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残酷斗争

军队受到清洗。林彪，这个可以靠他查出军队中任何反对思想的人，因为在庐山的表现受到了奖励，取代了彭德怀。林知道，讲出农村的真相太天真了，注定要倒楣，所以对毛主席阿谀奉承。但私下里他比彭尖锐得多，他在日记——后来被红卫兵抄出——中说，大跃进是“空想、一塌糊涂”¹。一个领导人的内心世界和他的公开声明之间，居然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全国上下，随着清洗运动的展开，党的干部们竞相证明自己对主席和大跃进的忠心。

基调是由上面定的。彭真为这场斗争敲锣打鼓时，使用了后来文革那种语言：“批判要深刻，无非是战友、同事，夫妻关系，要按原则办事。”负责农业的狂热的谭震林，指出敌人盘踞在最高层：“这次斗争要同老战友分家！”²至 1959 年年底，仅仅在北京，就有数千名高层官员被作为整肃对象，其中包括了三百名中央委员会成员一级的官员，占高层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其中有六十多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他们之间许多是老革命。但领导解释说，必须把他们坚决打倒，否则“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将毁于一旦³。

全国各地，那些对大跃进发表过保留意见的人，都受到追究。在甘肃，张仲良一回兰州，斗争就开始了。霍维德、宋良成等“向庐山送子弹、发毒箭”的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全省有一万多名干部被揪出⁴。张的反对者在给北京的信中反映该省普遍吃不饱，张在给主席的信中却说：“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收割完毕；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⁵后来，在 1960 年他的省变成人间地狱之后，他再次写信解释饥荒死亡，归咎于反党集团的领导霍维德。张把这种大规模死亡轻描淡写地称为“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的关系”⁶。

大跃进路上的绊脚石都被搬开。在云南，工商厅副厅长因批评粮食短缺和人民公社，以及在播放毛泽东讲话录音时打呼噜而被革职⁷。在河北，水利厅副厅长因为对炼钢运动中拆毁暖气片是否明智表示了怀疑而被清除⁸。一些反对公共食堂的领导人被指责放弃社会主义和“复辟单干政策”⁹。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和他的盟友被解除职务。毛泽东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份子……他们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¹⁰类似的高级干部被清洗，也发生在福建、青海、黑龙江和辽宁等省份。

设法补救大跃进恶果的领导人被革职。经常持谨慎态度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受到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攻击后，已在 1958 年对虚报产量做出妥协。但他在视察中，一有机会就遏制当地干部蛮干。在常德，他公开批评粮食产量作假。他怀疑供给制。有个妇女向他抱怨当地食堂，他建议她退出食堂，回家自己做饭。他直截了当地拒绝让湖南人遵循麻城树立的榜样，认为卫星田是不切实际的。在宁乡，他发现只有妇女在田里干活，就要求把男人从土高炉召回。他在澧县批评小学搞勤工俭学是：“狗屁！”¹¹，尽管他尽了力，但是无力回天，许多地方干部还是出于信念或野心去赶大跃进的浪头。

但是，总的说来，湖南比毛泽东的马屁精王任重领导的邻居湖北的情况要好。毛泽东的专用列车 1959 年 5 月（就在庐山会议之前）停在武昌时，这个城市的状态非常糟糕。即使在毛泽东下榻的宾馆里，也没有肉、没有香烟，蔬菜极其有限。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的长沙则不同，仍然有露天的餐厅在营业。周小舟对陪毛泽东到长沙的对手王任重说：“湖南被批评没有像你们干劲大。看看湖北吧，没有香烟没有茶。你们去年用完了所有的储备。今天，我们也许穷，但至少还有储存物资。”¹²回顾当年，周可能树敌太多，在一党专政的残酷环境中难以生存。作为“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他在庐山全会后立即被清除，从而为像张平化那样愿意紧跟毛泽东的领导人铺平了道路——结果是使湖南居民同样挨饿。

在疯狂的斗争中，所有不同意大跃进的意见被一扫而光，使农民更容易受到党的赤裸裸的权力的伤害。每一级——省，县，公社，大队——都进行了无情的清洗，把温和的干部换掉，代之以更强硬更无良的干部，后者整装待发，走马上任，弹冠相庆。1959 年至 1960 年，约 360 万党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作为右倾清除，而党员总数反而从 1959 年的 1396 万人窜升至 1961 的 1738 万人¹³。在一个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伦理世界里，很多人甘愿成为主席的工具，昧着良心，但求自保。如果领导层 1959 年夏天在庐山扭转局面，饿死人的数目应该可以控制在七位数（百万）以内不再蔓延。但实际情况是，整个国家继续向灾难进军，因为劳累、疾病、惩罚和饥饿而死亡的生命，达到了八位数（千万）！以人民为敌的战争终于在全新的层面上展开，而领导层则别过脸去，若无其事。中苏日益扩大的分歧，成了对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浩劫可以心安理得若无其事的借口。

高，《周恩来》，pp. 187-8。 ↩
甘肃，1959 年 9 月 19 日，91-18-561,p.28。 ↩
甘肃，中发（60）28，1960 年 1 月 8 日，91-18-164,pp.109-14。 ↩
甘肃，1962 年 12 月 3 日，91-4-1028,pp.8-9。 ↩
毛，《建国以来》，卷 8，p.529。 ↩
甘肃，1960 年 7 月 1 日，91-4-705,pp.1-5。 ↩
云南，1959 年 10 月 28 日，2-1-3639,pp.23-31。 ↩
河北，1960，879-1-116,p.43。 ↩
河北，1959 年 11 月 9 日，855-5-1788, pp. 3-6。 ↩
毛，《建国以来》，卷 8，p.431。 ↩
湖南，1959 年 9 月 2-4 日，141-1-1116, pp.40-3,49-50 及 121。 ↩
李志绥，（《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p.299-300；几天之前周小舟和王任重的电话中谈到几乎一模一样的内容，周奚落王在粮食产量上放卫星，挑衅要他到长沙看看当地的产量；见湖南，1959 年 9 月 1 日，141-1-1115, pp.235-7。 ↩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文化大革命起源，卷 3：灾难来临，1961-1966》）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61, 179 and 206-7; Lu, Cadres and Corruption（《干部与腐败》）p.86，引用数字来自当时的《人民日报》；彭真于 1959 年 9 月的讲话中，估计党员数量为 13,900,000，过去两年中清肃的干部为 700,000；见甘肃，1959 年 9 月 19 日，91-18-561,p.28。 ↩

第十三章 残酷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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