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吹响号角

一条泥泞的河流，贯穿中国的心脏，从青海的荒山，流经 5500 公里，进入渤海——这里是北京附近的黄海的内海。河的上游是清澈的，经过一系列的悬崖和峡谷后，它蜿蜒地流过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原，接受了风暴沉积下来的粉质软泥沙。泥沙排入河流后，变成肮脏的赭石色。下游水速减缓，黄土沉淀，河床上升。它经过古城开封时，河床比周围的田地高了十米。每当河堤决口，平坦的华北平原很容易被淹没，是这条河的有记录可查的最危险的自然灾害之一。开封本身就多次被淹没、遗弃和重建。传统的防洪设施是开沟和设堤，但收效甚微，河流每年携带大约 16 亿吨泥沙而下。在中国话里，“黄河清”，是“猪能飞”的同义语。

另一种传统的说法预示着大救星的出现：“圣人出，黄河清。”毛主席能驯服这条象征着“中国的苦难”的河流吗？早年有一张宣传海报，毛坐在一块岩石上，俯瞰河流，若有所思，也许他真的在琢磨如何治河哩¹。就在拍摄这些照片的 1952 年，毛泽东视察了黄河，说了一句简单而深奥的话：“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²工程师们随后对计划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毛则超然观望，最后赞成建大坝的一派占了上风。迷恋大坝工程的苏联专家测量了下游，决定河南三门峡是一个合适的地点。1956 年 4 月推出了一个正常蓄水位为 360 米的设计，这意味着近一百万人将要搬迁，约 330 万亩的土地将被淹没。这个项目于 1957 年 4 月正式启动，尽管几位水利工程师持保留意见。访问过所有美国主要大坝、在美国学成的水文地质学家黄万里，认为试图清除河道泥沙会带来可怕的后果，用大坝阻挡污泥和黄土将使水库短命，并最终导致灾难。毛干预了。“这是为什么？”是发表在 1957 年 6 月《人民日报》上的怒不可遏的社论的标题，是毛为反右派斗争发起总攻的动员令。批判黄万里的文章列举了他一系列的罪名，其中有攻击毛主席、反对共产党，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和崇洋媚外等等³；而黄万里对三门峡大坝的不同意见则被置之不理。

1958 年年底，黄河截流了。这一规模巨大的工程，征调了数以万计的村民，搬运了约 6 万立方米的土石。一年后，大坝修好了。水是清的。最初的设计提供了几个出口和管道，使沉积物被引出大坝。但在匆匆忙忙按计划完工时，它们被钢筋混凝土挡住了。一年之内，沉积物开始缓慢上行，擡高了水位，使工业中心西安受到洪水的威胁。然后进行大规模重建，以清除沉积物，导致蓄水量下降。由于水位变低，花了巨大代价安装的十五万千瓦涡轮发电机根本用不上，必须转移到另一个地点。河水不再清澈。到 1961 年，黄河的泥沙量增加了一倍，这一点周恩来自己也承认。郑州以西的一段黄河含泥沙量高达 95%⁴。数年后，由于淤塞，只好禁止外国人访问大坝⁵。

“大跃进”这个词，首次出现在 1957 年底兴修水库的群众运动中。毛泽东决心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他发现，要加速工业化，关键在于用人力替代资本。群众是这个国家的真正财富，应当动员他们，在春耕前的冬闲季节改造农村。如果引水灌溉北方贫困乡村的干旱的表土，如果把南部亚热带的洪水控制在巨大的堤坝和水库中，粮食产量就会猛增。全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投入了水利工程。宣传说，如果大家努力，他们就能在几个月内实现他们的祖先用几千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在 1957 年 10 月，约有三千万人被征募。到了一月份，中国有六分之一的人在挖地。当年年底，超过五亿八千万立方米的岩石和土壤搬了家⁶。正在修建三门峡大坝的河南在此活动中堪为表率，因为本地头头吴芝圃无情地推动劳动力加入这一献礼运动。在河南和安徽接壤的地区，是雄心勃勃的“治淮”运动（此运动后来开展了数十年）的中心，在 1957 年至 1959 年之间建成了一百多个大坝和水库⁷。

在这个追求越大越好的国家里，到处出现了大型水利工程，尽管领导层把重中之重放在西北部。批评的声音寥寥可数。毛泽东不信任知识份子，1957 年夏季已经迫害了数十万在百花齐放中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的人。前面已经提到，从 1957 年末起，就通过反右运动，对党的各级领导班子进行整顿，此刻，谁要是反对大跃进，就更容易被清洗掉。

以甘肃省为例，高层领导人如孙殿才和梁大均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并在 1958 年 2 月被开除。对他们的指控之一是，他们对兴修水利运动的速度和规模表示怀疑：因为他们算过，每灌溉 75 万亩土地，就得付出 100 个村民的生命。他们的革职使得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有机会带头响应北京的号召。大约有 340 万农民，占甘肃劳力近百分之七十，被部署在水利工程上。许多村民建设了小型水坝和水库，但不足以满足领导。张仲良对未来有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其中之一是修筑一条大型水道，穿越雪山，跨过深谷，向该省的中部和西部地区供水，“引洮上山”，再流经 900 公里，从九甸峡至青羊⁸。在将干净的饮用水带到全省干旱的村庄后，甘肃省就会变成大公园，像北京的颐和园一样郁郁葱葱⁹。

工程在 1958 年 6 月开始，并吸引了国家领导人的支持。1958 年 9 月朱德元帅题词：“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¹⁰不过，这个项目一开始就受到诸多问题的困扰。频繁的山体滑坡造成土壤侵蚀，水库充满淤泥，河流变为泥沼¹¹。参加工程的村民，不得不在山上挖窑洞作为寒冬的住房，觅食草药以补充微薄的粮食¹²。到 1961 年夏天，工程停止，1962 年 3 月，工程被完全放弃。结果是，拥有灌溉面积：0 亩；国家付出资金：1.5 亿元；出工天数：60 万；人民所付成本：不可估量。在其高峰期，约 16 万人次被要求为工程工作，其中大部份是被调离农业的村民。至少有 2400 名死亡，有些出于事故，更多的人是为暴政所迫，夜以继日地从事奴隶劳动，以致活活累死¹³。就是因为干部疯狂地驱使村民劳动，位于工程心脏的通渭县，死亡率进入全国最高之列。慢性饥饿和普遍体罚，使得这个荒凉的山区变成恐怖的世界。

水利工程的进度以挖掘的土方进行衡量——这个魔术般的数字与工程的实际效用完全无关——然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评比，以决定一个省的政治地位。专为监督该运动而设立的水利办公室的副主任刘德润后来回顾说，“我们的日常工作，包括给各省打电话，查询他们正在建设的项目数量，参加的人数，搬运了多少土方。事后看来，我们收集的数据显然被夸大了，但当时没有精力去核实。”¹⁴

这场运动是北京定的调。在首都，毛泽东要求确保人人参与。由北京城往北大约 30 公里处，有一个宁静的山谷，人口稀少，群山挡住了北部吹来的风，这里有地下陵墓，埋葬着明代列祖列宗和他们的后妃。大象、骆驼、马、麒麟等神兽保卫着他们，神兽后面是人像塑成的出殡队伍。这些皇帝现在受到批判：他们为自己建造了华丽的宫殿，而他们的臣民则暴露在泥石流下。1958 年 1 月，解放军士兵开始在陵墓附近挖水库。通过拦河筑坝蓄水，以便定期向人们供水。军队派出了突击队。工程昼夜不停，人力由首都的工厂和机关提供，而报章和电台则持续不断地向公众进行报道。

十三陵水库是大跃进的旗帜，后来成为全国上下学习的一个榜样。不久，来自首都的数万“义务劳动者”加入了这一努力，包括学生、干部甚至外国外交官。工作在各种气候条件下持续进行，夜间也借着火把、灯笼和灯光进行。几乎没有使用任何机器：来参加劳动的人，领了镐头、铲子、箩筐和扁担，将瓦砾倒在铁路货车里，然后运到大坝，在那里磨成碎石。混凝土板用滑轮擡起来。1958 年 5 月 25 日，毛泽东出现在群众面前，他肩上横着扁担，挑着两个装满土的筐，摆开姿势，让摄影师拍照¹⁵。这些照片出现在所有报纸的头版，全国群情振奋。

来自波兰的年轻学生 Jan Rowinski 参加了这个水库的建设。他和其他志愿者一样，领到一根扁担和两个装满瓦砾的箩筐，沿着铁轨劳动，戴着防晒草帽。劳动者被编为十人一组，十夫长的上级是百夫长，百夫长又接受更高的上级指挥。大家都睡在由军队支起的帐篷或农民小屋里，上面挂着横幅：“三年苦战万年福”。Rowinski 很快就领悟了，那些欺压剥削百姓的帝王们，很可能就是使用了类似的策略——将成千上万仅有一根扁担的劳动者，融合成一支温顺而高效的工程队，才把长城、大运河和十三陵建成的¹⁶。

主动提供帮助的外国顾问 Mikhail Klochko 也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说，他铲的几锨土几乎没有宣传价值，不过提供了一个值得欢迎的机会，使数百名工人腾出几分钟时间休息，来围观外国人挖土。大部份工作是无组织的。本来，几百人用挖土机和货车，可以比成千上万徒手操作的工人做得更有成效。在工程期间，所有这些人都必须用车运来，还得解决他们的吃住问题¹⁷。

十三陵工程的匆忙上马造成了重大失误，1958 年 4 月，水库出现渗漏。一位波兰土壤固化专家被从格但斯克请来，冻结地面，以防漏水。拖了好久，大坝终于落成，在铜管乐队的伴奏下，嘉宾政要赞扬毛泽东，并向亿万劳动者致敬¹⁸。由于水库选址错误，几年以后，蓄水量大大降低。

对于某些外国学生而言，在十三陵劳动可能是个令人兴奋的事件，但大多数人害怕这种累活。毛泽东本人，在太阳下挖了半小时的土，就开始出汗，脸色通红。“稍微动一动，就出了这么多汗，”毛说，他就退到帐篷里休息去了¹⁹。他身边的人，包括秘书、保镖和私人医生，也被毛送到水库。“干吧，要是疲劳不堪，真的快要到呜呼哀哉了，就随时给我报个信。”这些人被称为“第一小组”，是有特权的阶层，睡在教室里的褥子上，别人都睡在室外的草席上。他们也幸免于初夏的酷暑，被总指挥分配在夜班工作。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是 38 岁的健康年轻人，但那样的挖土和擡土是他一生最辛苦的工作。两个星期后，他筋疲力尽，四肢酸痛，夜间冷得发抖，体内能量被耗尽了。第一小组没有人自愿继续干下去，即使是身强力壮的警卫员；但谁愿意因为要求退出而被称为落后份子呢？幸运的是，他们被命令回到中南海²⁰。

首都以外的地方，压力更大。农村居民是运动的首当其冲者：他们没有奢侈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像精英干部们那样，只干两个星期的活，就可以回家。他们集体行军，到远离家人的地方，连续几个月，全天筋疲力尽地劳动，有时夜以继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任由风吹雨打，经受严寒酷暑。

想知道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发生了什么，可以看看云南。这里地处亚热带，有些村庄在 1957-1958 年冬春就开始造水库，但当地党的领导仍不满意。1958 年 1 月上旬，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这个几个月后将向他的同事无情地开展反右斗争的人，抱怨农民太落后，没有抓住冬季农闲大干苦干。他要求每个成年人每天至少工作 8 小时，而这些水利工程劳动者的粮食消费量则应当压缩²¹。1 月 15 日，《人民日报》把云南列为兴修水利运动中表现最差的省份之一²²。谢决心迎头赶上，第二天就召开紧急会议。他下令，全省抽调一半劳力兴修水利，每天劳动十小时，如有需要，通宵达旦。怠工者必须受惩罚，要不惜一切代价达到指标。不称职的干部一律革职²³。这是在反右运动中下达的命令，那个运动已经批斗了数以千计的当地干部，所以并非虚声恫吓。果然见杆立影。1 月 19 日《人民日报》报导，云南（几天前刚受批评）现在已有 250 万人，即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在挖掘土方²⁴。受到鼓励的谢富治宣布，该省将在 3 年内全面解决灌溉问题²⁵。

代价很高。在楚雄，有一个像海一样大的高原湖，参加水利工程的农民经常被打骂。有些村民因偷了几颗蔬菜而被捆绑，有些人因干活不够卖力而被干部持刀刺伤。顽固份子被送进临时劳动营。高层领导人知道后，1958 年 4 月云南省委派出工作组到该县去调查。希望来了，有个勇敢的人试图请愿，抱怨食物不足和劳动时间过长。在送给谢富治的最终报告中，他被定性为“反动份子”和“破坏份子”²⁶。

省会昆明以东约 130 公里，在原始森林及沙石形成的崎岖山地之间，有个陆良县。1957 年，县委因屈服于农民对粮食的“右倾要求”而受到省委的批评。新的领导人县委第一书记陈盛年严格遵守党的路线，组织军人带着皮鞭在村里街上巡逻，确保村民即使生了病也必须下田劳动²⁷。1958 年 2 月开始饿死人。6 月，水肿病广泛出现，一千村民死于饥饿，其中大部份是建设西冲水库的劳动者。水肿病发生，是因为液体积聚在脚、脚踝、腿部或身体其他部位的皮下。在发达的国家，它可能是因为吃盐太多，或天热时站得太久。但在贫穷国家，它是由于缺乏蛋白质，被认为是营养不良的症状，有时也被称为饥馑性水肿。陆良县几次派出医疗队调查这些情况，但在反右运动中间，没有人敢确定水肿是由饥饿引起的——对这个具有悠久的饥荒记录的国家来说，这本来并不罕见。有些医生说，它可能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吧，开出的处方居然是抗生素，而不是休息和进食²⁸。开始时还能用棺材埋葬，过了几个月，尸体只用草席一裹，就被扔到工地附近的沟渠或池塘里去了²⁹。

云南并不特殊。全国上下，在害怕被打成右派的干部的驱使下，农民在大办水利的运动中被推到饥饿的边缘。毛自己也铲过半个小时的砂石，应该懂得大办水利的人力成本。1958 年 3 月，在听取江渭清关于江苏的水利工程的报告时，毛泽东沉思着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二百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渭清讲六亿方，可以一个人不死。”³⁰水利工程的群众运动继续了好几年，夺去了数以十万计的已因饥饿而虚弱的筋疲力尽的村民的生命。作为柬埔寨红色高棉令人毛骨耸然的前奏，甘肃清水的村民将这些工程称为“杀人的战场”³¹。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毛泽东的与天斗：革命中国的政治和环境》）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9. ↩
Shang Wei 讲述了这个情节，'A Lamentation for the Yellow River: The Three Gate Gorge Dam（Sanmenxia）'（《哀黄河：三门峡》），in Dai Qing（ed.）戴晴（编），The River Dragon has Come! The Three Gorges Dam and the Fate of China's Yangtze River and its People（《龙王来了！三峡大坝和中国长江及中国人民的命运》），Armonk, NY: M. E. Sharpe, 1998, pp. 143-59. ↩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毛泽东的与天斗》）pp. 53-4. ↩
周恩来讲话，1961 年 9 月 19 日，甘肃，91-18-561,p.31。 ↩
外交部，北京，1964 年 7 月 23 日，117-1170-5, pp. 45-7。 ↩
人民日报，1958 年 2 月 1 日，p. 11；'A Profile of Dams in China'（《中国大坝概述》）in Dai, The River Dragon has Come！（《龙王来了！》）p.22. ↩
Yi Si， 'The World's Most Catastrophic Dam Failures: The August 1975 Collapse of the Banqiao and Shimantan Dams'（《世界上最严重的垮坝灾难：1975 年 8 月板桥和石漫滩大坝坍塌》）in Dai, The River Dragon has Come！（《龙王来了！》）p.30. ↩
甘肃，1958 年 1 月 29 日，91-4-138, pp. 135-7。 ↩
甘肃，1958 年 10 月，1958,91-4-263, pp.29-30。 ↩
甘肃，1958 年 9 月 9 日，229-1-118。 ↩
甘肃，1959 年 4 月 26 日，91-4-348,pp.30-5。 ↩
“‘引洮上山’的回忆”，摘自邱石（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8，卷 3，p. 226。 ↩
甘肃，1962 年 4 月 18 日，91-4-1091,pp.1-8。 ↩
Shui， 'A Profile of Dams in China'（《中国大坝概述》）p.22. ↩
北京，1959，96-1-14,pp.38-44。 ↩
Jan Rowinski， 'China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Leninism'（《中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危机》）in Marie-Luise Näth（ed.），Communist China in Retrospect: East European Sinologists Remember the First Fifteen Years of the PRC（《回顾共产中国：东欧汉学家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十五年》）Frankfurt: P. Lang, 1995, pp.85-7. ↩
M. A. Klochko, Soviet Scientist in China（《中国的苏维埃科学家》London: Hollis & Carter, 1964, pp. 51-2. ↩
Rowinski， 'China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Leninism'（《中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危机》）pp. 85-7；Klochko, Soviet Scientist（《苏维埃科学家》）pp. 51-2. ↩
李志绥，（《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p. 247-8. ↩
同上，pp.249-51。 ↩
云南，1958 年 1 月 9 日，2-1-3227,p.5。 ↩
人民日报，1958 年 1 月 15 日，p.1。 ↩
云南，1958 年 10 月 5 日，2-1-3227, pp.109-23。 ↩
人民日报，1958 年 1 月 19 日，p.1。 ↩
人民日报，1958 年 2 月 18 日，p.2。 ↩
云南，1958 年 4 月 21 日，2-1-3260,p. 117. ↩
李，《大跃进》，卷 2，p.363。 ↩
云南，1958 年 6 月 23 日，2-1-3274,pp.37-9。 ↩
云南，1958 年 11 月 20 日，2-1-3078,pp. 116-23；1958 年 8 月 22 日，2-1-3078,pp.1-16。 ↩
江，《七十年征程》，p.421。 ↩
甘肃，1961 年 2 月 14 日，91-18-205,p.58。 ↩

第四章 吹响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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