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卫星上天

不断攀升的指标，配着美丽的彩色图解，这些图表和杀人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随着指标在每一个可以想象的领域飞速飙升，从粮食和钢铁产量到农村挖井的数量，在口号世界与地面的现实之间，出现了一道黑暗的鸿沟。这种差距的压力，来自毛泽东之手。在与地方领导的非正式谈话之中，他鞭策和驱使他们保证达到更高的生产指标。

周小舟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的领导人，他行事稳重，是 1957 年 11 月毛发表高谈阔论的第一批听众之一。“湖南的农业就是上不去，”毛泽东在访问省会长沙时责问。“为什么湖南只种一季稻？”周解释说，湖南的气候只适宜种一季稻。毛泽东指出，你这湖南，同浙江在同一纬度上，自然条件也和浙江相似，为什么浙江能种两季稻，你湖南只能种一季稻？“我看，你就是不吸取人家的好经验，”毛泽东继续道。“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周嗫嚅地回答。“什么研究研究，”毛抢白说。“我看你们是研究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回去吧，”他说完，就打发这位省委第一书记退席，自己兀自打开一本书，开始阅读。被羞辱的周只好应允：“主席，我们回去就改种两季试试。”毛没有理他¹。

几个月后，周的代表在北京见到毛，毛对河南大加称赞：河南生产了全国一半的小麦，“你们怎么看的？”然后他对湖南表示失望：卢森堡人口才 30 万，年产 300 万吨钢铁。湖南有多少人？²

毛泽东还派密友回老家灌输这个概念。正如邓小平是他反右派运动中最信任的部下，负责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也是毛的忠实的追随者。谭个子矮小，密集的头发，厚重的眼镜，鳟鱼般的嘴唇，他紧跟毛泽东，是上海的后起之秀柯庆施的盟友。他以前的同事认为他不够厚道，是一个无情的以使命为重的人³。他建议被主席传呼的同事，应该毫无顾忌地立即进行自我批评，不论自己是对是错⁴。谭花了许多时间巡视全国，为支持大跃进而鞭策施压。他对在湖南看到的情况非常不满，认为他们落后⁵。由于他指责该省在政治上落后，周小舟开始被迫夸大作物的数字⁶。

除了面对面地施压外，电话也是施压的重要工具。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它能使领导人和下属保持联络，不论距离远近。例如，在大炼钢铁的狂热中，谢富治轮流给省内各县委书记打电话，警告他们有落后于邻居广西和贵州的危险⁷。而谢富治又会定期得到冶金部的最新消息。例如，1958 年 9 月 4 日，北京打来电话告知最新的记录⁸。然后 9 月 6 日，毛泽东的一个讲话在电话会议上被传达。接着是 9 月 8 日，薄一波谈钢铁指标。9 月 11 日，彭真讲话。9 月 16 日，王鹤寿讲话。在此期间，数不清的有关农业、工业和集体化的会议，从首都通过电话召开⁹。我们不知道电话的使用频率有多高，据广东的一位公社干部估计，在运动的高峰期间的 1960 年，仅仅为了确保密植，一个季度就开了大约九十次电话会议¹⁰。

压力也通过毛泽东召集的党的特别会议而贯彻落实。毛亲自控制议程，思想挂帅，提高生产指标¹¹。薄一波——曾经因为反对毛的跃进因此必须接受考验的计划工作者——对毛的狂热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他在 1958 年 1 月的南宁会议上用“两本账”取代单一国家指标。毛又增加了第三本账。它的运行如下：中央有一套必须实现的指标，而第二本账则是预期要完成的高指标。这第二本账下达到各省，成为他们的第一本账，需要不惜一切代价达成。同时又要求各省也有自己的第二本更高的账，以反映他们预计要完成的目标，总共是三本账。然后向县延伸，实际上又增加了第四本账。如此层层加码，从中央一路下到村里，完成了狂欢式的浮夸，造成了指标的飙升¹²。

竞争进一步增加了政治压力。在众目睽睽之下，毛泽东不仅奚落胆怯的同事，称赞激进的同事，而且喜欢将任何事、任何人乱比一通，借以激发竞争精神。湖南与卢森堡比钢铁生产，中国与英国比工业产值，甘肃与河南比水利工程动员情况。这也体现在毛泽东在南宁向党的领导人下达的指示之中：为了力争上游，全国必须互相评比。各级无休止的会议上的定期检查评比，把省、市、县、公社、工厂直到个人，分为三类。根据他们的成就，“红旗”授予先进份子，“灰旗”属于中间份子，而“白旗”则是对落后份子的惩罚。这些象征性的名称，在下班后的群众会上发布，有时画在黑板报上。这是一个可以任意侮辱人的社会，甚至可以把缺乏政治热情的人打成右派分子。全国成为被定额、配额和指标支配的世界，扬声器大声播放口号，干部在检查和评价工作，委员会在不断地给周围的一切评级排名。评比的排名决定着待遇——最后落实到饥肠辘辘的劳动者能不能在食堂得到一瓢粥。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如何比？所谓‘比’，就是‘逼’。”¹³一位县干部回顾了这样的经历：

那一年，我们把劳力集中起来挖井，春耕没人管。地委开会评比，我们挖井得了“红旗”，春耕得了“白旗”。我回来向县委报告这个情况，县委书记骂我：“你怎么能扛着红旗走，拿着白旗回来！”，我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我自己可能被打成“白旗”。所以我不得不离开将要分娩的哭泣的妻子，和染上破伤风的临死的妹妹，赶回山上的工地。¹⁴

很快，全国上下都得了指标发烧症，竞相追逐农业和工业产值的离奇数字以引起注意。在党的会议上发出各种豪言壮语，然后由强大的机器宣传鼓吹，包括宣传那些领导大家取得最新光荣纪录的领导人。指标高不可攀，实现了新的高度则被称为“放卫星”——这是向社会主义阵营上年送入太空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致敬。“放卫星”、“火线入党”和“不分昼夜努力干”是得到红旗的方法。河南嵖岈山不久就要成为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了（所谓“卫星公社”），1958 年 2 月设定了每亩地要打 560 斤小麦的指标。6000 名积极份子擧着横幅、宣传画、传单和标语在乡间游行，指标发疯似地节节上升，到那年年底，他们承诺了传奇般的每亩产量达到 5000 斤的目标。¹⁵

这种记录被安排在“卫星试验田”中实现，热衷于创造新纪录的干部喜欢在这里试验高产。这些田一般仅限于集体农田中的一小片，但起了广泛示范的农业新技术的作用。高产需要肥料。每一种可以想象的营养成份都被抛进农田，从海草、垃圾直到从烟囱里刮下来的炉灰。动物和人的粪尿，由川流不息的人群挑到田里，有时直到深夜。在这个帝国边远地区有许多少数民族，在传统上把粪便视为脏物和邪僻，也首次建立了户外厕所，民族情感受到凌辱。收集粪便的任务分配给受惩罚的小组¹⁶。后来，人粪又扩展到头发，广东某些农村妇女被迫剃光头以贡献肥料，否则被禁止进食堂吃饭¹⁷。

普遍的做法是推倒泥巴和稻草修筑的建筑物，以便为农田提供养料。牲畜住过的尤其是撒尿的地方，如马厩，可以提供有用的肥料。开始是摧毁老墙和棚屋，随后整个运动势不可挡，往往整排房屋被夷为平地，土坯被砸碎，然后撒到田里。座落在大别山南麓的湖北麻城，数以千计的房屋被拆毁，用来积肥。1958 年 1 月，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表扬了这一水稻产量达到每亩 800 斤的模范县。“向麻城学习！”《人民日报》狂喜地宣布。麻城的试验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立马成为圣地。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吸引了五十万名干部，包括周恩来，外交部长陈毅以及财政部长李先念。到 8 月份，据说创造了每亩水稻产量 36956 斤的新记录。“创造奇迹的时代：湖北麻城建国一社创造了亩产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早稻的奇迹”宣传机器这样说¹⁸。

压力无处不在，浮夸风失去了控制，人们用虚假的数字争夺冠军。麻城有个公社，妇联主任率先献出她的房子，让它变成肥料。在两天内，三百户房子，五十个牛栏，数以百计的鸡舍被拆掉。到年底，约五万座建筑被拆毁¹⁹。全国各地的其他公社不甘落后，纷纷效仿。广东大石也是个名扬全国的公社，其标志是“五万斤大学”和“万斤田”，当地干部砸碎了西二村的一半房屋²⁰。为了出奇制胜夺高产，江苏省部份地区，土地居然被盖上了白糖²¹。

深耕是另一个革命性的配方，可以使农民从莫名其妙的土壤中解放出来。有人说，种得越深，根就有劲，茎就高大，至少这是这个实验背后的逻辑。“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毛下令说²²。如果在水利工地上铲砂石是辛苦的，那么深耕（深挖的要求从一尺至三尺多，有时甚至达九尺）可以使人完全精疲力竭。没有工具的地方，农民们用手挖土，有时打着火把，通宵达旦地劳动。在渴望成为梦寐以求的“红旗”的干部的驱使下，村民有时挖到基岩，把生土翻上来，破坏了熟土层。到 1958 年 9 月，约一亿二千万亩耕地被深耕约一尺，但领导仍要求更多，要求达到至少二尺深²³。

接着是密植，以达到更高的产量。起初这些半生不熟的实验是在人工试验田里进行，但随后几年，在激进干部的监督下，密植被扩散到其他田地。在广东刁坊这个贫瘠的山区，在 1960 年饥荒期间，每亩地被播撒高达 40 斤谷种²⁴。该省其他地区，农民被要求在每亩地上播下 30-37 斤的种子。结果收割时，每亩的产量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 70 斤花生²⁵。

密植是耕作制度的基石。种子似乎也有革命精神，既然它们属于同类，大概也应当平等地享受阳光和养份。毛主席这样解释：“有了朋友就比较容易，一起长大会更舒适。”²⁶村民们往往被指使将秧苗从相邻的田地转移到试验田，将苗丛紧密地挤在一起。村民们世世代代耕种土地，当然知道如何照顾他们赖以为生的宝贵资源。许多人表示怀疑，有些试图和干部讲理：“秧插得太密，密得不通风，要分田又下二百担水粪，不闷死是个舅子”。干部不理他，说“这是新技术，你们不懂。”²⁷

大多数村民经历了 1957 年以来一系列的反右运动，变得精明了，不在公共场合表示反对。每一位因本书受到采访的幸存者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道理大家都懂，但没有人敢说话。如果你说了，他们会打你。我们有什么办法？”²⁸另一种解释是：“无论政府说什么，我们都必须照办。如果我说错了话，如果说我反对总路线，我就会被打成右派。没有人敢说话。”²⁹在浙江衢县一个村里发生的事就是很好的例子：大锅饭的灶设在田里，没有人可以离开，不管你是需要喂孩子的妈妈，还是需要休息的老人。大家不得不通宵突击，因为干部把回村的路封锁了。反对密植的人，被党员积极份子殴打。没有干劲的倔老头被拽住头发，推入沟渠。村民们被勒令拔出秧苗重新栽插³⁰。

参观访问都经过精心的舞台式的策划。在麻城，村民们被警告，不能在参观者面前说大跃进的坏话。省领导王任重视察田头时，他看到的成堆稻米是农民被迫精心为他的访问而安排的³¹。在徐水县，县委第一书记、转业军人张国忠，无情地确保呈现给外部世界的必须是是一幅完美无暇的画面：把落后份子关在劳动营里，这种劳动营从县到每一个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都有。为了“刺激生产”，落后份子在被关押前必须首先游街示众，1958 年至 1960 年间大约七千人被抓³²。在广东罗定，前来视察的领导们在 1958 年年底参观连滩公社时，受到年轻的女孩、昂贵的香水、雪白的毛巾、和十六盘菜肴的豪华宴会的欢迎。数十名农民工作了几天，把一个赞美人民公社的巨大口号刻在山头³³。陪同毛泽东访问的李志绥被告知，农民被迫将水稻移植到主席的访问路线，为了给人一个大丰收的印象。这位医生评论说，“全中国是个大舞台，所有的人都在为毛进行大汇演。”³⁴但在现实中，一个独裁政权永远不会只有一个独裁者，因为许多人愿意在他们的上司面前争宠。这个国家到处都有地头蛇，每个人都在向上级欺骗，使上级相信他们的成绩是真实的。

毛泽东很高兴。全国各地送来关于棉花、水稻、小麦和花生的新纪录，他开始考虑如何处理多余的产品。1958 年 8 月 4 日在徐水县，在张国忠的陪同和记者的包围下，穿戴着草帽和布鞋的毛缓缓走过地头，微笑道：“这么多粮食怎么吃得完啊？粮食多了你们怎么办啊？”“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张想了一下回答。“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个县粮食都多，都想换机器，人家才不要你的粮食呢！”毛仁慈地微笑道。“我们拿山药造酒精，”另一个干部建议道。“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干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闹文化娱乐，办大中小学，你们看好么？……你们农业社员自己可以多吃粮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³⁵

终于，中国找到了一条走出赤贫的出路，解决了饥饿问题，生产了吃不完的粮食。随之而来的全国各地的报告声明，丰收是前一年的两倍，其他领导人也加入了大合唱。分管农业的谭震林，视察各省，给地方领导鼓劲。他分享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仙境的远见，农民在那里吃着燕窝之类的美味，穿着丝绸、缎子和狐皮大衣，住在有自来水和电视的摩天大楼里。每个县都有一个飞机场³⁶。谭甚至认为，中国已经将苏联远远地甩在后面：“有些同志会问，为什么我们这么快，苏联到现在还搞好社会主义而不搞共产主义？这里不同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不断革命论’。苏联没有这一条，或者抓得不紧。我们是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人民公社化就是共产主义革命！”³⁷陈毅则认为，由于在未来几年可以储存足够的粮食，农民应该休耕两季，把时间用来建设现代化别墅³⁸。地方领导人的响应也同样热烈。1959 年 1 月，国务院不得不制止各公社纷纷向北京派送证明农业新纪录的人员、信件和礼物。毛主席被大跃进冲昏了头脑³⁹。

李志绥，（《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p. 226-7. ↩
湖南，1958 年 7 月，186-1-190, pp. 1-2；亦见 1958 年 7 月，141-2-62,pp.1-2。 ↩
William W. Whitson,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71（《中国最高领导：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71》New York：Praeger, 1973, p. 204, quoted in MacFarquhar（摘自《起源》）Origins, vol. 2, p. 83. ↩
湖南，1959 年 5 月 11 日，141-1-1066,pp. 80-3。 ↩
湖南，1959 年 9 月，141-1-1117,pp.1-4；1959 年 9 月，141-1-1066,pp.5-13。 ↩
是他事后承认的；参阅庐山会议纪要；甘肃，1959 年 8 月，91-18-96, p.570。 ↩
云南，1958 年 7 月 29 日，2-1-3102,p.20。 ↩
云南，1958 年 9 月 4 日，2-1-3101,pp.1-35。 ↩
云南，1958 年 9 月，2-1-3101,pp. 36-9,48-65, 66-84,94-104, 105-23。 ↩
广东，1951 年 1 月 20 日，217-1-645,pp. 15-19。 ↩
Teiwes, China's Road to Disaster（《中国灾难之路》）p.85. ↩
薄，《若干重大事件》，p.682；整个制度的描述见 MacFarquhar 的《起源》卷 2，p. 31。 ↩
南宁会议记录，甘肃，1958 年 1 月 28 日，91-4-107,p.2。 ↩
Lu Xiaobo 吕小波访谈 Cadres and Corruption: The Organizational In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干部与腐败：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性堕落》）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84. ↩
遂平，1958 年 2 月 13 日，1-201-7, pp. 8 及 1958 年 10 月 29 日，1-221-8。 ↩
云南楚雄县的一个例子，参见 Erik Mueggler, The Age of Wild Ghosts: Memory, Violence, 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野鬼的年代：西南中国的记忆、暴力和场所》）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 176. ↩
广东，1961，217-1-618, p.36。 ↩
人民日报，1957 年 11 月 26 日，p. 2；1957 年 12 月 29 日，p. 2；1958 年 1 月 21 日，p.4；1958 年 8 月 16 日，p.8。 ↩
麻城，1958 年 7 月 15 日，1-1-331；1959 年 4 月 13 日，1-1-370, p.37。 ↩
广东，1960 年 12 月 31 日，217-1-576, pp. 54-68。 ↩
江，《七十年征程》，p.431。 ↩
薄，《若干重大事件》，p. 683；实践来自山东某集体农场。 ↩
中央报告，云南，1958 年 9 月 3 日，120-1-84, pp.52-67。 ↩
广东，1961 年 12 月 31 日，217-1-642,pp.11-12。 ↩
广东，1961 年 1 月 7 日，217-1-643,pp. 120-2. ↩
Roderick MacFarquhar, 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eds），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齐放到大跃进》）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p. 450. ↩
麻城，1959 年 1 月 15 日，1-1-443,p.10. ↩
刘书访谈，出生于 1946 年，四川仁寿县，2006 年 4 月。 ↩
罗白访谈，出生于 1930 年代，四川洪雅县，2006 年 4 月。 ↩
浙江，1961 年 5 月 4 日，J007-13-48,pp.1-8。 ↩
麻城，1959 年 1 月 20 日，1-1-378,p.22。 ↩
河北，1961 年 4 月 16 日，884-1-202, pp.35-47。 ↩
广东，1961 年 1 月 5 日，217-1-643, pp. 50-60。 ↩
李志绥，（《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 278。 ↩
会议纪要，河北，1958 年 8 月 4-5 日，855-4-1271, pp. 6-7 及 13-14；亦见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4 日，p. 1，1958 年 8 月 11 日，p. 1。 ↩
湖南，1958 年 10 月 19 日，141-2-64,pp. 78-82；湖南，1958 年 9 月 18 日，141-1-1066, pp.7-8。 ↩
湖南，1958 年 10 月 19 日，141-2-64,pp. 78-82。 ↩
湖南，1958 年 11 月 5 日，141-1-1051,p. 124。 ↩
国务院指示，甘肃，1959 年 1 月 7 日，91-8-360,pp.5-6。 ↩

第五章 卫星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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