封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造反女将谭厚兰，在康生授意下，率领北师大红卫兵组织「井岗山战团」两百多人到孔子家乡——山东曲阜，召开捣毁孔府、孔庙的万人誓师大会，之后以近一个月的时间，砸毁文物六千多件，烧毁古书二千七百多册，历代字画九百多轴，砸碎历代石碑一千多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的国宝七十多件，珍版古籍一千多册。

北京红卫兵带头，各地红卫兵跟进。

上海市主要商业大街两旁的一百多块巨型广告牌，一夜之间全部被红卫兵用「毛主席语录」所覆盖；上海万国公墓内所有「封、资、修反动人物」的墓碑被砸，连宋庆龄父母的墓穴都被捣毁；上海市所有的教堂、尖塔十字架被砸，祭坛被毁，圣经被烧；始建于公元二四七年（三国时代）的龙华古寺遭遇千古未有的浩劫，被誉为「龙华三宝」之一的范金毗卢佛像高约七尺，莲花座下配有千佛，为无价之宝，被击成碎片。弥勒殿供奉的弥勒化身布袋和尚坐像被砍下头颅；相传建于三国赤乌年间的静安寺，国宝级文物真言宗密坛被捣毁，整座静安寺最后只剩下几间空寺室；上海三大名刹之一的玉佛寺佛教书局被焚，大量佛经、法物、佛像被扔到寺门外的江宁路上大火焚烧，柏油路面被溶化，檀香木发出的香气十里可闻。

天津市红卫兵共查抄十万二千多户人家，抄获一万三千多辆卡车的财物，装满了约六万平方米的五十二座临时仓库。其中现金五百五十六万余元，存款四千零五十万元，公债二千六百十一万元，黄金四万多两，金银饰品六万多件，银圆六十多万枚。

……呜呼，一时间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佛教四大丛林的五台山、峨嵋山、九华山、普陀山，道教圣地武当山、九宫山、青城山、武夷山等等，莽莽我神州，九千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五千年历史文明所遗留下来的文物古迹，几破坏殆尽！

尚有无数哭笑不得的事例：

南岳衡山上的数百名和尚、尼姑，被北京南下的红卫兵结合本地红卫兵轮番批斗、游山、教育之后，强迫还俗，在山上林场就业，强制婚配，责令他们去产下「佛子」；

福建红卫兵开风气之先：掘「坏蛋」坟墓。他们和北京来的红卫兵战友一道，掘了毛泽东指称「有变节行为」的大革命时期中共总书记瞿秋白的坟墓；

不久，四川红卫兵掘了广安县牌坊村邓小平家的祖坟；

湖南红卫兵掘了宁乡县花明楼乡炭子冲刘少奇家的祖坟。由郭沫若手书的「刘少奇同志故居」的金字匾额，被摘下来，翻转至另一面，做了公社食堂的砧板，天天切菜、切肉，千刀万剁去了。

……

红卫兵运动的另一项创举，就是对「反动权威」、「黑帮分子」以及「黑七类狗崽子」实行群众专政。他们组建纠察队，私设公堂、牛棚、劳改所，施以各种酷刑，进行肉体折磨。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北京市文艺战线红卫兵组织在焚烧原清代国子监孔庙大院内的大批戏装、道具时，把著名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著名京剧艺术家荀慧生、马连良、袁世海、白芸生，相声家侯宝林等三十多人抓来，分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权威」、「美蒋特务」、「苏修间谍」之类的大黑牌，进行现场批斗。他们全部被剃成「阴阳头」，或是头上「推出飞机跑道」。一些人头上还被泼上墨汁。红卫兵强令他们跑在火堆旁，一边受烈火炙烤，一边被道具刀棒或铜头皮带抽打……六十七岁的老舍先生因跪在地上说了一句「士可杀、不可辱」，当即被打得头破血流，晕死过去。他痛醒之后四望无人，没有回那个已被抄了无数次的家，而是怀揣一卷他手抄的、批斗场上当作「护身符」的毛泽东诗词，一头栽进了德胜门外的太平湖；

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被红卫兵抄家多次，因交不出徐悲鸿的遗作（徐去世后遗作全部上交文化部收存），而打得晕死两次；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被红卫兵押着拔草劳动时，竟逼迫他将野草嚼吃下去。在批斗会上他更被钉有铁钉的木板打得皮开肉绽。不久他逃过红卫兵看押，南下广东汕头偷渡出境，才保住性命；

中央乐团的红卫兵专砸钢琴家的十指，中央芭蕾舞团的红卫兵专砸舞蹈家的双足，等等；

八月二十五日，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谢富治在全市公安干警大会上讲话：「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派出所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袷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有了毛泽东亲信大将谢富治的指示，红卫兵小将们的暴行更是有恃无恐了。八、九月间，每天均有数以千计的红卫兵战士聚集在北京火车站广场，以棍棒、铜头皮带毒打那些被勒令遣返原籍的「黑七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并把被打得晕死过去的人拖入站内往事厢里扔。在车站值勤的警察和卫戍区士兵，则奉上级命令作壁上观，任红卫兵们对「阶级敌人」发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

在北京郊区大兴县、房山县，均于八月底发生了红卫兵和贫下中农集体处死「四类分子」及家属子女事件。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共杀害「四类分子」三百二十五人，其中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才出生三十天。有二十二户人家满门杀绝。事件汇报给谢富治，谢富治指示：杀了的就杀了，不要追究了；没有被杀的，就不要杀了，留作劳动力，毛主席也是这个意思。

在外地，这类自上而下的「群众专政」风潮，迅速蔓延。以下仅录几位著名人士的例子：

中共创始人之一、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被学校红卫兵扣上「叛徒」、「地主分子」帽子，轮番批斗、殴打，八月二十四日浮尸珞家珈山下东湖水面，疑为畏罪自杀，实为被打死后抛入湖中；

复旦大学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当上「牛鬼蛇神」后，被红卫兵喷了满头红墨水，并被迫令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学狗爬；

著名翻译家傅雷，一生翻译了三十多部外国文学名著，划成右派分子。九月二日被红卫兵抄家、凌辱，九月三日夫妇双双上吊自杀；

八路军抗日名曲〈游击队员之歌〉作者、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渌汀的家被红卫兵抄的家徒四壁，全家人的衣物被褥全部作为战利品拉走，连一条毛巾被都没有给留下。不久贺渌汀这位「人民音乐家」自杀身亡；

在南京市，著名画家刘海粟的家被红卫兵抄了二十四次……。

藉藉无名「黑帮分子们」的冤魂，如恒河沙数，无从记述。

应当客观提到的是，对于八月间掀起的全国红卫兵狂潮，周恩来、陶铸等人在不惹怒毛泽东的前提下，竭力采行了一些「降温」措施。自八月份起至年底止，周、陶共接见北京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代表、造反群众组织代表一百六十多次，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能说全国的大学、中学的所有领导都是走资派，不能说党政机关的领导人都是走资派、黑帮分子，不要认为一切领导机关都需要『炮打』」，「就是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干部，也要立足于教育、挽救」；他们还曾经开列出一个「中央保护名单」，报毛泽东审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及各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上领导干部，包括李宗仁、张治中、程潜、章 士钊、钱学森等民主党派人士和科学家，红卫兵组织不得抄家、揪斗。后来这纸「保护名单」并不能保护李宗仁、张治中等著名人物，周恩来亲自安排他们入住解放军三○一医院将军楼，以避过红卫兵的抄家风潮。周恩来和陶铸并指示卫戌区，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也保护起来，不让红卫兵小将揪去公开批斗。

八月下旬，周恩来、陶铸商定，起草了一个保护要害部门与国家机密的通知，规定红卫兵和造反派不得冲击军事机关、电台、电视台、新华社、档案馆、银行、仓库、机场、港口、电厂、重要公用事业等。文件拟出后，周恩来、陶铸提议照发。江青看后非常恼火，认作「束缚红卫兵手脚，小题大作」，送她丈夫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大笔一挥：此件不发。

九月一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说：打击面不要过宽，凡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都打击，那就广了。右派分子已经摘了帽子的，就不算了。一般资产阶级分子，老老实实，奉公守法，有选举权，不要打倒……他并明言劝止搜查、抄家、抓人、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静坐示威等行为。

九月上旬，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要求红卫兵小将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组织纪律性，使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受危害，机密不致外泄，不动手打人、毁物，公家财产少受损失，交通运输不受阻断，对外关系不受影响，等等。文稿由周恩来、陶铸两人签署，送中央文革徵求意见。由于陈伯达、康生、江青三人指文稿旨在束缚红卫兵小将手脚，会起到压制造反左派的作用，持坚决否定的态度，周恩来只得将其收回，不再送毛泽东审阅，以免龙颜震怒，惹火烧身。

周恩来、陶铸的「降温」措施一再受到挫折，被江青等人讥为「救火队队长」、「折衷主义和稀泥」。但周恩来并不气馁，而表现出一种罕见的巧为周旋的政治韧性。他曾对陶铸表明心迹：我们不能阻止什么，多少给降点温，做点缓冲啰……我是总理，你是常务副总理，至少替国家把住两条，一是造反组织不准跨行业「串连」，搞什么联合行动；二是各行业不准停止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