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最终计数

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永远不可能有准确的答案。其中一个原因是，大饥荒期间很少有可靠的数据被保留下来。

全书到此，其中每一个值得注意的估算数字都来自 1984 年国家统计局首次出版的《统计年鉴》，以其中所公布的 1950-1982 年官方的人口统计以及出生、死亡率数字为基础，或者参考 1953、1964、1982 年官方的人口普查数据。紧随着《统计年鉴》的出版，Basil Ashton 即利用这些官方资料估算出 1958-1962 年间非正常死亡有三千万人，当时的人口总数大约是六亿五千万。¹一位专职的人口统计学家 Judith Banister，通过人口数据也得出结论，1958-1961 年非正常死亡估计是三千万人。²由于资料本身存在一系列问题，例如缺乏内部的一致性、出生死亡登记不全，以及不包括军队人口，因此不同的专家只能辅以这样那样的变量，将数字减少或者增加。1987 年一位人口研究专家彭希哲估算是二千三百万人，而张戎在她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书中，说是三千八百万。³更近一点，退休记者杨继绳认为是大约三千六百万——也是基于已公布的统计数字。⁴

2005 年出现了新的证据，上海一位历史人口学家曹树基，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一千多本地方志——1979 年之后由县委或市委官方出版的地方史料。他承认这套完全不同的数据也是以共产党的数字为基础的，但更为细致地分析了地区间的差异。曹估计，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三千二百五十万。⁵

官方数据有多可靠？在苏联，中央统计局给出两套人口统计数据，一套内部流传，一套公开。我们从虚报粮食产量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共产党的档案，在公社、县、省一直到中央的每个层次上，都有不同的统计数据。何况有的是集体化高潮时编撰的，目的是为了宣扬政治激情；另一些则是派到乡村的调查小组收集的，目的是检查滥用职权的干部，准备逼迫他们离职。换句话说，争论公布出来的数据是否伪造已经毫无意义。任何人都没有必要伪造，这不过是编制一套看来能尽量避免政治伤害的统计数据而已。或者，用一种略有不同的说法，一党统治下，官方数据即使没有造假，也不一定意味着可靠。

档案中至少存在着三套不同的内部数据，即分别由省公安厅、地方党委和地方统计局整理的。没有任何人能够看到完整的三套数据。据党内高官陈一咨说，曾查到饥荒期间死亡人数为 4300 万到 4600 百万。⁶在研究大饥荒的人中，只有一个人把陈一咨的话当真——那就是 Jasper Becker。他采访了陈，后来在 1996 年出版了《饥饿的幽灵》一书。下面首次披露的档案资料将 1958-1962 年大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字保守估计为至少 4500 万。

即便是陈一咨他们，在调查时大概也遭遇到困难。在一党专制下，档案不是公开的。它们为党所有，受党控制。除了一些被移交给各公安局的，其他大多数都放在各地党总部的大楼里。即使是从北京来的享有特权的人物，也会被敷衍搪塞，或者被有经验的档案员故意误导。尤其如果有的档案没有目录，更是如此。在多数情况下，有些档案干脆遗失了。例如在湖北，从党委拿到的文件本来应该涵盖饥荒期间的非自然死亡人数，但却是不完整的。棕色的卷宗里有一张档案员夹进去的手写的便条，日期是 1979 年 6 月，抱歉地说，里面的东西“弄丢了”。⁷至于公安厅，湖北公安厅的档案只提供了一个粗略的估计，推测 1961 年死亡率比前一年低两到三倍。报告提出了总死亡率是多少的疑问，但没有给出答案。⁸

在所有地方，这三个组织——省公安部门，省党委和省统计局——都必须一层层依靠下一级部门提供报告，而下级部门也常常阻挠。1962 年甘肃省委下令要求估算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这项工作后来被搁置了，因为只有寥寥几个县响应。⁹

即便是县有关部门把数字上报了，依然存在着问题。首先是如何区分“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人口统计学家区分二者是为了梳理出一个粗略的估算数字，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饥荒而非寿终正寝。但在中国，这一区别就是政治性的。工业事故、自杀、致命瘟疫、或者饿死，都是令当局尴尬的问题。这是社会和政治健康的风向标，一丝不苟地被党监控着。哪怕仅仅一起自杀案件就能说明社会出了问题，需要自上而下开展一场政治调查。安徽的恐怖地带之一阜阳，百姓大批死亡，有的村子死亡率达到 70%，该地区上报说，1961 年第一季度死亡人数为 10890——但其中只有 524 人被界定为“非正常”死亡，包括 103 死于“消瘦”和“水肿”的人¹⁰。在四川荣县，县委书记徐文正竟然下令说，官方统计必须遵循两个原则：出生率必须高于死亡率，死亡率不得超过 2%。同样在四川，在涪陵，保存着两套统计数据。1960 年基层统计的总人数为 594324，但上报的数字是 697590，出入超过十万。¹¹

即使干部愿意直面饥荒的严酷现实，在死亡如雪崩的时候又该如何作出记录？1960 年 12 月，在四川江津和江北县，每天都有 250 人死去：基层干部哪里还会想到每天巡视，将死亡人数列成一份清晰的名单，即便他们的领导特别要求这样做。¹²有些基层干部和公安部门试图报告死亡的严重程度，他们通常被划为右派。四川温江县公安局长赵健，系统地编辑了 1959 年的人口统计，发现比前一年少了两万七千人，也就是人口少了 16%。他的上级、该省的领导批评他，然而他拒绝修改数字，于是直接导致了他政治生命的结束。¹³

自下而上一片混乱，一直到最高层都是如此，使得情况更为复杂。河北省长刘子厚——跟其他许多人一样——按规矩向毛泽东报告了 1960 年整个河北有四千七百起“非正常”死亡，其实他自己的工作组成员之前仅仅在一个县就发现，自 1958 年以来大约一万八千人饿死¹⁴。颇为讽刺的是，他一边对隐瞒饥荒程度的县领导加以惩罚，一边却用虚假数字欺瞒自己在北京的领导。¹⁵每一层的党领导都逼迫自己的下属说真话，却对自己的上级隐瞒，自欺欺人，莫此为甚。说知识就是力量已经是陈词滥调，我们不用仔细想就能明白，越是绝对的特权力量，能得到的真知就越少。

然而这么大规模的死亡很难永远掩盖下去。有时基层干部冒着风险，实话实说，把报告越级递交，偶尔也会递到周恩来或毛泽东本人手中。1960 年 10 月之后，调查组遍布农村，整理出极为详细的报告，直接导致一大批造成大量百姓死亡的干部下台。饥荒过后的几年中，有时候会进行回访，因为共产党希望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调查结果往往不是条理分明的、反映真实情况的有说服力的数据，而是一大堆有矛盾的、有时候甚至是混乱不堪的文件，通过不同方式、在不同时间、出于不同原因、来自不同的组织、有着不同程度的可靠性。因此派出二百人的调查组去筛选证据，确实是必要的。

这些文件中最好的部份是由一个有权威的公安局编写的，报告了整个省的情况。我们已知，当时全中国受害最严重的省份不是安徽，而是四川。省公安局长授权调查 1954-1961 年间的统计数据。调查结果比许多报告的总和更为严重，单 1960 一年，那些报告大大低估了死亡率。1954-1957 年间正确的死亡率是：1954-1957 年是平均 1%。1958 年上升至 2.5%，1959 年是 4.7%，1960 年是 5.4%，1961 年是 2.9%。1958 到 1961 年间死亡人数加起来就是 1060 万。其中 790 万（已经超过了 1%）可以被视为“非正常死亡”。¹⁶但四川和全国其他地方不同，1962 年饥荒仍没有结束，依然有无数报告称许多县还存在着饥荒，饥荒一直持续到 1962 年底。公安局整理的数字显示，当年有 1.5% 的死亡率，也就是说，又有 30 万人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总数从而达到 820 万。¹⁷然而即使这个数字也低估了至少 10% 到 20%，只要列出一个原因就够了：在四川——不同于甘肃等省——尽管李井泉对于死去的数百万百姓负有责任，他依然牢牢把持着政治局委员和省委第一书记的权位。即使到 1962 年，四川各县的领导也不敢将灾情的真实情况反映上来。

没有类似的其他文件——截至目前。然而我们却有地方统计局收集上来的数据。云南的灾情始于 1958 年，当年记录的死亡率是 2.2%，是 1957 年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单这一年就相当于 43 万人非自然死亡，但许多历史学家援引官方数据，这些数据宣称，整个 1958-1961 年间只有 80 万人死亡。¹⁸

已有资料中最完善的部份是村、公社和县提供的，编得很仔细。历史人口统计学家曹树基利用共产党出版的地方志，从县一级的水平来估算死亡率，他的研究和其他人口统计专家提出的死亡人数一致，都是大约 3200 万，因此就提供了一个很有帮助的基线。按照常理，各地党委总会想方设法报低死亡率，从这个角度讲，曹树基的估算只能看成是保守数字。下一步就是验证他的数据，并且提出一个粗略的想法来调整。这些数据着眼于县级的小行政单位，比全国范围的统计数字要准确得多。不仅如此，在分析普查数字的时候会受到各种变量的困扰，这些数字使我们能够排除许多变量，例如国内迁徙、1958-1962 年间军队的规模。

然而，要计算“非正常”死亡的数字，必须有个平均死亡率做比较。什么是合理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1961 年在他的老家花明楼，那里每个月就死好几百人，谈到大饥荒的时候他这么说：“什么是正常死亡？什么是非正常死亡？打一次受伤致死，跳水死的，都是非正常死亡。1956 年，1957 年死了多少才算正常死亡？可以拿这两年和现在作比较。除此之外，传统都算正常死亡。正常死亡是百分之零点几，一般是 0.8%，生的是百分之二，除了 0.8% 之外，统统是非正常死亡。¹⁹”为了保守起见，考虑到全国的大不同，可以将 1% 作为正常死亡率。

以河北为例，我们有一些关于 1960 年的非常详细的报告，得力于省长刘子厚大开绿灯，要求深入调查非正常死亡，“下到每家每户”。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是一个敢于直言的人，他后来实行包产到户，为农民争取更多自由，惹得毛泽东大怒。当时他上报说，1960 年人口死亡率为 1.9%，相当于伍万九千人。在邻近张家口的魏县，1960 年的死亡率为 3.4%，也就是一万八千人死亡。²⁰曹树基利用官方文件统计出整个三年饥荒期间张家口和魏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一万五千名。²¹在天津及附近的乡村——绝不是全国受灾最严重的——1960 年底三个月中死去三万人。²²自然死亡的人数可能只占不到一半。同样，曹树基还是根据官方数字而非档案资料，提供的数据是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三万人。还有个例子是当地省会石家庄，包括大约 15 个县。曹批判性地研究了官方数据，最后得出结论，三年间整个地区非正常死亡为一万五千人。但在 1961 年 1 月（当时计算饿死人口已经不算是禁忌）只是在石家庄一个城市，仅仅十天内，就有近四千人死去²³。

天津、张家口和石家庄都是城市，名义上与乡村的饥荒完全隔离。有个完全不同的例子来自甘肃，1960 年 11 月张仲良被撤职后，在当地展开为时几个月的调查，那里的灾荒情况被曝光。陇西县 1959 年有一万六千人死去，占人口的 7.5%，紧接着 1960 年死了二万三千人，占 11%。单单这两年非自然死亡人数就达到三万五千人。然而曹树基给出的数字是三年死了二万四千人。²⁴在静宁县，档案中记载 1959 和 1960 年死了三万二千人，大约每年 7%，这和曹树基给出的三年间非自然死亡一万九千人的数字大有出入。²⁵在总人口大约是二十八万的张掖，1960 年 11 月大约死了五千人，接着的 12 月又死了六千人。即使我们将自然死亡率翻一番变成 2%，依然意味着在不到一个季度的时间内，有超过一万人是非自然死亡。曹树基估计有一万七千例非自然死亡，但范围不同，不是一个县，而是四个县；也不是两个月，而是三年。²⁶1960 年夏，仅武威县就死了大约两万人。曹树基给出五万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也是四个县三年间的人数。²⁷

到 1961 年，贵州省委自己估计，与 1957 年相比，劳动力少了大约 10%——也就是说五十万人，不算孩子和老人。²⁸当然，这些人不是都死掉了，许多人从该省逃荒出去，但整个贵州省死亡率很高，尤其是像赤水和湄潭这样的地方。在赤水，半年间大约有两万二千人死亡，占人口的 10%。²⁹曹树基根据该县的官方数字，计算出三年间死亡四万六千人，听起来比较合理。但该县的情况是，半年就死了四万五千人。曹树基所提出的四个县三年间死亡十万五千人，肯定是少的。³⁰更有意味的是，虽然他尽心尽责地编写所有县的官方数据，有的地方还是遗漏了：铜仁地区的沿河县没有被提到，光这个县，饿死的人就大概有四五万人。³¹

在山东，也存在同样大的差异——即使历史学家无法看到有关档案。以该省西北的平原县为例，根据一支高级调查组的记录，1957 年当地人口为四十五万两千，到 1961 年超过四万六千死亡。尽管有两万四千名婴儿出生，人口总数还是降为三十七万一千，因为还有几万人逃荒离开本地——许多人客死他乡，因此就没有算人死亡数字。曹树基研究了官方数据后提出，平原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一万九千。即便我们把四年间平均每年 1% 的正常死亡率考虑在内，当时报道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依然可以达到两万八千人，也就是说比他说的高 50%³²。在齐河可以做同样的观察。当地在 1957 到 1961 年间，人口少了五分之一，即少了一万人。如果我们扣除四年的平均正常死亡率 1%，再假设大约一半的缺损人口可能逃往其他地区（关于这方面没有清楚的记录），得到的数字还是和平原县相仿，即大约三万人，而曹树基提出的数字却只有一万九千人，少了三分之一。³³在整个莱州地区，包括青岛和其他十三个县，曹树基的估计是四年间十六万四千人非正常死亡。但档案显示，仅即墨一个县，根据不完全统计，两年间大约四万七千人死亡（不包括逃荒离开的五万一千名农民）。当地人口大约是七十五万人，即使我们扣除一万五千自然死亡人数，得出该县的非正常死亡依然是三万二千人——远远超过曹树基的估计。³⁴

有的地方档案数据和公开的资料是一致的。在广东新兴县，1959 年死亡率为 1.5%，1960 年为 2.88%。相当于大约五千人，而曹树基的统计是三年一共八千人。³⁵广东江门地区比新兴县大得多，包括好几个县，上报给省委的死亡率是 1960 年有 2%（即十二万人，一半可能会被算作“非正常”），这可能很难和曹树基重新整理的官方数据相比，因为 1961 年之后该地区的行政区域重新划分，大大扩大了，但他估计三年中有十一万二千人非正常死亡，与以上数字大致相符。³⁶在四川，上面提到，在李井泉的政治高压下，几乎没有哪个县上报过高的死亡率，没有一个数字跟几十年后公布的官方文件相符，和曹树基的数字也不同。

在这里绝不是为了批评曹树基的工作：相反，他以上千份地方志为基础，耗尽心思，从县级单位出发重新整理当时的资料，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线，这个基线同其他人口统计学家从更为抽象的统计数据中得出的结论相一致。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根本不可能将这些数字和当时或饥荒过后立即编撰的档案数据作出系统对比。而当我们用档案资料和那些官方数字作比较时，我们发现普遍存在低估，有的低估了 30% 到 50%，有的只报了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可能有的报告中夸大了死亡率，但很难知道为什么。多报死亡人数，得不到任何政治利益。1960 年之后在党内开展清肃时，死亡人数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如何死亡才是重要的。根据不同的滥用职权程度划分基层干部。实际上，夸大总人口数是非常有利的。1964 年一个工作小组在湖南调查数据，发现总人口整体被多报了 1%，有的县多报了 2% 到 3%。湖南 1963 年的人口竟然多报了五十万。“通过试点，发现过去虚报人口的现象是普遍严重的。”³⁷1963 年公安部开展了一项更为广泛的人口核查，发现全国都存在同样的虚报现象，例如甘肃，竟然多报了 2.2%。“现在全国六亿八千一百万人口中，估计还有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一点五的虚数。不少基层干部为了多领布票等东西，他们就有意多报人口。”³⁸一年之后，在 1964 年官方人口普查期间，中央人口普查办公室确认“人口虚报的问题比我们原来估计的情况还要严重”，河北和河南至少各多报了一百万，山东不少于七十万，在这三个省做了详细调查：关于这个问题也无能为力。³⁹

即使我们将档案数据和官方数字之间最离谱的差异剔除，二者之间依然存在着 50% 到 100% 的差别。关于死亡人数，很难提出一个替代性的结论，尤其是许多关键的档案资料被严密封锁起来，那些探寻的历史学家根本看不到。陈一咨，这位百人工作组中的高级工作人员，查阅了 1980 年左右的党内部档案，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为四千三百万到四千六百万人。我们可以从大量不同的党组织中得到足够证据，证明他的数字是一个相当可靠的估计。因而，非正常死亡人数被确认为不少于四千五百万。

实际情况可能更糟。有的历史学家估算真正的数字高达五千到六千万。我们不可能期待有一天档案会完全公开，使灾难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但这些都是许多党内历史学家非正式讨论的数字。根据陈一咨所说，这也是赵紫阳手下的共产党高级官员在党内会议中引用的数字。⁴⁰余习广，一位经验丰富的独立研究者，估计非正常死亡人口为五千五百万。⁴¹

Basil Ashton, Kenneth Hill, Alan Piazza and Robin Zeitz, 'Famine in China, 1958-61'（《中国的饥荒：1958-61》）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0, no. 4（Dec. 1984），pp. 613-45. ↩
Judith Banister, 'An Analysis of Recent Data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关于中国人口最新资料的分析》）vol. 10,no.2（June 1984），pp.241-71. ↩
Peng Xizhe,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彭希哲，《大跃进期间中国各省人口统计结果》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3, no. 4（Dec. 1987），pp. 639-70; Chang and Holliday, Mao, p.438. ↩
杨，《墓碑》，p.904。 ↩
曹，《大饥荒》，p.281。 ↩
Becker, Hungry Ghosts（《饥饿的幽灵》）pp.271-2. 本书英文版引用未经证实的《饥饿的幽灵》情节：据党内高官陈一咨说，1979 年之后，新领导想更多了解毛泽东时代，赵紫阳曾派出二百人小组到各省巡视，检查党的内部文件。这位 1959 年曾经在广东发起反瞒产私分的省委书记现在已经是总理，他要求检查组调查当年中国农村情况。工作小组的报告始终没有公开，但陈一咨在 1989 年天安门屠杀时逃亡美国。流亡期间他说，曾查到饥荒期间死亡人数为 4300 万到 4600 百万。 ↩
湖北，1962,SZ34-5-143，所有文档。 ↩
湖北，1962 年 3 月，SZ34-5-16,p.43。 ↩
甘肃，1962 年 3 月 16 日，91-9-274,p. 1；之后有一份备忘，送达日期是 1962 年 5 月 24 日，p.5. ↩
阜阳，1961,J3-1-235,p.34。 ↩
四川，1961 年 11 月 -12 月，建川 1-2756,p. 54。 ↩
四川，1961 年 10 月，建川 1-2418,p.106。 ↩
四川，1959 年 11 月 2 日，建川 1-1808,p.166。 ↩
河北，1961 年 1 月 10 日，856-1-221,pp.31-2；1960 年 12 月 17 日，858-18-777，pp.96-7。 ↩
河北，1960 年 12 月 29 日，855-18-777, pp.126-7。 ↩
四川，1962 年 5 月 -6 月，建川 67-4；亦见：建川 67-1003,p.3。 ↩
四川，1963 年 2 月 23 日，建川 67-112,pp.9-12。 ↩
云南，1959 年 5 月 16 日，81-4-25, p. 17；1957 年平均死亡率见《中国统计年鉴，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p.83；曹，《大饥荒》，p.191。 ↩
刘少奇讲话，1961 年 5 月，湖南，141-1-1901,p.120。 ↩
河北，1961 年 1 月 21 日，855-19-855,pp. 100-4；关于胡开明，见余，《大跃进苦日子》，pp.451-75。 ↩
曹，《大饥荒》，p.234。 ↩
河北，1961 年 1 月 19 日，878-1-7,pp.1-4；曹，《大饥荒》，p.246。 ↩
河北，1961 年 1 月 19 日，878-1-7,pp.1-4；曹，《大饥荒》，pp.240 及 246。 ↩
甘肃，1961 年 1 月 -2 月，91-18-200，，p.57；曹，《大饥荒》，pp. 271 及 465。 ↩
甘肃，1961 年 1 月 -2 月，91-18-200，p.94；曹，《大饥荒》，p.273。 ↩
甘肃，1961 年 1 月 -2 月，91-18-200，p.107；曹，《大饥荒》，p.275。 ↩
甘肃，1961 年 1 月 -2 月，91-18-200，p.45；曹，《大饥荒》，p.275。 ↩
贵州，1962, 90-1-2706，列印页 19。 ↩
赤水，1961 年 1 月 14 日，1-A12-1,pp.83-7；1960 年 12 月，1-A11-30,pp. 67-71；曹，《大饥荒》，p.158。 ↩
赤水，1960 年 5 月 9 日，1-A11-9,pp.5-9；曹，《大饥荒》，p.164。 ↩
关于沿河县的报告，贵州，1961,90-1-2270，列印页 1；曹提到铜仁地区共有 24,000 例非正常死亡；曹，《大饥荒》，p. 166。 ↩
山东，1962,A1-2-1127, p.46；曹，《大饥荒》，p.219。 ↩
山东，1962, A1-2-1130,p.42。 ↩
山东，1961 年 6 月 7 日，A1-2-1209, p.110；曹，《大饥荒》，p.231。 ↩
广东，1961,217-1-644,p. 72；曹，《大饥荒》，p. 129。 ↩
广东，1961 年 1 月 20 日，217-1-644,p. 61；曹，《大饥荒》，pp. 126-8。 ↩
湖南，1964 年 6 月及 8 月 28 日，141-1-2494,pp. 74 及 81-2。 ↩
公安部关于人口统计资料的报告，1963 年 11 月 16 日，赤水，1-A14-15,pp.2-3。 ↩
中央人口普查报告，1964 年 5 月 26 日，赤水，1-A15-15,pp. 6-7。 ↩
Becker, Hungry Ghosts（《饥饿的幽灵》）p.272。 ↩
余，《大跃进苦日子》，p.8。 ↩

第三十七章 最终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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