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高岗凌驾西花厅

雪上加霜，周恩来最担心的情势——新税制引发全国各地的强烈反弹，如同险风恶浪，朝他扑面而来。

一月八日，毛泽东收到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山东人民政府副主席向明等三人的联名电报信。信颇长，首先汇报了自元月一日起山东全省城乡实行新税制后，引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谣言四起等严重情况，之后问：我们真不懂，新税制为什么要在全民所有制和私人工商业之间划等号？如果这样，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怎么能够得到鼓励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企业从新税制里得到了鼓励更加得意忘形，这样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实现？所以，我们认为围绕新税制的实行，是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以红铅笔把上述一段划上道道，批上一句话：此为画龙点睛之笔，关键要害之处。并顺手批改了几处词语不当。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把此一信件批转书记处成员传阅。他要放一放，听听各地的反映再拿主意。

一月九日，上海市委给毛泽东送来了专递快件。所谓专递快件，有如过去朝代的「日行六百里加急」，只是不用驿马，而改用空军飞机罢了。

毛泽东一看，就知道是陈毅的笔迹。这个陈老总，为什么不署名？信中尖锐地指出：新税制在地方同志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忙出笼，使整个上海市场出现了物价上涨，各界群众蜂涌抢购商品，私商停止公私合营而等待观望，就连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也是思想混乱，给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我们希望党中央、政务院重新考虑这一税制办法。

毛泽东苦笑了笑：陈老总你自己也思想混乱啊，怎么把党中央和政务院相提并论？政务院算老几？和党中央并列的应当是中央人民政府啊！一月十一日，东北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的一封告状信，送达毛泽东手里。信中揭发：周恩来、薄一波等人在炮制新税制时，对工人同志的意见避而不听，对国营企业的困难和要求，则置之不理甚至采取了幸灾乐祸的态度。但是，他们却对资本家的看法奉若神明。报载他们专门召集了北京市的私营工商业知名人士座谈，征询意见，并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要「认真考虑」。果然现在他们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来了。仔细地剖析一下新税制，它的任何一条都对资本家们带来极大的好处，而对国营的企业和人民的利益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断言：新税制是周恩来和薄一波等人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产物！

对于东北人民政府的这封信，毛泽东仔细读了三遍，却没有做下任何记号。一时觉得它很对自己的胃口，一时又觉得它有些越位、出格，越俎代庖吧，给周、薄两人做了政治结论。恩来啊，命你做个政务院总理，你究竟想干些什么？去年秋天，你不把我这个中央军委主席放在眼里，擅自批准罗瑞卿摆脱国防部，成立公安军，幸而被彭德怀打了回票，事后本人宽宏大量，没有处分你；今年新岁伊始，你又不把我这个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放在眼里，不请示，不报告，擅自和薄一波在全国推行新税制！现在全国各地的告状信都到了我这里，犯了众怒，我看你怎么收场？到时候，只怕我想帮你的忙，都帮不上罗！

一月十三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给毛泽东打来电话，请示说：鉴于市场混乱，物价波动，人心不安，应当暂时停止执行新税制。

为什么财政部要匆匆忙忙推行新税制呢？我看制定者的指导思想就不对头。我听薄一波讲过，「三反」、「五反」后，私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有困难，应适当扶持一下，而在税收上把他们和国营企业区别对待，势必挤了他们。资本家躺倒了，对经济发展很不利，云云。现在看来，总理和财政部都是采纳了他的意见。

毛泽东听着彭真的电话，压抑了好些天的无名火，终于发作了出来，愤恨地桌子一拍：这两个混账东西！他们不是想把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而是想拉向右转，把中国过渡到资本主义去！事涉全局、方向的大事，竟敢不和我商量，也不开会研究，就擅自发表法规性文件，这不是无法无天，要搞独立王国又是干什么？

正在值班室处理文件的毛办主任胡乔木，听毛泽东在电话里大发雷霆，不知出了什么事，立即约同主席的生活秘书蓝苹，一起来到毛泽东的书房，见主席已经放下电话，仍然满脸怒容，坐在藤椅里生气。

毛泽东见二人进来，劈面就问：政务院公布新税制，恩来、一波他们事先有过请示、报告之类吗？

胡乔木、蓝苹几乎是异口同声回答：没有。我们是从元旦那天的《人民日报》上看到的。

毛泽东眼睛逼住胡乔木：真的没有？他们是霸王硬上弓，一意孤行？

胡乔木迟疑了一下，回答：没有收到过正式的请示报告，只是收到过一般性的「工作简报」。这种「工作简报」，三十几个部、委、办机关各办了一份，每旬一期，每月共有一百来期，实在读不过来……我在中央办公厅那边也看到了各地打来的许多急电，反映新税制所引发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我也是奇怪，这么重大的事情，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工作的人，事先竟毫不知情。

毛泽东咬了咬嘴唇：你们算老几？连我这个中央主席，人家都没有放在眼里！你们现在看到了吧？我元旦那天批评有人架空中央，搞独立王国，不是空穴来风了吧？有朝一日我患了病或是退了休，他们不把我鞭尸扬灰，才怪呢！

蓝苹却暗自替周恩来捏着一把汗，而从旁劝解说：老板，别生这么大的气，伤了身子。……是不是先派人调查一下，把情况摸清楚再说？

毛泽东瞋了婆娘蓝苹一眼，彷佛在责怪她这种时候还在替周恩来打圆常他把目光转向胡乔木：北乔，你替我找到高岗，我有话问他。

胡乔木立即拨通了高岗家里的保密电话，把话筒递给毛主席。他和蓝苹本欲退出，毛泽东却示意他们留下：是高岗吗？现在和你谈个事。……我身体还好，只是睡不着啊！北京这个千年古都，西苑这个皇家园林，阴气重，鬼魂多，不好住么！我问你，你身为国家经计委主席，执全国经济大权的人物，知不知道政务院和财政部在全国推行新税制的事情啊？什么？你也是从《人民日报》上读到的消息？事前毫无所知？从没有开会讨论过？岂有此理，胆大包天！人家不把我这个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放在眼里，更不会把你这个国家经计委主席放在眼里了。听着，现在我委派你去找周恩来大人谈话，让他把情况向你汇报清楚，你再来给我汇报！对，是我委派你去找他谈话，你是中央政府副主席，他是政府委员兼政务院总理，你在职分上也高过他，他有什么了不起？他既然目中无我们，我们也可以目中无他！当然，我委派你去，还是要作同志式交谈，不要剑拔弩张……。

毛泽东在电话里发作了好一会，彷佛气静了些。放下话筒，见胡乔木、蓝苹仍在等候他的指示，便叹了口气，说：好吧，接受蓝苹的提议，就派你们二位下去摸摸情况。北乔你去财政部，蓝苹化个名，以中办调研员的名义，去税务总局。注意保密。你们去召集有关的座谈会，只带耳朵听，免开尊口，作好记录，明白不明白？另外，你们不许给周、薄二人通风报信，去表示什么关心、爱护！这是工作纪律。这次我倒要看看，死了张屠夫，我们吃不吃活毛猪。

高岗放下电话，兴奋得手脚都有些微微颤抖。受毛泽东主席委托，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名义，找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个别谈话，听周恩来汇报工作；而且是让汇报在全国各地惹下大乱子，遭到强烈反对的新税制问题。

不过，高岗还是做了几个深呼吸，平稳住了自己的躁动情绪，并很快想好了自己应持的态度、分寸。既是毛主席的重托，意义不同寻常，自己就不能太过爱憎分明，而应心平气和，不亲不疏，不亢不卑，少说多听。

毕竟不是自己个人与周恩来有什么意气之争，而是以毛高为一方，以刘、周为另一方的党内路线之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与建设资本主义的中国之争，大是大非，水火难容。当然，党内问题嘛，最好能以批评与自我批评，包括思想批判与斗争的方式来解决，不必闹到你死我活、穷途匕首见的田地。

高岗叫通了中南海西花厅的电话。周恩来一听是高主席受毛主席委托，代表主席找自己谈话，连忙恭敬地说：高主席啊，有时间，有时间的，我知道事情很重要，不然主席也不会劳动你出面的。我马上到你办公室来。……你现在是在东交民巷八号？还是在西楼办公室？

高岗觉得还是自己跑一趟西花厅比较好。得理也饶人，姿态放低些，免得日后遭人议论，留下话柄。看来自己取代周恩来只是早晚的事。何况自己还从没有到访过西花厅呢。他不禁想起来一句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倒要看看，堂堂政务院总理大人的住处连同办公室，是个啥模样，适不适合日后自己入祝……同时，他耍了个心眼，答应周恩来，一小时后到西花厅见。

高岗却提前半小时，到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院外下了车。正奸遇上邓颖超在院门口送客。客人是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孔原。孔原见了高主席，赶忙上前握手致候，脸上表情不大自然，甚至有些尴尬。高岗大大冽冽的，只当没有察觉，跟孔原拉了拉手，就放过了，转身去同邓大姐握手，问好。邓大姐欲传工作人员去后院书房通知周恩来，却被高岗止住了：大姐，不可以，不可以。总理那么忙，早听说工作节目是以五分钟为一单元安排的。我是特意提前了半小时，来看看大姐，顺带参观西花厅嘛，李力群也一直叨念着要来拜望的。

邓颖超见高岗说的热情，便拉了高岗的手，进了院门。前院不甚宽阔，青砖铺地，面南一溜廊房，是接待室，警卫值班室，秘书值班室，会客厅，文印室。靠西墙是一条通往后院的甬道，两旁植有半人高的冬青灌木，修剪得两堵绿色的矮墙似的。矮墙上积雪成冰，顶着两长条白色玉冠。

过一座月洞门，景物豁然开阔，见一方数亩大小莲池，环池植有榆柳、梅花。几树寒梅，傲寒怒放。梅花丛中有一小亭，连着廊榭，大约是为赏梅所设。廊榭倒也雕梁画栋，只是油彩斑驳，失修已久。

高岗被邓颖超领着，说说笑笑，绕池一周。高岗见池中没有结冰，只是左一堆右一堆的尽是些污浊积雪，知道池中未曾注水，到了夏天，大约也不会有团团荷叶和芙蓉出浴了。邓颖超看到高主席脸上的疑惑，解释说：自四九年九月我们搬进来，恩来就没让往这池里注水，原先的荷花也早就枯没了。工作人员也提过意见。但恩来说，西花厅是办公的地方，兼做住家，不能再收拾成花园了。你们不想想，那么大个池子，又不和中海、北海相通，要多少自来水才能注满？还要经常换水，不然臭水一塘，滋生蚊虫，是不是？免了这项浪费吧！你们要欣赏莲池荷花景色，可以散步到春藕斋万字廊一带去！靠西墙这块空地，我以后还想盖个会议厅，请部长们来开会议事，大家也图个近便。

高岗随着邓大姐步上一条北向甬道，行二十几步，进过厅，便是后院了。后院是座典型的四合院，北房五开间，南房五开间，加上东西厢房，四向都有走廊相连。北房的东头两间加过厅的隔墙打通，为周恩来的办公室兼机要室，西头两间为周恩来、邓颖超的卧室；南房的西头两间改建成厨房、过厅及东头两间则为餐室和会客室；西厢房共六间为藏书室和贮物室；东厢房六间则分别为保健医生值班室、保健护士值班室、秘书办公室等，有过厅与东面的政务院办公厅大院相通。但只有办公厅的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等少数负责人可以走这道门。

邓颖超介绍说，西花厅就是这个样子啦，高主席知道，东边的那座大院子，有二、三十个房间的，做了政务院办公厅。恩来说，国家还穷，就这么对付吧，不能兴土木去盖什么政府办公大楼。比起过去延安蹲窑洞，还有西柏坡的那些小院子，这里已经是够气派，也够宽敞的了。

两人正说着，周恩来已经得到值班人员的报告，快步走出书房，抢前几步，跟高岗同志紧紧握手，一面埋怨邓颖超：小超也太不懂事了！高主席到了，竟不马上通知我，虽说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了，不会见外。但小超你知道吗？高主席是受主席的重托，要听我汇报工作来的。

一时，邓颖超睑上有些挂不祝高岗连忙说：恩来同志，是我不让大姐报告的。我提前到了，也是受李力群同志的委托，先来拜见大姐，并参观你们的院子来了。

周恩来亲热地拉住高岗的手，进了自己的书房。邓颖超送至书房门外停下：高主席，我就失陪了，根据纪律，我是从不进他这白虎堂的！高岗哈哈大笑：白虎堂？大姐取了个好名字，好名字。《水浒传》里，不是有一章写的林教头误入白虎堂？

周恩来也是哈哈大笑：高主席，你不是林冲，我也不是高俅罗！都是小超瞎说，我这书房里哪有什么兵符？

等他们笑过，邓颖超问：高主席，你是头一回来西花厅，你们谈完工作，吃了便饭再走吧？回头我叫车子去把李力群同志也接过来。

高岗却连连晃手：今天不可以，改天再领情。记得在延安时，吃过你们家的红烧狮子头，恩来亲自下厨烧的，印象很深刻。今天我和恩来谈完，还马上要去向主席汇报、交差的。

邓颖超离去，周恩来请高岗坐下。立即有服务员进来敬上龙井茶。高岗注意到，周恩来的这办公书房，虽然紧靠着中南海北围墙，采光不太好，甚至隐隐听得到院墙外文津街上汽车开过的声音，但的确够宽敞，长方形，一头安放着大办公桌，靠东墙一长溜文件柜、书架；另一头却摆了张乒乓球台，靠墙一排折迭椅。工作累了，可以由秘书陪着打打球，既休息，又锻练身体。遇有多位部长来谈工作，乒乓球台中间的隔网一撤，几把椅子一摆，可又变成会议桌用。融工作、休息、锻练于一室，一物多用，周恩来确有他的过人之处呢。

周恩来随手从书柜底层取出一对茅台酒，两只高脚杯：高主席，难得你来我这里一回，我们先喝一小杯吧！我知道你是英雄海量。当然，今天我们只喝一小杯。

高岗手捧热茶，笑着摇摇头：恩来同志！你还有在办公室喝酒的习惯？老毛子、老大哥他们才来这一套。我倒是想吸烟。听说你这办公室不让人吸烟，有块「请勿吸烟」的告示牌，怎么不见了？

周恩来忙说：高主席，你是稀客，可以吸，可以吸。是有块告示牌，听说你要来，我把它拿掉了。来来来，给你点火。主席吸烟，我也是常常给他点火的。

高岗燃上烟，嘶嘶地猛吸上两口，才说：我们谈工作吧！你知道，主席派我来，想听你谈谈。有关内容，你心里有数了吧？

周恩来见高岗竟是一副居高临下，王命在身的嘴脸，心里不禁泛起一阵厌恶。他转过身去，把酒瓶、酒杯放回书柜去，掩好柜门，回转身子来时，脸膛微微泛红，眼睛也已是湿湿的，声音也有些发哑：高主席，主席是派你来了解新税制的事？主席发了很大的脾气？高主席，你要一如既往，帮助我、指教我啊！我比你痴长了七岁，政治上却远不如你成熟。……特别是今年，我周恩来是流年不利，流年不利，一再犯错，犯严重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啊！中央办公厅杨主任他们，把各地的告状信、电报、动态反映，及时通报了我，我是如坐针毡啊！高主席，你可要高抬贵手，拉一把，帮一把啊！高岗见周恩来竟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一路说开来，已是脸色苍白，额头冒汗，嘴唇哆嗦，眼睛含泪，语带哭腔。一时，心里有些儿怜悯。看来，周恩来是个明白人，政治生涯已经进入死巷。……转而想想，又觉得不对，周恩来的这副表情，也来得太快，太富于表演性了。说变就变，真有如川剧演员的舞台绝招「变脸」。此人绝不简单，历史一再证明，他是很难被弄垮而下台的。听讲他十几岁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就是个出色的演员，还是男伴女装，走的梅兰芳路线。

任周恩来高主席长、高主席短的说千道万，高岗不动声色，语气平缓，却语带双关地说：恩来同志！过去在战争年代，国共谈判的艰难时刻，你都能临危不惧，历险不惊；今天是和平时期，就算工作中出了什么大的偏差，总不至掉脑袋吧？何况事情也还没有闹清楚，更应头脑清醒，实事求是，冷静对待嘛！

周恩来抬起了泪眼，以手绢揩着。高岗的话，无异于政治训示。他一副无言辩解、疲乏无力的样子，企望高主席进一步的指示。

高岗却不吃他这一套，直截了当地说：恩来同志，从年龄到资历，你都是老大哥，又是总理。你知道，我这趟来得不轻松，受主席指派，来听你谈谈新税制的来龙去脉。放心，我也不记笔记，不作评议，听过之后，回去向主席做个口头汇报，就算交差。我们痛痛快快，竹筒倒豆子，有啥说啥，好不好？

周恩来放下手绢，喝口茶润润喉嗓，才说：高主席，你知道，我是一向敬重你、服从你的。你是中央政府副主席，我是政府委员，就算不是主席派你来，我一名中央政府委员，也有责任向你汇报工作的。……我承认，新税制的事，是我和薄一波办得匆忙、冒失，给中央闯下大祸了。我要负首要的责任。事情源起去年六月，财政部长薄一波几次找我诉苦，说国家财政吃力，入不敷出，办事捉襟见肘。三年朝鲜战争，倾尽全国财力。

我说，那就遵照主席的有关指示，开源节流吧。薄一波说，节流无多少文章可做，从中央到地方，干部基本上还是供给制、半供给制，每个月只给那么几十斤大米，再加上那么十来块钱的零花钱，中局级干部也只有个中灶、小灶之别，日子已是够清苦的了，还能榨出多少油水来？只有开源一途可行。高主席，你长时间担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就主要指望个税收和贸易盈余？薄一波和我，于是就在税收上动开了脑筋。也是一波同志，山西汉子会理财。他提出来，一九五０年，国家为了扶助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商业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工商业，连续颁发了多个文件，给予各种免税、减税的优惠。自然，国家的税收就落到了全国城乡的民族资本家企业及私营工商业者头上。高主席你知道，一掣三反」、「五反」下来，虽然惩办了不法资本家，可也难免波及到私营工商业者。如果再在他们头上征收重税，必然导致一些工厂商店关闭，工人失业，引发经济全面性萎缩，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另一方面，据薄一波他们调查研究，各地的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普遍存在钻国家政策空子的现象，利用国家给予他们的各种税利减免优惠，严重偷税漏税。单是商品批发税一项，经他们把商品批发给私营工商业者，每年就漏掉了国家的十几个亿，卡了国家的脖子。钱，他们不是用来搞了职工福利，就是盖了楼堂馆所。所以薄一波他们提出来，国家已经政策支持了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如今他们站住了脚跟，并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营利已相当庞大，再不能让他们钻国家政策的空子，变着法子偷税漏税了，肥了小集体，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应当也让他们对国家财政有所贡献，统一全国税率，实公、私工商业一体收税。

听到这里，高岗忍不住点了点头，并插话：你说的情况，我在东北地区早有发现，但没想到其它地区这么严重。对不起，谁敢在我眼皮底下捣鬼，我立即给他调职降职处分，直至开除公职，决不恕息。

周恩来继续说：高主席是党内公认的全才，尤其是理财能手嘛。我敢说，除高主席和中南区的邓子恢、西南区的邓小平少数负责同志，其它大区和省市的负责人，大都是财经马大哈，只会认个国营、私营概念，对具体的经济业务，知之甚少碍…。去年九月，我同意薄一波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财政厅长、税务局长会议，酝酿税制改革。财政厅长、税务局长们倒是很快统一了认识，从各省市抽调一批干员，组成专门小组，讨论方案，起草文件。因是部属业务会议，按规定，只向中央办公厅报备，而不须经政治局审批。去年十一月初，文件起草出来了。当时，我的确想到过，应当向高主席汇报此事。但我记得你十月份搬家，十一月初出席了政治局会议，又匆匆忙赶回东北交代工作去了。我和薄一波也想到应向主席直接汇报。但你知道，主席去年十一月上旬上香山疗养，除了彭总、高主席去看望过他，其它人他一个也不肯见。每次电话里也不愿多谈。我不是抱怨主席，这是实际情况。彭总那次回来搬兵，是自己闯去的，闹得不太好，高主席听说了吧？就是那次，也是托了彭总带话，请他转告主席，新税制的事，我想向主席作一次专题汇报。可是，彭总见了主席，只顾了谈朝鲜战局，和主席商量调兵遣将，忘了我的托付。……到了十二月份，文件几经讨论、修改，定名为《政务院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知》，同时为《人民日报》准备了一篇社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财政部提出，为了防止走漏消息，下面趁机做手脚，新税制应当机立断，于新年元旦在全国实行。我同意，签了字，所以文件和社论均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同一天见报。现在闯了祸，我要担头一份责任。

高岗听完周恩来的说明，心情颇为复杂。说实话，从理性上、国家大局上讲，他是同意周恩来、薄一波在税制问题上所采取的新措施。就是换了自己，也会如周、薄他们一样做。一国之下，长期存在两种税制，肥小损大，败坏风纪，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况且，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国营工商业、合作工商业在国民经济成份中的比例越来越大，直至占主导地位，国家不向它们征税，反而要国家政策养肥它们，国家的钱从哪里来？那么，周、薄二人错在哪儿呢？错在工作方法上？好心办坏事？

官僚主义，不经广泛讨论，深入调查研究，粗枝大叶，轻率上马？但这一来，周恩来不就又可以轻松过关了？这算哪回事？不可以，不可以。也不符合主席的要求。对了！周恩来这次的错误，要害之处，仍是两点：一是暴露了他支持爱护资本主义工商业而打压社会主义国营工商业的路线实质，二是他依然目无党中央，目无政治局，目无中央主席，又一次架空中央主席权力，搞他的分散主义、独立王国！他的这种错误是一贯的、系统的、不容置疑、无可原谅。

周恩来见高岗听过自己的汇报，一直在闷头吸烟，不肯表态，便说：高主席，新税制的来龙去脉，就是上面我向你报告的这些了。请你给我以批评、教育啊！高岗听周恩来貌似谦恭，却话里有话，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想了想，烟头一掐，直爽地说：恩来同志，你大客气了。什么批评教育，实不敢当。不过关于新税制，你和薄一波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从头到尾没有向党中央、向中央主席汇报过，恐怕不大说得过去吧？去年下半年，政治局、书记处开过多少次碰头会？没有听你说起这事嘛。就算主席去年十一月上旬上香山疗养，不大见面，电话里也不愿多说，但你可以写封信嘛！主席对于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给他的信件，从来都是认真批阅，及时批转的嘛。再说我高某人，中央于去年八月份就宣布为国家经济计画委员会主席，主管中央政府财经事务；我不过忙于工作交接，北京、渖阳两地来回多了几趟，你、我也经常见面，但直到今天我受主席委托来拜访你为止，你也从来没有提到过新税制的事嘛！这说明了什么？确是有人目无党中央，再瞒着中央自己干嘛！至少，是先斩后奏，造成局面，分庭抗礼嘛！对了，你和薄一波是不是向少奇同志报告过？如果是这样，就是少奇同志没有及时和主席通气，也应分担部分责任了。

十麻九怪，高岗绝顶聪明，话锋一转，把刘少奇捎带了进来。

一时，周恩来又额头冒汗，眼眶泛红了。他最担心的正是这项罪名，目无党中央，目无中央主席，架空主席权力，与中央分庭抗礼！幸而高大麻子把刘少奇也牵扯了进来。……不管高大麻子的用心如何，此时此刻，多有一人来分担责任，于他周恩来也是比较有利：高主席！我知道，这次的错误涉及全局，十分严重，我十分痛心，愿意接受中央和主席的任何处分。至于少奇同志，我看就不要牵扯进来了。虽说去年十一月，我找他汇报过一次。他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也实在是太忙了，同时抓着几件大事：筹备党的「八大」，筹备第一届全国人大，主持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更重要的，是他领着田家英一班秀才，天天加班加点，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出版工作。……那天，少奇同志没有听完我和薄一波的汇报，就苦笑着打断了我们：这么具体的经济事务，你们找有关同志去商量着办吧！新的税制正式公布实施之前，最好开一些座谈会，尽可能广泛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高岗看了看手表，觉得谈话差不多了，站起身子，伸手向周恩来告辞，并主动去开了北墙上的两扇窗户，放出满屋子的烟雾。

高岗没让去惊动邓颖超大姐。周恩来一直送高岗到西花厅外院门口，并坚持亲自替高主席拉开座车侧后门，让高主席入座。之后就站在那儿，目送着高主席的座车离去。

周恩来回到内院书房，深深吐出一口恶浊气。他明白事情一刻都延误不得了，按响了传呼铃。值班秘书闻声而入，听候吩咐。他立即通知两个人来见，第一个罗青长，第二个薄一波。先罗后保罗青长自重庆时代就在他手下工作，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青年干部，现任政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兼中央调查部秘书长。

罗青长进来时，周恩来亲自去掩好房门，亲自泡上一杯茶，才返回大书桌，打开抽屉锁，从中拿出一个卷宗的几份材料，给过目，罗青长吃了一惊：高主席？

周恩来平静地说：是东北地区的一些干部、党员，向中央反映高岗同志的不检点行为，压在我这里好久了。其中涉及他妄自非议毛主席、非议中央人事，私自与苏方人员搞非正常接触，泄露党的机密等问题。现在少奇同志主持筹备党的「八大」和第一届全国人大，考虑党和国家的重要人士安排，不能不对中央机关的负责同志进行一次新的考察。除主席外，包括少奇同志、高岗同志和我本人在内，都要毫无例外的接受党中央的考察。这事，我想来想去，只有派你去东北一趟最可靠、适合。你先去鞍山，后去长春、哈尔滨。利用中调部内部渠道，一定不要去惊动了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记住，此事，你只向我负责，除此没有第二人。

罗青长知道，事关重大，弄不好是会脑袋搬家的。老首长是出于对自己的绝对信任，才把如此绝密、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不过，他还是问了：孔原副部长不是刚从东北回来吗？也是您的老下级呀，为什么不交他顺道办了？东北地区，他比我熟悉呀。

周恩来脸一沉：他？免提了。有的人现在是脚踩两条船了。月初，我让他去长春医院调查一名女医生的情况，他竟然回来告诉我，无从查起！

你道是谁？就是高干医务处那个孟虹，人称小绍蝉的。此人有来历，已经钻到主席身边去了，你说危险不危险？这次，你一并去了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