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妇女

集体化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将妇女从男权下解放出来，事实却是相反，她们的境遇没有改善而是恶化了。全国各地，生产方式各不相同，不过大跃进之前，大多数北方妇女很少在地里劳动。即使在南方，也只有穷人家的妇女和男人一起下田干活。女人从事家务，做其他的营生，连小孩也要出力，在空闲时候做手工活，补贴家用。有时候整个村子专门从事某种特定商品的生产，在当地市场上出卖，比如纸伞、布鞋、绸帽、藤椅、柳条篮、细藤筐等等，都是在家里做的，不存在什么安全生产之类的事故。¹即使在闭塞的村落里，按照风俗，妇女也是在家做活，编织、纺纱、刺绣，既自用，也出售。

在跑步进入现代化的号召下，从来不下地干活的妇女也被动员起来，要求她们每天听到喇叭就出门，跟男子一起，去犁地、播种、翻耕、除草、扬谷。但是，尽管全力投入公社劳动，妇女拿到的报酬总是比男人少，无论她们多么辛苦。公社的工分制度，实际上是系统地剥削妇女的制度，因为只有强壮的男人才能拿到高分。妇女在外参加了集体劳动，但政府并没有因此减轻她们的家务负担，从补衣服到带孩子，家务事一点也没有少，还是要做。本来应该由幼儿园帮助照料孩子，但我们已经知道，许多幼儿园根本不起作用，所以母亲们经常在全职干活之余，还要分身看护孩子。²每个家庭还要投入一波接一波的运动，动员令一下，妇女就倒了霉，其实大饥荒开始之前她们已经筋疲力尽。有些村子，壮年男人全进城了，留下妇女在村里，又干农活，又照看老幼病残。

妇女处于弱势。在那个干集体活才有饭吃的残酷年代，弱者只有挨饿。为了力争上游，人们连怜悯心都没有了。在炼钢、耕地和生产的时候，妇女来月经被视为缺陷。月经在宗教中通常是忌讳的，认为经期的妇女不洁。但这观念似乎一夜之间被摒弃。不出工就受罚，最常见的惩罚措施，就是请假必扣工分。有些男干部滥用职权，羞辱那些请例假的女子。湖南成东人民公社的党支部书记徐英杰，强迫那些因来月经而要求休息的妇女脱下裤子接受检查。很少人愿意被羞辱，不少人因此病倒，有人还因为过度疲惫，同时承受痛经或患妇科病而死去。³怀孕的妇女也要被迫劳动，常常是干到分娩之前，但照样会受到惩罚。仅在四川某地，就有 24 名妇女因被迫到田里劳动而流产。有个叫陈远明的女社员提出抗议，带队的干部区主任林蔚松就朝她下身猛踢，直至流血，最后终身残疾。⁴

有的地方干部一手遮天，处罚更为严苛。上面提到的湖南同一个公社，怀孕而不参加劳动的妇女，要被迫在数九寒天脱光衣服下水破冰。⁵在广东清远，上百名村民被迫全体参加劳动，大冬天不穿棉衣；怀孕妇女和刚生产的妇女也不例外，谁要是反抗，就不给饭吃。⁶广州郊区的番禺，干部认为女社员杜金好怠工，她已经怀孕七个月，干部抓住她头发，逼她下地，还要她不停地承认错误，经受辱骂，直到昏厥过去。她丈夫吓得直哭，但无能为力。她醒来后，一脸茫然，挣扎着走回家，腿一软，倒在地上，死了。⁷有的女性走投无路，宁可一死。有个叫梁霞女的怀孕女子，被迫在冬天劳动，最后跳河自尽。⁸

因为疲惫和饥饿，妇女身体虚弱，甚至停经。这在各地都很常见，就算有医疗待遇的城市妇女也不例外。北京城南天桥，有家冶金厂，一半的女工患有闭经、阴道炎或子宫下垂等妇科病。因为唯一的一间浴室总是人满为患，许多妇女几个月不洗澡。长时间在通风不畅的环境下工作，连袁变花这样的政治上的积极份子都咯了血，有时站都站不起来。⁹妇联的调查也有类似报告。例如，在北京电子管厂，6600 名妇女中有一半患有各种妇科疾病。25 岁的吴玉芳，1956 年进厂时是一个健康年轻的姑娘，1961 年的她常常头痛，月经不调，失眠、易怒、无力。结婚五年依然没有孩子——检查发现她和其他许多工人一样，得了水银中毒。¹⁰

农村妇女的健康也受到严重损害，许多人子宫下垂。子宫通常是由肌肉和韧带支撑在骨盆中，患者的子宫则下垂到阴道处。即便不是因为疲劳过度或者饥饿，身体虚弱也会导致子宫从正常位置下陷或下滑。当妇女难产或者雌激素停止分泌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病症分为不同程度，轻者子宫颈下垂，重者整个子宫从阴道露出：医学方面已经多次发现后一种病例。他们提供的统计数字——即便是分门别类——也无法反映事实，在上海近郊的农村患病率是 3% 到 4%，在湖南每五名女工中就有一例。¹¹实际患病率远高于统计，因为许多妇女羞于求医；多数干部也不愿报道饥饿导致的疾病；另外，乡村医生水平有限，根本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子宫下垂很难治愈，因为是缺乏食物和休息引起的，这在饥荒年代无法解决。许多妇女就算有钱求医，也不能抛开孩子，停止工作，大老远跑到为数不多的医院去。不少村民怕医院，她们宁可用土办法。湖北的传统“女郎中”，有不少祖传方法治疗妇科病，把各种配方加热磨成粉，敷在阴道壁上，用草药医治月经不调。王阿姨在钟祥县很出名，治疗了上百名妇女。她丈夫出门到林子里收集树叶树根做饲料时，她的家经常住四五个病人，直到康复为止。¹²但这种传统的救治方法，在当时强制公社化的形势下，是官方难以容忍的。因为缺乏有效的治疗，许多妇女只能带病干活。

妇女在其他方面也处于劣势。毕竟这是一个严酷的、男性主导的世界，妇女在社会中被边缘化，很容易受到性虐待。当地干部无法无天，饥荒也败坏了社会道德标准，这二者加起来还不算，由于男子离乡进城、参军、或者到很远的地方参与灌溉工程，导致夫妻分居两地，甚至家庭破裂。由于社会各个层面对妇女的保护都在瓦解，面对当地恶棍赤裸裸的欺凌，她们简直毫无防卫能力。

强奸也像传染病一样，在这块世风日下的国土上蔓延。仅举几个例子说明。广州北部翁城公社的两名党委书记，1960 年强奸了 34 名妇女。¹³河北衡水县三名县委书记书和一名副县长，经常对女性进行性侵犯，其中一人与几十名妇女发生性关系。¹⁴贾家营村一名支书强奸了 27 名女性，调查表明，他对村里几乎每一位未婚妇女都“为所欲为”。¹⁵曲陌的书记李登民，强奸了大约二十名妇女，有两名尚未成年。¹⁶在湖南耒阳，连十一二岁的女孩子都遭受性侵犯。¹⁷在湘潭，一个干部把十名女孩组织一支“专业队”，供他发泄兽欲。¹⁸

即便没有被强奸，女性也会受到跟性有关的羞辱。男女有别，举止礼节，诸如此类的传统道德被公社化抛弃了。中国正在革命，代代相传的行为道德规范被颠覆，导致了在 1949 年之前无法想象的各种变态。湖南武冈县一个工厂的领导，逼迫妇女赤身裸体工作。仅 1958 年 11 月的一天之内，就有三百多名妇女一丝不挂地干活。谁不服从就绑起来。甚至还发明了竞争机制，最乐意脱衣服的妇女有奖，最高奖五十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有人愿意利用这种机会得到提拔，也有人反感，但没人敢说，不过少数人敢写。一些妇女病倒后——湖南的冬天寒冷刺骨——一系列匿名信寄到毛泽东那里。他是否读了信，我们不得而知，但某位北京高官打电话给长沙省委，要求调查清楚。在调查过程中事件逐渐明朗：工厂领导显然是在“反封建”的宗旨下“鼓励”妇女们以“赶超精神”脱掉衣服¹⁹。似乎在解放的名义下，干什么勾当都是依法治国。

同样下流不堪的还有裸体游街，南北都有：命令妇女一丝不挂在村子里走，极少时候也命令男子。浙江遂昌县，偷东西的男女被剥光游街。六十岁的周莫英已经是祖母，被迫脱光，敲着锣走在队伍前面，村民求情也无济于事²⁰。这些被羞辱的妇女无颜回家。二十四岁的朱任皎因为偷了几个小钱，被脱光游街，事后觉得没脸见人，要求搬家到另一个村子，要求被拒后，便自杀了²¹。在广东的一个小村子，民兵将两个年轻女人绑在树上，用手电筒照其中一个女子的私处，还在另一个人身上画了一只大乌龟——代表男性生殖器。两个人都自尽了。²²

另一个现象在档案和采访中极少提到，但在饥荒时期很突出，就是性交易。女人可以用自己交换任何东西，一口饭，一份好一点的工作，或者一个能为她带来些许安全感的男人，与他保持固定的但不合法的关系。很多这样的交易都是秘密进行，但也有从事卖淫的地下集团，这是当局试图监控的。成都一个劳教所关了一百多个妓女和女少年犯。其中十多个是 1949 年共产党胜利后接受过“再教育”的，但拒绝自我改造。绰号“老娘”的王庆芝，介绍其他妇女入行。有些新加入的性工作者和男性窃贼结成团伙，在全国游荡，到西安、北京和天津寻找生计。少数是单干，有些甚至定期给父母交钱，父母对钱的来源也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²³

农村妇女逃到城市之后，也会出卖自己换取食物，这我们已经知道。性交易进一步还会导致重婚。有的农村女孩为了在城里找丈夫，谎报自己年龄或者隐瞒自己婚姻状况。她们中间有的只有十五六岁，远远不到法定成婚年龄。有一些已婚妇女为了生存而重婚。少数妇女会遗弃与前夫所生的孩子，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舍掉从前的家庭：有人在婚后一些日子又回来了。²⁴

在农村更普遍的情况是利用假结婚掩盖性交易的真相。河北一个农村做过仔细调查，1960 年，饥荒最严重的一年，新婚夫妇增加了七倍。逃荒的妇女涌入村子，结婚是为了交换货品、衣服、或者给亲人换食物。有的只有十六岁，另外有人结婚后不久就离开了。有些妇女还会给同一丈夫介绍其他对象，因此出现了六起重婚案件。²⁵

还有贩卖妇女。例如在内蒙古，贩卖妇女的团伙每个月都从全国各地运回上百名妇女。大多来自饥荒严重的甘肃，少数来自山东。有的还只是孩子，也有寡妇，还有已婚妇女。被贩卖的妇女来自各个阶层：学生、教师甚至还有干部。没有人是自愿的，有的被卖过好几次。六个村子里，不到半年，就买进了 55 名妇女。²⁶

妇女被边缘化，被羞辱，不能幸免地疲于劳作，常被男人遗弃。最后，还有最痛苦的决定，即如何在家庭内部分配那一丁点儿食物。饥荒前，男人通常说了算，男人第一个吃。在集体化生产中，妇女被有系统地压低工分。在男权社会中，要优先保证家中的男性成员吃饱。在男人号令、女人服从的文化中，即使在平常日子，分给女人的食物也是较少的一份。当需要男人出门干活养活全家时，这样做也有道理。但一旦男人不在，主妇面对饥饿的孩子无能为力，一星半点的食物如何分配，就成为痛苦的抉择。刘溪流因病不能工作，被罚六天不给饭吃，最后实在饿得受不了，吞掉了她孩子的那份饭。小孩哭了。她自己也无法忍受折磨，服毒自杀了。²⁷

这样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肉体痛苦，日常生活中的不平等更不待言，都是性别歧视直接导致的。但历史学家研究发现，在其他许多更恶劣的男权社会里，无论记录中的死亡率有多惊人，妇女的死亡人数并不比男性高很多。在孟加拉大饥荒中，男子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过女性，因此历史学家 Michelle McAlpin 这么说：“在饥荒时期的考验下，女性的承受力比男性更强。²⁸”从前面的章节可以了解，女性善于在夹缝里寻找生存的办法，例如在树林里寻找果腹的东西，例如在黑市上交易。饥荒最大的受害者始终是孩子和老人。

见 Dikötter, Exotic Commodities.（《外国商品》） ↩
见 Gao Xiaoxian, ' "The Silver Flower Contest": Rural Women in 1950s China and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ur',《“银花赛”：50 年代中国农村妇女与性别分工》Gender and History, vol. 18, no. 3 (Nov. 2006), pp. 594-612. ↩
湖南，1961 年 3 月 13 日，146-1-582, pp. 80-1。 ↩
四川，1961，建川 1-2611, p. 3。 ↩
湖南，1961 年 3 月 31 日，146-1-582, pp. 80-1。 ↩
广东，1961 年 3 月 23 日，217-1-643, pp. 10-13。 ↩
广东，1961, 217-1-618, pp. 18-41。 ↩
广东，1961 年 1 月 2 日，217-1-643, pp. 61-6。 ↩
北京，1961 年 3 月 15 日，1-28-29, pp. 1-2。 ↩
北京，1961 年 2 月 10 日，84-1-180, pp. 1-9。 ↩
湖南的数字是对“妇科病”的估计，所谓妇科病指的是在劳动妇女中存在的子宫下垂、停经至少半年的情况，不包括那些确实病弱无力工作的妇女；上海，1961 年，B242-1-1319-15, p. 1；湖南，1960 年 12 月 8 日，212-1-508, p. 90；亦见河北，1961 年 1 月 19 日，878-1-7, pp. 1-4。 ↩
湖北，1961 年 2 月 23 日，SZ1-2-898, pp. 12-17。 ↩
广东，1961 年 4 月 6 日，217-1-643, pp. 1-9。 ↩
河北，1961 年 6 月 27 日，880-1-7, pp. 53 及 59。 ↩
河北，1961 年 4 月 27 日，880-1-7, p. 88。 ↩
河北，1960 年 6 月 2 日，855-9-4006, p. 150。 ↩
湖南，1961 年 1 月 21 日，146-1-580, p. 45。 ↩
湖南，1961 年 2 月 24 日，146-1-588, p. 9。 ↩
湖南，1959, 141-1-1322, pp. 2-5 及 14。 ↩
内部参考，1960 年 11 月 30 日，p. 17。 ↩
开平，1960 年 9 月 24 日，3-A10-76, p. 19。 ↩
开平，1959 年 6 月 6 日，3-A9-80, p. 6。 ↩
四川，1962 年 8 月 18 日，建川 44-3927, pp. 2-6。 ↩
南京，1959 年 5 月 20 日，4003-2-315, p. 12。 ↩
内部参考，1961 年 2 月 13 日，pp. 14-15。 ↩
内部参考，1961 年 6 月 12 日，pp. 9-10。 ↩
广东，1961, 217-1-618, pp. 18-41。 ↩
David Arnold, Famine: Social Crisis and Historical Change（《饥荒：社会危机和历史变革》）Oxford: Blackwell, 1988, p.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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