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冲昏头脑

毛泽东推动、哄骗和胁迫他的同事们上了大跃进的船，驱策国家横冲直撞，企图通过快捷而危险的工业化和公社化，赶上比较发达的国家。对经济发展步伐心存疑虑的领导人已被公开革职和羞辱，批评大跃进的人已被恐怖的漩涡冲走。随着大跃进像雪崩般地失控，恶果日益明显，险象环生，毛泽东就转过身来，把自己的账算到别人头上。他是一位经过几十年政治斗争磨练的具备自我保护本能的老练精明的政客，不仅把混乱的责任转嫁给地方干部乃至他的亲密战友，而且把自己打扮成关心臣民疾苦的仁慈的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从 1958 年 11 月持续至 1959 年 6 月，压力有所减弱，尽管只是短暂的喘息。

毛泽东手创的政治秩序必然导致信息扭曲。这位主席不糊涂，他太清楚了，一党制产生假报告和假成绩。一切共产主义政权都存在着缜密的监督机制，借以对付官僚衙门。对最高领导人来说，越是下级不愿上报的问题，他们就越有兴趣调查，不然的话，就有政变的危险。所以必须操控那些具有监督职能的机关，核查财务状况、任免事项、办事程序和工作报告。国家安全机构除了通常的预防犯罪、管理监狱和维护国家安全，还要调查民意，测量社会不满的程度。因此，公安部长对毛泽东是至关重要的。毫不奇怪，毛在 1959 年所以任命谢富治担任此职，因为谢是毛可以信赖的会告诉他真相的人。各级党的机关定期发送机密报告，涉及一系列专题，这些报告也可能有所偏颇，那也可以通过派遣受信任的官员去调查解决。毛泽东在 1958 年 10 月正是这么做的，他还亲自和省领导们下去直接解决人民公社的问题。随着有关统计浮夸的证据越来越多，他越来越担心。在武昌，他看到一个致命的报告，他的亲密战友王任重说，他的省份最多可以生产 220 亿斤的粮食，而不是预计的 600 亿斤，毛的信心受到严重打击，非常沮丧¹。

广东省省委书记赵紫阳送来了一条救生索。他在 1959 年 1 月向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报告中透露，许多公社存在着瞒产私分现象。有个县查出 7000 万斤粮食被隐瞒²。赵沿着这条线索，发起反瞒粮运动，发现了 20 亿斤多粮食³。陶铸赞扬了这份报告，把它送给毛⁴。接着，激进的曾希圣领导下的安徽省也传来消息：“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这份报告分析，生产队长们有四个担心：即公社不会让他们留足口粮；其他队可能瞒产少报、隐藏一部份收获；如果春天出现饥荒，那么多余的粮食可能被没收；如果他们如实上报粮食产量，配额会加重⁵。毛泽东立即批转这些报告，表示“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对春耕和 1959 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⁶

毛泽东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关心群众疾苦的仁慈的君主。共产风已在农村刮起来了，他说。由于过份热心的干部在公社化上走得太远，随意以人民公社的名义征用资产和劳动力，村民们已开始隐藏粮食。在 1959 年 3 月，毛泽东甚至对农民为了回避粮食采购而采取的策略表示钦佩，威胁说，如果党不改变做法，他就要和农民站在一起了⁷。“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我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坚持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⁸“右倾”这个词，只有毛泽东可以轻率地使用，对别人来说意味着政治死刑，他俨然是个敢于说真话的独行侠。至于被他指责的地方干部，百分之五应该被清除，“不一定每个人都枪毙。”⁹几个月后，毛泽东悄悄将名额增加到百分之十¹⁰。

毛泽东也没放过他的同事。似乎这位万岁爷是被亲密顾问们误导了：大丰收是有的，只是没有像运动初期声称的那样美妙罢了。毛泽东批评党内头头们，并以鄙夷的态度发表惊人之谈，要求对经济产量的预测缩减到更现实的水平。当谨慎的薄一波未能在 1959 年 3 月削减工业项目，毛泽东表示了蔑视：“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¹¹

他特别指责那些曾经如此忠实地执行他的意图的亲信。4 月间，在被召集在上海开会的领导人面前，毛泽东回忆道：“我们 8 月份在北戴河召开的一个小会上，没有人对我们为 1959 年设立的指标提出过不同意见。当时，我主要忙于炮击金门。人民公社不是我负责的，那是谭震林的事，他在负责——我只写了几行字。”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毛泽东说：“别人写的意见，不是我的意见。我看了这个东西，我不懂，只是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公社是好的。”是这份毛泽东看不懂的文件，应该对浮夸的数字负责任：“我们不应该把这些看不懂的文件拿出去。你们是大学生，教授，大知识分子，我只是一个小学生，所以你们应该用通俗的语言写。”为了防止任何人怀疑他的领导，他警告他的同事们：“有些同志仍然不承认我是领导者……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对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泽东发表了一通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每一个过去曾对他有过不同意见的领导人，都被点名，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林彪、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甚至包括已经去世的任弼时。每一位在座的领导者都被点名，除了邓小平¹²。这次突然发作的目的，是表明毛泽东一贯正确，而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全是错误的。站在历史的高度，毛泽东无需向任何人负责。

也没有人对他的路线在总体上的正确性及其成功的重要性有所怀疑。毛泽东从不错过歌颂大跃进的机会：“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归根到底，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¹³以一概全是错误的。要求这样一个大运动不出一点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怀疑大跃进是错误的，当观潮派指手画脚是错误的¹⁴。毛泽东不能动摇他的基本战略。

1959 年上半年，深耕密植继续加码，大办水利进展迅速，公社化运动一往直前。1930 年，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后进行短暂休整，发表过一篇《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允许农民离开集体农庄。毛不屑效法斯大林，他不允许农民离开人民公社。他只表示，基本核算单位应该放在大队，而不是公社。历史学家们把这一时间解释为“撤退”或“冷却”，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邓小平在 1959 年 2 月向第一线的助手们明确地说：“要热不要冷，要有与去年一样的干劲。”（伍晋南）¹⁵

为了保证养活城市居民，为了满足国外订货，恰恰在此期间，大幅提高了从农村征购粮食的指标。在一份只发给 3 月 25 日上海锦江饭店会议参加者的绝密会议纪要中，毛泽东下令征购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这个额度，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说：“粮食收购不超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完不成采购额度的地区应当被举报：“这是实事求是，不是什么狠。”国家已经大丰收，全国应该学河南，加强征购：“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毛泽东额外提供了 1.6 万辆货车为征粮服务。至于肉类，他表扬河北和山东三个月内不准农村吃肉的决定：“这是好事，为什么全国不能照办？”食油也必须最大限度地征购。一个同事建议，国家应保证供应每人每年 8 米布，毛听也不听，反诘道：“这是谁下的命令？”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毛还扭转了国内市场的优先权。出口高于内需，必须保证出口：“我们应该少吃。”“抓紧”和“抓狠”是战争时期解决实际问题的保障。“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¹⁶

毛的话就是法律。但他有些话比较费解，例如“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谭震林（在中央书记处中分工主管农业）在 1959 年 6 月的一次关于采购的电话会议上作了说明。他解释说，在农民开始吃新粮之前就必须把国家需要的粮食征购到手：速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国家和农民在争夺粮食。“但是‘先下手为强’这句话只能传达到县、区委书记，再往下，很容易引起误解。”¹⁷曾经向毛报告干部有浮夸风的王任重，有以下建议：“先礼后兵。经过教育，还是不服从国家统一计划和调配的，就要给以必要的处理，从警告，撤职，直到开除党籍。”¹⁸

饥荒的迹象在 1958 年已经出现。1959 年上半年饥饿变得很普遍，而村民们仍在被国家要求上交更多的粮食。即使是像谭震林这样的狂热者也估计，在一月份会有五百万人浮肿，七万人饿死。周恩来估计，会饿死十二万人。他们都远远低估了，但不准备做进一步的调查¹⁹。毛泽东也知道饥荒，他通过转发有关报告，加以淡化。他转发的报告说，严重地区的村民已经获得了足够的食物，在模范省河南，每人每天高达半公斤²⁰。地方干部被来自北京的相互矛盾的信号搞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如何应对。毛泽东在上海大发脾气，使高层的领导人们为之震惊：这是将要发生重大事情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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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乌托邦运动》，pp. 371-2；吴，《忆毛主席》，pp. 105-6。 ↩

2. 赵紫阳在雷南县的报告，开平，1959 年 1 月 27 日，3-A9-78，pp.17-20。 ↩

3. 内部参考，1959 年 2 月 5 日，pp.3-14。 ↩

4. 毛，《建国以来》，卷 8，pp.52-4。 ↩

5. 同上，pp.80-1。 ↩

6. 同上，pp.52-4。 ↩

7. 毛在郑州的讲话，1959 年 3 月 18 日，甘肃，91-18-494,pp. 19-20 及 22。 ↩

8. 毛 1959 年 3 月 5 日的讲话，摘自逄、金，《毛泽东传》，p.922。 ↩

9. 毛 1959 年 2 月 2 日的讲话，甘肃，91-18-494,pp.10-11。 ↩

10. 毛对王任重的指示，湖南，1959 年 4 月 13 日，141-1-1310,p.75。 ↩

11. 薄，《若干重大事件》，p.830。 ↩

12. 毛 1959 年 4 月 5 日清晨的十六条讲话，湖南，141-2-98, pp. 1-12；亦见林，《乌托邦运动》，pp.413-17。 ↩

13. 毛，《建国以来》，卷 8，p.33。 ↩

14. 毛的谈话纪要，甘肃，1959 年 3 月 18 日，91-18-494,p.19。 ↩

15. 引自广西地委书记伍晋南 1959 年 2 月 14 日讲话；见纪要，广西，X1-25-316, pp. 8-9。 ↩

16. 毛的谈话纪要，甘肃，1959 年 3 月 25 日，19-18-494,pp.44-8。 ↩

17. 电话会议，甘肃，1959 年 6 月 20 日，91-18-539, p.41。 ↩

18. 李，《大跃进》，卷 2，p.393。 ↩

19. 电话会议，1959 年 1 月 20 日，甘肃，91-18-513,p. 59。 ↩

20. 毛的电报，甘肃，1959 年 4 月 26 日，91-8-276,pp.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