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鸣炮发令

1958 年 4 月，十月革命庆典前送入轨道的第二号人造卫星返回大气层，流浪狗莱卡的遗体随着卫星解体而烧毁。当这口太空棺材环绕地球的时候，下面的世界变了。由于受到俄国人揭示的导弹差距的刺激，艾森豪威尔总统将弹道导弹送到英国、意大利和土耳其。赫鲁晓夫以携带核导弹的潜艇作为回应。但是，要使他的威仪可信，必须在太平洋上建立潜艇基地，需要无线电发射站。莫斯科向北京建议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暗示这些电台可以为一个联合潜艇舰队服务。

7 月 22 日，苏联大使尤金向毛主席提出了这一建议。毛泽东大怒。在势如暴风雨的会议上，他攻击了这个倒楣的大使，声称：“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以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毛泽东继续说，赫鲁晓夫对中国就像猫戏老鼠¹。

这突如其来的发作，出乎俄罗斯人的意外：毛泽东看到阴谋无处不在，他确信，联合舰队的建议是赫鲁晓夫背弃去年作出的提供原子弹的承诺的手法，没有足够的解释可以消除毛泽东的疑心。²

7 月 31 日，赫鲁晓夫飞到北京想挽救局势。但是，尽管莫斯科七个月前盛情款待了毛泽东，苏联领导人却在机场受到了冷遇。“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没有拥抱，”翻译李越然回忆道，去迎接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板着面孔³。赫鲁晓夫被降级住在远离北京的没有空调的山上。晚上他不得不把床搬到阳台上避热，结果遭到成群的蚊子围攻⁴。

赫鲁晓夫到北京后，中南海立即举行了一个漫长而屈辱的会议。这位苏联领导人被迫长篇解释尤金的意见书，并煞费苦心地化解显然被激怒的毛泽东。毛泽东很不耐烦，一度跳出了座椅，在赫鲁晓夫的面前比划着手指：“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赫鲁晓夫脸涨得通红，勉强保持平静⁵。“你真的认为我们是红色帝国主义？”他被激怒了。对此毛泽东反驳说，“有一个人叫斯大林的人”把新疆和满洲变成了半殖民地。经过更多的有关真实的或想象的无礼的争吵，这个关于联合舰队的想法被完全摒弃了⁶。

第二天跟着更多的屈辱，毛泽东只穿浴袍和拖鞋，在中南海游泳池旁会见赫鲁晓夫。毛泽东知道赫鲁晓夫不会游泳，故意把他置于难堪的处境。赫鲁晓夫在浅水区抱着一个大号救生圈扑腾了一会之后，踉跄着爬上岸，把腿放在水里笨拙地摇晃。毛则来回畅游，向他的客人炫耀不同的游泳姿势，然后仰泳，悠闲地漂在水上⁷。翻译们则在泳池边上来回奔跑，试图捕捉主席的政治冥想。毛泽东后来向他的医生解释，他这样做是在“用针扎赫鲁晓夫的屁股”⁸。

半年前毛已在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开始了争夺战。现在，他的客人垂头丧气地坐在水池旁，毛主席一边踩着水，一边谈论大跃进的成功。“我们有这么多稻米，简直不知道拿它怎么办，”他吹嘘，呼应刘少奇数天前在机场告诉赫鲁晓夫的话：“我们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⁹困惑的赫鲁晓夫礼节性地说，他无法帮助毛泽东解决这个难处。“我们这么努力都没能建立良好的粮食储备，”赫鲁晓夫想，“中国饿得慌，他却告诉我有太多的稻米！”¹⁰

多年来，毛泽东一直在观望赫鲁晓夫。现在，他对他颐指气使，驳回建立潜艇基地的要求，不顾设立无线电台的请求。苏联代表团空手而归。但这不是事情的结束，毛泽东决心在世界事务中采取主动。几个星期之后，8 月 23 日，在没有预先向莫斯科通报的情况下，毛泽东下令对台湾海峡蒋介石控制下的金门和马祖岛开始炮击，引发了一场国际危机。美国立即加强了自己的海军部队，并为台湾的一百架喷气式战斗机装备了空对空导弹。9 月 8 日，莫斯科被迫采取支持北京的立场，宣称袭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视为对苏联的进攻¹¹。毛兴高采烈。他迫使赫鲁晓夫将核保护伞延伸到中国，同时破坏了莫斯科缓解与美国紧张关系的企图。他对他的医生说，“这两个岛就是我指挥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跳舞的指挥棒，让他们跳过来跳过去。你没见他们跳得有多漂亮？”¹²

但炮击这些岛屿的真正原因与国际局势没有任何关系。毛想要营造一种紧张气氛以促进公社化：“紧张局势除了有害的一面外，还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我们现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¹³台海危机为整个国家的军事化提供了最终的理由，一个当时在中国学习的东德人把这种军事化称为“军营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军营，它在人民公社中得到了充份的体现¹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pp. 323-4。 ↩
Lüthi, Sino-Soviet Split（《中苏分裂》）pp.92-3. ↩
李，《外交舞台上》，p. 149。 ↩
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新帝王们：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中国》）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pp. 155-6. ↩
李，《外交舞台上》，p. 151。 ↩
Russian minutes in 'Peregovory S. Khrushcheva s Mao Tszedunom 31 iiulia-3 avgusta 1958 g. i 2 oktiabria 1959 g.', 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a, no. 1 （2001）， pp. 100-8；reference on page 117. ↩
Khrushchev, Vremia, liudi, vlast'， vol. 3, pp. 76-7. ↩
李志绥，（《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 261。 ↩
李，《外交舞台上》，pp.149-50。 ↩
几年后他回忆在某次全体会议的讲话；见 RGANI，Moscow，1961 年 1 月 18 日，2-1-535, pp. 143-6；亦见 RGANI，Moscow，1964 年 2 月 14 日，2-1-720,p.137。 ↩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克里姆林宫内的冷战：从史达林到赫鲁晓夫》）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25-6. ↩
李志绥，（《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 270。 ↩
毛，《毛泽东外交文选》，pp. 344 及 347。 ↩
Roland Felber， 'China and the Claim for Democracy'（《中国和民主主张》），摘自 Näth, Communist China in Retrospect（《回顾共产中国》）p.117；更近一点是中苏关系专家 Lorenz Lüthi 的著作，同样分析了内部发展如何决定了炮轰金门的时机；参见 Lüthi, Sino-Soviet Split（中苏分裂）p.99. ↩

第六章 鸣炮发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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