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引文来源及参考书目》的说明

书中大量的资料来自中国的党内档案。在此说明几句可能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写作基础。在一党制的国家里，档案为党所有，不对公众开放，通常保存在各级党委所在地的某栋大楼中，周围往往绿树葱茏，草坪齐整，有解放军严密看守。大约十年前，要查看这些档案根本不可能，即便是现在，也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在过去的几年中，越来越多的档案超过了三十年的保密期，可以凭介绍信查阅。这些资料的内容和价值各不相同。总体来说，大多数文件有“公开”和“封存”之分，也就是分为解密和保密两种，后者是高度敏感的资料，除了党内高级人士，其他人根本无法接近。这种区别使得大多数历史学家，无论多么认真，也无法看到大量的珍贵资料，因此也就意味着，本书中所依靠的材料都是被相对“软化”了的：希望以后的历史学家能够在完全公开的文档基础上，揭示最完整的事实真相。

还有一个复杂情况就是，除了外交部，其他的中央各机关的文件都是很难被看到的。许多历史学家只好转而研究省或县级文献。全书用了十几个城市和县的档案，但最重要的资料来自十个省的档案（详见《引文来源及参考书目》），大都是从公开的材料中遴选出来的。据我所知，到现在，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曾研究过安徽省档案中的有关毛泽东时代的记录，河南的档案也是高度限制的，即便准许查阅，也毫无意义，因为被允许拿出来的都是最陈旧的文献，而且零零散散，让人头痛。相对而言，其他省份的档案逐渐公开，我有意选择了不同省份，根据人口密度（山东对甘肃）、饥荒程度（四川是一个极端，浙江是比较好的省份）以及地理位置（从北方的河北到南部的广东）等因素。

各省收集的档案反映了共产党内部的组织结构。根据所属的单位，这些档案通常分为更小的类别——例如，属于卫生部门的，属于林业部门的。因此，本人所找到的经常是极为不同的资料，绝不像我们心目中的“档案”那样清晰规整。其中，有普通人写的信，有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做的关于各工厂工作环境的调查，有对腐败案件的调查，有公安局关于偷窃、谋杀、焚烧哄抢粮仓的报告，有整风运动期间派出的特别小组整理的关于基层干部滥用职权的详细证据，有公社化运动期间关于农民抵触行为的总体情况的报告，有关于思想动态的调查，不一而足。

不过，大量的参考资料还是来自官方。即使是普通农民和工人写的信，也是出于某种官方原因，才被挑选出来的，同时，我们也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国家的多棱镜来透视民生。所有的国家档案都是这样，包括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归根结底，任何称职的历史学家都知道怎样看待官方报告的写作立场，他们预期的读者是谁，他们所处部门的情况，以及他们写报告时的条件如何。历史学家要体会其中的复杂性。官方的褒贬色彩会扭曲社会事实，有些说法，例如“反动派”、“怠工者”、“叛国”、“人民敌人”和“左倾冒进分子”，模糊了实际情况。而大量来自各方面的关于群众抵抗的报告，则显示了农民为求生而作出的努力。国家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绝不可能只用一种声音说话——或者上报。就好像在中央领导层内部，彭德怀和周恩来对大跃进中之所见就大有分歧。对当地发生的情况，不同的个人、单位和组织，它们作出的汇报也大相迳庭。

省级档案不仅比县、市甚至村收集的资料丰富，而且常常保留了许多从中央（即北京）传达下来的珍贵文件，也有的是从下面县里送来的关于重要事件的报告，例如粮食不足、大坝坍塌。在官僚主义盛行的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很少有什么文件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要复制散发给许多部门，以便面临类似情况时，可作参考。例如，工作组编辑的许多报告，发给了几十名党内人士。重要的中央文件，每省、每县都要发，而更机密一点的材料，可能就只印发给各省的第一书记看。换句话说，有大量材料不一定和当地相关，但也会被收存在该省的档案中，包括最高领导的讲话和会议的记录。这些记录可能差异巨大，因为是不同人收集的，有的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有的详细，有的简略。我尽了最大努力让感兴趣的读者能找到每一份文件的出处。在注释中，文档说明部分的第一个数字指的是材料来源的总分类，具体名字在本书最后附录的档案清单中可以找到。例如，“湖南，1962 年 10 月 6 日，207-1-750，pp.44-49”意思是该记录来自湖南省档案中的一份文件，编号 207 代表水利水电厅。

北京最高层的权力中心内部到底是什么情况？到目前为止，为了了解毛泽东统治下的宫廷政治，许多历史学家求助于官方出版物、内部文件或者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的红卫兵资料。相反，我尽量参考档案，原因有三个。第一、高级官员的讲话在印发出来之后，整句或整段都被删除了；尤其（但不仅）在红卫兵的资料中。有无数例子显示，小到风格上的更改，大到编辑有意删除，许多讲话被刊发出来之后，整个基调都变了味了。第二、所有经过审定的会议记录，无论是大陆官方公布的或者文革期间被私带出境的红卫兵材料都有这个问题。第三、历史学家极为关注的几个会议，也是几位重要的党领导后来谈到的会议，其中关键性事件和决定都是这样经过审定的，那些能接触北京中央档案的党内历史学家所编写的高官们的回忆录，本该十分可靠，但也不能避免这种情况。前面（第 11 章）提到的，1959 年 3 月 25 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征购全部粮食的三分之一，以满足对外国的承诺，这件史实就遭到了上述命运。

简言之，关于毛泽东时代的所有记录，无论是公开出版的还是内部流传的，都不过是娴熟地混淆视听，因此，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无法提供足够的基础。最近，高文谦所著的一本周恩来传记也证明了我的怀疑。高是党内的历史学家，在北京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多年，逃到美国之前将他的笔记全部带走。他这本书堪称石破天惊，颠覆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周总理形象（高文谦，《晚年周恩来》英文版，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7）。然而，一旦意识到这些材料中的缺陷，再去看待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所有材料，包括那些洋洋巨制、旁征博引的领导人们的传记，其价值就无法估量了。这些出版物的问题是，大量关键性的信息都被故意有选择性地剔除了，同样，十几卷本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96）也存在这个问题。

中国同其他共产主义政体一样，官僚主义现象严重。即使对无足轻重的文件——哪怕在饥荒蔓延时期——重视的程度也让人好笑。不过，也不是每一片纸都会珍而重之地保存在档案中。工厂、政府部门，甚至法院和公安部门，都有时会将文件丢弃，例如当他们搬到新办公场所的时候。其中有些文件——供词、报告、指示、批件、各种证书——都可以在广州、上海或者北京热闹的跳蚤市场上找到。因为档案被封闭，我花了许多周末在这些尘封的文件中翻找：有的成捆散在席子上，主人就蹲坐在一堆旧报纸上；有的摊在临时搭起来的桌子上，和纪念品、明信片、杂志和邮票混在一起。我收藏的文档已经小有规模（其中包括一堆不同图案、不同颜色的票证，因为它们都是官僚主义的人为的产物，直到饥荒过后还在用），但极少引用，只有在官方党史档案中找不到相应证据时才拿出来。

还有小部分的例证来自于外文档案，特别是苏联和东德，这两个国家当时和中国的关系最密切。总体上说，这些档案有助于重新解读那个时代的对外贸易和对外政策，尽管对了解当时的普通人生活帮助不大。大多数专家顾问只能生活在城市里。在所有同情大跃进的欧洲国家中，东德是支持时间最久的，然而到 1960 也开始成批离开。发往伦敦的报告中可以摘录一小部分引用，但整体而言，那些英国大使馆里的汉学家的话不尽不实，毫无根据——也没有做过充分调查，根本不知道公社化的具体情况以及造成的影响。哪怕是不入流的小作家，只要有苏联经验的，也能做得比他们好。相反，台湾机密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十分令人敬佩，他们为蒋介石整理的关于大饥荒时期的报告异常详细，见解深刻。同样杰出的还有他精心挑选的几个助手，负责定期发布情报公告，这些公告可以在设于台北附近新店的调查局看到。美国不信任蒋介石（根据 CIA 的报告所说），显然是害怕他将美国人拖进来攻击大陆。不过，因为中国的党史档案更为可靠，我根本没有用到这些材料。

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一周数次编辑一份三到十页的报告，名字叫《内部参考》，分发到各部官员或更高级官员手中。这份资料同档案比较相形见绌，因为是经过严格审查的，然而也涵盖一些有趣的片段信息。最后，一些党内人士、翻译、秘书和外交人员的自传和个人回忆录也很有用，不过大多数已经过自我审查，而且缺乏具体细节。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许多汉学者责备他的书“太感性”，其实他的记述十分可靠，可以在党史档案中得到验证，有的地方甚至可以逐字逐句验证（学者 Lorenz Luthi 经过观察，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全面地研究了苏联的文献；参考 Lorenz M. Luthi，《中苏分裂：共产主义世界的冷战》，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p. 354.）。

我用了一小部分采访记录，让老百姓也多少发出一点声音——当然，尽管他们也在许多党内文献里高声疾呼、长篇大论，其中有意见调查，也有公安报告。我花了几年时间专门为这项计划培训了一些调查者，他们采访了大约一百人，通常采取的形式是专家所说的“内部人士采访”，意思是，不让“外人”（外国人或者城市人）和翻译与被采访者直接接触，使采访者跟被访者具有同样社会背景、说同样方言，有时候是同乡甚至是一家人。所有这些采访记录都被转录后存放在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所有被访者，以及一小部分可能还健在的人们，使用的都是化名。

最后，关于二手资料略微赘述几句。几十年来，研究毛泽东时代的最好的专家都在欧洲、美国和日本，但目前已经明显转回中国。关于大饥荒也出版了一些书，虽然不多，但在慢慢增加，作者都是花了许多时间研究各种档案资料的历史学家。这些出版物在中国并不总是受到欢迎，主要在香港流传——香港再次作为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重要纽带，迅速崛起。历史学家余习广是迄今最善于从档案中挖掘关键信息的人，从他的出色著作中就可以看出来（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香港：时代潮流出版社，2005）。还要特别提到杨继绳，这位退休记者是第一个利用各省档案的人（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他这本书意义重大，尤其是直到现在也没有其他历史学家对河南的大饥荒做出研究并且著书出版。但这书也有缺陷。熟悉材料的人能看出，该书更像是查阅不同资料之后所整理的笔记，而不是一个严谨构建的文本。有时候它比较杂，把大段文字串联起来，有的来自网上，少数来自出版物，还有的是从档案里转录的。在各种有价值的材料中，夹杂一些琐事，使得读者难以理解。有时只花一两天查阅档案，遗漏了最重要的信息，其实那些信息都是公开的、可以找到的。例如有关广东的章节，单凭一份文件，就推论饥荒的全貌。该书总体上没有时间线索，作者罗列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叙述，把重点放在粮食匮乏上，没有展现出灾难的整体情况。林蕴晖的著作更加具体，也更权威，记录了大跃进的过程，内容深刻。尽管大量参考了公开出版的资料，且重要关注的是公安法庭，但其分析的深度和广度超越了同一主题的其他政治科学类书籍（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最后还要提到一个重要参考资料，即高王凌关于大饥荒时期农民的抵抗方式的著作，显示了出色的原创性和洞察力，是本书重要的参考之一（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英文资料中，对精英政治感兴趣的读者会喜欢看 Roderick MacFarquhar 的著作：《文化大革命起源：大跃进，1958-196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更近一点的有 Alfred Chan 的书，他对毛泽东的想法如何在广东落实所作出的分析，至今无人超越（Alfred Chan，《毛泽东的社会运动：中国大跃进的政治和政策执行》，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还有一些基于访谈的农村研究也很好，不过它们是以幸存者的谈话为基础，那些死去的人就无法发出声音。近年的一个代表是 Ralph A. Thaxton，《中国农村的灾难和斗争：毛的大跃进，大佛村的饥荒和正义抵抗的源起》，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Jasper Becker 关于饥荒时期的著作可读性也非常强（Jasper Becker，《饥饿的幽灵：毛的秘密大饥荒》，纽约：Henry Holt 出版社，1996）。其他提及饥荒的作者还有：David Bachman，《中国的官僚、经济和领导阶层：大跃进的制度性起源》，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Thomas Bernstein，《毛泽东和 1959-1960 的大饥荒：关于个人集权的研究》，中国季刊，No. 186（2006 年 6 月），pp.421-425，以及《斯大林主义、饥荒和中国农民：大跃进时期的粮食征缴》，理论和社会，Vol. 13（1984 年 5 月），pp. 339-377；Edward Friedman，Paul G. Pickowicz 和 Mark Selden，Kay Ann Johnson 的著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政体》，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Jean-Luc Domenach 的《大跃进起源：中国一个省的例子》，博尔德：威斯特维出版社，1995；Penny Kane 的《中国大饥荒，1959-1961：人口统计和社会的暗示》，贝辛斯托克：麦克米伦出版社，1988；Roderick MacFarquhar 的《文化大革命起源》，Vol. 3：《灾难来临，1961-1966》，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Frederick C. Teiwes 和 Warren Sun 的《中国的灾难之路：大跃进过程中的毛泽东、中央领导和省干部，1955-1959》，阿蒙克，纽约：M. E. Sharpe 出版社，1999；Dali L. Yang（杨大利），《中国的灾难和改革：大跃进饥荒之后的政体、农村社会和制度变迁》，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其他有用的研究文献请参阅《引文来源及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