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恐怖地

党中央领导第一次看到大规模死人的恐怖情景是在信阳：让李先念这个刚硬的红军老兵都落泪了。第一反应是归咎于反动派。很快全国展开一场从反动派手中夺回权力的运动，军队也常常被中央派下去助阵。为了把信阳说成一个例外，采取了一个聪明做法：党内发布的报道里都称此为“信阳事件”。除此又加上“凤阳事件”，凤阳是安徽省淮河流域一个尘土飞扬的县城。这里本有 335000 名村民，四分之一也在恐怖统治下死亡。关于两起事件，党内编辑的报告直到 1980 年代才开始传播，其中包括一份六百页的文件，在 1989 年天安门屠杀期间被秘密带出中国。这些文件于是成为许多人研究当时情况的基础材料。信阳成了大饥荒的代名词。

然而，当 1961 年全国各地干部被召集起来讨论信阳报告的时候，他们显得漠然。湖南湘潭一个县有几万人死亡，有的干部觉得，信阳事件跟自己家门口发生的事情比起来平淡无奇。有人还想，为什么要叫做“事件”？¹

实际上，许多村子里，一年中就有超过 30% 的村民死亡——有的地方整个村庄都变成空村。不过县是更大的行政单位，人口一般是十二万到三十五万。一个县包括几百个村子，有的是密集地挨在一起，有的被山河或者树林分隔。就全省范围而论，一年中 10% 的死亡率，只有在异常强大的政治压力时才会出现。欺骗和暴政相结合，导致大规模死亡，这种恐怖之地遍布全国。每一个被政治狂热份子统治的省内都有几块这样的地方，有的甚至有十几块。到底有多少地方，在任何时候都很难提供一张完整名单，因为共产党的档案大多都严严密密地锁了起来。不过以下是一份包括五十五个县的临时名单，随着可掌握的资料越来越多，这个数字一定会增加。这份名单的主要参考了北京公安局一位人口统计学者王维志收集整理的四十个县的数据²。但他的信息也不完善，因为他的数据来自上报给中央的官方数字而不是当地调查。根据本书所查询的档案资料，名单中又加入了许多县（用星号*注明）。本章将详细说明其中几个县的情况。

四川：石柱，荣经，涪陵*，荣县，大足*，资阳，秀山，酉阳，南溪，垫江，乐山，犍为，沐川，屏山*，郫县*，雅安*，芦山*，色达*
安徽：巢县，太和，定远，无为，宣城，毫县，宿县，凤阳，阜阳，肥东，五河
河南：光山，商城，新蔡，汝南，唐河，息县，固始，正阳上蔡，遂平
甘肃：通渭*，陇西*，武威*
贵州：湄潭，赤水，金沙，桐梓
青海：湟中，杂多，政和
山东：巨野*，济宁*，齐河*，平原*
湖南：古丈*
广西：环江

甘肃西北的通渭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它座落在干旱的黄土高原，在连绵的山峦间，被一条条沟壑分开。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在重心移向葱郁的江南之前，这里也曾经一片繁盛，肥沃的黄土被充份利用。处处留着历史的痕迹，因为土壤容易被开垦。墙、房子和墓地都是黄土建成的，而且看起来是按照地形直接修建起来的。在容易开凿的山上挖出窑洞，内部是拱形的，院子里满是尘土。风雨常年侵蚀着山体，这些窑洞到最后都是独立支撑。山顶的梯田和深谷中的道路，构成一幅由勤劳的人们世世代代打造的黄土高原的风景。1935 年九月红军占领通渭，毛泽东在此赋诗，歌颂长征。

该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是模范党员，1958 年 5 月被省里选去北京参加大会，那是共产党最具影响的会议之一。几个月后，主席号召全力投入公社化运动，席道隆踊跃响应，将所有的合作社，合并成十四个大公社。在民兵的密切监视下，所有东西都归集体所有，土地、牲畜、房子、农具，直到锅碗瓢盆都充公了。农民必须服从党的一切指示。该省党委计划将一条黄河支流引到高山上，通过这条水路，将干涸的高原变成绿洲，通渭正是枢纽，于是五分之一的农民被派去兴修水利。为了满足领导要求，加速完成工程计划，一半村民在农忙时节被派到遥远的建筑工地上。农作物烂在地里。在这座长期贫困的县里，农民本来就生活艰难，大跃进开始后第一年，就有 19.5 万亩土地废弃不种。收成年年减产，从 1957 年的 1.64 亿斤，到 1958 年的 1.16 亿斤，到 1959 年的 0.84 亿斤，到 1960 年只剩下可怜的 0.36 亿斤。但上缴公粮却逐年增加。席道隆上报说，1958 年粮食大丰收达到十三万吨。政府收走三分之一。1959 年他报告的粮食产量又提高了一倍。国家当时虽然“只”征收了相当于上报产量的一半，却根本没有粮食剩下。³

有怨言的村民被划成右倾份子、破坏份子或者反党份子。县长田步霄看到农村的情景，深深震惊。他被谴责为反党份子，被当做“小彭德怀”，不断受到批斗，于 1959 年 10 月自杀。一千多名干部，通过不同形式发表不同意见，均遭惩罚。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关押，然而折磨依旧在蔓延，尤其是对村民的折磨。村民被活埋在黄土山上的窑洞里。冬天就被埋在雪下。还有其他惩罚工具，比如竹签。送交省委的文件的最后版本里附加了一份未编辑的报告，其中有句话提到：“打死人沤绿肥”。⁴超过一千三百人被打死或折磨死。到了 1959-1960 年冬春，人们吃树皮、树根和谷糠。⁵

大饥荒之后过了几年，通渭县委编辑了一份报告：1959-1960 年大约六万人死去（该县 1957 年有村民二十一万人）。没有一家不挨饿。几乎人人都有亲戚饿死。两千多户全家死绝。⁶

席道隆最后被拘捕，然而，能够在几年中实行这种恐怖统治，如果没有上级领导的支持也不可能。他的上级之一就是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通渭归定西管辖。而窦本人需要定期向甘肃省的头头张仲良汇报工作。所以席道隆也承受强大压力，凡是企图逃离本土的村民都被看成是“坏人”，都犯了“反党罪”。为了上缴更多的公粮，他不断施压，宣称“宁可百姓饿死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⁷。但到最后即便是他的上级也无法忽视饥荒的严重程度，1960 年 2 月从省会兰州派下来一支百人工作组。席道隆和他的助手被逮捕。⁸一个月之后一份报告被送交北京。中央领导宣布通渭“完全变质”。⁹

和甘肃不同，四川富饶肥沃，自古被称为“天府之国”，有亚热带丛林，数百条河流从古代就被引流用作灌溉。这个大省，面积相当于法国，情况复杂多样。川西高原有深峭的峡谷和崎岖的山脉，零星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与之成为对照的是成都附近的盆地，丘陵和冲积平原养育着几千万农民。这个省，每年饿死人达 10% 以上的县，比任何地方都多。大多都是环绕盆地的贫瘠山区，但也有不少分布在重庆周围。重庆是依傍着长江岸边的峭壁而建立起来的城市。

例如，涪陵就属于这种情况。这里曾经是个比较繁荣的县城，座落在重庆外围的边远地区，沿着长江，开垦梯田。拥有一万五千人口的堡子公社被称为“涪陵的谷仓”，产量很高，经常把收成的一半上缴国家。沿着大路，天天都能看到四百来人把谷子、蔬菜和猪送进市场出卖。但到 1961 年，粮食产量垂直下降了大约 87%。田里荒草丛生，死了一半人口。是“共产主义风”吹遍了整个公社，在疯狂的共产风潮中，砖、木、锅、农具，针，婴儿尿片，统统充公，保存任何个人财产都被视为“右倾保守主义”。当时的口号是：“三年不种地，也能吃饱饭”，于是 70% 的劳力被调出去修建大食堂、猪圈和市场。留在地里耕种的人必须服从公社命令，比如，成片的玉米被拔掉，因为党的一位副书记认为叶子的朝向有错误。另外，密集种植使得稻谷在最肥沃的土地上也无法成活。这个公社的很多地方，把种水稻的梯田抽干，改种蔬菜，结果招来一场灾难。还有，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命令说，进步的单位应该做出贡献，把山画成绿色，在山坡上种满麦子，于是农民不得不放弃肥沃的梯田，走出若干里路之外，来到岩石嶙峋的山上去开荒。

为了掩盖农业总产量的急剧下降，1959 年公社领导声称，农作物收成是 0.22 亿斤，其实只有 700 万斤。国家收走了 600 万斤。民兵到处搜查，严防有人私藏粮食，见到什么就拿什么。批斗打断了每天的生产生活。体重成了划分穷人和富人的阶级界限：胖的就是右倾份子，右倾就要不停被批斗——常常被斗死。到最后，人们没有吃的只能吃树皮和泥巴。堡子公社的某些村子，三分之一的人都死去了。¹⁰

堡子绝不是例外。整个涪陵县死亡率都很高，有的村子，1960 年中仅一个月就死了 9% 的人口。¹¹全部地区，平均死亡率在 40%-50% 的生产队并不罕见。¹²

重庆地区其他县，1960 年死亡率也超过 10%，比如石柱、秀山和酉阳。在石柱，民兵不许村民找树根和野草吃，挨家挨户把锅子都收走，不许在食堂以外煮饭吃。暴力很常见，县里有些地方成立“打人队”维持纪律；有人就带着钳子和竹签。某公社副书记陈智林，打过几百人，打死八个。有人被活埋。根据公安局的统计，在整个县，仅 1959-1960 年，有大约六万四千人死去，占人口的 20%。大面积的死亡令当局不安，最后死人就被集体掩埋。四十具尸体被扔在水田公社的一个深坑里。另外六十具尸体就埋在城关镇公路旁边一条浅沟里，埋得十分潦草，其中二十具露出地面，很快被恶狗咬噬。棺材木很少，几个同时死去的小孩子，就用藤筐抬出去埋葬。¹³

从长江两岸青葱的峡谷一直往西，便是青藏高原，激烈的战争曾经染红了那里的草地。色达是甘孜自治区的一个县，1959 年拉萨发生叛乱，达赖喇嘛被迫徒步流亡，翻越喜马拉雅山逃到印度，之后，色达的藏民被包围起来，强迫集体化。在 1958 年底以前，甘孜发生过几十起叛乱，上千人被捕，许多人被杀。¹⁴色达在集体化之前，人们大量宰杀牲畜，因为牧民宁可将羊宰杀也不肯上缴政府。上万只牲畜被屠杀后吃掉。那些掌管粮食的干部不愿意分配食物给游牧民族，把他们视为敌人，派民兵把所有能拿的物品拿走。人们被合并到匆忙成立的公社里，许多人死于疾病。从前，这些游牧民族一年到头都能找到洁净的水，现在被赶进粗劣的缺乏基本设施的营房，不久就粪便成堆，垃圾满地。大约一万六千人中，1960 年就有 15% 的人死亡，其中 40% 是被打死或者折磨死的。¹⁵

贵州和位于北部的邻省四川不同，是个穷省，历史上经常发生少数民族叛乱，少数民族占人口的至少三分之一，他们大多生活贫困，住在山里或高原上。贵州多山，被称作“山国”。赤水是运盐路上的一个战略性关口，一度很繁荣，现在是个废弃的边境村落，与四川临界。河水流经一段红色砂岩的峡谷，挟带着冲积物，因此有了“赤水”之名。1935 年 3 月，红军多次渡过这条河，这个县因此成为圣地，革命后当地领导大力推进。赤红色的高山上，长着巨大的桫椤和鲜绿的竹林，小村落散布其间。许多人在河水及支流两岸种植稻谷和甘蔗。从 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4 月，大约两万四千人死亡——超过人口的 10%。¹⁶

县委书记王临池三十五岁，相对很年轻。1958 年他获得一面令人艳羡的红旗。中央领导表扬他将一片死水改造成为“千斤县”。他靠的都是大跃进中倡导的新花样。赤水在王临池的领导下，深耕就是深挖三四尺，越深越好。密植就是大量撒种，往一亩地撒 27 到 60 斤种子，有时候竟然撒进 2000 到 4000 今，甚至 6000 斤。这位县长发明了许多伟大的技术，其中之一就是灌溉工程：将水通过竹子做的管道，传输到全县各地。县里的口号是“空中水管化”。但这项工程最后惨败了。大片的竹林被砍伐，当地失去了一项必需的资源。

赤水大跃进的结果是粮食产量直线下降，牲畜基本绝迹。然而王临池毫不动摇地维持他的声誉。早在 1958 年 9 月——赵紫阳写报告指出广东瞒产私分粮食的好几个月之前——他就宣布说，有一部份粮食被“富农”和“坏份子”私藏起来，这些人顽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一场毫不留情的反击战开始了，要求武装民兵保护公社，防止反革命。当地群众十分恐惧。一年以后，庐山会议召开，村民被划分为“贫农”和“富农”。富农身后站着地主、反动派、反革命和其他妄图破坏革命的份子。“贫农和富农斗争，你死我活！”几千名干部因为阶级成份不纯而被驱逐出党。组织大规模游行、批斗会和反窝藏运动，以清除每一个阶级敌人。王临池和毛泽东一样也是个诗人，他赋诗盛赞工人阶级，排练传统戏，并亲自演男主角，几百位客人被邀请来举行宴会，欣赏表演。同时，农业被荒废：1960 年 1 月王临池上报给贵阳市领导的产量是高达 0.67 亿斤，其实真正的产量只有 20%。¹⁷

王临池不是贵州的特例。贵州是一个激进省，其领导周林是毛泽东的紧密追随者。在周林的默许下，全省各地都受到鼓励，采取激进手段投入大跃进，最后导致该省死亡率是全国最高之一。

在以茶闻名的湄潭，六个月中四万五千人死亡。县委第一书记王卿臣，随意分派五万劳力去建造大规模的茶园、果园、灌溉设施和公社建筑，为的是将湄潭变成全国模范县。征用了四万头猪，为的是建成“万猪城”。谁批评这些工程，谁就是“鼓吹万恶的修正主义”，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1960 年警察和民兵开展“大捕大押”运动，横扫全县，一个月内关押了近三千人。一句简单的口号可以概括湄潭的精神：“搞不出粮食来就不发口粮”。¹⁸

四万五千人的死亡数字已经算相当高，但即使这个数字也是被低估了。根据省党委的一份调查，仅仅在一个公社，有一万二千人“饿死”，占人口的 22%。¹⁹从整个村子看，有份更为详细的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民死亡。农茶曾是个相对繁荣的村子，每家每户都养几只鸡鸭，但到 1961 年，粮食产量与 1957 年相比减产三分之二。蔬菜很难找到。甘蔗制品曾经是农民不可或缺的产品，用来交换食物和其他货品，却被基本铲除干净。在搞完深耕和土地改造等试验之后，许多土地都荒废了。有的被称作“月亮田”，因为坑坑洼洼的土地再也留不住任何水份。工分也不计算了，村民能否从混乱的食堂得到吃的，全凭当地领导的好恶。没收个人财产，禁止自留地。尽管粮食减产，上缴公粮的数目依然高得惊人：1959 年四分之三的粮食都被政府官员强行征走，任由村民们挨饿。到 1961 年，整个村子只剩下一头猪。²⁰

1960 年 4 月，当一支检查组要来湄潭时，当地领导日夜加班，忙于将尸体集体掩埋在路边。患病的村民和无人照料的孩子被锁起来，由民兵监视。被吃光皮的树被连根拔起。²¹1960 年 3 月，聂荣臻在该地区视察时，对贵州的情况感到十分惊喜，写信给毛泽东：“贵州其实一点都不穷，而是富得很。将来会是我们西南地区的重工业基地。”²²

黄河在高原上经过长途跋涉，在下游与大运河交汇。大运河是一条人工河，兴建于七世纪，用于将进贡的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皇帝所在的都城。据说修建这条运河系统用了四万七千多名工人。在十五世纪中期的鼎盛时代，每年承载大约一万一千艘运粮船。齐河是山东主要的河港，在济南西北，处在黄河的战略位置上，本该发展很好。大跃进之前它被称为“谷仓”，丰年时粮产量可达 4 亿斤，对于大约五十万人口的县城可以说富足。棉花、烟草和水果也广泛种植。但 1961 年齐河失去了十万人口，相当于 1957 年人口的五分之一。存活下来的，一半是病人。经济一塌糊涂。1956 年粮食产量是 4 亿斤，几年后只剩下区区 0.32 亿斤。花生种植遭到的重创更大：1956 年的收成是 7780 吨，1961 年只收获了可怜的 10 吨。几乎所有产量都减少到 1958 年之前的十分之一。连可耕种地的面积也缩减了，因为五分之一的土地被用来修建水利或者修路，大多数工程根本没完成。在北方所有地方，盐碱地的面积都翻了一番，达到耕地面积的几乎三分之一。尽管——应该说因为——大量投资建设蓄水工程，灌溉总面积减少了 70%。耕地之外的损失也很明显。牲畜少了一大半，农用车减少，像耙子和锄头这样的简单农具少了上万件。一多半的树被砍倒。全县的房子有 38% 被毁。那些还保留着的，有四分之一严重损坏，亟待修缮。大约一万三千家庭甚至没有一间自己的屋子。²³

韩庄是齐河县诸多的小村落中的一个。1957 年有 240 名村民，但到了 1961 年仅剩 141 名。四分之一的村民死于饥饿，六分之一的家庭是全家因饿灭门——在一个注重传宗接代的文化中，家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尽管官方处处宣扬阶级斗争。从 1958 年到 1961 年，全村只有四个孩子出生，其中一个夭折。许多村民都是单身，大多数是病弱的人，其他村的女人不愿意嫁给当地男子。村子失去了 40% 的土地，剩下的土地有一大半是重度盐碱地，几乎寸草不生。当地人说：“出门一望白茫茫”，触目所及都是铺满白盐的地面。在这贫瘠、枯竭的土地上，立着一些被废弃的泥草房。

村子里本来总共拥有 240 间房子，只剩下 80 间，而且大多数屋顶漏水，墙壁塌陷。在这些可怜的房子内部，一无所有，正如一个检查组所披露的：“大饥荒时期家家户户都破产度荒。轻的卖衣服、家具，重的把锅、碗、勺、盆，房屋木料都卖了。全村财产全部卖光或基本卖光的有 27 户。”例如杨吉茂 1960 年离开村子。他的妻子和孩子只能靠卖家里的东西活下来。他们没有床，没有锅，没有耕地的农具。全家人共用一方破毯子和一件破旧外套。还有人家境况更差。三十三岁的刘再林是少数几个留在韩庄的，不久就饿死了。他妻子悬梁自尽，留下两个孩子被村民收养。

被派到山东调查情况的工作组无法指责滥用职权的干部，他们跟甘肃或者广东的干部情况不同。但饥荒期间的政治任务很明确。大跃进开始后，村长换了十五次。谁也不能违抗上面压下来的苛刻的公粮指标，1959 年，村民每人只剩了二十五公斤粮食——这是他们全年的口粮。大量征召劳力修建灌溉工程，但毫无作用。1959-1960 年冬天韩庄四十六名最精壮的劳力被征调。他们连续工作四十昼夜，在国家命令下累得筋疲力尽。有人在寒冷中挖土时死掉了，还有人在回家的途中死在路旁。²⁴

整个山东有无数村庄都处于同样的恶劣境遇，经过四年的大规模迫害已经被拖垮。1959 年已经出现前期预兆。山东一名高级干部谭启龙，亲眼目睹济宁地区几个县里，树皮都被剥光了，孩子们被遗弃，农民死在路边，面颊因饥饿呈菜色。在巨野，人们吃枕头里的草；几千人饿死。谭启龙将这种情况报告给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他同时又做了件不寻常的事，将报告复印后递送毛泽东。²⁵几周之后，主席乘专列经过此地，舒同不得不悔恨认错，向主席解释“济宁事件”。²⁶

但舒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救灾。他承认，他讨厌坏消息，根本不愿谈到山东“一个指头”的缺点，威胁那些批评大跃进的人，扣上“右倾保守主义”的帽子。²⁷根据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们说，他的乌托邦空想害死了无数人的性命，一旦有人阻止，这个土皇帝就暴跳如雷。“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他将毛泽东的建议当成圣旨，抢在农民吃掉粮食之前，大量收缴公粮，以满足北京的要求。²⁸

甘肃、四川、贵州、山东——1960 年这些省里都有若干县死亡率超过 10%。但这些地方都没有安徽严重，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毛泽东最忠诚的追随者之一。安徽像其他省一样被划分为十几个地区。其中之一是阜阳。阜阳 1958 年有八百万人口。此后三年内死了二百四十多万。²⁹死亡率如此高，其中一个原因是土地条件本身。这里地势平坦，基本一片荒芜，无处藏身。许多逃荒的人沿河来到邻省河南的信阳地区，但那里的饥荒情况更严重。淮河流域本身成了死地。1957 年它成为一项庞大的水利工程的中心，动员了 80% 的劳力。每 15 亩地都要建管道，每 150 亩挖一条水渠，1500 亩修建一条大渠。田野要像镜子一样平滑，土壤要深耕，直到像面团一样软滑。阜阳被规定必须在一到两年之内达到这个目标。³⁰“雨天当晴天，黑夜当白天”，“日战太阳夜战星，白天比红旗，夜晚比红灯”。这些标语背后，是不断压迫最精壮的劳动者沿河工作。很多人累病，累垮，累死。³¹

为了阻止民工们春节回家，民兵查封了他们的家。为了绝对确保大坝、大堤和运河的顺利修建，所有障碍都要清除。树木、坟地、甚至大桥，都被推倒，农民不得不每天徒步好几公里去种地。³²领导一时心血来潮，整个村庄就得在一夜之间迁移：几百个村子从此在地图上消失。³³

播种和收割没有完，最好的劳动力就从地里被带走，去参加其他更宏伟的工程。粮食太丰富了——这是党的路线政策——谷物应该用来酿酒。毫县努力成为酿酒“千吨县，百吨社”，1959 年 1 月建了 3200 多个酒厂。投入使用的不到一半，多少吨粮食都被糟蹋了³⁴。

农业机械化是同样具有破坏性的尝试。大约一万台农用车被装上笨重的铁轮，重得牛都拉不动。³⁵更严重的是，未经改造的旧车不允许在路上使用，谁用了谁就被谴责为“右倾份子”。³⁶

粮食产量大幅下滑，但狂热的干部们上报的数字却是成倍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几近掠夺的征购；经常通过暴力，收走将近 90% 的粮食。³⁷为了弥补粮食缺口，干部们闯入百姓家里，抬走桌椅和床。农民们被迫要上缴一定数量的棉衣，每家必须上缴几公斤，完不成指标就不能进食堂。赵怀仁不得不把七十岁老母亲和孩子的棉衣都上缴了。在彻骨的寒冷中，他们只好将身子埋在干草里取暖。到 1960 年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上交了，有个公社没收来的最大财物是一百口棺材。³⁸

虐待变得猖獗。用铁丝穿过“坏份子”的耳朵，妇女被脱光衣服，绑着她们头发吊起来。用界首县一个干部的话说：“把她们的奶子拧出水来。”³⁹在临泉，有个当地的党干部这么总结当地使用暴力的情况：“从死人的惨状看，自杀吊死，扣饭饿死，有的活埋死，有的是严刑拷打死，刮耳朵，挖鼻子，撕破嘴等等残无人道的刑罚，害死了生命，检查起来，十分严重。”⁴⁰杀人很常见。临泉的一个小村叫大黄庄，十九个干部中有九个在饥荒期间至少杀死过一个村民。队长李凤英杀了五个人。⁴¹

有些地方村民是被故意陷害的。1959 年底，饥荒最困难的时候，在阜南县粮食局下属有个食品加工厂，院子里放着豆饼，大门敞开。当饥饿的村民想偷吃时，门突然在他们身后锁上了。“有的被装在麻袋里，封住口，用铁条抽打。血都印到麻袋外面来；有的先用刀子划破脸，然后将油漆涂在刀口里。”⁴²

灾民的救济物资被扣留。有个县，送去赈灾的 3 万斤粮食被没收，加速了几千人的死亡。⁴³当地领导故意向检查小组隐瞒饥荒真相，也造成百姓死亡。例如，让民兵封锁全村，那些有饥饿模样的人不能出现在街上。⁴⁴1960 年某公社为了应付内务部的检查，县里的领导匆忙围捕了三千多名患水肿的村民，把他们藏起来。这些村民被锁住，没有任何医疗条件，几百人在数天内死去。⁴⁵其中有个水肿病人秦宗怀，检查组快到时，当地干部匆匆看了他一眼，下令道：“他不能活了，快埋掉。”党支书刘道诚向地委后来汇报说：“他在埋时还在出气。”⁴⁶

湖南，1961 年 8 月 6 日，146-1-579,pp.5-6。 ↩
材料引自杨，《墓碑》，pp.901-3。 ↩
甘肃，1965 年 7 月 5 日，91-5-501,pp.4-5。 ↩
同上，p.24。 ↩
同上，pp.5-7。 ↩
同上，p.7。 ↩
甘肃，1961 年 1 月 12 日，1961,91-4-735,p.79。 ↩
甘肃，1960 年 2 月 10 日，91-4-648，所有文档；1960 年 3 月 24 日，91-4-647，所有文档。 ↩
甘肃，1960 年 4 月 21 日，91-18-164,pp. 153-60。 ↩
四川，1961，建川 1-2608,pp. 1-3 and 21-2;1961，建川 1-2605,pp. 147-55。 ↩
四川，1961，建川 1-2605,p.171。 ↩
四川，1961，建川 1-2606,pp.2-3。 ↩
杨万轩报告，四川，1961 年 1 月 22 及 27 日，建川 1-2606,pp.48-9 及 63-4；亦见 1961 年 1 月 25 及 27 日，建川 1-2608,pp.83-8 及 89-90。 ↩
四川，1958 年 12 月 8 日，建川 1-1804,pp. 35-7。 ↩
四川，1961 年 4 月 4 日，建川 12-1247,pp.7-14。 ↩
管理委员会报告，赤水，1961,2-A6-2,pp.25-6。 ↩
赤水，1958 年 9 月 30 日，1-A9-4,pp.30-1；1961 年 1 月 14 日，1-A12-1,pp.83-7；1960 年 12 月，pp.67-71；亦见 1960 年 4 月 25 日，1-A11-39,pp.11-15。 ↩
赤水，1960 年 5 月 9 日，1-A11-9,pp.5-9。 ↩
贵州，1960,90-1-2234, p.24。 ↩
贵州，，90-1-2708，列印页 1-6。 ↩
赤水，1960 年 5 月 9 日，1-A11-9,pp.5-9。 ↩
聂荣臻自成都写给毛泽东的信，甘肃，1960 年 3 月 16 日，91-9-134,p.2。 ↩
山东，1962, A1-2-1130, pp.39-44。 ↩
山东，1962,A1-2-1127,pp.7-11。 ↩
谭启龙向舒同和毛泽东的报告，山东，1959 年 4 月 11 日，A1-1-465, p.25。 ↩
舒同自述，山东，1960 年 12 月 10 日，A1-1-634,p.23。 ↩
同上，p.9。 ↩
杨宣武写给省委的关于舒同的信，山东，1961 年 4 月 9 日，A1-2-980, p. 15；亦见 1961,A1-2-1025, pp.9-10。 ↩
这是阜阳一组党内历史学家的估计：阜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征途——阜阳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汇编》，阜阳：安徽经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2007，p.155。 ↩
阜阳，1961 年 8 月 17 日，J3-2-280, p. 114。 ↩
阜阳，1961 年 3 月 12 日，J3-1-228,p.20；1961 年 8 月 18 日，J3-2-280,p.126。 ↩
阜阳，1961 年 1 月 10 日，J3-2-278,p.85。 ↩
同上，p.86。 ↩
阜阳，1961 年 8 月 12 日，J3-1-228, p.96b。 ↩
阜阳，1961 年 8 月 17 日，J3-2-280,p. 115。 ↩
阜阳，1961 年 1 月 10 日，J3-2-278,p.86。 ↩
阜阳，1961 年 1 月 30 日，J3-2-278,pp.2-9。 ↩
界首领导郝如意自述，阜阳，1961 年 1 月 10 日，J3-2-280,p.48。 ↩
同上。 ↩
临泉干部赵松自述，1961 年 2 月 15 日，阜阳，J3-2-280, p.91。 ↩
阜阳，1961 年 1 月 6 日，J3-1-227,pp.54-5。 ↩
阜阳，1961 年 6 月 12 日，J3-2-279,p.15。 ↩
阜阳，1961 年 3 月 20 日，J3-2-278,pp.67 及 69。 ↩
同上。 ↩
阜阳，1961 年 2 月 29 日，J3-2-278, p.64。 ↩
刘道诚书记给地委的报告，阜阳，1961 年 1 月 6 日，J3-1-227, pp.54-5。 ↩

第三十五章 恐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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