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征购狂潮

虽然依靠群众就可以找到通向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但是，想要把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巨人，仍然需要大量的工业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帮助。毛从莫斯科回来后——他曾在那里夸口说，中国将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北京就开始向友邦无节制地采购。钢厂、水泥窰、玻璃厂、电站、炼油厂：所有重工业的工厂和设备都要买。起重机、卡车、发电机、电动机、水泵、压缩机、收割机和联合收割机，都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进口。交付的金属切削机床（不包括完整的工厂）从 1957 年的 187 部上升到 1958 年的 772 部，播种机从 429 台上升到 2241 台，拖拉机从 67 辆上升到 2657 辆，货车从 212 辆上升到 19860 辆¹。有色金属轧材、铝制品和其他原材料的供应大幅度上升，进口的运输和通讯设备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

这些大部份来自苏联。中国从 1951 年 5 月起就依赖于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帮助，当时联合国对中国实施战略物资禁运。美国在将中国定为朝鲜战争的侵略国后，实施了贸易禁运。1950 年代，中国和莫斯科签署了一系列协定，建造一百五十多个工程。1958 年 1 月，为了推动大跃进，又签了一个扩大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合同。1958 年 8 月，商定由苏联技术援助建造另外的 47 套工厂设备——前几年已签署了约 200 个。1959 年 2 月，又签订协议，进一步扩大经济和科学合作，包括 31 个额外的大型工业厂房：这就使得将要安装的工业企业、车间和其他建筑的数量达到约 300 座²。

表 1：从苏联进口的主要商品类别和商品（百万卢布）

资料来源：外交部，北京，1963 年 9 月 6 日，109-3321-2。第 66-67 和 88-89 页。虽然利率不断变化，但 1 卢布大致相当于 2.22 元和 1.1 美元。因为四舍五入，数字加起来可能不完整。

北京还敦促莫斯科提前交货。1958 年 3 月，老帅朱德要求俄国人加速完成在包头和武汉的两个联合炼钢企业³。7 月份，周恩来的个人特使也向临时代办安东诺夫（S. F. Antonov）表达了类似的恳求⁴。大跃进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苏联的整个工业部门不得不重新作出全面安排，以满足中国对一系列商品的紧急要求和大批订单，而且往往需要提前交付⁵。来自苏联的进口在 1958 年和 1959 年之间惊人地上升了 60%，如表 1 所示。1957 年的进口额是 5.56 亿卢布，到 1959 年成为 8.81 亿，其中约三分之二是机械和设备。中国还依靠苏联，大量进口铁、钢和汽油。北京在石油、机械零件和重型工业设备上有一半依赖于莫斯科，也有相当一部份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特别是东德。1958 年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同意帮助兴建糖厂、水泥厂、电厂和玻璃厂，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出口⁶，来自东德的进口攀升至 1.20 亿卢布，随后在 1959 年进一步增加了一亿⁷。

但是，在大跃进中经历了急剧变化的，不仅仅是进口量。为了得到最好的装备，以加强其共产主义的进程，北京戏剧性地改变了外贸结构，向西欧提出了贸易的建议，从而有可能逐渐打破美国实施的禁运。华盛顿无法维持对其盟国的压力。英国渴望进入中国的巨大市场，大力怂恿消除从 1956 年开始的出口管制系统。从西德的进口从 1957 年的 2 亿德国马克猛增到 1958 年的 6.82 亿德国马克和 1959 年的 5.4 亿马克，而从英国的进口则翻了一番，1957 年是 1200 万英镑，1958 年和 1959 年分别为 2700 万和 2400 万英镑⁸。

所有这些都是工业进口，但毛泽东也顽强追求最先进的军事装备。从 1957 年开始，北京的领导人侧重于从莫斯科尽可能多引进军事装备和“新技术”。周恩来在 1958 年 6 月向赫鲁晓夫写信要求援助建立现代海军。两个月后，在炮击台湾海峡的金门和马祖两岛过程中，他要求获得最新的空中监视技术。1959 年 5 月，中国向俄国提交一份“国防和航空设备”的战略物资的订单。1959 年 9 月周恩来再次提醒俄国，表示北京当局计划在 1960 年动用 1.65 亿卢布购买苏联军事装备⁹。北京总共花了多少钱是一个谜，因为外国观察家公布的统计数字并不包括“无形的”项目如军需品。不过，外交部的档案馆提供了从莫斯科进口的明确综述，其中有“特殊商品”，意思是军事装备，以及“新技术”：如表 1 所示，这两个类别在 1959 年膨胀到超过 2 亿卢布，相当于中国从苏联进口额的近四分之一。

中国还必须履行对苏联的债务人的义务。1950 年至 1962 年间，莫斯科向北京贷款 14.07 亿卢布¹⁰。中国在 1960 年夏天与苏联产生裂痕后，大幅还贷，即使在此之前，债务分期付款肯定达每年 2 亿卢布以上。中国有限的外汇和黄金储备，意味着债务和实际进口都须通过实物出口进行交换，使其有限的资源更加紧张。基本贸易格局是：用信贷、资本货物和原材料，来交换稀有矿产、成品和食品。例如，猪肉用来交换电缆，大豆用来交换铝，粮食用来交换钢辊。由于锑、锡、钨等稀有金属的数量有限，北京的进口狂潮意味着必须从农村提取更多的食品出口（见表 2）。向苏联出口的东西一半以上是农产品，从天然纤维、烟草、粮食、大豆、新鲜水果、食油到罐头肉。出口到俄罗斯的大米在 1957 年至 1959 年间增加了两倍，如表 2 和表 3 所示。换言之，进口的冲击，首先落在农民身上。

表 2：向苏联的出口：主要商品类别（百万卢布）

资料来源：外交部，北京，1963 年 9 月 6 日，109-3321-2。第 66-68 页；因为四舍五入，数字相加可能不完整。

表 3：向苏联出口的粮食和食用油（千吨和百万卢布）

资料来源：外交部，北京，1963 年 9 月 6 日，109-3321-2。第 70-71 页；因为四舍五入和商品的选择，数字相加可能不完整。

谁是中国外贸的设计师？在计划经济中，进口和出口通常按每年的贸易协定进行，对外贸易的增长是为了配合经济的预期增长。因此，在资本投资率、对外贸易额和收成的大小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关系。总体经济计划（经过中央领导的同意）确定进口的数量和结构，这反过来又决定这个国家的出口水平。贸易计划由外交部提出，然后将进口和出口的任务授权给负责相关的农工产品贸易的公司¹¹。

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官僚迷宫中，周恩来总理负责对外贸易的整体监督。他热衷于与世界其他国家加强经济关系，不只是苏联，而且包括共产主义集团以外的国家。周恩来懂得，经济发展只有通过足够的资金、技术和专业知识才能实现，而所有这些都来自国外。周恩来的亲密盟友、外贸部长叶季壮也主张大幅增加出口，用来支付进口的机器和工厂。但在 1957 年，周控制了他的谈判代表的积极性，要他们谨慎从事。1957 年 10 月，叶只好对一个外国贸易代表团解释说，中国人民的生活已受到食品出口的影响，特别是食用油严重短缺。周恩来决定，1958 年与所有国家的贸易量非削减不可¹²。

周恩来在经济规划上循序渐进的做法与毛泽东的大跃进的大胆设想不协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毛泽东愤怒地将总理提出的保留意见撂在一边，并在 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上迫使他的对手沉默。相反，他更倾向于朱德。朱德元帅是具有传奇声誉的老军人，早在 1928 年就曾与毛泽东会师。两个人互相依赖，朱管军事，毛管党的政治。朱德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知道如何为主席的一步跃进共产主义的目标提供支持。1957 年 10 月，他就提出，“必须努力扩大出口和进口，使我们能够逐步成为一个进口大国和出口大国”。几个星期后，他说，“如果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就需要引进技术、设备、钢铁和其他必要的材料。”¹³

“更大的进口和更大的出口”，这个理想主义的政策，脱离了这个国家实际出口食品和材料的能力，却是 1958 年的一个主要口号。它正合毛的意，可以在国际舞台上显示他的政策的成功。他一言九鼎，已经压住了批评大跃进的声音，也就没有什么领导人愿意替经济规律说话了。随着预计的工农业产量不断向上调整，进口量也不断上升。换句话说，除非毛认识到大跃进的失败，紧缩对外贸易才有可能。政治挂帅，进口的大跃进没有被视为预算的不严谨，反而被当作对依靠群众改造经济表现了无限的信心。进口，是为了扩大生产机器和制成品的能力，可以将经济推动到更高的工业发展水平，最终将使中国从对苏联的经济依赖中解脱出来。

毛在国内很少有对手。在国外，苏联集团的领导人们可能对大跃进抱有怀疑，但从中国运来更多的食品对他们有好处。赫鲁晓夫毕竟把苏联经济的重点从重工业转移到消费者的需求上来，并挑衅地表示要在肉类、牛奶和黄油的人均生产上超越美国。在东德，乌布利希绝望地想阻止人们逃往西德。他也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在 1958 年第五次党代会上宣布，社会主义社会正在建设中，人均消费品数量将很快“赶上并超过”西德，这个过程将在 1961 年之前完成¹⁴。在此期间，他搞农村集体化，造成严重的粮食短缺，只好更加依赖从中国进口。东德领导人可能对 1958 年中国作物的规模有疑虑，但他们渴望更多的食品¹⁵。不仅大米在大跃进时期成为东德的主食，人造奶油也得依赖从中国进口的食油。东德贸易代表努力推动进口更多的饲料、烟草和花生¹⁶。压力如此之大，以致 1959 年 6 月有个中国贸易代表不得不解释说，不能向德国出口那么多的猪饲料，因为需要用这些东西来养活中国人¹⁷。

中国不仅向苏联集团盟国出口，也开始向东南亚和非洲倾销产品。在莫斯科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中，赫鲁晓夫曾得意地宣称，他打算在农产品生产上赶上美国。他还宣布了贸易战。“我们在贸易的和平战场上向你们宣战，”他威胁道，开始了全球经济进攻，专门破坏美国外贸，吸引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投入苏联怀抱。俄罗斯以无人能比的低价出售锡、锌和大豆产品，并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向中东发送货车、汽车和机械——通常提供低利率贷款和优惠还款条件¹⁸。在经济服从政治的计划经济中，苏联可以无视市场价格，付出沉重代价，只要能够赢得对全球的影响。

中国发动了自己的贸易战，向国际倾销商品，好像这些都是大跃进造成的国内需求过剩的产品。自行车、缝纫机、热水瓶、猪肉罐头、钢笔：各种货物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借以表明在向真正的共产主义赛跑中中国超过了苏联。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中国制造的雨衣的销售价格比在广州低 40%¹⁹。皮鞋每双 1.50 美元，冻鹌鹑 8 美分一只，小提琴只卖 5 美元²⁰。

不过，这场反帝国主义的经济战争，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中国竭力在大豆油、水泥、结构钢和窗玻璃上以低价打败这个竞争对手。布料成了共产主义需要占领的主战场，从灰布到花布充斥市场。以低于经济成本出口货物，对于穷国来说，代价是高昂的。1957 年，大约 870 万匹布出口，收入超过 5000 万美元。1958 年头 9 个月，920 万匹布出口到国际市场，只收入才 4700 万美元，反而减少了 12%。当年年底，贫穷的农民在农村面临着没有棉衣的冬天，而 1400 万匹布以低于成本价出口²¹。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中国能够从世界布料第五大出口国上升为第三大。叶季壮在 1958 年底一个党的外贸会议上承认，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市场倾销货物成了一场灾难，因为售出的比以前多，但收入比以前少得多：“真是伤害了自己，吓到了朋友，警醒了敌人。”²²“我听说，外贸部有些人随便签合同。是谁批准你出口的？”周恩来质问，把自己和这个计划拉开距离。“我们以为棉花大丰收，不会有问题，所以没有请示，”外贸部干部马一民回答说²³。

但是，无论棉花、粮食作物还是工业产值，都远远没有大跃进。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贸易赤字。向社会主义盟国承诺的交付没有兑现。1958 年商定的二千吨冷藏家禽，只有三分之一交付给东德，乌布利希要求在圣诞节前补齐。欠了东德 500 万至 700 万卢布，匈牙利 130 万，捷克斯洛伐克 110 万，他们都要求用水稻、花生或皮革来偿还。周同意向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追加额外的 1.5 万吨大米和 2 千吨花生，而且对朱德的“大量进口，大量出口”政策不屑一顾。根据 1958 年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出口有 4 亿元的短缺，周宣布，“我们反对大进大出，进出口必须平衡”²⁴。

应该如何解决短缺问题呢？在 1958 年 11 月，周恩来第一个声称，“宁可自己不吃或少吃，不用或少用，但是要履行对外已签的合同²⁵。”“拿了人家的东西，而不给人家东西，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风格。”几个星期后，他补充道²⁶。邓小平也附和说：“如果人人节约几个鸡蛋、一磅肉、一磅油和十二斤粮食，整个出口的问题就会完全解决”²⁷。李先念、李富春和薄一波同意：“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将来美好的前景，只要把道理说清楚，人们是愿意少吃一点的”²⁸。

为了履行对外承诺，1959 年出口大幅增加，从 65 亿元人民币提高到 79 亿元，而进口只增长了百分之三，总额为 63 亿²⁹。例如，预留给国外市场的粮食增加了一倍，总额为四百万吨³⁰。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仅仅是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几个百分点，但对穷国来说，数百万吨就意味着生死之隔。正如王任重后来在 1961 年苦涩地指出的，1959 年全国都在饥饿中求生，而湖北（归他领导）从北京接受了 20 万吨救命粮。请注意，就在那一年，粮食出口超过了 400 万吨³¹。

完成出口指标的责任包干到省，各地按比例分解国家指标。但在 1958-1959 年冬春，各省粮食普遍短缺。到 1959 年 1 月，全国只征购到八万吨可供出口的粮食。接下来的月份，湖北表示最多只能提供 2.3 万（计划是 4.8 万），四川李井泉同意提供配额的三分之二，其余以次级粮食补齐。在安徽，曾希圣批准交付五千吨（计划是 23500 吨）。福建拒绝上交出口粮³²。其他出口商品，情况也差不多，多数省份只能完成出口配额的一半；贵州、甘肃和青海等省，则不到各自配额的三分之一³³。

北京收到了没有履行出口合同的投诉：例如，列宁格勒的医院和幼儿园，冬天没有米吃³⁴。为了解决外贸失控的问题，1959 年 3 月至 4 月，在上海的党的一次会议上进行了讨论。毛参加了，建议以素食作为解决办法：“我们要节衣缩食，保证出口，否则六亿五千万人口多吃一点就吃掉了。马，牛，羊，鸡，犬，猪都不吃肉的，六畜中有四畜不吃肉，它不是也活了吗？人也有不吃肉的，徐老不吃肉，也活到八十岁。据说黄炎培也不吃肉，也活到八十；可否作一决议，人一律不吃肉，都拿来出口？”³⁵听到主席下令，北京市长彭真更进一步：为了增加出口，建议削减粮食消费。周恩来也勇敢地提出，“三个月内，我们不吃任何猪肉，保证肉类出口。”³⁶除了肉类，食用油的使用也受到限制。1959 年 5 月 24 日，中央向各省正式下令：为了出口和建设社会主义，不再向农村出售食用油³⁷。

但随着出口压力的增加，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下面为了凑数，开始偷工减料，导致出口质量下降。苏联屡屡投诉肉的质量，其中往往有细菌污染。高达三分之一的猪肉罐头有锈³⁸。其他物品也被投诉：送到苏联的约四万六千双鞋有缺陷，出口到香港的纸张无法使用，伊拉克买的电池有泄漏，而瑞士发现五分之一煤炭中有石块，西德发现五百吨鸡蛋中有沙门氏菌，摩洛哥向中国买的南瓜种子三分之一被虫蛀³⁹。补偿 1959 年交付的这些污染商品的代价为两亿到三亿元，把中国出口商品的名声也搞坏了⁴⁰。

贸易赤字仍然不断增长。1959 年 10 月，北京实施了紧急措施。国务院指示：所有可以从国内消费市场减少或消除的商品一律压缩，而剩余的短缺部份则应由其他可取得的货物代替⁴¹。为了支持这一调整，成立了专门的出口办公室，以监测所有出口货物的质量和数量⁴²。贸易协定是按日历年签订的，所以为了确保当年出口目标的完成，年底动员很重要。这意味着冬季压力更大。例如，猪肉数量低于配额，于是在 11 月开展了一场运动，在年底前购足额外的 900 万头猪⁴³。

1959 年快结束时，在无情的征购高潮中，完成了出口额 79 亿元，满足了周恩来的目标。粮食和食用油达 17 亿元。这一年出口的 420 万吨粮食中，142 万到苏联，100 万到东欧，将近 160 万到“资本主义国家”⁴⁴。虽然已经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不行。光是 1958 年与东欧和 1959 年与苏联的贸易赤字就达到三亿元⁴⁵。紧张的关系在 1960 年夏天达到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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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交部，北京，1963 年 9 月 6 日，109-3321-2,pp.82-5。 ↩

2. K. A. Krutikov, Na Kitaiskom napravlenii: Iz vospominanii diplomata, Moscow: Institut Dal'nego Vostoka, 2003, p. 253; see also T. G. Zazerskaya, Sovetskie spetsialisty i formirovanie voenno-promyshlennogo kompleksa Kitaya (1949-1960 gg.), St Petersburg: Sankt Peterburg Gosudarstvennyi Universitet, 2000. ↩

3. 俄罗斯外交部档案，莫斯科，1958 年 3 月 9 日，0100-51-6, papka 432,p. 102。 ↩

4. 外交部，北京，1958 年 6 月 10 日，109-828-30,pp.176-7。 ↩

5. George Ginsburgs, 'Trade with the Soviet Union'（《对苏贸易》）in Victor H. Li, Law and Politics in China's Foreign Trade（《中国对外贸易的法律与政策》）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p. 100. ↩

6. 联邦档案，Berlin，1958 年 12 月 2 日，DL2-4037,pp. 31-9。 ↩

7. Jahrbuch，1962，Berlin，1962，p. 548，以及 MfAA, Berlin，1963 年 11 月 25 日，C572-77-2, p.191。 ↩

8. 联邦档案，Berlin，1961 年 1 月 7 日，DL2-4039,p. 7；1959, DL2-VAN-172。 ↩

9. 见《周恩来年谱》，卷 2，pp. 149, 165, 231, 256，摘自张曙光，Zhang Shu Guang，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经济冷战：美国对华经济禁运和中苏同盟，1949-1963》）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12-13. ↩

10. 见 p. 100。 ↩

11. A. Boone,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中国对外贸易》）China Quarterly, no. 11（Sept. 1962），p. 176. ↩

12. 联邦档案，Berlin，1957 年 10 月 6 日，DL2-1932,pp. 331-2。 ↩

13. Lawrence C. Reardon, The Reluctant Dragon: Crisis Cycles in Chinese Foreign Economic Policy（《顽抗的巨龙：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危机周期》）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91-2. ↩

14. Martin Kitche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800-2000（《现代德国史，1800-2000》）New York: Wiley-Blackwell, 2006, p. 336. ↩

15. MfAA, Berlin，1958 年 9 月 27 日，A6861, p.145。 ↩

16. 同上，pp. 151-2。 ↩

17. 联邦档案，Berlin，1959 年 6 月 24 日，DL2-1937,p.231。 ↩

18. 'Russia's trade war'（《俄国贸易战》）Time, 5 May 1958；亦见 Boone, 'Foreign Trade of China'.（《中国的对外贸易》） ↩

19. 'Squeeze from Peking'（《北京的压榨》）Time, 21 July 1958. ↩

20. 'Made well in Japan'（《与日本改善关系》）Time, 1 Sept. 1958. ↩

21. 外交部，北京，1958 年 11 月 8 日，109-1907-4,p.49。 ↩

22. 外交部，北京，1959 年 1 月，109-1907-3,pp.24-5。 ↩

23. 外交部，北京，1958 年 11 月 8 日，109-1907-4, pp.46-50。 ↩

24. 外交部，北京，1958 年 12 月 23 日，109-1907-2, pp. 12-13；关于德国，见 MfAA，Berlin，1959 年 9 月 21 日，A9960-2, pp.183-4。 ↩

25. 外交部，北京，1958 年 11 月 8 日，109-1907-4,pp.44-5。 ↩

26. 外交部，北京，1958 年 11 月 23 日，109-1907-5, p.56。 ↩

27. 湖南，1959 年 1 月 22 日，163-1-1052,p.237。 ↩

28. 湖南，1959 年 1 月，141-2-104,pp.10-12。 ↩

29. 甘肃，1959 年 1 月 25 日，91-18-114,p. 119；外交部，北京，1958 年 12 月 23 日，109-1907-2, pp. 12-13。 ↩

30. 外交部报告，上海，1958 年 10 月 31 日，B29-2-97, p.23。 ↩

31. 广东，1961 年 8 月 10 日，219-2-318,p.14。 ↩

32. 湖南，1959 年 2 月 7 日，163-1-1052,p.11。 ↩

33. 同上，p. 12。 ↩

34. 同上，p.11。 ↩

35. 外交部，北京，1959 年 4 月 10 日，109-1907-8, p.100；亦见 1959 年 3 月 25 日讲话，甘肃，19-18-494,p.46。 ↩

36. 彭和周的讲话，见外交部纪要，北京，1959 年 4 月 10 日，109-1907-8, p.101。 ↩

37. 电话命令；湖南，1959 年 5 月 26 日，141-1-1252,pp. 39-40。 ↩

38. 湖南，1959 年 11 月 20 日，163-1-1052,pp.25-9。 ↩

39. 湖南，1959 年 6 月 6 日，163-1-1052,pp. 119-24。 ↩

40. 甘肃，中发（60）98，1960 年 1 月 6 日，91-18-160,pp.187-90。 ↩

41. 湖南，1960 年 1 月 6 日，141-2-126,pp.14-15。 ↩

42. 甘肃，中发（60）98，1960 年 1 月 6 日，91-18-160,pp. 187-90。 ↩

43. 湖南，1959 年 11 月 24 日，163-1-1052,pp.21-4。 ↩

44. 上海，1960 年 2 月 20 日，B29-2-112,pp.2-5。 ↩

45. 上海，1959 年 12 月 1 日，B29-2-112,pp.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