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毁了农业

“指令经济”这个词，源于德语的 Befehlswirtschaft。它最初由纳粹经济采用，但后来又被用于诠释苏联经济。这种经济形态，由高层权威，根据总体规划，发出命令，确定经济的总体方向；而千百万买者和卖者，则无法依照供求法则，来确定自己的经济活动。指令原则意味着，作出一切经济决策的权力只属于中央，以便由它去追求更大的利益。国家确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谁来生产，在哪里生产，如何分配资源，对材料、商品和服务应收取什么样的价格。中央计划取代了市场。

计划工作者一旦主宰了中国经济，农民就失去了对收获的控制权。1953 年，引入了垄断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下令农民必须将全部“余粮”按照国家确定的价格卖给国家。垄断背后的目的，是要稳定全国各地的粮食价格，消除投机，保证有足够粮食养活城市人口，以实现工业扩张。但是，在这个国家里，既然许多农民的收成只够勉强度日，那么，“余粮”到底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这标准被定义为种子、饲料加基本口粮（每人每月大约 13 至 15 公斤）。然而，国际援助组织认定，每天 1700 至 1900 千卡是基本生存所必需，也就是说，要由每月 23 至 26 公斤谷子来提供¹。因此，所谓“余粮”，无非是使征粮合法化的政治借口。强迫村民在满足自己生活必需之前拿出粮食，国家就可以使他们非依赖于集体不可。村民要得到基本口粮之外的粮食，必须通过工分向集体买回来，而工分，就是按照他们在集体劳动中的表现进行分配的依据。这样，农民们不仅失去了对自己的土地和收获的控制权，也失去对自己的劳动的控制权：谁应该做什么，从积粪到喂牛，乃至能够得到多少工分，决定权都属于草根干部。随着集市被淘汰和货币失去了购买力，粮食也成为交换的手段，而大部份粮食掌控在国家手中。

在“余粮”这个概念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阴险的问题，即国家可以对草根干部施加巨大的压力，要他们保证把越来越多的粮食缴给国家。缴粮的配额是在一系列会议上确定的，这些会议从小队一级开始，小队长将产量汇报给大队领导，大队调整后汇报给公社，公社再调整，汇报到县。当产量上报到地区一级和省一级，已由于干部的压力不断加码。最后到达李富春——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办公桌上时，数字已经远离现实。他再根据最高领导人的最新意图，使之进一步膨胀：以此为依据逐级下达的征粮指标便是党的命令。

在大跃进中，显示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的压力达到了高潮。在疯狂的竞争中，从村里的草根干部一直到省级领导，都力图超越自己的邻居，宣传机器公布了一个又一个记录，最终使得比较谨慎的干部也不得不夸大产量。1959 年初党曾试图遏制一些太过份的指标，即使在那种形势下，不承认粮食生产大跃进仍然被认为是“右倾保守”；至于在庐山全会后的党内斗争中，更不必说了。在恐惧的驱使下，村干部必须执行命令，不得讨价还价。通常，公社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只消开车到地头，四下一望，就有权随随便便敲定这块地的粮食产量。有个小队长回忆说：“1960 年，他们把我们的粮食产量定为 52 万斤。几天后，被增加了 1.1 万斤。公社开会后，又增加了 5 万斤。两天后，公社打电话说，他们已经把我们小队的粮食产量定为 63 万斤：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不知道。”²

职位越高，浮夸的权力越大，这就影响了每一个下属单位，人人都得玩弄数字，使之迎合领导下达的指标。当云南领导谢富治被北京告知，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已提高为 6000 亿斤，他立即召开了电话会议，向县领导解释，这实际上意味着 7000 到 8000 亿斤。他迅速算出，云南人口约占全国的三十分之一，意味着粮食产量必须是 200 亿斤。由于云南不甘落后，谢就把它进一步提高为 250 亿斤³。这样一来，地区、县、公社、大队、小队，人人都被迫紧跟省委，层层虚报各自的产量。

随着作物产量被虚报，征购配额相应飙升，导致了口粮短缺和饥荒。既然数字是捏造的，我们怎么能知道真正的产量是多少，以及收成的多大比例被征购？伦敦大学农业经济学专家肯尼思·沃克（Kenneth Walker）花了十年时间，从一系列的地方报纸、公布的统计数据和政策指导方针，精心收集统计数据。他告诉我们，国家规定的征粮指标在 1959 至 1962 的三年内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而这三年的人均产量恰恰处在历史的最低点⁴。

正当他的研究在 1984 年打印出版时，中国国家统计局出版了统计年鉴，包括饥荒年代的一组历史数据。大多数观察家一直依赖着这些官方数据。但是，我们凭什么去相信一个对自己的历史讳莫如深的政党所公布的统计呢？后来，新华社退休记者杨继绳根据党内档案出版了一本关于饥荒的书。他依据的是粮食部 1962 年编撰的一组数字。但是，这些数字都有问题。档案文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各个文件的数据互不一致，由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放在一起。由于政治压力的结果，粮食部的统计工作在 1958 年至 1962 年漏洞百出到了这样的程度，连国家自己都无法算出实际的粮食产量。最高层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失真度，这是由于虚假报告和浮夸指标被党的各级组织层层追加。如果那些领导人都在自己的统计泥潭中迷失，那么我们要想神奇地通过某一份党内文件来提取数值真相，似乎不太可能。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是在通过层层扭曲的过滤镜看这个世界。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花更多的时间深入农村，去调查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表 5：湖南粮食产量和粮食征购的不同估计（亿斤）

资料来源：湖南，1965 年 5 月，187-1-1432，第 3-8 页；粮食数据来自湖南，1961 年 6 月 30 日，194-1-701，第 105 页，其中数据与 1965 年的估计略有差别；粮食部的数据出自杨继绳的著作《墓碑》第 540 页。

1962 年至 1965 年，各地统计局为了重建其可信性，往往对饥荒年代发生的事情有所回顾。他们编制的数字表明，实际征粮的程度比中央粮食部提供的数字高得多。表 5 比较了粮食部 1962 年编制的数字与湖南省统计局 1965 年计算的当地数字，试图确定农民实际上向国家上缴了多少。粮食产量估计的差别很小，但是当涉及到征粮的数量，省级部门提供的数字比粮食部的数字要高得多，占了总收成的 28% 至 35%。为什么出现了 4% 到 10% 的差别？原因之一可能是统计证据的编制方式。细看之下，表明中央粮食部提供的数据没有在饥荒后进行调整，而只是根据头几年粮食部发出的计划进行机械地编制。每项计划有两套数字，一组说明当年“真正实现”的征购，另一组是来年的目标。例如，1958 年的征购数字来自 1959 年的计划，这意味着他们是粗略的近似值⁵。在这方面，我们要补充的是，中央粮食部在 1962 年的压力下，为了表明它没有征购过头把农村的粮食搾干，因此采用了一套较低的数字。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不匹配的数字：在每一级，从村和公社到省，有些数字被隐藏。湖南统计局 1965 年编制的数字是根据饥荒后的仔细研究。该局可以回到公社和县已确认的实际征购量，而中央的数据只是各省的呈报。换句话说，有一部份征购粮食逃避了国家的视线。

其他也有例子证明征购的数量明显高于中央粮食部的数据。例如，在浙江，一位叫曾绍文的省级官员在 1961 年承认，在 1958 年约 58 亿斤（或收成的 40.9%）被征购，而 1960 年被征购的百分比甚至更大，达到 43.2%。粮食部提供的百分比较低，即 1958 年 30.4%，次年 34.4%⁶。贵州的情况类似。在杨继绳无法查阅的省档案馆，有一份来自省委的文件显示，从 1958 年至 1960 年，每年平均采购了 36 亿斤，占粮食产量的 44.4%；1959 年最多：46.8 亿斤，高达粮食产量的 56.5%。而中央粮食部在同样三年给出的有关数字是平均 28 亿斤，比贵州提供的数字少了约四分之一⁷。

有些计算，看来比较抽象，但很重要。在指令经济中，粮食不仅是货币，它也是饥荒时代的生存之源。当湖南和浙江将征购指标提高了 8% 至 10%，从农村拿走了额外的 15 亿斤粮食，挨饿的人数就随之增长。我们已经看到，一公斤粮食可以为每人提供生存一天的热量，这意味着一个三口之家每年需要一吨。但真正的问题是，许多农民即使在饥荒中也可以存活，如果他们的口粮每天能稍稍增加约 400 或 500 大卡的热量（相当于晚餐的一大碗饭）。总之，为了了解人们如何大批死亡，应该看到这是在收成下降中增加征购的恶果。

表 6：粮食征购的不同估计（亿斤）

资料来源：Kenneth Walker, Food Grain Procurement, p. 162；杨：《墓碑》，第 539 页；云南，1962，81-7-86，第 13 页；产量数据是谷物加工前，而征购的数据是谷物加工后，隐藏了在加工过程中约 1/5 总重量的损耗。

总共采购了多少粮食？表 6 有三套统计数据。前 2 套显示了肯尼思·沃克在 1983 年根据公布的统计数据以及杨继绳提供的粮食部的数据所得出的总体数字。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应该偏信粮食部的话，因为它既没有技术手段也没有政治动机去搜集符合实际的数据。第三套统计来自云南省统计局 1962 年其成员出席中央统计局定期召开的全国会议的笔记。档案中永远无法发现一组真正的数字，因为每一个数字所代表的，都是政治意图和应付差事，而不是专家的结论。

但似乎粮食部汇集的数据，既远低于外国观察员在有关地区统计基础上计算的数字，也低于该局 1962 年的统计。总之，来源不同的证据表明，全国的征购水平从 30% 到 37% 不等，远远高于 1958 年以前的 20% 至 25%。正如毛泽东 1959 年 3 月 25 日在党的领导人秘密会议上所指出，“只要你从农民手里拿走的不超过（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他们就不会造反。”他自己就在鼓励创纪录的高征购，何况众所周知，当时的总产量已被大大浮夸⁸。换句话说，国家错误地从农村征购了太多的粮食，因为据说已经大丰收了，但大丰收是虚构的——充其量只是在 1958 年秋季可能曾经有过丰收。

征购粮食中的一部份，又以高于收购的价格返销给农民——但是在漫长的等待名单中，农民排在最后面。正如我们在第 10 和 15 章已经看到的，党已经形成了一套政治优先的规矩，最不重视农村的需要。领导决定增加粮食出口，以履行其外贸合同，维持其国际声誉，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1960 年通过了一个“出口高于一切”的政策。它有选择地增加对其盟友的外援，免费运送粮食到阿尔巴尼亚等国家。优先权还给了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那里是重工业的中心）等地正在增加中的人口，其后是普通城市人口的要求。这些政治决定的后果，不仅增加了征购的比例，而且也增加了这些征购粮食中上交国家的总量。以浙江省为例，1958 年至 1961 年，每年平均 33.6 亿斤离开该省，而此前三年则是每年 24 亿斤。在 1958 年，这意味着，在该省开始满足本省城市居民之前，就有超过半数的采购粮食被移交给北京⁹。总体来看，国家用来养活北京、上海、天津和辽宁省以及保持出口市场的征购粮食数量，每一个季度都在上升，从 1956 年第三季度的 32 亿斤升至 1957 年同期的 36 亿斤，至 1958 年的 46 亿斤，至 1959 年的 50 亿斤，再至 1960 年的 60 亿斤¹⁰。

这些政策优先权的直接影响是许多村民命丧黄泉。王任重 1961 年 8 月在南部省份领导人一个会议上指出，“非常困难的情况需要非常的措施”，这句话的解释是，粮食必须供应城市，饥饿的村庄只能自生自灭。在他看来，必须牺牲局部，以拯救大局¹¹。

不是只有王任重一个人这样看。周恩来就在努力争取扩大征购。他负责确保从农村拿出足够的粮食去养活城市人口并赚取外汇。他敦促省级领导，通过电话，通过他的代表，也通过一连串不断的“紧急”电报。他也有敏锐的等级观念，即农村的需要必须让位于（他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他清楚地知道，李井泉（毛在四川的激进的追随者）给他的大量粮食，会导致四川的大规模饥荒。但其他人也异口同声地认为，人民挨饿不要紧，国家的需要更重要。邓小平认为，在指令经济中征购粮食“要像打仗一样”严厉：无论省级领导人怎样企图捍卫其领地，首先必须捍卫党的路线，否则国家就要灭亡。1961 年年底，饥荒程度在领导层中已经无人不知，邓小平对四川问题（在那里，高征购已经使千百万人饿死）如此表态：“过去有的地方也有征购过了头的，如四川，好几年确实过了头，今年也过了头，但是不得已。我赞成四川的风格，从来没有叫苦，大家要向他们学习，并不是我是四川人才说四川。”¹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毛泽东用了不同的措辞：“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¹³

---

国家支付的粮食采购价格各省不同。以玉米为例，1961 年初它介于每吨 124 元（广西）到 152 元（广东）之间。水稻价格的差别可高达百分之五十，例如广西每吨 124 元，上海每吨 180 元¹⁴。国家大米出口为每吨 400 元，利润很大¹⁵。这些价格，定期调整。但采购价格如此之低，往往使农民赔掉老本。一直到 1976 年，出于这个原因，种小麦、大麦、玉米和高粱都不赚钱。大米的盈利非常小¹⁶。但是，在一个指令性经济中，农民无权自行决定种植最能盈利的作物，因为他们必须服从当地干部的命令，后者又要遵照党的命令。而规划人员只把眼睛瞄在粮食上，迫使越来越多的农民非种粮食不可——这又损害了整个经济。这在 1959 年形成了以粮为纲即粮食生产高于一切的政策，粮食耕地面积在许多省份被扩大了大约百分之十¹⁷。被要求放弃经济作物而改种玉米、水稻或小麦的农民损失惨重。例如，在浙江一些村庄被下令种粮，不准再种传统作物如瓜类、甘蔗和烟草后，收入暴跌¹⁸。

指令经济的另一个问题是官员们瞎指挥，他们所强迫实施的决定，结果是灾难性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大跃进高潮期间，当政者如何坚持深耕密植。对农业知之甚少的当地干部的反复无常的干预，加剧了这个问题。1959 年，罗坑公社被一个当地干部决定，在可用面积的一半上用蕃薯取代现有的作物；后来又改变主意，用花生取代番薯；后来又捣毁，代之以大米。前一年公社曾试图深耕，集中大量人力挖深沟，大部份是用手。使用了大量化肥，在某些地方高达每亩 4000 斤。这一切都毫无结果¹⁹。广东开平县，数以千计的村民，被迫在 1959 年早春下种，而不管寒冷的天气：种子受冻·3 次，最终每亩只收获了微不足道的 60 斤²⁰。

更荒唐的是下令“少种”。毛泽东深信农村已经粮多为患，建议三分之一的土地休耕。“中国每人平均三亩地，我看有两亩就够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三分之一让地休息，地也轮班。”²¹加上农民流向城市，总种植面积锐减。1958 年在湖南，大约 8673 万亩种的是粮食，但到 1962 年，减少了 15%，只剩下 7375 万亩²²。在浙江，每年约 100 万亩耕地消失，到 1961 年，失去的耕地约占总面积 10%²³。这些以省为单位的平均数，掩盖了很大的地区差别。例如在武汉地区，56 万亩产的耕地，只种了 50% 强²⁴。负责农业的谭震林指出，在 1959 年约一亿二千多万亩休耕²⁵。1961 年年初，彭真估计总播种面积为十六亿亩耕地——如果属实，这意味着自 1958 年后，有 3.45 亿亩消失了²⁶。

在这些损失之上，还有种植的粮食的比例的变化。城里人喜欢吃细粮，如大米、小麦、大豆，尽管在北方也吃相当数量的粗粮，如高粱、玉米和小米。红薯虽被视为农民的口粮，通常不大量吃²⁷。而且红薯易腐，不易储存，这意味着，国家对之兴趣有限：征购粮食主要是征购细粮。但红薯种植的比例在饥荒年份增长了，干部们出于提高产量的压力，往往把作物换成容易高产的块根作物。所以，最后能够留在农民家里的，往往只剩下红薯。

通过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国家执行了一系列庞大的任务。各级政府必须购买粮食，储存，运输到全国各地，再储存，再按粮票分发——一切根据国家计划，而不是市场要求。即使是富裕的国家都可能承担不起如此庞大的任务，但中国是一个穷国，一个非常大的穷家。国家负责存储——而不是由千百万生产者、零售商和消费者各负其责的小库存——加大了粮食的损耗。虫子滋生，老鼠肆虐。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份详细调查惊人地表明，在南雄县 2832 个地方粮仓中，2533 个粮仓有耗子。潮安县 123 个国家粮仓中，三分之一有虫子；728 个公社粮仓，生虫的比例更大²⁸。在云南，1961 年上半年，约 47830 万斤受害虫污染²⁹。在山东诸城县，每公斤粮食都有数百只虫子在爬³⁰。

此外，还有腐烂。这和储存条件较差有关，也因为农民在粮食中掺水，而粮食管理人员没有检测出来。在广东，30 亿斤的国库粮食中，近三分之一含水过多，库内粮食纷纷腐烂³¹。在湖南，国家粮仓中五分之一的粮食，要么布满虫子，要么因为水份含量过高而霉烂。在省会长沙，超过半数的储粮被污染³²。国家粮仓的温度往往过高，加速了病虫害。在云南，有些粮仓的温度达到 39-43 摄氏度³³。即使在远离潮湿亚热带的中国北方平原的寒冷冬天，腐烂也很常见。就在首都郊区的延庆，在饥荒最严重的一年，超过 113000 斤白薯在十几个村庄中腐烂。北京海淀区储存的粮食中有 12000 斤腐烂³⁴。

纵火或意外失火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仅在云南，1961 年，每月有 14 万斤的粮食被烧；1960 年和 1961 年，每月超过 60 万斤由于腐烂、虫害和火灾而注销。据公安部门计算，仅 1960 年，该省的粮食损失足够 150 万人吃整整一个月³⁵。云南不是最差的。在辽宁省鞍山地区，1960 年每月损失 80 万斤，虽然这个数字只包括了盗窃和腐败所导致的损失——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个主题³⁶。

运输系统受到大跃进运动灾难性的影响。铁路系统在 1959 年初瘫痪，承受不了计划要求的货运量。运货卡车燃料迅速耗尽。全国各地的粮食都耗费在铁路专用线上。在昆明，每月大约有 3 万斤粮食损失在火车和卡车上³⁷。但是，这和农村收割后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湖南，整个系统在 1959 年夏天失灵，因为每天缺少数百辆车皮。卡车也很缺。因此，只有一半的粮食可以从农村运到主要火车站。大约 4 亿斤的粮食堆在路边，而按照每月的运输能力只能装载 1.2 亿斤³⁸。

最后，农民甚至没有留下足够的种子去种植作物。有外国游客在 1962 年早春乘火车从北京到上海，他们发现，铁路两边的大片农田种植稀疏，一块接一块的田野荒芜³⁹。全国各地，曾经仔细耕耘的田野现在显得很荒凉，一簇簇发育不良的小麦或稻谷因缺乏肥料而枯萎。成片的田地废弃着，因为农民没有种子可种。通常留下来供下一季播种的种子，大部份已经被绝望的农民吃掉了。即使在饥荒相对较轻的浙江，五分之一的村庄缺乏种子⁴⁰。在亚热带的广东，通常春天绿色成荫，这时却有百分之十烂秧，种子不良，土地缺乏营养。在中山县的一些公社，一半田地枯萎，秧苗变成黄色，然后慢慢地衰败变为棕色⁴¹。

当规划人员指示将越来越大比例的农田改种粮食时，经济作物和食用油的产量暴跌。但不同于粮食，这些作物没有国家干预的底线，结果是征购飙升。

棉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的纺织产品于 1958 年如何充斥国际市场，这个国家发动了贸易战，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口货物。这一战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纺织品的出口仍在增加，以履行与外国合作伙伴的贸易协定。中国于 1957 年发运了 100 万米棉布到苏联，1959 年增加到 200 万米，而 1960 年居然达到了 14900 万米⁴²。进口 1 万吨原棉以供应纺织工业的价格是 800 万美元。这个数学很简单。财政部长李先念 1961 年 11 月算了算当年从农村额外征购的 5 万吨棉花的相当于减少进口的节汇额，说：“四千万美元可爱的很呀！”⁴³

表 7：湖南的棉花产量和棉花征购（吨）

资料来源：湖南，1962 年，187-1-1021，第 33 页；1964 年 3 月，187-1-1154，第 80 页和第 97 页。

汇价的诱惑不可抗拒。征购从 1957 年的 164 万吨，增加到次年的 210 万吨。虽然 1960 年因为棉花作物歉收而只征收了以上数量的一半，但仍意味着 82% 至 90% 的总棉花产量最终到了国家的手中⁴⁴。以湖南为例（表 7）。由于实际产量在 1959 年高峰期后暴跌，国家征收的百分比上升至 1960 年的 95%。1961 年，湖南官员设法征购的数量超过当年的棉花总产量，他们奔赴全省各地，搜罗每一包棉花，包括由小队和公社过去的储备。河北省于 1959 年也采用了这一策略，得到领导的高度赞扬。正如国务院在 1959 年 2 月解释，河北省已设法将其征购增加了三分之一，他们的办法是，通过征用在仓库中找到的储备，以及“拿走仍然掌握在群众手中的棉花”。⁴⁵

群众手中已经没有太多的衣服。和粮食分配一样，也是根据政治优先的原则，出口市场高于国内需求，大部份棉花被送到纺织行业和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剩下的棉织品，则根据等级进行分配，先是党和军队，其次是城市人口，在每一个类别中又有复杂的等级制度，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棉花生产者，也就是农村人，普遍被排除在外。1961 年产生出的 350 万件棉花制品中，大约有一半是留给党和军队做制服，100 万件被送到出口市场，剩下的 80 万件给六亿人民⁴⁶。在广州，买毛巾、袜子、衬衣、背心和雨衣都要布票。棉布是一年配给 3 尺，郊区居民比城市居民少得三分之一。相比之下，大跃进前，任何人每年都可以购买 24 尺棉布⁴⁷。

到 1960 年，农村的情况已经变得如此绝望，农民把棉花的种子也吃掉了。在浙江慈溪县，一个月内，大约两千名村民，饥得只能吃棉籽饼，最后中毒，这还是全国受饥荒影响最小的省份之一。在河南，单是新乡周围地区的中毒人数就超过十万人，造成 150 多人死亡⁴⁸。全国各地极度饥饿的村民饥不择食，从皮带、茅草到棉花。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邓小平的助手胡耀邦（几十年后，成为指导国家摆脱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统帅）在 1961 年 9 月花了一个月，沿着淮河视察一些破坏最严重的村落，他报告说，看到光身的妇女和儿童。许多五六口人的家庭只有一条毯子。“许多地方农民对生活资料的一个突出要求是布。我们看到一些社员一家 5、6 口人只有一床被单，有些妇女光着膀子下地，有些小孩一件衣服也没有，这种情况不亲身目睹难以想像。看来，有些地方必须尽可能照顾一点，以免冻死人。”⁴⁹全国各地，死于饥饿的人常常光着身子，甚至在隆冬。

在 1958 年大跃进中，大量的家禽、猪和牛被宰杀，而随后几年，它们仍然得不到照管，受饿，受冻，生病，破坏的程度可以用数字说明。在湖南省，1958 年约有 1270 万头猪在寻食，1961 年，只有 340 万骨瘦如柴的猪还活着（表 8）。河北于 1961 年有 380 万头猪，只有该省五年前吹嘘的一半。一百万头牛也消失了⁵⁰。山东在饥荒时期失去了百分之五十的牛⁵¹。

表 8：湖南省猪的数量（百万）

资料来源：湖南，1962 年，187-1-1021，第 59 页。

管理不善非常普遍，因为禽畜被人民公社充公后，无人负责了。在广州郊外花县，猪站在一英尺厚的粪便中。在些村庄，猪舍被拆掉做化肥，猪被日晒雨淋⁵²。常规的检疫措施失灵，兽医服务混乱。牛瘟和猪瘟蔓延，鸡瘟普遍⁵³。禽畜死亡率以冬季为最高。在冬天的一个月里，浙江慈溪市就有数万头猪死于饥饿⁵⁴。仅 1960 年 12 月，湖南省有 60 万头猪死亡⁵⁵。

更甚的是，发病率大幅飙升。在广东东莞，猪的死亡率于 1956 年不足百分之十。三年后，四分之一的猪死亡，到 1960 年，超过一半的猪死亡。这个县只剩下一百万头猪，而几年前，那里有四百二十多万头猪⁵⁶。在浙江，有些县，猪死的比生的多，比例是生一死六，导致猪的存栏数急剧下降⁵⁷。用周恩来自己的话来说，整个河南，畜牧业的形势，1961 年还不如抗日战争时期的 1940 年⁵⁸。

猪在饿死前会互相攻击。牲畜往往不以重量分开圈养，也就是说，大大小小都被关在同一空间中，弱小的被挤压、践踏、咬伤和吃掉。江阴县的部份地区，许多猪被冻死，但不少猪成为更强大的同伴的食物⁵⁹。大量的猪被放在恶劣的集体环境中，显然没有建立起尊卑秩序，每个动物都将其他个体视为敌人。在北京红星公社，牲畜死亡率为 45%，村民们注意到了大猪吃小猪的现象⁶⁰。

部分死亡原因是由于推广了畜牧业的新技术。像深耕密植一样，创新本应推动该国超越对手。中国进行了各种实验以增加猪的体重，其中有些是受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骗人理论的启发。李森科是斯大林的门生，他不承认遗传学，认为遗传特性是由环境塑造的（不过，李森科于 1958 年公开蔑视大跃进，使北京领导人非常气愤）⁶¹。就像培育各种具有优势的杂交品种一样，高级领导人也想到了杂交牲畜。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要求各县采取措施，“主动改造自然”：他建议将母猪与公牛杂交以产生较重的猪崽⁶²。渴望完成高不可攀的肉类指标的干部们，还给没有发育成熟的牲畜人工受精，甚至包括体重只有 15 公斤的猪崽（健康的成年猪应重 100 至 120 公斤）。许多牲畜因此致残⁶³。

尽管牲畜的数量急剧下降，国家的采购是无情的。1959 年初，河北和山东下令，以三个月为期，禁止在农村屠宰动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毛泽东主张甚至建议通过一项决议：任何人都不准吃肉，所有的肉，都应出口，以履行对外国的承诺⁶⁴。毛的理想没有实现，但城市人口的食肉配额的确削减了几次。上海，1953 年平均每人年消费约 20 公斤肉，而 1960 年只发 4.5 公斤的肉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还出现了有票无肉的现象⁶⁵。但党的机关的某些干部仍可得到定期的肉类供应。广东在 1961 年被下令送 2500 头猪到首都，专门用于国宴和外宾：这是在国家正常采购指标之外的额外要求⁶⁶。

渔业也受到集体化的严重破坏，由于设备或被没收或维修不善。湖州的吴兴区，是太湖以南的繁华丝绸城，五分之一的船不再适航，因为没有足够的桐油去修复船体的隙缝。漏船的数量日益增加，原因是船钉不再由锻铁制造了⁶⁷。捕鱼量整体大跌。安徽巢湖的一个捕鱼队，1958 年通常可以捕到 215 吨的鱼。两年后，不超过 9 吨，因为渔船和渔网无人管理，烂掉了。许多渔民因为收入太低，改行了⁶⁸。

犁、耙、镰刀、锄头、铁锹、水桶、篮子、垫子、大车和各种工具都归“集体”所有，但谁是“集体”？小队、大队和公社之间互相扯皮，所有权变来变去，结果是，谁也不管。有些村民，干完活就干脆将犁耙抛在地头。过去，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用十年——有些犁在精心维护的情况下可以用六十年——现在用一两年就报废了。用来晾小米的席子如果好好维护，至少可以使用十年，但随着人民公社的出现，大部份只用一两年就破了。上海有个调查报告说，有些耙子刚用一天就出了毛病⁶⁹。

但这些工具毕竟还存在着，没有在 1958 年疯狂的大炼钢铁运动中被扔进土高炉。在 1961 年夏天庐山举行的全会上，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告诉党的领导人，为了炼铁，模范省河南有 14 万吨农具被扔进火中熔化掉⁷⁰。把这些损失和因疏忽而被毁坏的加在一起，总数约占所有工具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在山东，大跃进后一年内，有三分之一的工具报废⁷¹。在广东韶关地区，至 1961 年，各种设备百分之四十不见了，这意味着损失了约 3400 万件工具。剩下的当中，有三分之一是坏的⁷²。河北省水车和大车的数量都减少了一半⁷³。在浙江省，半数的水泵、超过一半的种植机、超过三分之一的打谷机严重损坏，无法修复⁷⁴。

除了对爱护和修理那些泛泛地属于集体而又不属于任何个人的工具没有鼓励措施外，还有其他原因也不利于保护工具。普遍短缺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木材，意味着飞快的通胀——尽管计划经济有固定价格。例如，在浙江，竹子比大跃进以前贵百分之四十，分配给农村用来做生产工具的铁质量低劣⁷⁵。村民家里的炊具和农具都已经被熔在土高炉中，然后成为没有用的炉渣。1961 年分配给广东省农村的金属，有一半是有质量问题的⁷⁶。我们将会看到，国有企业的工具生产也好不到哪里去。

FootnotesCopy Anchor Link

1. Jean C.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当代中国的政体和农民：农村政府的政治经济》）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48-9. ↩

2. 河北，1961 年 4 月 11 日，878-1-14, pp. 56-8。 ↩

3. 云南，1958 年 7 月 29 日，2-1-3102, pp. 16-22。 ↩

4. Kenneth R. Walker, Food Grain Procurement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中国的粮食征缴与消费》）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5. 省内制定的 1959-1960 年的粮食征缴计划，见甘肃，1959 年 7 月 31 日，中发（59）645, 91-18-117, p. 105。 ↩

6. 浙江，1961 年 7 月 16 日，J132-13-7, pp. 22-8，摘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p. 418；将其与杨的统计资料对比，p. 417。 ↩

7. 贵州，1962, 90-1-2706, 列印页 p. 3；县级资料中可以找到精确资料，和上述数位大致相同。例如在遵义县（1957 年是 26.5%，1958 年是 46.3%，1959 年 47%，1960 年 54.7%），贵州，1962, 90-1-2708, 列印页 p. 7；该档案中还有其他类似例子，有的地区上缴率高达 80%；粮食局数字参见杨，《墓碑》，p. 540。 ↩

8. 1959 年 3 月 25 日讲话，甘肃，19-18-494, pp. 44-6。 ↩

9. 浙江，1961 年 7 月 16 日，J132-13-7, pp. 22-8；对比杨的《墓碑》，p. 540。 ↩

10. 国务院报告，甘肃，1960 年 6 月 15 日，中发（60）547, 91-18-160, pp. 208-12。 ↩

11. 广东，1961 年 8 月 10 日，219-2-318, pp. 9-16。 ↩

12. 邓小平讲话，1961 年 12 月 11 日，湖南，141-2-138, p. 43。 ↩

13. 1959 年 3 月 25 日讲话，甘肃，19-18-494, p. 48。 ↩

14. 上海，1961 年 4 月 4 日，B6-2-392, pp. 20 ff。 ↩

15. 上海，1958 年 7 月 8 日，B29-2-97, p. 17。 ↩

16.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当代中国的政体和农民》）pp. 53-5. ↩

17. 关于政策档和湖南的例子，见湖南，1959 年 11 月 3 日及 12 月 1 日，146-1-483, pp. 9, 18-20 及 86。 ↩

18. 浙江，1961 年 1 月，J116-15-10, pp. 1-14。 ↩

19. 广东，1961 年 1 月 7 日，217-1-643, pp. 120-2。 ↩

20. 广东，1961 年 1 月 2 日，217-1-643, pp. 61-6。 ↩

21. 1958 年 8 月 30 日讲话，湖南，141-1-1036, p. 38。 ↩

22. 湖南，1964, 187-1-1355, p. 64。 ↩

23. 浙江，1961, J116-15-139, p. 1；1961 年 1 月 29 日，J116-15-115, p. 29。 ↩

24. 湖北，1961 年 1 月 13 日，SZ18-2-200, p. 27。 ↩

25. 甘肃，1959 年 6 月 20 日，91-18-539, p. 35。 ↩

26. 甘肃，1961 年 2 月 12 日，91-18-209, p. 246；Walker 估计 1958 年播种面积约为 1.3 亿公顷，见 Walker，《粮食征缴》，p. 147。 ↩

27. Walker, Food Grain Procurement（《粮食征缴》）pp. 21-2. ↩

28. 广东，1961 年 3 月 1 日，235-1-259, pp. 23-5。 ↩

29. 云南，1961 年 9 月 20 日，120-1-193, pp. 85-92。 ↩

30. 甘肃，1961 年 2 月 20 日，中发（61）145, 91-18-211, p. 91。 ↩

31. 广东，1961 年 3 月 1 日，235-1-259, pp. 23-5。 ↩

32. 湖南，1960 年 11 月 15 日，163-1-1082, p. 106。 ↩

33. 云南，1961 年 2 月 6 日，120-1-193, pp. 108-9。 ↩

34. 北京，1960 年 11 月 29 日及 12 月 10 日，2-12-262, pp. 21-3。 ↩

35. 云南，1960 年 12 月 14 日及 1961 年 9 月 20 日，120-1-193, pp. 85-92 及 112-15。 ↩

36. 甘肃，1961 年 2 月 20 日，中发（61）145, 91-18-211, p. 92。 ↩

37. 云南，1960 年 12 月 14 日，120-1-193, pp. 112-15。 ↩

38. 湖南，1959 年 8 月 20 日，141-1-1259, pp. 51-2。 ↩

39. MfAA, Berlin, 1962, A6860, p. 100. ↩

40. 浙江，1961 年 1 月 29 日，J116-15-115, p. 12。 ↩

41. 广东，1961 年 3 月 15 日，217-1-119, p. 78。 ↩

42. MfAA, Berlin, 1962, A6792, p. 136. ↩

43. 湖南，1961 年 11 月 6 日，141-1-1914, pp. 48-52。 ↩

44. 云南，1962, 81-7-86, p. 13。 ↩

45. 湖南，1959 年 2 月 19 日，163-1-1052, pp. 82-7。 ↩

46. 纺织工业部部长钱之光报告，湖南，1961 年 8 月 11 日，186-1-584, p. 107。 ↩

47. 广州，1961 年 2 月 28 日，6-1-103, pp. 3-4。 ↩

48. 北京，1962 年 1 月 8 日，2-13-138, pp. 1-3。 ↩

49. 胡耀邦报告，1961 年 10 月 1 日，湖南，141-2-138, p. 197。 ↩

50. 河北，1962, 979-3-870, pp. 1-30。 ↩

51. 湖南，1959 年 3 月 15 日，141-1-1158, p. 140。 ↩

52. 广东，1959 年 7 月 3 日，217-1-69, pp. 74-5。 ↩

53. 广东，1961 年 10 月 12 日，235-1-259, p. 13。 ↩

54. 浙江，1961 年 1 月 29 日，J116-15-115, pp. 16-21。 ↩

55. 湖南，1961 年 1 月 15 日，146-1-580, p. 13。 ↩

56. 广东，1961 年 5 月 20 日，217-1-210, pp. 82-7。 ↩

57. 浙江，1961 年 1 月 29 日，J116-15-115, pp. 16-21。 ↩

58. 李井泉和周恩来在总理办公室的谈话，1962 年 4 月 1 日，四川，建川 1-3198, p. 33。 ↩

59. 上海，1961, B181-1-510, pp. 17-20。 ↩

60. 北京，1962 年 7 月 31 日，1-9-439, pp. 1-4。 ↩

61. 莫斯科大使馆的报告，外交部，北京，1958 年 9 月 18 日，109-1213-14, p. 142。 ↩

62. 浙江，1960 年 3 月 21 日，J002-3-3, p. 34。 ↩

63. 上海，1961, B181-1-510, p. 7。 ↩

64. 外交部，北京，1959 年 4 月 10 日，109-1907-8, p. 100；亦见谈话，1959 年 3 月 25 日，甘肃，19-18-494, p. 46。 ↩

65. 上海，1961, B29-2-980, p. 143。 ↩

66. 广东，1961 年 9 月 16 日，235-1-259, p. 71。 ↩

67. 浙江，1961 年 1 月 29 日，J116-15-115, pp. 5 and 16。 ↩

68. 宣城，1961 年 5 月 17 日，3-1-257, pp. 127-31。 ↩

69. 上海，1961, B181-1-511, p. 25。 ↩

70. 湖南，1961 年 8 月 11 日，186-1-584, p. 134。 ↩

71. 湖南，1959 年 3 月 15 日，141-1-1158, p. 152。 ↩

72. 广东，1961 年 2 月 25 日，217-1-119, p. 57。 ↩

73. 河北，1962, 979-3-870, pp. 1-30。 ↩

74. 浙江，1961 年 1 月 29 日，J116-15-115, pp. 15 及 29。 ↩

75. 同上，p. 52。 ↩

76. 广东，1961 年 2 月 25 日，217-1-119, p.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