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伟大领袖

庐山会议后，就没有人敢讲真话了。讲真话在一党制国家从不受到鼓励，1959 年夏天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发生冲突之后，更使所有的人看清了发表与党的路线有分歧的言论是多么危险。虽然毛泽东的言论往往模棱两可，高深莫测，保险的理解通常是宁左勿右。在大规模饥饿之中，没有人提到饥荒，领导会委婉地使用诸如“自然灾害”或“暂时困难”一类的提法。在基层，“饥荒”同样是禁忌的字眼，地方干部会花很大力气来隐藏饥饿和因此患病的人，以逃避检察组的眼睛。当河北隆化县委派遣一个小组进行农村调查时，一些村子把病人赶到山里藏起来。¹

一些经过共产党仔细筛选的外籍人士，在被安排参观模范公社之后，都很愿意为毛泽东思想辩护。²左翼人士弗朗索瓦·密特朗，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政治家，倍感荣幸地向西方传达毛主席智慧的话语。毛，“一个以多才多艺闻名于世界的伟大的学者”，1961 年在他杭州豪华的别墅里告诉密特朗：中国没有饥荒，只是“一时的匮乏”。³右翼人士约翰·特普（John Temple），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1960 年底参观了中国农村后宣布：共产主义切实可行，中国正在飞速发展。⁴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愿意接受谎言。有华人背景的外国学生就不那么容易被欺骗。在南京的 1500 名外国留学生中的大多数——他们主要来自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表示了对大跃进的怀疑。他们公开质疑人民公社的活力和集体化的理想。早在 1959 年 3 月，不少人就敏锐地意识到了农村存在的饥荒。⁵

外国学生比中国学生受到的思想管制比较少，但即使在中国学生中，批评的声浪仍然遍于全国，尽管经过了不断的反‘右’运动。正如共青团派出的一个调查小组发现，对大跃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怀疑普遍存在。大学生公开质疑，如果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确实有优越性，为什么会粮食短缺，农民为什么背井离乡，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的供应这么差？如果我们的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高，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水平这样低？“印尼虽是殖民地国家，但是人家的生活也过得不差，”一个学生这样认为。⁶

在城市里，尽管对饥荒的谈论被铺天盖地的宣传所掩盖，党的各级机构还是能听到它的声音。上海普陀区的街道委员会接到过举报，像陈如杭这样的普通工人就公开猜测由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在 1961，如果有人从挨饿的农村里来，大饥荒是就成了家里的主要话题。⁷湖北工会发现，1961 年底有一半的工人在谈话中表示了对饥荒的不满。有的公然违抗他们的领导人。在一个案例中，一名因为偷懒而受到干部斥责的工人拍了拍肚子，然后瞪着眼对干部说“这里是空的！”⁸

在 1962 年中国南部，靠近香港和澳门的地方，人们常常谈论边境对面那个诱人的自由世界。中山县的青年人，在耕地的时候交换有关殖民地的故事，实际上每年都有数百人企图越境。许多人被捕并送回自己的村庄，他们会和朋友分享冒险经历中的见闻。⁹广州的青年工人公开赞美香港，任凭幻想，驰骋到一个食物丰富，工作自由的神秘的地方。¹⁰“香港好世界！”有人在一所小学的墙上写下了这句话。¹¹

其他涂鸦的人似乎决心要留下更持久的表示不满的痕迹。有人在厕所的墙上涂写反对的言论。在兴宁市心怀不满的人在公共厕所里刻上侮辱毛泽东的口号。¹²南京汽车厂厕所墙上发现了冗长的抨击中国出口粮食的言论。¹³

更大胆的人会在夜间张贴批评共产党的传单和海报。在上海有人留下了一个 2 米长的煽动叛乱的海报。¹⁴有时候传单会数百张地出现。在高阳，一夜之间出现过一百张手写的粉红色或红色的传单；有些张贴在墙上，有些钉在城市周围的树上：“为什么我国人民挨饿，因为粮食运往苏联去了。”另一个传单发出警告：“麦收快到了，我们要来一个抢麦运动，有愿意参加者，请作好准备！”¹⁵在兰州有人散发了 2700 多张传单，号召在 1962 年 5 月进行总罢工。¹⁶在海南，这个广东沿岸的大岛，发现过大约 4 万张反对共产党的传单，有些显然是蒋介石派飞机投掷的。¹⁷这些颠覆性活动的影响范围很难评估，因为任何反抗的痕迹，一经发现就被政府立即消除。但在南京，短短三个月内，警察就上报了大约四十件独立的有关饥荒的传单和标语。¹⁸

农民也用大字报来寻求正义，发泄愤怒或谴责干部。在河北宁津县，张锡荣勇敢地在墙上张贴了他写的大字报，抗议他所在的食堂的恶劣条件。他立即引起了当地公安局的注意，并被带走。但是张锡荣一个人的诉求，在县政府为“提高警惕”而散发的 170 万张传单，海报和标语中被淹没了。¹⁹同样固执的还有农民王玉堂，他在石首县，用自己的大字报回应反右运动中官方铺天盖地宣传和广播。他大胆地宣称“1958 年大跃进是吹牛，工人大吃亏，肚子大受饿”。²⁰即使力量对比悬殊，因为共产党可以用宣传的海洋淹没任何不满的声音，个人的大字报有时还是起作用的。在四川大足县，村民们就利用了党的宣传武器对付当地的一个干部，二十多张大字报批评他挪用了六元公款。面对这样的当众羞辱，这位干部不再监督收割，兀自钓鱼去了，农民立即把收割的作物拿回家中。²¹

更受欢迎的是诗歌。毛泽东要求每个人都成为一名战士，也要求男男女女大家成为诗人。人们被迫在 1958 年秋季写出成千上万的诗句，在为此举办的节日中，讴歌大丰收，大炼钢铁或大办水利的最佳民歌可以受到奖励。

成千上万的人用富有韵律的诗句构筑了狂想社会主义的未来。据称在上海的二十万工人创作了近五百万首诗。²²虽然官方提倡的诗单调乏味，农民针对公社化编的小调却体现了真正的创新精神。在饥荒之中，调侃是帮助人们度过苦难的一个办法。在上海，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毛主席样样好，就是肚皮吃不饱”。²³在广东省江门县，农民唱道：

公社化，公社化，

无人挣钱，有人花。

社员挣钱，小队花，

小队挣钱，大队花。

大队挣钱，公社花。

谁人积极是傻瓜！²⁴

潜江一个不识字的村民杨华丰，用一首诗来形容食堂里的稀粥：

走进食堂门，

稀饭一大盆，

两边起波浪，

中间淹死人。²⁵

人们给当地干部起外号来嘲笑他们贪婪、暴躁或贪吃。在广东开平县，农民形容一名肥胖的干部为“阉货狗”。其它的外号还有“金苍蝇”和“案板婆”。许多地方都有被称作“大肚皮”的干部。而每一个公社几乎都有一个来自阴间的恶魔——很多干部被称为阎王。²⁶荒唐可笑的事到处都是。在四川，省领导李井泉指出公社化带来的好处是，有的人变得比毛主席还胖：有些村民就嘲弄食堂说，“办了食堂的好处是胖子多”，指的却是人们因吃不饱饭而浮肿了。²⁷

官方宣传的背后，是一个谣言盛行的世界。谣言把官方世界颠倒过来，提供一种与国家审查过的新闻唱反调的，另类的真相。²⁸人人都喜欢听谣言，试图理解其中的深意，盼望愚蠢的公社化早点结束。谣言质疑党的合法性，损坏人民公社的信誉。在武汉有人担心，连妻子也会被共产了。²⁹

谣言鼓励与国家作对的行为。到处都有关于农民私分土地和抢劫国有粮仓的小道消息。在广东潮阳，一名“女先知”声称，在饥饿时期共产党会容忍私分粮食的行为。³⁰在湖北松滋，有七个大队决定在 1959-1960 的冬春解散大队，把土地分掉。³¹把土地分给个人的谣言也到了安陆，崇阳和铜山。³²“毛主席已逝世了，土地要还家了”的消息在四川江岸饥饿的村民中流传。³³

有关供应短缺的谣言很多，它造成的混乱使得党的宣传机器不得不开足马力生产出更响亮的口号。人民和党陷入无休止的口水战，因为每个正面的消息都有谣言版的解释。有关某一货物配给券停止使用的消息，就会引发人们的恐慌。1960 年 6 月，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人们排长队囤积棉织品；鞍钢一个工人因此买了 35 双袜子。³⁴同样，1961 年 1 月，在广东常乐的一些公社，食盐可能下架的谣言，导致当地人民恐慌，在五天内囤积了 35 吨盐，比平常多 40 倍。³⁵

有关战争和敌人即将入侵的谣言盖过了共产党的宣传，把恐惧带给整个地区。恐惧和世界末日的景象把不满的农民凝聚在一起。在广东的农民听说广州已经武装起来了，汕头已经被拿下，因为蒋介石已经侵入大陆。希望国民党回来长期统治的横幅出现在路边。一些谣言听起来有根有据：“本月 14 号，国民党已到了东溪村！”或是“蒋介石 8 月份回来”³⁶尽管农民生活在消息闭塞的乡村，这些谣言传播得像野火一样快，跨跃省市，几天之内就传到了湖南。³⁷在台湾对面的福建莆田，一个秘密会社分发黄色布条，好让会员在共产党垮台后挂出来。据说这种布条还能预防核辐射。³⁸

有些受了委屈的村民会寻求法律保护。在南京附近的六合，一名干部抢走并吃掉一位老太太准备出售的鸡。愤怒之下，她径直向法庭提出申诉。³⁹但更多情况下，诉讼往往毫无意义，更何况司法系统在政治压力下形同虚设——甚至司法部也在 1959 年被撤消了。政治挂帅，妨碍了正常的司法，及合理的申诉。例如在宁津县，警察，督察和法院干部的人数，在 1958 年减少一半。当地法院挤满了为民事案件打官司的老百姓。⁴⁰

正因为如此，许多人选择传统的申诉形式：信件投诉和上访。由于党内官僚弄虚作假成风，每一级给上级的报告都有不真实的成份和夸大的统计数据，国家安全机关更喜欢绕过官方，直接了解基层的情况。安全部门对民间言论高度注意，并鼓励匿名揭发信。⁴¹阶级敌人可能钻进党的队伍，间谍和破坏份子也可能潜伏在群众中。为了把他们揪出来，提高人民大众的警惕性是必要的。最好的方法是由人民监督党。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人，也有可能用笔和纸，让玩忽职守的干部或滥用权力的官僚下台。随心所欲的揭发信，可以打击权力阶梯上的任何人。人们奋笔疾书，每月发送成袋的信件去乞求、抗议、谴责或抱怨，有时语气谦和，有时声色俱厉。有人因为一些小事告发邻居，其他人则是要求换工作或是搬家，也有人对整个制度发表不满的长篇大论，其间时有反党言论。他们写信给报纸，警察，法院和党委。有的写信给国务院，而不少信件是写给毛泽东本人的。

长沙政府一个月内就接到了一千五百起投诉信和上访者。许多人写信是因为受了冤枉，其中有些信件中对政府大胆的批评足以被视为“反动”。那些能够对自己的案子提出具体要求的人是有机会得到答复的。毕竟，在共产党庞大的监控下，地方政府不可能对群众的要求完全无动于衷。⁴²从大跃进开始到 1961 年 3 月，南京政府收到了大约十三万封来信。大部份投诉是有关工作，粮食，商品和服务的，但是对四百封群众来信更详细的分析表明，十分之一的信件作出了直接的指责或起诉的威胁。⁴³1959 年间上海的信访局收到超过四万件投诉。人们抱怨食物奇缺，住房条件差和工作条件不好，也有少数是攻击党和地方党委的。⁴⁴大胆指控的目的，是为了使当局尽快进行调查，有一些信件，为当局采取行动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有人投诉民族学院虚报了数十名学生，以增加粮食配额。广东省长接到投诉后派出了工作组。工作组成功地取得口供，并使学院领导认错道歉。⁴⁵

一些读者写信给《人民日报》。这些信很少公开登在报纸上，但它们的内容被汇总后在领导之间传阅。例如，广西煤炭矿工写信抱怨，他们在工作中晕倒，因为他们的口粮被削减，而他们的工作时间却增加了。⁴⁶国务院每月收到数以百计的信件。有些作家大胆地攻击大跃进，悲叹在饥荒的时候出口粮食的政策。⁴⁷一些人直接致函最高领导层。这种做法继承了长期以来在中华帝国存在的告御状的传统。但这种做法也表明，告状的人认为滥用权力是地方官僚的错误，而不是毛泽东推动的集体化的必然结果。告状的人安慰自己说：“如果毛主席知道，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在国家的首都一定能找到正义。能够写信告状给人以希望。项仙枝，一个来自湖南的贫苦姑娘，把一封写给毛主席的信缝在衣服里面藏了一年以后，才交给省委派出的调查小组，要求替她冤死的父亲，妹妹申冤报仇。⁴⁸“敬爱的毛主席”是告状信标准的开头，比如叶利庄写给毛主席关于海南存在的饥饿和腐败案的信件。他上诉成功了。一个由高层组成的调查组，发现了当地领导欺压人民的恶行。⁴⁹

但是许多信件并没有寄到他们的目的地。刘少奇曾经亲自向公安部长谢富治抱怨：当地警察拆阅了乡亲们寄给他的信件（见第 16 章），在这以后，人们才知道有警方拆信的事。贵州邮局和公安局经常打开邮件，从而导致了写控告信的人因“反党”或“反革命”的罪名被捕。一个干部的信中写到了遵义普遍存在的饥饿，他被审问了好几个月，最后下放到窑厂劳动。⁵⁰甘肃高台县，警方每个月拆阅两千多封信件。写匿名信也不见得能保护自己。有一次，何静芳邮寄了八封信，都是匿名的，但当地警察仍设法找到了他，逼供以后，把他投入劳改营。⁵¹在四川，社员杜兴民谴责星光管区支书宋有余，导致了在大队内的疯狂搜查，查对每个人的笔迹。杜兴民被揭发出来，并被指控是个坏份子。在把杜兴民移交给公安局之前，宋有余私设公堂组织打手打爆了杜的眼睛。杜兴民几天后死在监狱中。⁵²上诉上访落到如此下场，难怪有些人会转向使用暴力。

河北，1961 年 1 月 4 日，880-1-11,p.30。 ↩
我抑制了罗列更多例子的想法，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这些卓越的篇章：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饥饿的幽灵：毛的秘密饥荒》）New York: Henry Holt, 1996, pp. 287-306. ↩
François Mitterrand, La Chine au défi, Paris: Julliard, 1961, pp.30 and 123. ↩
PRO,London，1960 年 11 月，PREM11-3055。 ↩
南京，1959 年 3 月 17 日，4003-1-279,pp.101-2。 ↩
内部参考，1960 年 12 月 7 日，pp.21-4。 ↩
上海，1961 年 5 月 7 日，A20-1-60,pp.60-2。 ↩
湖北，1961 年 10 月 14 日，SZ29-2-89,pp.1-8。 ↩
广东，1962,217-1-123,pp.123-7。 ↩
广东，1961 年 2 月 24 日，92-1-275,p.75。 ↩
广东，1962,217-1-123, pp.123-7。 ↩
广东，1961,217-1-644,p.20。 ↩
南京，1959 年 7 月 16 日，5003-3-721,pp.26-7。 ↩
甘肃，1962 年 9 月 5 日，91-18-279,p.7。 ↩
河北，1959 年 6 月，884-1-183,p. 39。 ↩
甘肃，1962 年 9 月 5 日，91-18-279, p.7。 ↩
公安部报告，甘肃，1961 年 2 月 8 日，91-4-889,pp.25-30。 ↩
南京，1959 年 7 月 16 日，5003-3-721,pp.26-7。 ↩
河北，1959 年 6 月 27 日，884-1-183,pp.136 及 140。 ↩
湖北，1959 年 9 月 5 日，SZ18-2-197,p.34。 ↩
四川，1959 年 5 月 25 日，建川 1-1721,p.3。 ↩
Cyril Birch, 'Literature under Communism'（《共产主义文学》）in Roderick MacFarquhar, John King Fairbank and Denis Twitchett（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5: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剑桥中国史，第十五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768. ↩
上海，1961 年 5 月 7 日，A20-1-60,p.62。 ↩
广东，1961 年 1 月 3 日，217-1-643, p.102。 ↩
杨华丰访谈，出生于 1946 年，湖北潜江县，2006 年 8 月。 ↩
广东，1961 年 1 月 2 日，217-1-643,pp.61-6。 ↩
四川，1961，建川 9-464,p.70。 ↩
关于集体化时期的谣言，有一些很具开导性的作品：Lynn Viola, Peasant Rebels under Stalin: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Peasant Resistance（《史达林统治下的农民反抗：集体化和农民抵抗运动》）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pp. 45-7. ↩
武汉，1958 年 11 月 3 日，83-1-523, p.134。 ↩
广东，1961 年 1 月 23 日，217-1-644,pp.10-12。 ↩
湖北，1961 年 1 月 4 日，SZ18-2-200, p.11。 ↩
湖北，1961 年 5 月 5 日，SZ18-2-201,p.95。 ↩
四川，1961，建川 1-2614,p.14。 ↩
内部参考，1960 年 6 月 9 日，pp.7-8。 ↩
广东，1961 年 2 月 5 日，217-1-119,p.45。 ↩
广东，1961 年 1 月 23 日，217-1-644,pp. 10-12 及 20。 ↩
湖南，1961 年 1 月 23 日，146-1-580,p. 54。 ↩
甘肃，1962 年 9 月 5 日，91-18-279,p.7。 ↩
南京，1959 年 3 月 19 日，5003-3-722,pp.68-9。 ↩
河北，1959 年 6 月，884-1-183,pp.84-92 及 128。 ↩
关于苏联的揭发材料，见：Sheila Fitzpatrick, 'Signals from Below: Soviet Letters of Denunciation of the 1930s'（《下层的声音：1930 年代苏维埃时期的检举信》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8, no.4（Dec. 1996），pp. 831-66. ↩
湖南，1959-61,163-2-232，全部档案。 ↩
南京，1961 年 3 月 7 日及 5 月 13 日，5003-3-843, pp. 1-4 及 101。 ↩
上海，1959 年 11 月 30 日，A2-2-16,p. 75。 ↩
广东，1961,235-1-256,p.90。 ↩
内部参考，1960 年 5 月 31 日，pp.18-19。 ↩
内部参考，1960 年 12 月 19 日，pp.15-17。 ↩
湖南，1961 年 12 月 31 日，141-1-1941,p.5。 ↩
广东，1961 年 2 月 24 日，235-1-256, pp.40-2。 ↩
内部参考，1961 年 6 月 12 日，p.23。 ↩
甘肃，1961 年 1 月 14 日，91-18-200,p.50。 ↩
省委工作组报告，四川，1961，建川 1-2616, p. 111。 ↩

第二十五章 伟大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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