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禁书
毛泽东的大饥荒第一章 两个对手

第一章 两个对手

1953 年,斯大林死了,毛泽东解放了。过去三十多年,毛泽东只能替这位共产主义的世界领袖当个跟班。二十七岁那年,他到上海,参加了中共的创立大会,从苏联经纪人手里接过二百大洋,俄罗斯的金钱从此改变了毛泽东的一生。他毫不犹豫地领取津贴,利用莫斯科的关系,领导一支衣衫褴褛的游击队,为夺取最高权力而奋斗。在这个过程中,他和苏联顾问进行过无休止的争执,不断受到莫斯科的无情斥责,多次被贬离领导岗位。斯大林几次三番逼迫毛泽东与他的死敌、统治着中国大部份地区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妥协,要毛甘当蒋的下属。斯大林信不过毛泽东和他的农民军,公开偏袒蒋介石,甚至不顾国民党 1927 年在上海已经对共产党人进行过一场屠杀。几乎长达十年之久,蒋介石的部队无情地围剿陷入困境的毛泽东,迫使共产党人躲进深山,然后向北流窜,也就是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1936 年,蒋介石在西安被绑架,斯大林电令毛泽东立即释放人质,不得有误。一年后,日本入侵中国,斯大林再次要求毛泽东与他的主要敌人蒋介石组成“统一战线”。斯大林用飞机、武器和顾问援助国民党政权,而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只是一批传单,装满了一架飞机。

毛的策略是:把主力用于发展自己在华北的势力,而不用于抗日。在战争结束的 1945 年,实用主义的老手斯大林,和国民党签署了盟约,使中共在内战中获取斯大林支持的可能更加渺茫。日本投降不久,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恢复了全面战争。斯大林再次观望,甚至以不要得罪美国为由,警告毛泽东住手,因为美国是领导盟军打败日本的公认的世界领袖,一贯站在蒋介石一边。毛没有理睬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党人最终占了上风。当他们攻克首都南京时,苏联是让自己的大使跟随国民党政府一起逃亡到广州去的少有的几个国家之一。

甚至在毛的胜利已成定局的时候,斯大林还继续和毛保持距离。毛的一切作为,在这位苏联领导人眼里都显得那么可疑。斯大林想不通,什么样的共产党人会害怕工人?你看,毛泽东的军队在上海外围逗留了几个星期迟迟不进,只是为了不想负责解决这个城市居民的吃饭问题。斯大林在阅读了这位中国领导人著作的译本后认定,毛泽东是个农民,是个洞穴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个“封建分子”。很明显,在毛的身上有一股叛逆和倔强的劲头,不然就难以解释,他怎么能战胜蒋介石,并迫使后者一路撤退到台湾。但毛的自命不凡和自作主张正是深深困扰斯大林的原因所在,因为在斯大林眼里,敌人无处不在:毛会不会是另一个铁托?那位南斯拉夫领导人因为与莫斯科政见不同,已被逐出共产主义大家庭。一个铁托已经够麻烦了,斯大林不希望另一个不经过他的帮助就上台的政权在毗邻的边界上主导一个庞大的帝国。斯大林不相信任何人,尤其不信任一个积怨甚多的潜在对手。

毛泽东的确也从来没有忘记别人对他的怠慢,他对斯大林待他的方式极为不满,但他没有选择。他的共产政权迫切需要国际承认和经济帮助,以重建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毛泽东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忍气吞声,寻求与苏联和解。

毛与斯大林会面的要求几次遭到拒绝。然后在 1949 年 12 月,毛终于被召到莫斯科。但是,他没有得到像一个把四分之一人类带入共产主义轨道的伟大革命领袖所应得的隆重欢迎,他受到了冷遇,仅被当作前往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众多代表中的一员。匆匆见过一面之后,毛就被撂到首都以外的一所别墅。随后几个星期,孤零零地等待召见。日子一天天过去,毛终于认识到,在这位苏联独裁者主宰的共产主义兄弟圈中,自己的地位并不高大。毛泽东和斯大林最终会见时,只得到了三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还得分为五年使用。为此微薄之利,毛作出了重大的领土让步,令人想起十九世纪的不平等条约:保证苏联控制旅顺口,管理满洲的中东铁路,直到 1950 年代中期;毛还被迫承认苏联在新疆的采矿权。毛的收获是取得了中苏相互保护的承诺——如果受到日本或其盟国特别是美国侵略的话。

早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签署“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之前,金日成——他是 1948 年半岛分裂后控制着北朝鲜的共产党游击队的领袖,就已经在策划用武力重新统一半岛。毛泽东支持北朝鲜,认为金是反美的共产主义盟友。1950 年 6 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促使美国为保卫南方而出兵干预。面对压倒性的空中力量和坦克部队,陷入困境的金被一路撵向中朝边境。毛泽东担心美国可能越过鸭绿江进攻中国,在得到斯大林承诺提供空中掩护之后,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接下去的战争非常残酷,中方伤亡很大,斯大林本来承诺的飞机却很少兑现。战争进入了血的对峙,斯大林一再阻挠谈判。和平不合乎他的战略利益。雪上加霜的是,斯大林还要求中国为苏联送往朝鲜的军事装备付款。1953 年 3 月他的去世,使停战很快得以实现。

三十年来毛泽东在斯大林手里受尽屈辱,只是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他才愿意服从莫斯科。朝鲜战争使他对苏联的援助更加反感,他的感觉得到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共鸣,他们也同样渴望在自己的国家与莫斯科打交道时,能够得到平等。

朝鲜战争加深了毛泽东在他的同僚中的威望。毛主席曾领导党于 1949 年取得了胜利。朝鲜也是他个人的荣耀,因为当党内其他领导人举棋不定时,是他力主出兵干预,是他把美国逼入僵局——尽管牺牲了士兵的生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现在耸立于同僚之上。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不愿平等待人,也像斯大林一样,这位主席对自己在历史上的作用深信不疑。他相信自己是天才,绝对正确。

斯大林死后,毛看到了机会来了,可以独立于克里姆林宫,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袖群伦了。这位主席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是照耀共产主义方向的灯塔,共产主义将粉碎资本主义,全世界将围着他转。难道不是他领导部队走向胜利,为世界的四分之一实现了第二个十月革命?斯大林没有资格宣称自己主持过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更不要说那个尼基塔·赫鲁晓夫了,尽管此人很快就要在莫斯科掌权。

粗鲁、古怪和冲动,使赫鲁晓夫被许多认识他的人认为只是个能力不强、野心有限的白痴。正是这种声誉,使他能够在斯大林手下幸存,后者对他宽大为怀,使他没有落到比他更优秀的同志的下场,那些同志在和大独裁者打交道的时候总是犯错误。“我的小马克思!”斯大林用烟斗轻轻敲打赫鲁晓夫的前额嘲弄他,“脑袋里空空如也!”1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的宠物。他像斯大林一样多疑,但善于藏拙,内心很狡猾,野心很大。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处理毛泽东的方式不以为然。他决心超越他以前的主子,和北京建立新的关系。他想成为毛泽东的恩师,指导这个农民造反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赫鲁晓夫还扮演了好心的赞助者的角色,向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技术转让,为数以百计的工厂提供援助。他把顾问们派往中国,从原子能到机械工程,遍及各个领域;而中国则派出一万名学生,在斯大林死后的头几年,到苏联去接受培训。但北京的领导人对于这种慷慨并不感恩,认为是应得之物,并试图通过谈判、乞求和哄骗,千方百计榨取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赫鲁晓夫妥协了。一开始就做得太过火,现在他只得硬着头皮,要求莫斯科的同事们接受远远超过苏联负担能力的一系列援助要求。

赫鲁晓夫竭尽所能满足北京,他以为会得到不薄的回报。毛泽东看不起他,认定他是个粗野的、不成熟的暴发户——这正是他避之唯恐不及的恶誉。关键转折点出现在 1956 年,赫鲁晓夫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秘密报告中谴责了他以前的主子的罪行,但事先没有与毛商量。毛主席也称赞这次讲话,因为他感觉到,这将有助于削弱莫斯科在共产主义集团内的权力。但他永远不会原谅赫鲁晓夫,因为否定斯大林也是对毛泽东本人的权威的挑战,因为毛已经习惯于以自己为中心来解释世界。诋毁斯大林就是削弱毛泽东。毛一贯谋求和斯大林平起平坐,尽管对斯有一肚子怨怼。毛还认为,只有他本人才有足够的资格,有权对斯大林的是非功过进行审判。何况,攻击斯大林只能让美国人得利。

最重要的是,允许批评斯大林,意味着允许批评毛泽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为那些害怕主席权力日益膨胀,希望恢复集体领导的人提供了武器。在 1956 年 9 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从党章中被删除,集体领导的原则得到肯定,个人崇拜受到谴责。由于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约束,毛泽东别无选择,只好忍受这些措施,他在党代会前数月,就为这些措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2。但毛认为自己正在贬值,在私下交往中,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愤怒3。

毛泽东称之为“社会主义高潮”的经济政策,在 1956 年底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被淡化,这是他遇到的另一个挫折。一年前,心急难忍的毛,对经济发展缓慢不满,多次批评那些赞成谨慎从事的人为“小脚女人”。他预言加速农村合作化可以带来农业生产的飞跃,并在 1956 年 1 月不切实际地要求增加粮食、棉花、煤炭和钢铁的生产。这个社会主义高潮——后来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小跃进”——很快遇到了麻烦4。城市的工业生产遇到各种短缺和瓶颈,因为增加产量所必需的资金和原材料不能到位。在农村,合作化受到普遍抵制,农民宰杀牲畜,掩藏粮食。1956 年的春天,一些省份出现了饥荒。为了试图控制他们的主席的突击战术造成的损害,周恩来总理和经济规划者陈云呼吁停止“冒进”,试图收缩合作化的规模,在农村恢复有限的自由市场,并允许更大范围的私营生产。毛泽东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向他个人挑战。1956 年 6 月《人民日报》起草了一篇社论,批评社会主义高潮,劝告人们不要“试图在一夜之间做完所有的事情”,当这篇社论送请主席审阅的时候,毛泽东在激怒中信笔批示,“不看”。他的理由是,“骂我的,我为什么要看?”5他的地位进一步削弱了,因为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强调了斯大林农业政策的失败,其中包括农村的集体化。斯大林的失败,似乎无意中也批评了毛泽东的合作化运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不提社会主义高潮了。

尽管党的其他领导人有很大的保留,毛还是在 1957 年 4 月发动了“百花齐放”运动,鼓励公开批评党。之后,毛受到更多的屈辱。他的希望是,通过呼吁普通市民表达他们的意见,可以暴露极少数右派份子和反革命份子,防止匈牙利在非斯大林化中造成的破坏。1956 年 10 月匈牙利发生了全国性的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暴动,最后苏联军队入侵该国,残酷镇压所有反对人士,扶植了一个由莫斯科支持的新政府。在中国,毛泽东向持保留态度的同事们解释说,党可以把各种反对派分割成许多小“匈牙利事件”,各个击破。6他推测,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将有助于得到科学家和知识份子的支持以发展经济。毛主席严重失算,因为他这样做,招致了越来越猛烈的批评,他们不仅质疑共产党的统治权,而且质疑毛的领导权。毛的回击是,指责这些“坏人”要破坏党。他让邓小平负责反右派运动,这场运动非常激烈,被镇压的目标超过五十万人——其中很多是学生和知识份子,他们被驱逐到边远地区去服苦役。毛竭力重新获得控制,虽然整个事件非常尴尬,但他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了,因为它创造了使他可以唯我独尊的条件。由于攻击来自四面八方,党的统治权已受到质疑,所以党只得紧紧地团结在主席的周围。

1957 年 6 月百花齐放运动的失败,也证实了毛主席关于“右倾保守”思想是主要敌人的判断,而这也是当前经济停滞的原因。他想重提社会主义高潮的政策,这一政策因为受到他非常想取悦的专家们的尖锐批评而失去信誉。如果这么多具备专业技能和科学知识的、能够帮助经济发展的知识份子心怀不满,将国家的未来寄托给他们显然是不明智的政治之举。这一看法得到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认同,他转而支持主席在农村提出更高的产量指标。71957 年 10 月,在刘的支持下,毛打出了凝聚着他的夙愿的口号:“多,快,好,省”。他还成功地换掉了“冒进”这个词(含义是鲁莽地向前冲撞),代之以“跃进”。经过气势汹汹的反右派斗争,没有多少领导人敢出面反对。毛泽东达到了目的,他可以向赫鲁晓夫挑战了。

Footnotes

  1. William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赫鲁晓夫,他和他的时代》)London: The Free Press, 2003, p. 230. ↩

  2. 逄先知、金冲及(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p. 534。 ↩

  3. Li Zhisui 李志绥,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毛主席的私生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英文版),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p. 182-4. ↩

  4. A helpful overview of the Socialist High Tide appears in Chan, Mao's Crusade(《毛泽东的社会运动》)pp. 17-24. ↩

  5.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p. 57. ↩

  6. Lorenz M.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中苏分裂:共产主义世界的冷战》)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71-2. ↩

  7.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文化大革命起源,卷一: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313-15. ↩

更新于

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