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疏散人口 杀人灭口

再说中共“九大”之后，各地动乱局势并未如毛、林、周所预期的平息下来。南方、北方，各省市的派性武斗仍在继续，工厂矿山仍在闹罢工，铁路航运时通时停，重大事故频生，单是一九六九年上半年就撞毁了六千多节火车货车，死伤人员无数。各级革命委员会内，也是山头林立，各派代表各派的利益。其间毛泽东布署全国进行“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也是造反派清理保守派，保守派清理造反派，你清我、我清你的混战一场。周恩来仍以大半时间和精力与各省区的各派代表会见、谈判，居间调停。唯江青、康生领导的中央文革及其中央专案组成绩斐然，在每个省区都揪出一批历史大案，除运动初期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还有“新内蒙古人民党反革命案”、“湖南地下党叛徒集团案”、“冀东地下党叛徒集团案”、“四川红旗党反革命案”、“新疆叛徒集团案”、“东北帮叛党投敌集团案”、“福建地下党叛徒集团案”……每省区的“叛徒集团”都涉及成千上万名原地下党干部，实为对刘少奇为代表的原白区地下党的总清洗。

“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未能达到平息动乱局面之目的，有“共军小诸葛”之称的林彪，向毛泽东献一箭双雕治国良策：鉴于中苏边境冲突日趋激烈，实施全国动员，全党全军一致对外，准备打仗，打世界大战，热核战。既可转移国内矛盾，压制派性斗争；又可警告苏修，我已作好战争准备，你敢大举入犯，七亿中国人民和你拚命。我拚掉五亿，还有两亿。你拚掉两亿，剩个屁。

毛泽东当即批示：林帅计多谋足，此议照准，交总理酌办。

八月二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民族革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一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二加强军民、军政、各族人民团结，共同对敌；三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持岗位，坚决执行命令；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大联合；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七．一三”布告，立即停止武斗；六绝对不准冲击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七要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八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九坚决镇压反革命。

中央号令一出，全国各地报纸、电台纷纷发表社论、专论、群众来信，全力宣传“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前线”，“粉碎一切来犯之敌”，“打倒苏修美帝、保卫伟大祖国”……港、台报纸，路透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更是闻鸡起舞，大造战争舆论：“苏中大仗在即”，“中苏之战一触即发”，“中苏决一死战，英美坐收渔利”，“苏拟先发制人，摧毁中共核武基地”，“苏红军坦克集团，可于四十八小时内攻陷北京”，等等。

十月一日国庆节前夕，为预防苏修在节日期间对我首都北京地区进行大规模空袭，林彪更提出两项战备措施：一是把密云水库的水提前放掉，以免水库大坝被炸，水淹北京城；二是把房山县的原子能工厂及核反应堆拆迁到大西南去，以免一旦受到轰炸，造成北京地区核污染。

毛泽东再又批示：照准。交总理执行。

副主席、主席决策，总理事前毫不知情。一天深夜，总参谋长黄永胜给周恩来电话，报告两位主席的决定。周恩来一听，头上冒出冷汗，心里叫声苦也！放掉密云水库的水？那是北京地区工、农业生产用水，也是北京市几百万居民的生活用水呀！把水放掉，所有的工厂企业关门？几百万居民喝什么、用什么？而且密云水库常年蓄水量十多亿立方米，一下子放到哪里去？又要重复一九三八年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以阻挡日军的惨剧？结果日军还没来，黄河水淹千里，活活淹死几十万人。现在苏军未入侵，我们先演一出水淹北京？还有北京西南远郊房山县的原子能厂及核反应堆，怎么拆迁？突然停止运转，造成核泄漏怎么办？毛主席啊，林副主席，如此重大决策，竟同儿戏！

周恩来火冒三丈，忧心如焚，但在电话里，语气却十分平和、温顺：黄总长，请转告主席和林副主席，我坚决执行中央两主席的决策，马上召开两个座谈会，研究执行步骤和事项。

由于时间紧迫，周恩来首先召集水利部负责人和北京市负责人座谈会，并通知“九大”后毛泽东新指定的中央日常工作十三人碰头会议成员出席。十三人为：周恩来（召集人）、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谢富治、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魁。李德生原为南京军区属下第十二军军长兼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纪登魁原为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均是毛泽东南巡时发现的人才，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调中央工作。是毛泽东新布下的两枚重要棋子。

水利部军管会主任是一名正军级干部，表示坚决执行党中央决定，中央什么时候下令放水，驻守密云水库的部队立即打开闸门。周恩来对水利部军管会主任的表态予以肯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嘛；转而询问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革委主任谢富治：密云水库的水放掉后，北京市的工业用水、居民生活用水有不有别的替代水源？谢富治涨红脸膛、瞪大眼睛说：我在北京市工作这些年，情况还算了解一点，目前，密云水库的蓄水占北京市总供水量的十分之八，放掉密云的水，北京马上成为一座旱城。工厂可以停工，但几百万市民和驻军的日常生活用水怎么办？周恩来要求与会的负责人都谈谈自己的看法。结果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李德生、纪登魁等人在内，都不同意在苏修空袭意向未明之前放掉密云水库蓄水。黄、吴、叶、李、邱五员林派大将没有表态。最后，周恩来责成北京市委和水利部军管会，共同起草一份给中央的报告，建议中央暂缓放掉密云水库蓄水，以保障北京地区的生产、生活用水正常供应。

房山县原子能工厂及核反应堆的搬迁问题，亦被周恩来以类似的方式，十足温和地召开了一次原子能专门委员会座谈会，中央工作十三人碰头会成员全部出席，予以搁置。事后，毛泽东说，还是靠总理当家，若真的放掉密云水库的水，大家都没得水喝，马桶也会很臭。

九月三日，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人民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河内病逝。胡志明重病期间，中国政府派出的医疗专家小组一直参与抢救。当天晚上，毛泽东派周恩来、叶剑英为正副团长，以第一时间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河内吊唁，沉痛哀悼。

九月七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领庞大的党政代表团赴河内出席胡志明的葬礼。柯西金行前获苏共中央政治局授权，在河内期间趁便和中国总理商谈缓和两国边境局势事宜。在中苏关系上，柯西金属于鸽派，反对红军将领们的鹰派强硬立场。周恩来却没有获得毛泽东的授权，无法在河内跟柯西金见面。他提前回到北京，将信息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给了个答覆：跑到第三国见面？不去。柯西金想见你，可以通知他到北京来。

天爷，这不是给人家出难题，亦即变相拒绝？想想看，两国关系已处于交战状态，让人家的总理到北京来求见？有这可能吗？明明是先把协商的大门关死了。

柯西金却是个有胆略、担当的政府首脑。他不愿看到苏中开战、生灵涂炭。在河内期间，他不停地找越南领导人捎话，找朝鲜党政代表团负责人捎话，找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负责人捎话，也找过中国驻河内大使馆捎话。都没有结果。离开河内前夕，柯西金仍不死心，嘱咐中文译员直接给中国北京的周恩来总理通电话。那时两国领导人没有直通热线，通话要由中国北京长话台接转。北京长话台早已实行军管，值班的女接线生一听对方是河内，找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便警惕地问是哪一位找周总理？对方以洋腔洋调的中文回答：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女接线生一副造反派脾气，一听气炸了，冲着话筒叫喊：苏修叛徒头子的电话，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予接转！打倒柯西金！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喊罢，咔嚓一声，挂断了线路。

说是柯西金目瞪口呆了，上帝啊，整个中国都发疯了，连一名普通的接线生，都敢于挂断外国总理给她们周总理的电话了。难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活该遭到苏联红军战略核火箭的摧毁吗？柯西金气冲冲、也是心灰意懒地登上了返回苏联的专机。

再说北京长途电话台的值班长，一位团级军官听到接线生的叫喊，忙问出了什么情况。女接线生理直气壮地报告首长，气死人了，柯西金什么东西？还有脸称我们周总理为同志？值班长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把情况汇报给中央办公厅值班室，中办值班室立即转告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周恩来掐指算算时间，还来得及，柯西金的专机要在离我国新疆不远的阿拉木图（哈萨克共和国首府）停留加油，或许可以请他来北京见一面。周恩来立即赶到游泳池，向毛主席当面请示。毛泽东说：可以试试，请他来北京，柯西金敢来吗？或许他想来探探我们的虚实？不准他进城，只在机场和他见面。机场戒严，摆些坦克、装甲，搞得威武雄壮，显示我们的决心和力量。

周恩来立即给中国驻阿拉木圆领事馆、驻莫斯科大使馆发去十万火急的电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邀请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路过北京，作短暂停留。

时间是九月十一日中午。

柯西金在阿拉木图接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真是喜出望外，立即命令专机转飞北京。在新疆上空，有三架中国空军战机远远地在前面领航、护航，为苏联总理座机保镖，让其享受到外国政府首脑的礼遇。

在北京，短短的两、三小时之内，首都机场及周边地区实施军事戒严。一列列全副武装、威风八面的士兵，塑像一般伫立于停机坪、候机楼各处。以周恩来为团长、黄永胜为副团长、乔冠华为秘书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已经组成，在候机楼贵宾室迎接苏联总理的光临。

柯西金的专机徐徐降落。停机坪冷冷清清。没有红地毯，没有欢迎仪式。中方只派出乔冠华等几名官员接机。在富丽堂皇的贵宾室门口，周恩来表情严肃，略带笑容地与柯西金握手：柯西金同志，欢迎你到北京来，听说你在河内就想和我见面？我也有此愿望，可惜失之交臂。今天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柯西金说：周恩来同志，我这趟来得不容易啊，值得庆幸的是，你作为贵国总理，信息十分灵通。周恩来说：我欢迎你路过北京作临时停留，来了总比不来好，见面吵架，胜过边界上开枪开炮。我们坐下谈。

长方形谈判桌两侧，面对面地坐着两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每位面前清茶一杯，矿泉水一瓶。苏方成员们显然很口渴，很快就喝干了每人面前的矿泉水。旋即有服务员给补上。

会谈伊始，周恩来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对柯西金说：首先，我要问一个问题，莫斯科曾经公开威胁，并为此试探过美国的反应，你们欲以突然袭击手段摧毁我国的核武基地。是不是这样？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采用一切方式抵抗，我们有七亿人民，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几千万民兵，和侵略者纠缠到底。

柯西金是位老练的政治家，没有正面回答周的下马威式的尖锐问题，而是态度诚恳地说：周总理同志，我和我的同事们历来敬重你的杰出才能和外交风范。我这次河内之行，受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委托，千方百计找机会和你见面，坐下来谈，以缓和两国边境上的紧张局面，为的就是向你、并通过你向贵国党、贵国人民表明我们的心迹，苏联党、政府、人民无意与中国兄弟为敌，更不愿和中国兄弟开战。你知道的，你们北京电话局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喊打倒叛徒柯西金，并挂断我的电话，我作为一名和平使者，心里是什么滋味？我本已回到苏联境内，回到阿拉木图。可是一接到你的邀请，立即赶来北京。我的这种态度，还不够真诚？为了两国人民的生命安危，我连起码的外交尊严都顾不上了，周恩来同志，你还要我怎么样？

周恩来注意到柯西金的眼睛都红了：心里为之一动。接下来，他语气缓和许多，举重若轻地说：柯西金同志，我再次表示欢迎你到北京来。这些年来我们之间的误会太多、太深。请你谅解，我们北京长途电话台的那名年轻同志言行或有不妥，应向你致歉。但她也代表了我国年轻一代不怕战争、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气概和决心。他们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我这样说，请柯西金同志不要生气。我很高兴听到你代表贵国党和政府无意和我开战的承诺。如果你们能言行一致，减少在边境的军事结集，不在边境线附近搞大规模军事演习，不把你们战略火箭部队的核弹头瞄准我方目标，我和我们党、政府就更放心了。柯西金同志，你知道的，中国历来愿意和所有国家、首先是邻国睦邻友好、和平共处。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即中苏两党之间的理论论战，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谈判来求得公正合理的解决。

柯西金说：我很欣赏周总理的务实精神。苏联人民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不惧怕战争，但热爱和平。我们在莫斯科获得的信息，两国边境线上的许多事件，都是由贵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挑起的。他们是些捣乱分子。而且你们的报纸、广播充满仇苏、好战宣传。在这些方面，中国同志可不可以降降温？以创造出一种有利双方边界和谈的气氛？

周恩来说：不！你只讲对了三分之一。边界冲突大多数是由贵国边防部队挑起的。我们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手无寸铁，只是刷刷标语、呼呼口号，怎么可能挑起边界冲突？今年三月份发生的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珍宝岛战事，就是典型的例子。柯西金同志，在这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贵国党和政府，中国党、中国政府准备打仗，但不想打仗。你知道，我们国内正在进行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便集中精力首先解决好国内问题。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情都搞不过来，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中国总理的话已讲到这份上，作风务实的柯西金相信了对手的诚意。接下来就顺利多了，务实对务实，两国总理达成谅解，同意签订一份两国总理北京机场会谈备忘录，并同意恢复互派大使（一九六六年起两国只在对方首都保留外交代办），扩大双边贸易，改善两国间的通车通航及界河航运，重开边界谈判，双方边防部队后撤、避免接触等。

两国总理短短三个半小时的会谈，达成如此具体成果，双方都很满意。会谈结束，周恩来展示他一向的好客作风：柯西金同志，你我是老朋友啰，记得你很赞赏我们的北京烤鸭和茅台酒。下面我请你和你的随行人员吃烤鸭，喝茅台，既是接风，又是饯行。苏联同志都有海量啊。我请你们喝个醉，好上飞机去睡觉、休息。

整个会谈和随后的送别酒宴中，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黄永胜、吴法宪等林系人马一直表现得唯唯诺诺，插不上话。他们只是在心里苦笑：周总理这人，长袖善舞，右，右，右。

柯西金返回莫斯科不久，即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联政府已采取措施，向边防部队下达停止军事冲突的四点指示，并会于十一月二十日派边界谈判代表团到北京，恢复与中国的边界和谈。至此，长达数千公里的中苏边境线上，枪声停息下来。

周恩来务实的外交努力，大大减轻了中国的外部压力，为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乱象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林彪却习惯于反向思维，好战逻辑，坚认“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两国边境线上枪声的停息是假象，是大战爆发之前的可怕沉寂。苏方提出十一月二十日派代表团到来恢复边界谈判，时机可疑，那时中苏边界的所有河流、湖泊、沼泽都已封冻，便于坦克、装甲大军行动。是不是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一方面派代表团到美国华盛顿谈判，以蒙蔽美方，却突然大举偷袭了珍珠港？古今中外，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苏修派出的所谓谈判代表团，或许就是要来提出一些我方根本无法接受的条件，之后宣布谈判破裂，立即对我实施大规模闪电攻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毛泽东、林彪意趣相投，抓紧战备布署，决定疏散北京人口，并趁机大力精简中央机构，以适应战时需要。如下令把国务院属下六十六个部级机构缩编为二十一个业务组，由周恩来任总组长，李先念、黄永胜、谢富治任副总组长。这一来，单是国务院系统就要裁减掉十万干部，连同他们的家属及未成年子女几十万人疏散外地，主要是下放到设于各省区的五七干校农场去安家落户。毛、林此举，醉翁之意在彻底排除政治异己，铲除反文革势力的社会基础，把北京办成一座纯净的“三忠于、四无限”的红色首都。为此，毛泽东亲自拟订下一份“在京老同志战备疏散外地名单”：

朱德、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张鼎丞去广东肇庆，可住温泉疗养院休息、养老；

陈云、王震、邓予恢去江西赣州；

叶剑英去湖南湘潭；

陈毅去河南开封；

徐向前去河北石家庄；

谭震林去广西桂林；

聂荣臻去广东汕头；

刘伯承去广州黄埔；

徐海柬去湖北宜昌。

……

另，押送外地监护名单：

刘少奇送河南开封；陶铸送安徽合肥；邓小平送江西南昌；张闻天送江苏无锡；黄克诚送江苏徐州；彭真送山西侯马；陆定一送江苏无锡；杨尚昆送广东监狱；习仲勋送陕西监狱……

名单拟出，毛泽东左看右看，享用到一种发配满朝文武的快感，什么开国元戎，不过是些他可以随意拨弄的的士卒。之后召集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谢富治、汪东兴覆议。江青补充了一个包括胡乔木、杨献珍、蒋南翔、李维汉、周扬、夏衍等人在内的遣送外地监护名单。林彪未表示异议，心里却是一阵窃喜：名为疏散，实为发配，毛主席这次的政治大扫除，干净、完全、彻底！朱德、陈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这批老家伙，一个不留，发配外地，他们有生之年，怕是回不了北京啰！好，好，好，这样的结局，最最好。

毛泽东见林彪、周恩来们对名单均表赞同，随即指示：疏散到外地的老同志，由总理负责安排，先个别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到外地休息一段，等打完仗再回来，各人在京的房子可以保留。他们应在五天内离京，最迟不超过一星期。要他们服从中央安排，这是命令。可坐专机或专列走，不准开什么送行会、告别会；另外，押送外地监护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由汪东兴和保卫局负责执行，三天之内离京，关押地点保密。东兴你替我去看望一下邓小平，中央送他去江西，他有什么要求？但不要说是我让你去看他的。还有，恩来啊，我从一份简报上看到，刘少奇、陶铸都病得很重，拖不了多少日子了？

周恩来看江青一眼，说：还是先送他们去外地。已在河南开封替刘少奇找好了地方，与外界隔绝，适于单独监禁。也可以继续给他治疗，实行革命人道主义。

毛泽东不耐烦地挥挥手：具体的，交专案组去办理。还有谁需要照顾？

周恩来说：陈毅查出癌症，已是晚期，每天要做放射治疗……我已分别找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谈过。剑英希望中央同意他回老家广东梅县休息。我说不行，梅县太偏僻，交通不便，还是去湘潭，主席的家乡。徐向前同志主动提出，他和陈毅同志换地方，他去河南开封，陈毅留在石家庄，离北京近，医疗条件好，方便治病。我答应向主席汇报，请主席最后决定。

毛泽东说：徐向前发扬风格，照顾陈毅治病。元帅护元帅，英雄惜英雄。成人之美，我不反对。

十月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命令五百万野战军、五千万武装民兵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该紧急指示由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以《林副主席一号命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毛泽东看到《林副主席一号命令》这个中央军委绝密文件时：心里如同被刺了一剑，刺穿了一罐五味汁，真可谓酸、甜、苦、辣、咸，味味俱全，登时咬紧牙关，差点骂出湘潭粗话来：黄永胜！我鸟你妈妈屄！你们这就想架空毛泽东，取代毛泽东？鸟你老矣姆！毛泽东还没有死，冷眼看着呢！烧掉！汪东兴，把这个命令烧掉！

一直被单独囚禁在中南海福禄居前院的刘少奇，是在七十岁生日那天，获准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他哑了，说不出话了，但听力还好。他收听到中共中央全会的决议：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此为中央专案组奉江青指示作出的精心安排，让刘少奇七十岁生日这天得知自己被永远开除出党。刘少奇放声痛哭，足足嚎啕了三个小时，直到喉咙咳血为止。从此拒绝进食，只求速死。他的死亡日子却是由上头决定的，专案组医生只好对他强行鼻饲，并把他的四肢在床上固定住。

十月十七日晚，刘少奇被里上一床棉被，用担架抬上汽车，离开中南海赴西郊军用机场，再被抬上空军专机。临离开中南海时，汪东兴来到福禄居，隔着大窗户玻璃看了看刘少奇，以验明正身。

当晚九时，空军专机降落在河南开封机场。冷冽寒风中，刘少奇仍躺在担架上，被抬到地面，换乘汽车，送至原国民党金城银行一座四壁高墙的金库小院。院内外皆有重兵把守。刘少奇一到开封就感冒高烧，昏迷不醒。一星期后北京随来的护士、警卫奉命返回。刘少奇由当地驻军的“十七号任务小组”管理。两星期后，“十七号任务小组”奉中央专案组命令，停止对刘少奇的药物治疗。十一月十二日晨六时四十五分，刘少奇心脏停止搏动。死时身上一丝不挂。由于近三年的囚禁时间内未准许理发、刮脸，散乱的白发脏得打结，长达两尺多，胡须长达尺许。死因被中央专案组宣布为“烈性传染病患”。尸体由一辆“六九”型军用吉普车拉去开封火葬场火化。火葬场戒严，挑选两名政治可靠的老工人值班。由于“六九”型吉普车车厢不够长度，刘少奇的两只光脚丫悬露在车厢尾晃荡。

一切都是预先安排下的。没有任何亲属到场。刘少奇骨灰寄存证上登记着：

骨灰盒编号：一二三

申请寄存人姓名：刘源

现地址：XXXX 部队

与死亡人关系：父子

死亡人姓名：刘卫黄

死亡人年龄：七十一岁

姓别：男

十月十八日，一直被囚禁在中南海万字廊家中、已被查明患上晚期胰腺癌的陶铸，被勒令乘专机赴安徽合肥“休息”。他和夫人曾志于三天前获知此事，请求延迟一天动身。不准。汪东兴代表党中央通知曾志，是否陪同陶铸去，你自己选择，若陪去，可能长时间与外界隔离。

陶铸明白自己时日不多，坚决反对曾志陪同：要理智，你留下来，我们还有个女儿亮亮啊，如果你看着我冤死，被灭口……平日酷爱诗词书法的陶铸忍着剧烈癌痛，以钢笔写给爱妻一首离别诗：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

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

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

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

心底无私天地宽。

曾志把丈夫的离别诗摺成小条，以塑料纸包严，缝进棉袄里子得以保存。十八日上午陶铸被警卫局军人押走时，曾志恳求去机场，不获批准，夫妻只好在万字廊院门口泣别。

陶铸于十一月三十日在安徽合肥被宣布病重不治。一切如法炮制。陶铸骨灰寄存证上写着：

死者姓名：王河

死亡原因：烈性传染病

死者年龄：六十一

申请寄存人姓名：斯亮

与死者关系：父女

毋庸置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解放军元帅贺龙，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陶铸，均死于政治谋杀。他们之间的些微差别，贺龙、陶铸死前十几天，好歹还和自己的夫人囚禁在一起；刘少奇则被单独囚禁三年，死前没有见到任何亲人。他夫人王光美与他同时被捕，被关进秦城监狱，江青、叶群正欲处她以极刑。然则刘少奇与贺、陶的惟一差别，是死后的骨灰盒上，刘仅被改名为“卫黄”，而保留了“刘”姓；贺、陶则名、姓皆改：贺龙骨灰盒上改名“王玉”，陶铸骨灰盒上改名“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