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铤而走险

当绝望的农民开始抢劫粮仓，劫持火车和私吞公社财产的时候，暴力就成为最后的手段。1961 年台风袭击河北沧州以后，一些用镰刀武装起来的农民就到田里偷玉米。一个党委书记领了一队人，抢了邻村的羊和几十吨蔬菜。¹有些抢劫案甚至动用了武器：在陕西发生的一次抢劫事件中，干部把步枪发给村民。他们洗劫了邻近的一个公社并抢走了一万斤粮食。另一位当地干部，率领了一个 260 人的武装团伙，白天睡觉，夜间抢劫。²在农村地区，抢劫团伙大多聚集在县或省的边界，他们越过边界作案，所到之处鸡犬不宁。³

更多的情况下，农民抢劫的目标往往是国家的粮仓。抢劫的规模是惊人的。仅在湖南的一个县的五百个粮仓中，两个月内就有三十个仓库遭受抢劫。⁴在同一省的湘潭地区，从 1960 到 1961 年的冬季，发生了八百多起粮食盗窃案。怀化农民强行打开了几个仓库，拿走了几吨小米。⁵

针对列车的抢劫也很普遍。农民们聚集在铁路周围，抢劫货车，仗着他们比警卫人多，以多取胜。这种情况在 1960 年后愈演愈烈，因为政府意识到大规模饥荒的严重程度，并开始清除滥用职权的党员。在甘肃省主政的张仲良被降职后，根据当地警察的报告，1961 年 1 月发生了 500 例列车抢劫案。总共损失了大约 500 吨粮食和 2300 吨煤。每次抢劫成功，人们就更加大胆。在武威火车站，1 月初只有几十人闹事。但在更多的群众加入后，几个星期就发展为数百人。到了月底，四千名胆大包天的农民截住了一辆列车，拆走了列车上每一个可以拆卸的部件。在靠近张掖的一个地方，两千多愤怒的农民夜袭粮仓，杀死了一名警卫。另一个案件中，农民先偷了军服；然后，负责仓库的警卫把穿了军服的农民当作特种部队，让他们进入仓库运走粮食。⁶

铁路沿线，到处有遭到抢劫的粮仓，被盗的牲畜，被偷的武器和被烧毁的账簿。政府只有派出武警和民兵去重建秩序。⁷有些劫车案甚至可能引发外交纠纷，比如袭击货车的人烧了朝鲜运到蒙古去展览的物品。⁸多亏公安部没有下令对群众开枪，警察接到的命令是集中对付带头闹事的人。⁹

暴力产生暴力：当地方干部的被动和无奈的假面具不再起作用的时候，农民们就会把满腔怒火发向他们。在提高征粮配额的会上，农民指责他们的领导是不顾大家死活。更加不满的人会动手殴打或是用菜刀杀死领导。¹⁰有些人会拿棍棒追打贪污公款的干部。在四川云阳县，愤怒人们逼得当地领导和他的老婆跳入池塘自尽。¹¹在通江县山区，当地领导刘复年被迫跪石瓦子被人用杠柴棒抽打。¹²但这种行为很少发生。一般人会偷盗、会诈骗、会纵火或抢劫，但他们很少是穷凶极恶的罪犯。他们不得不用中国特有的“吃苦”精神面对长期的艰辛：忍受悲伤、痛苦和磨难。

显而易见而且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是纵火；尽管很难区分火灾是由于贫穷农民冬季取暖而造成的意外，还是有人故意放火以示抗议。据公安部估计，1958 间发生的至少七千起火灾造成的损失达一万亿元——尽管无法知道其中多少起是故意纵火。¹³根据当地公安机关的报告，河北每年都有数十件纵火案。¹⁴1959 年底，在南京的火灾比往年多了三倍。许多火灾是由于疏忽，但也有不少是纵火犯所为。比如赵志海，为抗议而在工厂宿舍纵火。¹⁵徐明宏，烧毁了四堆草料，被当地民兵开枪打死。¹⁶在湖北松滋，一个市委书记的房子被人点着了。¹⁷省里有些农民把毛泽东塑像浇上汽油焚烧。¹⁸四川洪雅县李怀文放火烧了食堂，那里本来是他的家；他大叫：“你们滚出去，食堂房子是我的！”¹⁹

到了 1961 年，农村到处都有纵火案。广州周围，农历新年过后的几个星期里，每晚都可以看到火光，许多是农民防火，为的是要求自留地。²⁰在广东翁源县，农民在烧毁粮仓后，在墙壁上写下标语：表示粮食反正不再是他们的了，还不如一烧了之。²¹

当饥荒蔓延以后，饥饿的人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生存；衰弱的人们不会去筹划叛乱。尽管共产党的档案馆内保留的证据表明，在大饥荒最后两年里出现了大量的地下组织，这些组织从来就没有对共产党构成真正的威胁，而且很容易被粉碎；不过他们的存在可以作为人民不满程度的晴雨表。几乎没有任何地下组织能形成规模。以湖南为例，1960-1961 年冬春在一个县的边境有 150 人进行武装叛乱；但旋即被当地公安部队镇压。靠近省城有几个不满的农民组成人民党，要求农业生产和贸易的自由，他们也很快烟消云散。²²

具有威胁的挑战来自边远的西藏地区。1959 年 3 月间在西藏发生的武装起义遭到了武力镇压，结果是达赖喇嘛流亡国外。1958 年在青海省发生的叛乱连续数月，波及该省的蒙古族自治县的优干宁（河南）镇（其东部接近甘肃省）、结古镇（玉树县）和靠近西藏高原的囊谦县。有些参加者是为了响应拉萨的叛乱，有些则是受了伊斯兰教的鼓动。省里的武装力量有限，最初只能控制重要的公路。²³

暴乱时有发生。1960 年秋天，云南宣威县农民造反，迅速蔓延到周围几个公社。农民得到了一些村干部包括党的书记的支持。他们获得了武器，打出了废除人民公社，恢复自由市场，和把土地还给农民的口号。军队迅速地进行干预，除一人漏网外，捕获和镇压了所有的领导人。在公安部长谢富治给周恩来报告里，提到了当年在西南省份发生了十几起类似的事件。²⁴除此之外，公安部门还发现了近三千个反革命组织，仅云南就有几百个自称是“党”的团伙。²⁵

1949 年后，政府无情地取缔了秘密社团，然而中国历代实行的专制已经教会了他们如何在严酷的环境下生存。在北部省份的一个调查揭示了秘密社团的影响程度——虽然数字可能被干部夸大，以便向上级索取更多的镇反经费。1959 年的头几个月，在河北省内，有四十几个“反革命”组织被揭露出来，其中一半是属于政府明令取缔的，包括：还形道，升仙道，八卦道，先天道，和九宫道。仅宁津县，接近百分之四的当地人口被认为是信教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宣誓效忠一贯道。²⁶这些社团的影响有时扩大到了外省。尽管农村人口的流动受到限制，信徒会从河北来到山东，在教主的坟墓前祷告。²⁷虽然共产党反对“迷信”，人们还是会寻求民间的宗教。在广东，庆祝龙母诞辰的仪式仍然很受欢迎；1960 年在德庆举行了三千多人的庆典，参加者有学生也有干部。²⁸

但是，即使是在这个政权最黑暗的时刻，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破坏它的稳定。同以前在孟加拉，乌克兰和爱尔兰等地发生过的其他饥荒一样，当大多数村民明白即将成为饿殍的时候，他们已经虚弱得没有力气走到下一个村庄，更不用说拿起武器组织起义了。任何温和的反抗活动，都会招致残酷镇压和严厉处理：暴动或起义领袖被处死，其他人则是无期徒刑。在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而国家并不崩溃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任何党派可以代替共产党。不管是分散的宗教组织，还是秘密的地下党派，都没有能力控制这片巨大广阔的土地。由于林彪在 1959 年庐山会议后在军队里的广泛清洗，可能出现的军队政变也早被消灭于萌芽之中。

有一种比单纯的地缘政治更顽强的东西，阻碍了威胁共产党统治的力量出现。大饥荒时代最常见的自救办法是一个叫做“希望”的东西。在希望的支配下，无论村里的情况有多坏，人们相信毛泽东的心中始终装着人民。一个从封建时代人们就有的共同的信念是，皇帝总是好的，但是他的手下却可能腐败。在共和国时代更是如此，人们不得不调和媒体每天鼓吹的乌托邦理想和灾难遍地的现实。人们普遍相信滥用职权的基层干部是没有执行仁慈的毛主席的命令。远在天边的“政府”和英明领袖毛主席是和好人站在一起的。如果毛主席知道，一切都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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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北，1961 年 8 月 15 日，878-1-6, p.38。 ↩

2. 内部参考，1960 年 12 月 16 日，p.9。 ↩

3. 例子见河北，1959 年 6 月 27 日，884-1-183,p. 135。 ↩

4. 湖北，1961 年 1 月 6 日，SZ18-2-200,p.22。 ↩

5. 湖南，1961 年 1 月 17 日，146-1-580, p.29。 ↩

6. 甘肃，1961 年 1 月 24 日，91-9-215,pp.117-20。 ↩

7. 同上。 ↩

8. 内部参考，1960 年 6 月 20 日，pp. 11-12。 ↩

9. 铁道部报告，甘肃，1961 年 1 月 20 日，1961,91-4-889,pp.19-21。 ↩

10. 湖南，1959 年 11 月 22 日，146-1-507,pp.44-6。 ↩

11. 四川，1959 年 5 月 26 日，建川 1-1721,p.37。 ↩

12. 四川，1959 年 6 月 8 日，建川 1-1721,p. 153。 ↩

13. 湖南，1959 年 3 月 9 日，163-1-1046,p.24。 ↩

14. 河北，1959 年 6 月，884-1-183,p.40；1960 年 4 月 25 日，884-1-184,p.20。 ↩

15. 南京，1959 年 1 月 30 日，4003-1-171,p.35。 ↩

16. 南京，1959 年 3 月 19 日，5003-7-722,pp.68-9。 ↩

17. 湖北，1961 年 1 月 4 日，SZ18-2-200, p.11。 ↩

18. 湖北，1959 年 2 月 22 日，SZ18-2-197,pp.6-8。 ↩

19. 四川，1959 年 11 月 2-4 日，建川 1-1808,p. 137。 ↩

20. 广东，1961 年 2 月 3 日，262-1-115,pp.86-7。 ↩

21. 开平，1960 年 12 月 29 日，3-A10-81,p.2。 ↩

22. 湖南，1961 年 1 月 17 日，146-1-580,p.29。 ↩

23. 甘肃，1958 年 6 月 18 日，中发（58）496,91-18-88, pp.29-34。 ↩

24. 云南，1960 年 11 月 30 日，2-1-4108,pp. 72-5；1960 年 12 月 2 日，2-1-4108, pp. 1-2；亦见 1960 年 11 月 8 日及 12 月 9 日，2-1-4432,pp. 1-10 及 50-7。 ↩

25. 公安部报告，甘肃，1961 年 2 月 8 日，91-4-889,pp.25-30。 ↩

26. 河北，1959 年 6 月，884-1-183,pp.39-40 及 132。 ↩

27. 河北，1960 年 4 月 26 日，884-1-184, p.36。 ↩

28. 广东，1961,216-1-257,pp. 6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