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进口洋面

1960 年 7 月苏联专家撤离之后不久，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三巨头被指定负责外贸¹。他们给赫鲁晓夫的回答是把对外贸易由苏联转向西方。8 月底，外贸部长叶季壮指示他在国外的代表：减少从社会主义阵营的进口，停止所有新的贸易协定谈判。除了一些战略项目，如南京大桥所需的苏联钢材，不再签订新的进口合同。其借口是，货物的价格和规格不符合标准²。当时有些外国观察家谈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的残酷封锁³，但与苏联及其盟国在经济上脱钩完全是由北京发起的。

但是，中国不能永远以规格不符作为抛弃过去的贸易伙伴的借口。到了 1960 年 12 月，毛泽东不管事了，终于提出了一个新的更合理的解释。官方版本是，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大部份农村地区受灾，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以出口。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必须压缩，只有阿尔巴尼亚例外⁴。提出自然灾害，除了可以躲开人祸，还有进一步的好处：贸易协定通常附带一个标准的例外条款，即第三十三条，规定在人力不可抗拒的情况下，可以终止部份或全部合同⁵。这第三十三条，现在是不仅用来减少贸易，而且也成为取消整个合同的理由⁶。

列于第 10 章的统计表表明，对苏联的出口从 1960 年的 7.37 亿卢布下降到次年的 4.83 亿卢布。来自东欧的进口，下降得同样明显。叶季壮向东柏林的同行解释说，只有在清理完欠款以后，才有可能考虑 1961 年的贸易协定⁷。但是，东德不仅吃惯了大米，而且还依赖于中国的食用油。短缺这么大，迫使乌布利希在 1961 年 8 月转向赫鲁晓夫求助。

中国摆脱社会主义阵营，不是因为它要报复苏联撤退专家，而是因为它自己破产了。衡量该国的财政状况的最好指标是人民币在黑市上的价值。人民币在 1960 年开始严重下跌。然后，1961 年 1 月，随着粮食短缺的新闻到处流传，人民币暴跌到新的低点，约 0.75 美元兑换每十元人民币，约合人民币官方汇率的六分之一。总体而言，1961 年 6 月人民币的价值比上年下跌了百分之五十⁸。

表 4：1961 年中国粮食进口

资料来源：BArch, Berlin, 1962, DL2-VAN-175, p.15; see also Allan J. Barry, 'The Chinese Food Purchases', China Quarterly, no. 8 (Oct.– Dec. 1961), p. 21.

人民币贬值的部份原因是由于需要硬通货来支付国际市场上的粮食。应对饥荒的方法之一，是将粮食从过剩地区调到饥荒地区，但到 1960 年秋天，随着大秋作物歉收，这一策略几乎没什么作用。周恩来和陈云设法说服毛泽东，必须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粮食。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把毛说服的，很可能他们这样告诉毛，进口洋面可以促进出口，而扩大出口则是取得外汇的途径。1960 年底，在香港谈成了第一批合同⁹。1960-1961 年购买了近 600 万吨的粮食，代价为 3.67 亿美元（见表 4）。支付条款各不相同：加拿大人要求首付 25% 的可兑换英镑，而澳大利亚人要求前期付款为百分之十，其余作为信贷。但总体上，必须在 1961 年支付大约一半¹⁰。

为了满足这些承诺，中国必须获得剩余的可转让货币，而要做到这点，只有通过削减资本货物的进口和增加向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出口。自从大饥荒以来，周恩来仍然确保鸡蛋和肉类每天按计划抵达香港¹¹。1960 年秋季，尽管赫鲁晓夫抱怨中国向苏联交货不够，周恩来仍决定将所有可提供的食物重新定向转到香港，大大增加了与这块英国殖民地的贸易¹²。棉花和纺织产品也转到香港，贸易额从 1959 年的 2.173 亿港元跳到次年的 2.87 亿港元¹³。总而言之，香港是中国在饥荒期间最大的创汇来源，每年大约 3.2 亿美元¹⁴。1958 年，东南亚市场也充斥着廉价的中国商品。例如，纺织品被以印度和日本等竞争对手不能想像的低价倾销，即使这些货物是大陆自己迫切需要的。

北京也掏空储备，向伦敦输出银条。1960 年年底中国成为金条的出口国，1961 年航运约五千万至六千万盎司，其中 4.6 千万（价值 1550 万英镑）运到英国¹⁵。如果我们相信周恩来的报告，截至 1961 年底，通过出售黄金和白银筹集到总共大约 1.5 亿美元¹⁶。为了拼命筹集更多的外汇，中国也开始了一种人性化的交易，海外华侨可以用在香港银行的现金购买特别购物券：这些特别购物券可以馈赠给大陆境内的亲属，让他们买些国家配额以外的食品和衣服¹⁷。

为什么中国不从社会主义盟友那里进口粮食？主要是虚荣和害怕在作怪。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领导已经毫不犹豫地把国家的面子放在人民的需要之上，用掠夺农村的手段来满足外国订货。不过，虚荣的结果往往是栽跟头，1961 年 3 月，周恩来不得不屈辱地退让，向盟国解释中国不再有能力出口粮食，无法履行贸易协议或经济合同。仅 1960 年，就欠了苏联一百多万吨粮食和食用油，近期也无法及时装运。周恩来用外交辞令这样解释：他的国家已经对不起社会主义盟国，怎么能够再向他们伸手要粮食呢？¹⁸

北京还担心，请求帮助可能会被莫斯科拒绝，因为整个大跃进旨在向苏联示威。这种害怕可能有点道理，尽管莫斯科曾经表现出了善意。例如，俄罗斯提出愿在交换的基础上无息提供一百万吨粮食，五十万吨糖，费用分几年偿还。北京拒绝了粮食，接受了糖¹⁹。赫鲁晓夫在 1961 年 4 月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叶季壮时再次提到援助粮食。他告诉外贸部长说，他完全同情中国的困境，因为乌克兰在 1946 年也遭受了可怕的饥荒，他补充说，当时发生过人吃人的事件，这话可能言者无心，但听者刺耳。然后，他改变了话题，顺便提到苏联即将在钢铁生产方面超越美国。叶季壮婉拒了他的帮助²⁰。

几个月后，夏天到了，饥荒没有缓解，周恩来只好向俄罗斯求助。在 1961 年 8 月会见莫斯科代表团时，他解释原因，为什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首次从帝国主义阵营进口粮食。然后周以一种相当迂回的方式，询问苏联是否愿意用二百万吨粮食交换大豆、猪鬃和锡，甚至可能是大米；预付三分之一，其余的将在随后两年内付清。在此提议前，苏联代表团刚刚拒绝接纳七千万卢布的贸易赤字，所以时间上不凑巧。“你有外币吗？”苏方直截了当地问，迫使周不得不承认中国没有外币，中国在卖银子²¹。代表团将这个问题置之高阁，拖了几个月没有任何进展，最后有人向邓小平暗示，苏联自己正在经历困难，没有能力提供援助。这件事使中国很没面子²²。

1961 年 7 月，周恩来要求追加二万吨汽油，莫斯科也采用了拖延战术：赫鲁晓夫拖了四个月，在第 22 届苏共党代会之后才答应北京的请求²³。1961 年 6 月商定交换粮食，苏联也采取了政治手腕。在北京向加拿大购买的小麦中，28 万吨运往苏联，后者又转而出口相同的数量到中国。当小麦直接从加拿大被运到俄罗斯后，苏联装作这是北美向苏联的进口，同时将自己出口到中国的粮食列为 1961 年的贸易统计数字公布。在世界面前，当外国专家通过这些统计数字寻找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裂痕时，看上去好像苏联在养活中国²⁴。

不是所有从国外购买的粮食都用于国内消费。例如，从缅甸购买的大米直接运到锡兰，以补足中国的缺口。大约十六万吨被运往东德，以解决中国对社会主义盟国的贸易赤字。中国即使在饥荒中，仍然是慷慨的朋友。两艘载有大约六万吨小麦的货船被作为礼品直接从加拿大港口运到地拉那。由于阿尔巴尼亚的人口约为 140 万人，这笔数字高达其国内需求的五分之一²⁵。驻北京的地拉那首席谈判代表 Pupo Shyti 后来回忆说，他在北京看到了饥荒，但“中国给了我们一切……我们缺什么，就向中国要……我感到羞愧。”²⁶除了阿尔巴尼亚，其他国家也在中国饥荒严重的时候获得免费大米，例如几内亚，1961 年得到了一万吨²⁷。

中国从来没有停止建立对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援助和低息贷款的国际形象。北京在大跃进期间增加向外国捐款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证明它已经发现了一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和莫斯科对抗。在一个非殖民化时代，赫鲁晓夫争取发展中国家，通过对水坝和体育场等重要项目的慷慨援助，试图吸引他们离开美国而进入苏联的轨道。毛要挑战赫鲁晓夫在亚洲和非洲的领导。他对克里姆林宫“和平过渡”的主张不屑一顾，他鼓励武装革命，决心在和俄罗斯的竞争中，援助阿尔及利亚、喀麦隆、肯尼亚和乌干达等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

中国在自己的饥荒时代给了这些国家多少援助？总体而言，从 1950 年至 1960 年 7 月，中国向外国提供了 40 亿元，其中 28 亿是无偿经济援助，12 亿为无息或低息贷款²⁸。大多在 1958 年之后。1960 年，为了扩大对外援助，一个名为“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部级新机构成立了，援外额度定为 4.2 亿元²⁹。次年，社会主义盟国在知道中国困境后，愿意提供新的贷款或延期付款，但北京都拒绝了；相反，却拨出大约 6.60 亿元用于援外³⁰。受益者包括缅甸，8400 万美元；柬埔寨，1120 万美元；越南，1.42 亿卢布；阿尔巴尼亚，1.125 亿卢布³¹。而当时国家的总收入萎缩了 45%，只有 350 亿元。国内有些领域的经费遭到削减，包括 14 亿元的卫生和教育经费³²。

这种慷慨意味着：1960 年，人民在挨饿，粮食在出口，而且其中有些是免费的。事实上，在“出口第一”的政策的指导下，几乎每个省的出口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提高了。湖南被要求出口价值 4.23 亿元的货物，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3.4%，其中包括 30 万吨大米和 27 万头猪³³。

1960 年 8 月周恩来决定遏制向社会主义阵营的粮食出口，但五个月之后，仍向广东征购十万多吨谷物，送往古巴、印度尼西亚、波兰和越南，约占该省在此期间征购的 47 万吨的四分之一。1960 年 9 月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权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后，省领导陶铸解释，提供粮食给被美帝国主义围困封锁的古巴人民，是一个“国际声誉”的问题³⁴。广州的工人对无私协助发展中国家可没有那么高的热情。他们本来已经对缺乏棉花（向香港出口，由那里的百货公司发售）啧有烦言，现在公开表示想不通：“为什么我们自己吃不饱，还要向古巴出口？”³⁵即使在遥远的地方如甘肃，村民也抗议，他们所以挨饿，是因为毛把大米运到古巴去了³⁶。一个月后，在北戴河的党的会议上，领导决定给卡斯特罗再运十万吨大米（价值两千六百万元），用于交换糖³⁷。

中国把所有的外币用在粮食进口上；可不可以换一种方式，接受外国的粮食援助？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冷静地指出，北京即使在饥荒时，仍在向非洲和古巴出口食物，“中国共产党没有作出过他们欢迎粮食援助的表示”³⁸。红十字会曾尝试提供援助，但他们和北京接触的方式不对头，他们首先询问西藏的饥荒——那里解放军刚刚镇压了一次重大的叛乱。北京迅速作出了可想而知的反应：我们在 1960 年获得空前大丰收，绝对没有饥荒，饥荒是造谣中伤。红十字会笨拙的秘书长 Henrik Beer 火上加油，从日内瓦发出了第二份电报，询问“中国”是否“也”没有饥荒。北京愤怒地答复道，西藏和中国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全国上下，我们政府正在依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克服前两年的自然灾害³⁹。

但是，即使红十字会以更委婉的方式处理问题，外国的帮助还是很可能遭到拒绝。日本外务大臣和他的对手陈毅悄悄地商量过：提供十万吨小麦，避开公众的视野，运给中国，但是被陈毅拒绝了⁴⁰。即使东柏林的学童提供衣物以帮助 1959 年遭受台风肆虐的广东，也被视为丢脸；使馆被告知，不要再接受任何捐助⁴¹。中国愿意援助发展中国家，但不接受任何人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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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周恩来传》，p. 1398。 ↩

2. 外交部，北京，1960 年 8 月 20 日，118-1378-13, pp. 32-3。 ↩

3. Oleg Hoeffding, 'Sino-Soviet Economic Relations, 1959-1962'（《中苏经济关系，1959-1962》）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49 (Sept. 1963), p. 95. ↩

4. 外交部，北京，1960 年 12 月 31 日，110-1316-11, pp. 1-5。 ↩

5. 外交部，北京，1961 年 1 月 18 日，109-3004-2, p. 8。 ↩

6. 外交部，北京，1960 年 12 月 31 日，110-1316-11, pp. 1-5。 ↩

7. BArch, Berlin, 12 Nov. 1960, DL2-1870, p. 34. ↩

8. 'Famine and bankruptcy'（《饥荒和银荒》）Time, 2 June 1961. ↩

9. 金，《周恩来传》，pp. 1414-15。 ↩

10. Colin Garratt, 'How to Pay for the Grain'（《粮食的代价》）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33, no. 13 (28 Sept. 1961), p. 644. ↩

11. 金，《周恩来传》，p. 1413。 ↩

12. 周恩来报告，湖南，1961 年 12 月 4 日，141-1-1931, p. 54。 ↩

13. MfAA, Berlin, 1962, A6792, p. 137。 ↩

14. 周恩来报告，湖南，1961 年 12 月 4 日，141-1-1931, p. 54。 ↩

15. Boone, 'Foreign Trade of China'（《中国的对外贸易》）。 ↩

16. 周恩来报告，湖南，1961 年 12 月 4 日，141-1-1931, pp. 52-3。 ↩

17. 'Famine and bankruptcy'（《饥荒和银荒》）Time, 2 June 1961。 ↩

18. 外交部，北京，1961 年 3 月 8 日，109-3746-1, pp. 17-18。 ↩

19. RGANI, Moscow, 14 Feb. 1964, 2-1-720, pp. 81-2; 运糖的合同书，见：Sbornik osnovnykh deistvuiushchikh dogovorokh i sogloshenii mezhdu SSSR i KNR, 1949-1961, Moscow: Ministerstvo Inostrannykh Del, no date, pp. 196-7. ↩

20. 外交部，北京，1961 年 4 月 4 日，109-2264-1, pp. 1-8。 ↩

21. 外交部，北京，1961 年 8 月 22 日，109-2264-2, p. 38。 ↩

22. 外交部，北京，1962 年 4 月 6 日，109-2410-3, p. 53。 ↩

23. 同上。 ↩

24. 外交部，北京，1962 年 8 月 15 日，109-2410-1, pp. 62-3。 ↩

25. BArch, Berlin, 1962, DL2-VAN-175, p. 15. ↩

26. Chang and Halliday, Mao（《毛》）p. 462. ↩

27. MfAA, Berlin，1962 年 7 月 11 日，A17334, p. 92。 ↩

28. 外交部，北京，1960 年 7 月 1 日，102-15-1, pp. 26-39；亦见 MfAA, Berlin，1962 年 7 月 11 日，A17334，pp. 89-94。 ↩

29. 上海，1959 年 12 月 1 日，B29-2-112, p. 3。 ↩

30. 财政部报告，甘肃，1961 年 7 月 1 日，91-18-211, p. 25。 ↩

31. MfAA, Berlin，1962 年 1 月 4 日，A6836, p. 33;；亦见关于东德对外援助政策的分析，被认为是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MfAA, Berlin，1962 年 1 月 4 日，A6836, p. 16。 ↩

32. 财政部报告，甘肃，1961 年 7 月 1 日，91-18-211, pp. 22-5。 ↩

33. 湖南，1960 年 3 月 29 日，163-1-1083, pp. 119-22；到年底，根据 1960 年 9 月在北戴河制定的决议，这个数字降到 3 千 1 百万，大米减半至 144,000 公吨；见湖南，1960 年 10 月 22 日，163-1-1083, pp. 130-4。 ↩

34. 广东，1960 年 9 月 29 日，300-1-195, p. 158。 ↩

35. 广州，1961 年 4 月 5 日，92-1-275, p. 105。 ↩

36. 甘肃，1961 年 1 月 16 日，91-18-200, p. 72。 ↩

37. 上海，1960 年 10 月 21 日，B29-2-112, pp. 2-5. ↩

38. 'Back to the farm'（《回到田间》）Time, 3 Feb. 1961. ↩

39. ICRC, Geneva, 1961 年 1 月 18、28、30 日及 2 月 6 日电报，BAG 209-048-2。 ↩

40. ICRC, Geneva, 1961 年 3 月 1 日及 14 日讨论，BAG 209-048-2。 ↩

41. 外交部，北京，1959 年 1 月 27 日，109-1952-3, p.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