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毁了贸易

许多货物从来没有进入商店。中国银行计算，在 1960 年湖南大约有 3 亿元失踪，原因是假发票、货物在途中丢失、擅自出售信贷或干脆挪用。那只是一个省。国务院估计，那年全国约有 70 亿元资金被国营工厂持有，而不是用于货物流通¹。在分销网络的每个层面，都有腐败和管理不善，吞食了计划分配给人民的商品供应。

当货物离开车间后，第一站是仓库，在那里，由国家认可的存储公司，根据它们的目的地进行分类。在上海储运公司，价值超过 10 万元的数以百计的货物——电话、冰箱、医疗设备、起重机——只能呆在箱子中，因为登记草率，账户有误，库存清单难以辨认。一百缸虾酱，在户外淋了一个月雨，最后腐烂掉，只是因为文件丢失，公司把它们忘掉了。当然，在上述各类情况之外，货物的丢失还由于盈利的动机没有完全消失：毕竟可以把这些“损失”掉的东西拿到黑市上去私下交易²。

然后需要等待火车或货运卡车。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缺乏从国家的一端向另一端顺利发送货物的能力，脆弱的运输系统能很快把运输流搞得乱七八糟。早在 1958 年年底经济就陷于停顿，车站和港口周围到处是堆积如山的货物。计划要求每天有 3.8 万辆货运汽车，但只有 2.8 万辆可用。规划人员只考察了上海北面沿海的装卸区，就发现有一百万吨的材料在等待运输³。

接下来的三年中，由于缺少设备、备件和燃料，情况变得更糟。1960 年，在天津、北京、汉口、广州等城市，在车站上周转的货物进多出少，有的时候每天的差额达一万吨，只好胡乱堆在临时设施里，10 月中旬达到了 25 万吨。在大连，七万吨滞留的货物在车站变质。数百吨昂贵的进口橡胶，在秦皇岛港口躺了六个月。在交通枢纽郑州，挖了一条六米深的沟，以弃卸从水泥袋到机器等各种货物，许多被损坏被遗弃的袋、包、箱、木桶和铁桶堆成小丘⁴。在上海，1961 年夏天，估计价值 2.8 亿元的货物被堆积在食堂、宿舍甚至在街头，其中有 1.2 亿米急需的棉布。大部份存货就这样腐烂或生锈⁵。

运输系统的崩溃，使列车不得不排队轮候进入车站。搬运货物的工具和人手都缺乏。全新的装卸设备被发现是有缺陷的，但十万搬运工和运输工却因此被匆匆解雇以节省薪金。后勤和协调并没有成为计划经济的优势⁶。加上缺乏激励和饥肠辘辘。通常待遇比较好的司机，过去一般都享有每人每月约 25 公斤的粮食，现在被降低到 15 公斤。在辽宁大虎山，粮食被高粱和小米所取代，而在河北石家庄，每月口粮的一半是红薯。伙食又差，身体虚弱的工人尽量少干活⁷。混乱状况也影响了国际运输。仅仅因为包租的船只不得不在中国的主要港口滞留而失去的收入就达 30 万英镑⁸。

地方的运输网络也崩溃了。在云南，1958 年以前有二十多万头骡、驴驮运食品、衣服和用品到偏僻的山村。它们被马车取代了，从三千辆增加到三万辆。但马匹的饲料成本大得多，而且国有企业对它们管理不善，许多马在饥荒期间死亡。并且，马车也不适合南部省份通往与世隔绝村落的陡峭山路和崎岖地形⁹。

运货卡车也问题重重。1960 年云南只得到它所需汽油的一半。到 9 月份，约 1500 辆车使用替代燃料，从木炭到褐煤，以及甘蔗和乙醇¹⁰。在湖南，用植物油代替机油作发动机润滑，造成大量损毁¹¹。即使在上海，机动三轮车不准上街，许多汽车改用天然气，有些天然气被装在巨大的袋子而不是在气瓶中¹²。疏忽也破坏交货。例如，广州汽车运输公司有 40 辆汽车，其中大多数是大跃进后得到的，至 1961 年，三辆已经损毁，平均每天有 25 辆在维修中，只有 12 辆可用¹³。由于车辆在完成计划的竞赛中被使用到极限，实际运行成本增加。根据一项估计，在 1957 年，一辆汽车的备件和更换的成本每一百公里只是 2.2 元，1961 年上升为 9.7 元。主要原因是不间断使用和保养不善¹⁴。

在革命前的中国，各种货物都送货上门，用扁担挑，用手推车推，或偶尔用驴驮。流动商贩甚至深入到偏远村庄，带着布、陶器、篮子、煤炭、玩具、糖果和坚果，以及香烟、肥皂和洗剂。在城市，小贩们走街串巷，提供一切可能的物品，从袜子、手帕、毛巾、香皂到女性内衣。

当小贩和商人在农村定期聚集在一个商定的地点，定期集市出现了：许多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背着或推着自己的货物，蜂涌到一个寂静的小村庄，使它顿时变成了一个繁忙的现场，货物在路边销售或在临时摊位上展示。在城镇，数以百计的精品屋、商店、杂货铺和百货公司，竞相招揽顾客的光顾，从制帽匠、鞋匠、布商到摄影师，还有算命先生、魔术师、杂技演员和比武的斗士，共同提供娱乐和商业活动。

传统的店铺一般只有一层，楼上住人，而新的百货商场大楼则高大耸立，在周围建筑物中鹤立鸡群。它们可以在每一个大城市中找到，在夜间由成排的电灯照亮，提供本地和进口的商品，从美国沙丁鱼罐头到玩具汽车。招摇的百货公司和往往比邻的传统单层店铺之间的鲜明对比，是国民党时代贯穿整个日常生活结构的多样化特色¹⁵。

这种繁忙和喧闹的世界，在 1949 年后大部份都消失了。自由贸易被计划经济所取代。市场被关闭。自发集市被禁止。小贩被取缔，他们往往被迫加入由国家控制的集体企业。流动商贩和一度无处不在的铁匠成为古迹。百货公司被收归国有，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的稳定货源枯竭了，被国家授权的商品取代，后者由国有企业生产，并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小商店的业主被迫成为政府的雇员。米哈伊尔·科罗契科（Mikhail Klochko）记得去过北京一个不起眼的几乎没有任何商品的小商店。他出于对店主和他的两个病殃殃的孩子的怜悯而买了一个铅笔盒¹⁶。唯一繁荣的店铺在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旅游饭店附近，出售皮草、珐琅、钟表、珠宝、丝绸刺绣的风景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图片画像。它们被称为友谊商店，专为外国游客和高级干部服务。

对于普通市民而言，根本没有什么选择。以南京市为例，这个长江南岸曾经很繁华的城市过去是中华民国的首都。虽然政府取缔自由市场，大跃进前夕尚有七百多家店铺，直接向公众销售他们的货物。到了 1961 年，只剩 130 家。复杂的制造商、贸易商和零售商的网络，曾把这个城市和全国七十个县和四十多个市联在一起，但死板的集体化使南京转向自给自足，只有六个县和三个市在工艺品方面对它继续有所贡献。随着计划经济取代了市场经济，手工业产品减少到大约 1200 种。即使是知名的传统品牌，从金鸡发夹到长江弹簧锁，也被纳入国有。设计的品种遭受不利影响。1958 年前大约有 120 种不同的锁，到 1961 年只有 12 种幸存。大部份锁丧失了特点，一把钥匙可以打开多把锁。但是，所有产品的价格更高了，一般提高约三分之一，在某些情况下加倍¹⁷。食品也同样。自从发起了大跃进，在南京约两千名食品商贩被迫转行。他们熟悉复杂的市场情况，能够有效地把蔬菜运送到各个主要交货点，现在笨拙和僵化的指令经济，只能使农村的饥荒引发的问题更加复杂化¹⁸。

剩余商品和废旧材料的贸易在 1949 年以前曾经繁荣过，现在也土崩瓦解。Dyer Ball 观察到，在清朝灭亡之前，贫穷使得人们对哪怕最不足道的小东西都不浪费，普遍地千方百计回收物品，每个人都成为有经济头脑的人¹⁹。但饥荒期间发生的事正好相反：对国家计划的沉迷导致浪费，物品堆积如山，因为回收得不到好处。在广州约 170 吨废料——从氧化铁到石墨粉末——在 1959 年夏天遍布整个城市。大跃进前，每片废金属或碎布都会被小贩们回收，他们确保这些碎布、罐头、塑料、纸张和轮胎到达潜在的买家。这些人当中许多被迫抛弃他们的本行，参加了大型的反应迟钝的集体企业²⁰。

在垃圾大量积累的同时，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却普遍短缺。在南京，到 1959 年夏天，所有东西甚至日常用品都变得稀缺，如鞋子和锅²¹。排长队——社会主义的标志——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由于饥荒的深入，队伍排得越来越长。济南一些工厂的工人，需要专门请两天假，去排队购买粮食。李淑君排了三天队，甚至没有排到一张票——票可以换成一个号码，号码才能买到粮食。每次都得排不同的队²²。在上海也一样，人们不得不排队购买稀缺货物。这种活动一般拂晓前开始，因为大家都知道，店铺一到下午就没货了²³。耐心有时是有限度的。一些人用砖标记他们在队列中的位置，而其他人把这些砖头踢开，引起打架²⁴。在武汉，1960 年年底常有多达二百人彻夜排队买大米，免不了发生吵架和混战的现象²⁵。

决定商品价格的，是国家，而不是市场。本来应该稳定物价，提高人民的购买力。但是，农民以高价购买工业品，却被迫以极低价向国家出售粮食和其他食品——通常低得使他们亏损，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巨大的财富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青岛人民检察院兰陵展示了这一规模的情况。通过编制和调整自 1949 年以来支付食品和货物的价格，他发现，煤炭价格涨了 18.5%，肥皂 21.4%，鞋 53%，绳子 55%，家居用品 157%，普通工具高达 225%。与此相反，由国家支付给农民的粮食价格反而下降了：小麦收购价下降了 4.5%，玉米收购价下降了 10.5%²⁶。

由国家规定的价格很少受到尊重，因为可以加上种种额外费用。人民代表大会在广州的一个详细调查发现，完全同样类型的金属棒材可以有高达四十种不同的转让价格。在钢铁行业，实际收取的价格经常比国家的规定提高百分之五十。在某些情况下，原材料价格可以飙升十倍，严重影响工业生产，因为公司经理们难以将严格的预算适应于供应成本的剧烈浮动。煤炭价格也是国家规定的，但不同企业之间的私下交易导致无情上升的压力。因此，实际生产成本大幅上升，迫使国家进一步努力压低成品价格，以补贴这些行业。这样做也失败了，因为几乎一切都变得更加昂贵，质量则每况愈下，从玻璃瓶和樟脑球，到发夹和木屐²⁷。在武汉，和其他地方一样，自大跃进开始后，水桶、铁壶或小水果刀的成本，一年左右增加了一倍。在新中国的冶炼之都，一个铁锅成本为 22 元，而在 1957 年只要 5 元就够了²⁸。李富春在 1961 年夏天承认，每年的通胀至少百分之十，包括从食品和商品到服务等所有方面，但它在某些地方达到了 40% 至 50%。约 125 亿元被浪费在只值 70 亿元的货物上²⁹。

计划经济的另一些副作用也出现了，因为在一纸计划的下面，总是潜伏着盈利的动机，而不是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人类最严重的饥荒期间，整个系列的高价品以溢价出售，从蔬菜、茶叶、电影票到简单的桶。国有企业利用普遍的短缺，把产品升级，高价出售³⁰。北京的人大在调查王府井百货商店时发现，企业所应付的是通胀的压力，而不是消费者的需求：1958 年，店里所有的内衣，大约百分之十属高档品价格，百分之六十是面向大多数城市居民的中档品。到 1961 年，超过一半是高价品，只有三分之一属于中档价格。这种结构性变化发生在通胀的高峰期，而通胀估计为每月 2.7%³¹。

随着国营大企业取代小商店，修理有毛病的货物的责任，也从街道转移到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³²。国家计划当然对这种问题有个说辞，为人民的利益设立了“服务组”。但它们并不多见，无法应付泛滥成灾的伪劣商品，更甚的是，他们根本没有兴趣为人民服务。因此，在这个贫穷的国家里，修理的费用往往超过重新买的成本。在武汉，补鞋底、修锅或配钥匙的费用比国家规定的价格多了一倍，因为服务组享有了修理工作的垄断权。在湖南湘潭，修一个火锅的费用是八元，但买一个新的只有九元。许多地区，补袜子的费用和买一双新的差不多³³。在 1960-1961 年冬天，每个人都在由于燃料短缺和衣服不足而发抖，在首都的维修中心被淹没在成堆有缺陷的货物之下。麻木不仁的员工只是将这些东西挪来挪去，没有激励机制，也没有工具和材料去进行他们的工作。连补鞋底用的钉子都找不到。在首都心脏的前门公社，大约有六十个火炉处在锈蚀堆中，破损了的家具到处可见，但没有锯子、刨子和凿子³⁴。

即使到服务站里洗衣服，也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繁琐的官僚程序涉及一系列单独的步骤，从登记物品、开收据、到交付需要清洗的衣服，所有这些步骤都由不同的人进行，涉及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真正洗衣服的人，每天很少洗十件以上。尽管价格高，一切行业都在亏损，把账算到国家头上。上海汕头路一家小洗衣店，每月收入仅 100 元左右，但必须支付工资 140 元，这还不包括对经常丢失衣服所必须承担的赔偿³⁵。当然，多数老百姓宁愿自己补衣服、修鞋、修家具，但他们的工具已在炼钢运动中被拿走。在徐水县——国家的模范公社——老田记得，那年头，他的母亲得排队等候借针，借街坊中那根唯一没有被没收的针³⁶。

湖南，1960 年 9 月 13 日及 11 月 7 日，163-1-1083, pp. 83-5 及 95-7。 ↩
上海，1960 年 8 月 11 日，B123-4-782, pp. 26-9。 ↩
云南，1958 年 10 月 23 日，中发（58）1060, 2-1-3276, pp. 131-5。 ↩
云南，1960 年 10 月 15 日，中发（60）841, 2-1-4246, pp. 103-8。 ↩
上海，1961 年 8 月，B29-2-655, p. 160；1961 年 4 月 20 日，B29-2-980, p. 248。 ↩
云南，1960 年 10 月 15 日，中发（60）841, 2-1-4246, pp. 103-8。 ↩
云南，1960 年 12 月 3 日，中发（60）1109, 2-1-4246, pp. 117-19。 ↩
外交部，北京，1960 年 1 月 1 日，118-1378-13, p. 82。 ↩
云南，1961 年 10 月 25 日，2-1-4654, pp. 44-6。 ↩
云南，1960 年 9 月 22 日，2-1-4269, pp. 36-9。 ↩
湖南，1959 年 8 月 3 日，141-1-1259, p. 148。 ↩
MfAA, Berlin，1961 年 12 月 11 日，pp. 347-51。 ↩
广东，1961 年 8 月，219-2-319, pp. 31-56。 ↩
上海，1961 年 5 月，B29-2-940, p. 161。 ↩
关于革命前的中国零售业和物质生活，见：Frank Dikötter, Exotic Commodities：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外国商品：时尚物件与中国的日常生活》）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
Klochko, Soviet Scientist（《苏维埃科学家》）p. 53。 ↩
南京，1961 年 11 月，5040-1-18, pp. 14-19 及 20-6。 ↩
南京，1959 年 1 月 12 日及 4 月 26 日，4003-1-167, pp. 22-4 及 36-8. ↩
J. Dyer Ball, The Chinese at Home（《中国人日常生活》）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11, p. 240，被引用在 Dikötter, Exotic Commodities（《外国商品》）p. 63. ↩
广州，1959 年 8 月 22 日，16-1-13, pp. 56-7；广州，1961 年 7 月 20 日，97-8-173, p. 18。 ↩
南京，1959 年 7 月 1 日，4003-1-167, pp. 39-46。 ↩
内部参考，1960 年 12 月 2 日，p. 11。 ↩
上海，1961 年 5 月 7 日，A20-1-60, pp. 64-6。 ↩
南京，1959 年 6 月 4 日，5003-3-722, pp. 77-81。 ↩
内部参考，1960 年 11 月 23 日，pp. 15-16。 ↩
内部参考，1961 年 5 月 5 日，pp. 14-16。 ↩
广州，1961 年 3 月 27 日、6 月 1 日及 7 月 6 日，97-8-173, pp. 45-6 及 52-3；60-1-1, pp. 80 及 105-11。 ↩
武汉，1959 年 7 月 29 日，76-1-1210, p. 68。 ↩
北戴河讲话，甘肃，1961 年 8 月 11 日，91-18-561, p. 51。 ↩
北京，1961 年 6 月 26 日，2-13-89, pp. 2-3。 ↩
北京，1961 年 7 月 31 日，2-13-100, pp. 1-6。 ↩
南京，1961 年 11 月，5040-1-18, pp. 14-19 及 20-6。 ↩
内部参考，1960 年 8 月 0 日，pp. 13-15。 ↩
北京，1961 年 3 月 28 日，1-28-28, pp. 9-11。 ↩
上海，1961 年 7 月 31 日，A20-1-55, pp. 23-9。 ↩
老田访谈，出生于 1930 年代，河北徐水，2006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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