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整肃队伍

在莫斯科，赫鲁晓夫为毛泽东提供了向前冲刺的武器。不仅人造地球卫星展示了相对落后的苏联有领先于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的能力，而且苏联领导人自己也正在准备一场类似毛主席曾被迫放弃的社会主义高潮的重大经济运动。

从苏联回到北京后不到两个星期，毛泽东获得了副主席刘少奇对大跃进的支持。刘少奇是一个节俭和沉默寡言的人，他身材高大，略有驼背，头发花白。刘毕生贡献于党，经常彻夜工作。他认为自己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他相信这个位子是对他多年的辛勤和无私工作的奖励。几个月前，毛泽东本人表示不想再当国家主席，他可能还私下向刘担保过，支持刘作为继承人¹。刘拥护毛泽东的远见：“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上上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²”还不到年底，全国各地的报刊文章就到处欢呼水利、粮食生产和钢铁产量上的伟大进步。1958 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批准的社论，传达了毛的愿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³。

李富春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态度谦虚，掌管着国家计委，定期向各省发送电话本那样厚的蓝图，详细规定每种产品的产量指标。他也支持毛泽东。他是毛的湖南同乡，童年时代就与主席相识，参加过长征。不知是出于恐惧、信念还是野心，李是经济计划工作者中第一个跳上大跃进的花车的。他和刘少奇同声赞美毛泽东的宏图大略⁴。

在宣传的锣鼓声中，加以在私下会见或党的会议上受到毛的哄骗怂恿，各省领导人纷纷对他的鼓足干劲运动表示全力支持，在所有经济活动中承诺更高的目标。1958 年 1 月初在杭州的一次党的领导的小型会议上，柯庆施——一个头发蓬松的高大男子，时任上海市长，从心底里敬畏主席——热情洋溢地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建议全国依靠伟大的群众“乘风破浪”⁵。身边有人支持，柯庆施又跑来效忠，毛泽东不再遏制已经压抑了数年的愤怒，当着薄一波（曾经抗命的主要经济规划师之一）的面爆发了。薄一波是个老革命，他关心的是保持预算平衡。“我不听你这一套！”毛泽东嚷道。“你在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他然后转向周恩来：“《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还是‘偶像崇拜’？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⁶扬鞭把规划师们赶上通往乌托邦之路的时刻到来了。

座落在中国南端的南宁被称为“绿城”，因为温和的亚热带气候使甜桃、槟榔和棕榈树常年茁长。一月中旬平均气温摄氏 25 度，温暖宜人，柑橘树鲜花盛开。这样的环境本来可以使来自隆冬北京的党的领导干部得到放松，然而气氛紧张。狂热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兴致勃勃地说：“主席从头到尾是批判右倾保守思想！”⁷毛在会议开幕当天就定了调子：“不要提‘反冒进’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⁸过去几天，毛泽东对计划工作者多次发脾气，指责他们“给人民的热情泼冷水”，拖国家的后腿。毛说，反“冒进”的人“离右派只有五十米”。1956 年 6 月 20 日刊登了那篇社论的《人民日报》的主编吴冷西，也高高列在被毛召见的名单上。毛对他的判词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⁹

巨大的压力降临到被调来的领导人身上。即使是那些习惯了严酷的党内生活的坚强的领导人，也承受不了这种高压。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曾经是毛泽东妻子的前夫，在执行主席给他的任务时崩溃了。他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语无伦次，精神恍惚，用一种令人困惑的眼神看着医生，乞求宽恕：“饶命啊！饶命啊。”他被擡上飞机，到广州去接受治疗，向陪着他的李富春跪倒叩头。在一个军队医院中，他跳出窗户，摔断了一条腿。他于 1958 年 11 月去世，时年 47 岁。¹⁰

但是，毛的真正的目标是周恩来。1 月 16 日毛泽东对总理挥舞着柯庆施的小册子《乘风破浪，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轻蔑地问道：“恩来！你是总理，你写得出这么好的文章吗！”“我不能，”总理喃喃作答，紧张地任他责骂。然后，一如既往，在公开羞辱后，毛又迎头一棒：“你不是要‘反冒进’吗？我可是反‘反冒进’的！”¹¹几个左派领导人加入了斗争的行列。柯庆施和激进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对总理进行揭发批判。¹²三天后，周作了长篇自我批评，对 1956 年的逆流承担全部责任，承认这是“右倾保守思想”，承认自己偏离了主席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指出，党的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载入了会议的宣言，从此不准别人攻击“小跃进”¹³。

周恩来温文尔雅，轻声细语，举止有点女人气，是位天才的外交家，有一种在意外挫折中软着陆的本领。如果有必要，他可以表现得非常谦卑恭顺。共产党胜利之前，他被国民党称为不倒翁¹⁴。在他的革命生涯早期，周就决定永不挑战毛泽东。他是在一次正面冲突后做出这一决定的，那次事件使毛怀恨在心。那是在 1932 年的一次会议上，游击战术的反对者们抨击毛泽东，要毛把前线指挥权移交给周，结果是一场灾难。数年后，国民党军队重创红军，迫使共产党人离开根据地，走上长征之路。到了 1943 年，周恩来意识到毛的气数已成，就宣布自己永远支持主席。他宣布：“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但是，毛没有放过他。周恩来的忠诚度，在一系列的自我批评会上受到测试，他在会上不得不承认他的政治罪行，给自己贴上无原则的“政治骗子”的标签。这种经历不是好受的，无异于打自己耳光，但周也因此脱颖而出，成为主席的忠实助手。他们之间开始形成一种若即若离的不稳定的联盟。毛一方面提防周，把他当作潜在的权力竞争者；另一方面，又需要他来主持节目。毛对日常事务和组织的细节不感兴趣，而且他经常和人发生磨擦。而周是一个有组织能力的一流管理员，善于促成党的团结，善于和稀泥。正如一位传记作者所说的，毛泽东“紧紧地抓住周，即使有时需要举鞭抽打，也不能没有他”¹⁵。

鞭打并没有在南宁停止。两个月后，在成都，党的会议的最后几天专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毛首先对计划工作者者盲目跟从斯大林，只知道重视大型工业，迷信庞大的官僚机器，忽视农村的经济路线，表示不屑。早在 1956 年 11 月，他就抨击他的一些同事，“我们有些同志不加分析，认为苏联的一切都好，屁都是香的。”¹⁶毛泽东认为，只有创造性思维才能找到中国自己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不应该僵化地坚持苏联的社会主义教条。中国应该“两条腿走路”，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作为这条新道路上的领袖，毛泽东要求忠诚。“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毛解释说，“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¹⁷。柯庆施立即心领神会，他激动地颤抖着嗓音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¹⁸

在自己登上神坛供人膜拜之后，毛将具体事务交给他的心腹刘少奇。虽然几乎所有的参加者都作了自我批评，但这种情况对周恩来是痛苦的。周、刘两人竞争激烈。刘可能认为，周是对他将来继承主席的威胁¹⁹。那一天，刘在对毛阿谀奉承时胜过了周：“多年来，我体会到毛主席无比伟大。我跟不上他的思想。毛主席的知识超人，特别是精通中国的历史，党内无人能及。他有实际经验，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毛主席在这些方面的伟大，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²⁰周感到强烈的压力，急于取悦于主席，后者在南宁剥夺了他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周再一次提交了一份关于自己错误的长篇检讨，但没有打动毛泽东。

五月间，在一个 1300 多人的党的正式会议上，周恩来和党的经济沙皇陈云被传唤，准备作另一次自我检查。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满足毛泽东，周恩来自我隔离了好几天，搜索枯肠。和同处困境的陈云电话交谈后，周无比沮丧，头脑一片空白。他盯着秘书咕哝几句之后，长时间沉默。那天深夜，他的妻子发现他垂头丧气地坐在办公桌前。秘书想帮助他，替他在检讨稿上加了一段话，讲周、毛二人“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周后来详细地审阅了文稿，愤怒地斥责秘书，老泪纵横，批评秘书“你不懂党史”²¹。最终，周在一群领导人面前亢奋地大赞大颂毛主席，告诉大家，毛是“真理的化身”，党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脱离了主席的伟大领导。这次表演之后，又过了几天，周给毛送上一封信，发誓要认真学习主席著作，遵守主席的一切指示。主席终于满意了，宣布周恩来和其他人是好同志。周保住了地位。

大跃进开始了，头几个月，周恩来多次受到侮辱和训斥，但他从不撤回对毛的支持，只是默默地接受主席的批评。周恩来没有权力推翻他的主子，背后却有计划工作者的支持，他本来可以引退，放弃政治生涯。但他学会了在主席手中接受侮辱，保住乌纱帽，在主席的阴影底下讨生活。周恩来效忠毛泽东，像佣人一样千方百计去怂恿和帮助他的主人²²。毛泽东在做梦，周恩来则是催生婆，把毛的梦魇变为现实。由于老在接受考验，他必须在大跃进中不懈努力，表现自己。

周恩来被贬到权力和羞辱的景观之中，其他高级经济官员迅速各就各位。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从来没有作过自我批评，他在 1957 年 12 月支持了毛泽东的口号，从其他计划工作者中脱颖而出。陈云作了几次自我批评。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都是 1956 年小跃进的反对者，现在认识到潮流无法抗拒，谁也不敢不同意。李富春和李先念在宣布效忠毛泽东后，被列入党的内部核心——书记处。

为了对高层施加政治压力，毛主席还将权力从中央转移到省级。南宁会议是毛泽东即兴召集的一系列会议中的第一个，他严格控制与会者的名单，安排议程，控制开会程序，使他可以拉拢追随者们支持大跃进。他把书记处成员们带到各省漫谈，而不是召集各省领导到京城的国务院来开更正式的会议²³。通过这样做，他掌握了省级领导人的心态。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对国家的普遍贫困忧心忡忡，这代表了许多地方干部的想法²⁴。毛泽东把中国定义为“一穷二白”，在那些相信党有能力使国家领先于竞争对手的理想主义者中间产生了共鸣。“中国有穷又白。穷就要革命，一张白纸好做文章。”²⁵激进的省领导人响应领袖的远见。河南的领导吴芝圃，欢呼“不断革命”，粉碎右派反对者，飞跃前进。解放军老将和安徽领导人曾希圣，提出了口号“苦干三年，改变中国面貌”。但最主要的是，由于在自己的地盘上看到自己的上司被贬，各省受到鼓励，纷纷发动了揪斗各自政敌的斗争，迫害之风吹向全国。

毛泽东有时神神秘秘，让他的同事们莫测高深，但这次的打击方向很明显，因为来自北京的压力非常大。为了确保反右派斗争进行得深入彻底，毛泽东派他的猎犬邓小平到一系列的地方开会。指示是明确的。在甘肃，邓小平说，针对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和梁大均的斗争不能含糊²⁶。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没有浪费时间，几个星期后，他宣布，省委内部破获了一个反党集团。它的领导人刚巧就是孙殿才、陈成义和梁大均，他们被指控：否认 1956 年社会主义高潮的成就，攻击党，诋毁社会主义，提倡资本主义——还有其他令人发指的罪行²⁷。

这些都是得力的领导人，在北京的支持下被推翻。这场清洗活动在全党一切级别全面进行，使绝大多数的批评为之失声。没有人胆敢反对党的路线。甘肃是个接近内蒙古沙漠的边远地区，任何对粮食征购过度的批评都是不可想象的。关心农民的党员们被直言不讳地警告：“你俩要考虑，是不是右倾呢？”²⁸在位于甘肃首都的兰州大学，高达一半的学生被拔了“白旗”——那是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标志。有些人背后被贴了白条：“你老子是白旗。”有些人被殴打。采取中立立场的人被指责为反动派²⁹。这种清洗运动，在张仲良统治下一直继续着。到 1960 年 3 月，大约十九万人在大会上被谴责和羞辱，四万干部被开除出党，其中包括 150 位省级官员³⁰。

类似的大清洗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激进的领导人趁机翦除胆小的对手。从 1957 年 12 月起，南部省份云南的反右派运动从党的高级干部一直整到村干部。1958 年 4 月，强硬的地方头头谢富治，这个双下巴的矮小男人，宣布推翻“反党集团”的领导人：组织部负责人郑敦、王镜如，犯有“地方主义”、“修正主义”、崇尚资本主义、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及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罪行³¹。到 1958 年夏天，这个陷害导致约两千名党员被清除，十五分之一的高层领导人被解职，其中包括 150 多名县级及地区级的得力干部。随着运动进一步展开，又有九千名党员被打成右派³²。

“反党”集团几乎到处被发现。毛泽东援引列宁的话教育各省领导人：“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1958 年 3 月，他说，“各省都有类似的问题：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³³”在浙江，省长沙文汉被省委书记江华追逼，类似的斗争发生在广东、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安徽、辽宁、河北、云南、河南，还有其他省份³⁴。在河南，这个将受到饥馑影响最严重的省份之一，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是个温和的领导人，被毛泽东的狂热追随者、第二书记吴芝圃扫地出门。潘的罪行是丑化社会主义高潮运动期间的合作化。“农民……现在和牛马一样。黄牛拴在家里，而人在田里干活，小姑娘和妇女挺着肚子拉犁耙。合作社在剥削劳动力。”³⁵这显然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潘的追随者们都挨了斗。党和农民都分成两派，挂着口号标语的稻草人出现在尘土飞扬的路边，上面写着“打倒潘复生”或“打倒吴芝圃”。大部份地方干部看清了风向，站进了拥护吴芝圃的队列³⁶。

不管压力多大，总得有所选择。毛泽东视察江苏，问地方领导人他们反不反右派，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鼓起勇气，告诉主席：“如果省委常委里有右派份子，我就是他们的头头，党应该首先清除我。”毛泽东笑着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³⁷江苏挨批斗的干部最少。

但是，有信念、有勇气、敢于反潮流的人很少。清洗运动遍及全党上下。正如毛泽东在北京强行贯彻他的意愿，地方老爷们也在本省份发布了条律，谴责任何反对者为“右倾保守”。而且，正如省里一样，县级领导和他们的亲信，也利用清洗，打击自己的对手，对当地真正的恶霸则视而不见。在这片土地上，一个乌托邦开始出现。

1958 年夏天出现了一个早期预警信号，一份在高层中传阅的报告显示，在上海南部的奉贤县反右运动中，暴力已成为正常现象。一百人自杀身亡，许多其他人在田里因被强迫劳动过度而累死。县领导王文忠认为“群众”像狗一样，只怕干部手里的竹棒。成千的村民在批斗会中被指责为“地主”或“反革命份子”，批斗会每天都有，历时数月。许多人经常被打、被捆、被折磨，有些甚至被押入了遍布该县的特别劳动营³⁸。

奉贤是黑暗来临的一个可怕的警告。但是在高高脱离了地面的高层，仍然对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力量充满了无限的信心。1957 年 12 月，毛最信赖的同事之一陈正人，抨击保守主义的“右派”压制了群众兴修水利运动的积极性，由此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³⁹。

MacFarquhar, Origins, vol. 1（《起源，卷一》）p. 312. ↩
黄峥，《刘少奇一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人民日报，1958 年 1 月 1 日，p. 1；吴，《忆毛主席》，p. 47。 ↩
人民日报，1957 年 12 月 8 日，p. 1。 ↩
人民日报，1958 年 1 月 25 日，p. 2。 ↩
金冲及（编），《周恩来传，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p. 1234. ↩
《南宁会议纪要》，甘肃，1958 年 1 月 28 日，91-4-107, p. 1。 ↩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卷 2，pp. 68-9。 ↩
1956 年 6 月该社论刊发时，邓拓为《人民日报》主编；1957 年 7 月吴冷西接任，邓于 1958 年 11 月被免职，但之后几年仍然写文章支持大跃进；吴，《忆毛主席》，pp. 47-9；关于邓拓，见 Timothy Cheek《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宣传和文化：邓拓和知识份子》，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李志绥，（《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 230. ↩
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p. 639。 ↩
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p. 241。 ↩
南宁会议纪要，甘肃，1958 年 1 月 28 日 91-4-107 pp. 9-10；亦见毛，《建国以来》，卷 7，p. 59。 ↩
'Rubber communist'（《共产党橡皮人》）Time, 18 June 1951. ↩
Gao Wenqian 高文谦，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晚年周恩来》英文版），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p. 88. ↩
毛泽东讲话，1956 年 11 月 15 日，甘肃，91-18-480, p. 74。 ↩
毛泽东在成都的讲话，1958 年 3 月 10 日，甘肃，91-18-495, p. 211。 ↩
李，《大跃进》，卷 2，p. 288。 ↩
See also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2: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文化大革命起源，卷 2：大跃进，1958-196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57. ↩
Teiwes, China's Road to Disaster（《中国灾难之路》）p. 246，引自刘讲话记录；同时参见金冲及、黄峥（编），《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pp. 828-9。 ↩
秘书范若愚回忆录，摘自金，《周恩来传》，pp. 1259-60。 ↩
Nathan，“序言”，高，《周恩来》，p. xiii。 ↩
Teiwes, China's Road to Disaster（《中国灾难之路》）p. 85. ↩
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pp. 77-8. 1996。 ↩
毛泽东讲话，1958 年 1 月 28 日，甘肃，91-18-495, p. 200。 ↩
邓小平的讲话，1958 年 1 月 15 日，甘肃，91-4-107, pp. 73, 94。 ↩
甘肃，1958 年 2 月 9 日，91-4-104, pp. 1-10。 ↩
甘肃，1961 年 1 月 12 日，91-4-735, pp. 75-6。 ↩
甘肃，1961 年 1 月 12 日，91-18-200, p. 35。 ↩
甘肃，1962 年 12 月 3 日，91-4-1028, p. 8。 ↩
云南，1958 年 4 月 20 日，2-1-3059, pp. 57-62；亦见人民日报，1958 年 5 月 26 日，p. 4。 ↩
云南，1958 年 9 月 25 日，2-1-3059, pp. 2-3。 ↩
毛泽东在成都的讲话，1958 年 3 月 10 日，甘肃，91-18-495, p. 211。 ↩
关于整风参见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中国的政治和清肃：党风的整顿和衰落》）Armonk, NY: M. E. Sharpe, 1993. ↩
同上，p. 276；亦见张林南，《关于反潘、杨、王事件》，选自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风雨春秋——潘复生诗文纪念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
Thaxton,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中国农村的灾难和斗争》）p. 116. ↩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pp. 415-16。 ↩
云南，1959 年 5 月 22 日，2-1-3700, pp. 93-8。 ↩
陈正人在北京的讲话，1957 年 12 月 19 日，甘肃，91-8-79, p. 179。 ↩

第三章 整肃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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