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儿童

1958 夏天，各地都开办了公社托儿所和幼儿园，以便让妇女们走出家庭，全心投入大跃进。父母响应祖国号召，与自己的孩子分开，整日不见面，有时长达数星期，这一来问题立刻凸现。在农村，退休老太太和未婚女孩匆匆接受几堂幼儿护理课程之后，马上去面对无数蹒跚学步的孩童，根本无法胜任。当时，工业化如火如茶，劳动力空前匮乏，即使这些保育员，也要被迫到田间或工厂劳作，留下孩子们几乎无人看管。园内的房舍也是摇摇欲坠。有些托儿所连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只是一间泥瓦房或者废弃的工棚凑合着，任由孩子满地跑¹。北京郊区的大兴县，475 所寄宿幼儿园中，仅有 12 所勉强配备了基本设施，大多数孩子都是在地板上吃饭睡觉。不少房舍屋顶漏水，有的则只有门窗而已。由于保育员只接受过粗略培训，事故时有发生，比如小孩撞上沸水壶而被烫伤。孩子严重缺乏照顾，在某所幼儿园，几个三四岁大的孩子甚至不会走路。在北京以外的郊区，三分之一的幼儿园被妇联形容为“落后”²。即便在北京，条件也是简陋得可怜。托儿所里没人不哭的，有篇报道说：孩子们因被迫离家而嚎啕，年轻的保育员手足无措，自己也哭了起来，最后是那些不忍心将子女托付给政府的母亲们，也忍不住伤心掉泪。³

孩子太多，不称职的保育员必然会用体罚的形式逼迫他们听话。这在城市里也很常见，最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女教员用炽热的熨斗惩罚调皮的孩子，烫伤了一个三岁幼童的胳膊。⁴护理不善，设施残破，还导致疾病丛生。食具是公用的，生病的孩子如果不被隔离，就会使病菌在整个园内繁衍。上海的条件相对而言已经像天堂一样，即使在那里，幼童的裤子上也是终日沾着粪便。⁵在北京，疾病感染率很高。在第二棉纺织厂，90% 的儿童生病，多半是麻疹和水痘，疥疮和消化道寄生虫也很普遍。死亡率颇高。⁶在郊区，苍蝇成群，幼儿园弥漫着尿骚臭。食物中毒频频发生，大批儿童致死。五个中有四个腹泻，许多孩子同时患佝偻症。⁷随着饥荒的蔓延，水肿成了常见病，全身都肿了起来。在南京，幼儿园三分之二的孩子都有水肿；许多还患有沙眼和肝炎。⁸

虐童现象十分普遍。幼儿园里的食物经常被偷，大人变得冷酷，偷走本该属于可怜的孩子的口粮。广州有四分之三的幼儿园都存在这种情况，要么明目张胆拿走，要么不定期地偷偷窃取。⁹在南京一家幼儿园，所有配给的肉和肥皂，都被院长李大绕拿回家。该市的另一家幼儿园，全部的肉和糖被员工瓜分掉。¹⁰在农村，虐童更普遍，但少有记载。1960 年 11 月中，在湖北蕲春县，每天都有一到两名婴幼儿死亡：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几乎吃掉了全部食物。¹¹后来情况越来越混乱，政府撒手不管，幼儿园干脆关闭，农民们各自抱走自己的孩子。只举一个例子，仅 1961 年，广东的幼儿园的数量从三万五千所骤减到五千四百所。¹²

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就被强制劳动。1957 年秋，中央政府出台一项勤工俭学计划，要求所有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有些学生实际上一半在校时间都在劳动。而此时大跃进甚至还没有开始。¹³ 1958 年秋全国开始大炼钢铁，儿童不仅要捡铁块和碎砖，甚至要操作炼钢炉。有些孩子因为在烈焰炽烤下长时间连续工作而昏倒。在工业化的浪潮中，仅仅在武汉的几百个小学里，每所学校就有好几个厂房。孩子整日待在校舍里，住宿条件极为敝陋，有的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睡在漏雨的房子里。教学常常停滞达数周，因为当时集体化生产才是工业发展的重心。忧虑的父母别无选择，只好半夜溜进学校去，看看孩子的情况如何。后来出现了消极抵抗。¹⁴ 1959 年早期，有些学生只参加正常课程，逃避生产劳动；有些干脆辍学。¹⁵在南京，许多辍学的孩子就待在家里，但有四分之一去工厂工作，也有被警察抓差做事的。¹⁶

学龄儿童必须参加生产劳动，但往往得不到足够的安全保障。事故频繁发生，大跃进期间成百儿童死去。在甘肃挖运河时，一处堤坝坍塌，七名学生丧生。在山东，八名学生在一处废窑劳动，一堵墙倒下，夺去了他们的性命。¹⁷

在农村，多数儿童根本无福上学。他们要在田间耕种，要挑肥，放牛，为食堂捡柴。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按照习俗，做份内的事，因为穷人家的孩子通常都要承担家务。集体化更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在大集体里，劳动力不再属于个人或者他的家庭，而成为集体资产。把孩子呼来喝去的，不再是他们的父母，而是当地干部。这些孩子们被当做成人使唤。十三岁的女孩唐素群一次得挑 83 斤重的青草到田里做绿肥。而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则要担 100 斤的肥料。¹⁸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变得赤裸裸。整个国家都是这样。由于到处食物匮乏，身强力壮的劳动者得到优遇，而那些被认为不会劳动的人——儿童、病弱和老人——则遭到虐待。党的档案中的相关记载，长篇累牍，不忍卒读。广东一个十三岁放鸭子的男孩艾龙在挖树根充饥时被抓。他被强制“坐飞机”，泼大粪，在指甲缝里插竹签。这场毒打造成他终身残疾。¹⁹在广东罗定县，当地干部曲本第把一个偷了一捧米的八岁幼童活活打死。²⁰在湖南，十二岁谭云清因为从食堂偷食物，被人们像一只小狗一样溺死在池塘里。²¹有时候孩子的父母被迫参与惩罚。在同一个村子，一个男孩子偷了一把稻谷，当地干部熊长明逼着他父亲将其活埋。几日后，父亲也活活气死了。²²

在孩子身上实施报复，也是集体惩罚的手段之一。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郭焕生，要求请假送五岁的儿子去医院，但未能获准。这位固执的母亲，不经允许，独自跑到广州，但她儿子还是死在医院里。当她缺勤十天后返回家时，发现她的另外两个孩子已经被全村人遗弃。他们全身沾满粪便，肛门和腋窝爬着蛆虫，很快就死去了。干部何黎明这时出现在她家，将房门敲得山响，谴责她是逃跑份子。于是她疯了²³。在长沙附近的廖家村，一个家长丢下两个孩子逃到城里。当地干部把这两个孩子锁在屋子里，几天后饿死。²⁴

调皮的孩子也会被锁起来。在亚热带的广东省，孩子们就因为开会时聊天，而被关在猪圈里。²⁵在贵州水城县，警察也参与其中，把只偷了一点点食物的七到十岁的孩子关进监狱。有个十一岁孩子因为偷了一公斤玉米被关了八个月。²⁶各县建起大型劳动改造场所，专为对付被认为是不可救药的小孩子。在上海奉贤县，大约二百名六到十岁的孩子，被送进由公安局管理的劳动营，体罚包括：挨踢、罚站、罚跪、在手掌里扎针等；有的被戴上手铐。²⁷

压力还来自家庭内部。如果家长忙于在田间工作或者卧病在床，就得靠孩子去食堂领取分配的口粮，他们有可能要跑到数公里之外。这些孩子——有的只有四岁——要在食堂被大人推来搡去，然后把食物捧回家。这绝不容易，很多被访者直到今天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来曾经有那么一两次让家人多么失望。丁桥儿当年只有八岁，却要照顾全家，因为她父亲生病，母亲患肾结石，又缠了脚。所以不能为公社工作挣工分。小姑娘每天都要在食堂排一个小时队，不时被大人推搡欺负。全家都指靠她领来的一碗薄粥度日。但是有一天，刚下过大雨，这个瘦弱的小女孩回家的路上跌了一跤，把碗里的食物都洒了。“我哭了，但我马上想起来爸妈和全家人都在等我回来带东西给他们吃。于是我就爬起来，从地上把吃的捧起来，已经沾满沙子。”她父母很生气，责骂她把全家人的粮食都浪费了。“但最后他们还是吃掉了，吃得很慢，因为都是沙子。如果他们不吃的话，恐怕就要饿疯了。”²⁸

孩子们因为争抢食物打架。尽管给全家人领食物的是巧儿，有时候她父母还是会把她和她妹妹的食物拿走给她的兄弟吃。她们抗议、哭泣，有时候甚至互相扭打。刘叔是在四川仁寿县长大的，他也记得他弟弟总是先把自己的饭碗装满，一点也不留给其他人。“每次吃饭，他总是大声尖叫，每次都这样。所以他经常挨打。”²⁹李二姐养了三个小孩，她回忆说她的两个儿子每天都为吃饭打架。“他们打得很凶。我最小的女儿哭着要最多的那一份，分到口的却最少。她就大哭，不愿意。我其他两个儿子骂她，他们到现在还记得。”³⁰

面对匮乏的食物，一家人成了对头，孩子们面临的暴力远远不止打架而已。³¹关于此问题没有确切资料，但警方的报告能大致说明面对饥饿亲人间的关系会变得多么残酷。在饥荒期间的南京，每个月发生大约两起家庭谋杀案。大多是男人杀死女人和儿童，也有五分之一的受害者是老人。杀人动机大多数是因为受害者已经成为负担。在六合，一名瘫痪的女孩被父母扔进水塘。在江浦，一个八岁的哑巴孩子（可能还有点智力障碍）总是偷父母和邻居的东西，给家人带来麻烦：他在半夜被扼死。还有几例案件是有意饿死家里的弱小者。比如王久常，总是把他八岁女儿的口粮吃掉。他还在大冬天拿走她的棉袄和棉裤。最终小女孩死于饥寒交迫。³²

在乡下，家里人养不起孩子，就把他们卖掉或丢掉，这已经成为风气，共产党也无能为力。在河北内邱县，陈振元实在无力养活一家六口，把他四岁的儿子送给村民。他七岁的孩子被送给了邻县的叔叔。³³成都的李二姐把三个女儿中的一个送给了姐姐。但那家并不喜欢这个孩子。婆婆很凶，公然护着自己的孙子。她抱怨说：“我们自己的饭都不够吃，为什么还要多养一个小畜生？”她把分给这女孩的口粮拿走。只有四岁的女孩每天被派去食堂领蔬菜，在长长的队伍里被大人拖来拽去，经常因饥饿而昏倒。她被寄养的人家虐待，几个月后，亲生母亲把她领回去时，全身长满了虱子。³⁴

遭受饥饿的农村家庭很少愿意接受一张多余的嘴吃饭，所以许多人遗弃了他们的孩子。有些家庭千方百计冲破农村和城市的界限，把孩子丢在城市里，这些孩子算是幸运的。1959 年在南京被丢弃的儿童达二千多名，是共产党统治之后大跃进之前的十年中弃儿总数的四倍。其中十分之六是女孩，三分之一的孩子是三岁或稍大；许多是病童，有些是盲童或患有其他残疾。从那些能开口说话的孩子的口音判断，多数来自安徽，其他来自南京附近的农村。一些家庭面对公社干部的质询，给出最振振有词的理由是有关公社化的理论。一些村民套用官方的宣传口径，说因为“孩子是政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有乌托邦幻想，以为在农村之外，在城市的高墙后面，富足而幸福。农村中有一种普遍说法，就是孩子“进城过好日子”了，好像从此就会锦衣玉食。

但在这些理由背后隐藏着更为悲惨的故事，例如有个叫石榴红的十三岁男孩。他从泸江的农村坐着牛车翻山，又累又饿，就在路边睡着了。醒来后发现他的妈妈已经离他而去。这是诸多“丢”小孩的方法之一。“丢”这个词就是“遗弃”的隐晦说法。有个十三岁的女孩说，她父亲三年前死了，村子里没东西吃。他妈妈最初把十四岁的盲哥哥“弄丢”了；接着小弟弟和妹妹也在山里被丢掉了，最后轮到了她。³⁵

和最后一个例子不同，通常是几个孩子同时被遗弃，可能父母希望他们会互相照顾。在南京的街头有个小女孩哭着找妈妈，手里牵着另外两个更小的孩子。将兄弟姐妹同时遗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农村来的妇女迫于饥饿和生活的压力，“改嫁”给城里的男人，但对方不欢迎那些孩子。³⁶有些孩子的衣服上别着一片纸，写着他们的出生日期，有的是口袋里装了一张条子。还有个别走投无路的母亲，直接将他们的孩子送到警察局。³⁷

没有确切数字表明究竟有多少孩子被丢弃。仅仅在南京，一年中就有几千名。³⁸1959 年夏，在湖北的省会武汉，每天相关部门总要捡到四五名孩童。1961 年夏，全省有大约 21000 名儿童被送进政府办的孤儿院，不在记录上的数字比这个多。³⁹

但大多数情况下，父母把孩子留在身边直到最后一刻。整个农村，数不清的村子里，都能看到食不果腹的孩子们，肚子浮肿，四肢像芦秆，细细的脖子上晃荡着大大的脑袋，他们被留在农舍里、空旷的田间或者尘土飞扬的路边，直到死去。在河北静海县，四五岁的孩子还不会走路，会走路的孩子大冬天披着件没有衬里的褂子，光着脚走在雪地里。⁴⁰即使在石家庄这样的城市里，有一半新生儿夭折，因为母亲没有奶喂养。⁴¹有的地方，死亡的几乎都是儿童。广东琼海的一个小村庄，1958-1959 年的冬春有 57 人（约占总人口十分之一）死去：其中 41 名是婴儿，6 名是老人。⁴²

然而也有不可思议的例子，有时只有儿童存活下来。在四川，大约有 0.3% 到 0.5% 的农村人口是孤儿，也就是说，大约 18 万到 20 万名儿童失去了双亲。他们穿着破旧的衣衫，成群结队在村子里游荡，蓬头垢面，自己养活自己——多数人靠偷窃。无依无靠的孩童很容易被掠夺，他们的监护人和邻居会抢走他们身上仅有的物品——杯子、鞋子、毯子和衣服。十一岁的女孩高玉华被亲戚夺走了身上的一切，而后被他们丢弃。她睡在干草上，只有一块缠腰布，靠石磨碾碎的生谷粒充饥，活了下来。一个调查小组形容她像石器时代的“野人孩”⁴³。十二岁的向清平被涪陵的一个贫穷村民收养，但他对邻居哭诉道这人虐待他，让他吃泥巴，还打他的头。这个县还有个孤儿，因为在田里偷东西，被愤怒的村民抓住打断了脊椎。⁴⁴许多例子表明，活下来的兄弟姊妹往往并不和睦。其中有个七岁男孩江老三，被十六岁的哥哥殴打并抢走了身上的东西，在父母双亡之后不出几个月也死去了。⁴⁵

有的孤儿显示出超乎寻常的适应力，例如赵小白。这是个说话轻声细语的女子，眼神哀伤。大跃进开始前几年，他们全家离开河南老家，响应号召，迁到甘肃定居。父亲被派到山上破冰，1959 年饿死了。母亲重病，不能劳动。有个当地干部来到家中，叫嚣说不劳动者不得食。还有个地痞晚上闯进来，纠缠她母亲意图不轨。最后，疲惫的母亲实在受不了。1960 年 1 月一个寒冷彻骨的晚上，她起床去厕所。当时 11 岁的小白醒来，问妈妈干什么。接着又睡着了。两个小时之后她母亲还在厕所里。“我大声叫她，但她不回答。她就坐在那里，头歪在一边，什么也不说。”

周围都是说着听不懂的方言的当地人。后来，赵和六岁的妹妹住在一个叔叔那里，他也是迁到甘肃的。“他对我还可以，因为我已经大了，可以出去干活。但他对我妹妹很不好。你知道甘肃很冷，零下 20 度。他让我妹妹大冷天出去捡柴火。她怎么找得到？有一天，实在是太冷了，她空着手回来。于是他就打她的头，流了很多血。”为了让妹妹逃离叔叔的虐待，赵干活的时候就把六岁的妹妹带在身边。她像个大人一样挖渠、耕地。但即便在外面也不太平。“有一次，我正在干活，听见妹妹在哭，我看见有人打她。有人拿沙球扔她，她身边都是沙块。眼睛都被粗砂迷住了，哭个不停。”赵找到一对打算回河南的夫妻。她把身上的东西都卖了，花十块钱买了两张票。最终回到河南老家，找到外婆，才算有人保护小姐妹俩。当赵小白被问起她怎么会成为今天这样的性格，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受苦。”⁴⁶

有些孩子根本找不到人照顾，被送到孤儿院。可想而知，那里的情况骇人听闻。体罚是常有的，例如，在四川垫江县一个公社，十二个孩子死在照管者手里。⁴⁷在湖北，孤儿们住在到处漏水的危房里，大冬天没有棉衣棉被。根本没有医疗。几千个孩子病死。⁴⁸

大饥荒期间，婴儿的夭折率高得可怕，但同时，出生率也低得惊人。人口统计专家根据 1953、1964、1982 年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试图拼凑出饥荒年代出生率下降的概况。但更为可靠的数据可以在档案中找到，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当局必须掌握人口数字。云南曲靖地区，饥荒是 1958 年开始的，出生人口从 1957 年的 106000 降到次年的 59000。整个云南省的出生人数从 1957 年的 678000 跌到 1958 年的 450000。⁴⁹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即分析饥荒之后整理的与年龄有关的数据。湖南是受灾不算太严重的省份，1964 年三岁（即 1961 年出生）的孩子中间有一条明显的界限：数目比六岁孩子少了六十万。当然六岁孩子也经历了饥荒。另一方面，一岁的孩子比这数目多四倍，不到一岁的也多四倍。⁵⁰不过这些记录下来的数字都没有包括那些才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婴儿：那些早夭的、根本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孩子们，统计他们的总数有什么意义呢？

吴江，1959 年 4 月 13 日，1001-3-92, pp. 63-9。 ↩
北京，1960 年 8 月 4 日及 18 日，84-1-167, pp. 1-9 及 43-52。 ↩
北京，1959 年 3 月 31 日，101-1-132, pp. 26-40。 ↩
广州，1959 年 1 月 9 日、3 月 7 日、4 月 29 日、5 月 18 日及 12 月 14 日，pp. 19-24, 51-5, 57-61, 64-6 及 70；关于上海的体罚，见上海，1961 年 8 月 24 日，A20-1-54, p. 18。 ↩
上海，1961 年 5 月 7 日，A20-1-60, p. 64；1961 年 8 月 24 日，A20-1-54, pp. 16-24。 ↩
北京，1960 年 8 月 4 日，84-1-167, pp. 43-52。 ↩
北京，1960 年 8 月 18 日，84-1-167, pp. 1-9。 ↩
南京，1961 年 11 月 14 日，5012-3-584, p. 79。 ↩
广州，1959 年 5 月 18 日，16-1-19, pp. 51-5。 ↩
南京，1960 年 4 月 21 日，4003-2-347, pp. 22-6。 ↩
湖北，1960 年 12 月 25 日，SZ34-5-16, pp. 2-3。 ↩
广东，1961, 314-1-208, p. 16。 ↩
关于中学教育的规定，见：Suzanne Pepper,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 The Search for an Ideal Development Model（《20 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和教育改造：寻找理想发展模式》）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93 ff. ↩
武汉，1958 年 4 月 9 日及 12 月 26 日，70-1-767, pp. 33-45。 ↩
武汉，1959 年 1 月 6 日，70-1-68, pp. 19-24。 ↩
南京，1958 年 12 月 28 日，4003-1-150, p. 81。 ↩
湖南，1960 年 6 月 2 日，163-1-1087, pp. 43-5。 ↩
四川，1961 年 5 月，建川 1-2346, p. 15。 ↩
广东，1961 年 1 月 25 日，217-1-645, pp. 11-14。 ↩
广东，1961, 217-1-646, pp. 10-11。 ↩
湖南，1961 年 4 月 8 日，146-1-583, p. 96。 ↩
同上。 ↩
广东，1960 年 12 月 31 日，217-1-576, pp. 54-68。 ↩
湖南，1961 年 2 月 13 日，151-1-18, pp. 24-5。 ↩
广东，1960, 217-1-645, pp. 60-4。 ↩
内部参考，1960 年 11 月 30 日，p. 16。 ↩
云南，1959 年 5 月 22 日，2-1-3700, pp. 93-8。 ↩
丁桥儿访谈，出生于 1951 年，山东黄县，2006 年 12 月。 ↩
刘书访谈，出生于 1946 年，四川仁寿县，2006 年 4 月。 ↩
李二姐访谈，出生于 1922 年，四川成都，2006 年 4 月。 ↩
这类情况，见：Robert Dirks, 'Social Responses during Severe Food Shortages and Famine'（《食物严重短缺和饥荒期间的社会反应》）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21, no. 1 (Feb. 1981), p. 31. ↩
南京，1960 年 5 月 10 日，5003-3-722, pp. 27-31。 ↩
河北，1960 年 2 月 10 日，855-18-778, p. 36。 ↩
李二姐访谈，出生于 1922 年，四川成都，2006 年 4 月。 ↩
南京，1960 年 1 月 4 日，4003-1-202, p. 1；1959 年 7 月 21 日、9 月 3 日及 12 月 15 日，4003-2-315, pp. 17, 20, 27 及 36。 ↩
南京，1960 年 1 月 4 日，4003-1-202, p. 1；1959 年 7 月 21 日，9 月 30 日及 12 月 15 日，4003-2-315, pp. 17, 27 及 36。 ↩
南京，1959 年 5 月 20 日，4003-2-315, pp. 12-14。 ↩
武汉，1959 年 7 月 20 日，13-1-765, pp. 72-3；湖北，1961 年 8 月 30 日，SZ34-5-16, pp. 35-6。 ↩
湖北，1961 年 9 月 18 日，SZ34-5-16, pp. 41-2。 ↩
河北，1961 年 8 月 17 日，878-2-17, pp. 142-5 ↩
河北，1961 年 1 月 24 日，878-2-17, pp. 1-5。 ↩
广东，1961 年 2 月 10 日，217-1-640, pp. 18-28。 ↩
四川，1961 年 10 月 1 日，建川 44-1432, pp. 89-90；1962 年 9 月的一份报告提及 200,000 名孤儿；见：建川 44-1442, p. 34。 ↩
四川，1962，建川 44-1440, pp. 46 及 118-19。 ↩
四川，1962, 建川 44-1441, p. 35。 ↩
赵晓白访谈，出生于 1948 年，河南鲁山县，2006 年 5 月、12 月。 ↩
四川，1961, 建川 1-2768, pp. 27-9。 ↩
湖北，1961 年 4 月 24 日、8 月 30 日及 9 月 18 日，SZ34-5-16, pp. 19, 35-6 及 41-2。 ↩
云南，1959 年 5 月 16 日，81-4-25, p. 17。 ↩
湖南，1964 年 6 月 30 日，187-1-1332, p.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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