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疾病

饥荒时期人们不都是饿死的。一些常见病——像腹泻、疟疾、发热、伤寒——首先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几乎无法弄清楚每种疾病在当时的中国肆虐程度如何，不仅因为国家太大，各地情况差异大，更因为许多档案不巧都被卫生部门掌握。当时上百万党员被清肃或者划为右派，在这样的恐惧下，疾病和死亡成了最忌讳的话题。作为权力核心的中南海也有人营养不良，李志绥告诉主席肝炎和水肿患者遍地都是，毛嗤之以鼻：“你们医生就喜欢夸大其词吓唬病人。你这是混淆视听。我不相信你。”¹

当然，大跃进期间，不断有共产党干部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写报告，就各种问题提出批评，但很难找到关于医疗条件的确切调查。卫生部门要么在公社化过程中被捣毁，要么疲于应对饥民，要么干脆倒闭了。即使在大城市，医院的资源都流失殆尽，到 1960 年时，医生护士自己都挣扎在生死线上。例如在南京，医护人员有三分之二都在生病。生病的原因是医院已经成为疾病和死亡的催化剂。一篇报告指出，食物上“经常”发现苍蝇和其他寄生虫，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因此患上腹泻。即使专为共产党高官服务的高级医院，暖气也坏了，工作人员的衣服又脏又旧，破烂不堪。工作服几乎不清洗²。有一篇报告称，因为物质匮乏，犯罪姑息，武汉人民医院的许多医生护士丧失了“责任感”。他们在药里掺水牟利，偷病人东西，殴打病人，男医生侵犯女患者。医院账目乱七八糟。³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没有医疗专家愿意花时间拿着手术刀和试管走到饥饿的农村，处理死者，防止瘟疫。在农村，大批人死去之后不做任何处理。到 1960-1961 年冬春终于意识到饥荒的严重性，在废弃的牛棚或者无人耕种的农田上建起急救中心，救助饥民。在四川荣县，送进来的病人就直接扔在地上，仅在身下薄薄铺一层干草。大冷天没有被子，臭气熏天。痛苦的哀号远远都能听见。一些人被丢在那里，几天没有水喝，更谈不上吃饭和吃药。在铜梁，活人和死人睡在一张床上；没人在乎⁴。灌县有时候是相反的情况：把活人和死人锁在一起，因为有关人员已经等不及了。机械工人严锡山患间歇性癫痫，被捆绑关在停尸房中，不给治疗。有些病人死后不及时通知家属，因而有六具尸体被老鼠咬掉了眼睛、鼻子。⁵

饥荒时期最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就是瘟疫发生率极低。发生过斑疹伤寒，也叫监狱伤寒、医院伤寒或者饥荒伤寒，但似乎没有死很多人。这种病通过虱子或跳蚤的粪便传播，在拥挤、不卫生的条件下出现，因此多发于饥荒、战争和寒冷天气，常见于农村逃荒者聚集的收容所，甚至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发生过⁶。有些国家，饥荒时有 10%-15% 的饥民会患上斑疹伤寒、伤寒症以及回归热，但在中国似乎不是这样。是不是大量使用杀虫剂灭四害起到效果？似乎不可能，因为在全国遭受自然灾害时，许多昆虫卷土重来。我们前面已经了解到，在本来就欠收的乡村，蝗虫铺天盖地，同时还有其他害虫。大跃进初期的灭四害运动，把传播跳蚤的老鼠列为首恶，但鼠类繁殖速度惊人，而且什么都吃。

一旦患上斑疹伤寒，立刻发高烧，到最后导致精神错乱。这种疾病没有广泛传播的更可信的原因是，瘟疫被迅速隔离了。这是一个死不承认饥荒，但一旦怀疑传染病即将爆发，就会不择手段的军事政府。1961 年夏在广东出现的霍乱，就是一个例子。起因是六月初，几个渔民吃了不干净的海鲜而患病。几周内，几千人被传染，不久一百多人致死。当地政府动用部队，在疫区筑了一条警戒线。尽管实施隔离，江门和中山还是被传染——阳江甚至发生了慌乱，但死亡总人数很低⁷。1960 年 3 月瘟疫曾经遍及全省的范围，但疫情似乎被控制住了。⁸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家指出，有几种传染病是随饥荒衍生的，但在档案上都没有记载。天花、痢疾和霍乱的发病率较高，但档案中没有资料显示瘟疫夺走上百万人生命。几十年之后，由地方党委出版的地方志中也很少提及瘟疫。相反，只要提到疾病，标准的说法毫无例外都是：“因营养不良患水肿病死亡的人数很高”。⁹

通过资料，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有两三种在历史上跟饥荒相关的瘟疫，当时没有袭击中国，中国是被各种疾病全面笼罩。疾病蔓延如此广、患病率增长如此快，一方面固然是饥饿导致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集体化的破坏性后果影响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拥挤的幼儿园、肮脏的食堂、危险的工厂，到设备不合格、人满为患、缺乏医护人员的医院。大人不得不将子女送到已经不胜重负的幼儿园，1958 年，在湖南有 7500 名儿童死于囊虫病，是前一年的两倍。1959 年小儿麻痺症患者，比 1958 年高十五倍。脑膜炎发病率高了一倍，也是因为寄宿幼儿园里可怕的条件造成的¹⁰。其他地方也有些零星资料证实了这个趋势。例如，1958-1959 年的冬春，南京出现上千例脑膜炎，140 人死亡¹¹。白喉发病率也迅速增加，1959 年致死的患者是前一年的七倍。¹²

肝炎患者迅速上升，但多见于条件较好的城市，而不是贫穷的农村。1961 年，湖北有五分之一的城市居民罹患此病。仅在武汉一地，90 万居民中大约有 27 万人检验呈阳性¹³。上海的感染率也很高，有些国营企业不得不要求专门医疗机构来处理。¹⁴

疟疾是地方病。1960 年夏，无锡地区有四分之一的村民感染¹⁵。血吸虫病也很流行，这是寄生虫侵入血液和肝脏引起的。在湖北很多县有几千病人，村民们光脚在灌水的稻田里干活或捕鱼时被血吸虫叮住。1961 年夏，在汉阳县，饥饿的工人下到城市周围的湖里割麦子。三千人感染了血吸虫病，十二人死亡¹⁶。钩虫病也很常见。寄生虫爬在病人身上大量吸血，甚至会导致贫血。但没有具体统计数字。不过问题十分严重，湖南卫生部门提出目标，要求在 1960 年治愈三百万感染者——范围仅仅是八个县。¹⁷

集体化生产在各地都导致疾病高发。我们已经了解 1958 年大炼钢铁过程中有不少人死于临时搭建的炼钢炉的酷热。接下来的几年中依然有人死于中暑。营养不良、疲惫不堪的工人，整日曝露在酷暑下。1959 年夏，仅两天中就发生了几十起中暑，其中几人毙命¹⁸。在湖北，农民被迫在烈日当头的正午耕作，连一顶草帽都没有。几千人中暑，大约三十人因此死亡。¹⁹

麻风病也增加了。该病是一种细菌引起的，会给皮肤、神经、四肢和视力留下永久的损害。由于缺乏照料、水质不洁、食物不足，麻风病广泛传播。不堪重负的医院拒收麻风病人。南京收治了大约 250 名病人，但因为人力有限，没有条件将他们同其他病人隔离²⁰。武汉已知的麻风病人超过两千人，但医院床位不足，他们只能在城市流浪，从垃圾里捡东西吃。农村的麻风病人更惨²¹。在广东七拱公社，一名十六岁男孩和一个成人患了麻风病，被赶到山上用子弹射中后脑杀死。²²

精神病也很普遍，虽然该病很难界定。无疑，国家对个人的不断掠夺，加上广泛弥漫的失落、痛苦和哀伤情绪，令饥饿的人们陷入疯狂。没有做过详细研究，但 1959 年，在广东化州一个公社就有五百多村民患精神疾病²³。有一个奇怪的例子是集体歇斯底里症，1960 年五月，在浙江瑞安县一所中学里，大约六百多名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无缘无故又哭又笑²⁴。四川报道同样的事件，几个县几百名村民突然发疯，胡言乱语，一阵阵大笑²⁵。有推测说全国精神病患者是千分之一，但化州的例子说明，面对公社化暴力和饥饿的恐惧（在下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自杀率很高，即是明显的例子）而崩溃的人远远多于此。所有的患者都没有得到关注，因为医疗部门宁可处理其他类型的病人。例如在武汉，已知大约两千病人无法接受专门治疗，因为整个城市只有三十张精神病人床位。²⁶

精神病人尽管遭受不平待遇，但有一个优势：他们就好像宫廷小丑一样，可以讲真话而不受惩罚。信阳地区有个幸存者回忆说，整个村子只有一个人李大军敢说大饥荒，他疯疯癫癫到处走，对每个人重复一句顺口溜：“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居然没有人去找他麻烦。²⁷

中国农村没有出现饥荒常见的传染病。反而是集体化导致一系列疾病高发，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饥饿的人们到处找东西，从而导致食物中毒。有的是因为营养太丰富了——爱尔兰在 1846-1848 年的土豆饥荒时期吃可食用海藻，1944-1945 年冬天荷兰大饥荒时吃郁金香的球茎——许多人因此患了消化性疾病。

人们还没有开始到处找树根和野菜吃之前，消化疾病已经出现了。主要是饮食严重失衡引起的。城市居民有时候会分配给过咸的泡菜、腌菜和豆瓣酱代替新鲜蔬菜。例如在南京，许多工人每天食用三十到五十克盐，几乎是建议食用量的十倍。他们把酱油加在热水里下饭。有一个人在不足一个月之内吃掉了五升酱油²⁸。但食用大量绿叶蔬菜而没有碳水化合物照样会致病。每当月末配给的谷物吃完后，饥饿的人们就吃新鲜蔬果充饥，造成亚硝酸盐中毒，皮肤有时候会呈紫色，还有人致死。1961 年在上海郊区，有几十例这样的死亡病例。²⁹

食品生产过程中恶劣的卫生条件造成腹泻，病弱的人因此丧命。集体化使得食品供应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混乱不堪，因为政府控制了生产、存储、加工、流通、供应等各个环节。食物不过是厂领导们传达、扭曲、造假的又一个产量数字而已，工人变得冷漠，不在乎，消极怠工。1959 年夏，食物中毒在武汉十分普遍，几天有好几百例。炎炎酷热是原因之一，但根据一份在六个食品生产厂所做的详细调查报告，普遍的不负责任才是罪魁祸首。苍蝇到处都是：有个好事的监察员数了数，每平方米有二十只昆虫。销往市场的罐子和桶上的盖子都破了，里面的食物中蠕动着虫子。有一家工厂生产的果酱和麦芽糖里发现了蛆虫。变质的鸡蛋拿去做蛋糕和糖果。许多工厂没有水，工人不洗手；有的在地上小便。食物一投放市场，立刻在湿热的天气里变质。³⁰

还有个问题是，许多配料不是来自近郊，而是长途跋涉，运输过来。例如，一批来自浙江的胡萝卜，在运往武汉的途中就腐烂了。处理食物的人力物力严重匮乏。从前挑着新鲜蔬果走街串巷的小贩，现在被编成为集体大军的一员。六分之一的蔬菜烂在街上，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竹篮分装。³¹

公社食堂的条件也好不到哪里。苍蝇在食物上爬，连最基本的餐具都没有。在某地三百名工人早餐，只能共用三十双筷子，用完就在盛满脏水的池里草草一涮了事。饭店工作人员也同样漫不经心。厨房里一片混乱，苍蝇比人多。打死的苍蝇直接落在食物里。有一家饭店，上菜时盖满泥垢。醋和酱油瓶子里都是虫子。³²

这些例子都是城市里的，比起农村的糟糕环境来说还是相对优越的。在农村，所有的食物都由公社食堂分配，一旦出现腹泻或食物中毒，整个村子都不能幸免。在四川金堂县，分给二百名农民的薄粥裹有几十条蛆。因为食堂取水的井紧挨着厕所，排水系统几乎没有分开，尤其暴雨之后就更糟。不愿吃粥的人就要连续三天饿肚子。少数人勉强吞进去之后肚子绞痛。几十人病倒，十人死去³³。在彭县一个食堂里，发现四个用来装粪尿的桶，里面的排泄物用来浇地了，洗食物和盘子的水是从门口的死水塘里舀的。四分之一的村民都生病。苍蝇肆虐³⁴。四川绵阳县孝德公社，“鸡屎遍地，人粪成堆，阴沟不通，臭气熏天”，当地人称之为“屎家巷”³⁵。食堂就算不缺食物，也缺煤缺水。成都本是长江几条支流汇集的地方，但有的厨师不得不走半里地去找水，给人吃的谷物有时是生的³⁶。自然，很多地方食堂干脆就停办了。既没食物，又没有煤，只好关门，村民们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填饱肚子。

我们在前一章了解到，集体化伴随着事故。人们吃的是肮脏的蔬菜、污染的食物，而一旦出现中毒事故，大家都不能幸免。1960 年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有大约 134 起致命中毒事故上报卫生部，而这只反映了事实的一小部份。食堂和谷仓就放着杀虫剂，盛饭的和装农药的勺子有时候没有分开。在河北保定县，一只沾了杀虫剂的滚筒被用来碾麦子，一百多名村民中毒。这批碾好的面粉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几天后被卖掉，又害得一百五十人病倒。在山西文水，一只装农药的罐子，不知怎的被放在一所幼儿园的厨房里，结果引起三十多个孩子剧烈腹痛。湖北某地，肥料饼被当成豆饼。一千人中毒，三十八人死亡。³⁷

食物吃光后，政府开始鼓励发明新的食品技术代替食物。大多是无害的。例如“双蒸法”，据称是“烹饪技术的伟大革命”，让厨师把大米蒸两遍，每次蒸就加水进去，让米粒膨大³⁸。有的替代食品不过是玉米穗、玉米杆、豆壳或者其他谷物。政府还向老百姓介绍其他代用食物。1950 年代初期，食品专家开创性发现一种小球藻，向全世界推广这种神奇藻类，其将太阳能转化成蛋白质的能力是其他植物的二十倍。但人们发现，这种号称能使百万人脱离饥饿的海藻汤，不仅难以生产，而且口感极差，于是狂热逐渐熄灭。在中国，大饥荒期间含水的黏土被推崇为同样神奇的食物。这种黏土可以在泥塘里找到并提炼出来，但更常见是在人的便池里，把绿苔刮去，洗净，和米饭一起蒸³⁹。其营养可能极低。1960 年代科学家发现，其中的营养成份被包裹在坚硬的细胞壁中，人体难以吸收。⁴⁰

囚犯成了实验用的小白鼠。喂他们吃令人作呕的绿藻，还喂他们吃锯末和木浆。包若望（Jean Pasqualini），写了一部关于中国劳教所的回忆录，他记得一条条棕色的东西被压成浆汁，混在面粉里。许多人出现便秘，病弱的囚犯因此丧命⁴¹。即使在城市，也有人因为吃了这种替代性食物而造成便秘或肛裂。北京亮马厂的工人不得不用手去抠大便。⁴²

村民们把树林洗劫一空，找野菜、莓子和坚果吃。他们像用梳子篦头发一样，在山里到处寻找可吃的树根和野菜。他们在绝望之下吃腐肉，吃垃圾，剥树皮，到最后吃泥巴来填肚子。即使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外国人也亲眼目睹人们用棍子击落榆树叶，装袋，，煮汤喝⁴³。严师傅是个瘦而结实的男人，常咧着嘴笑。四川资阳大跃进开始时他还是个十岁的孩子。他现在是厨师，对食物有着清晰的记忆。他记得苎麻叶子被剁碎摊成饼子，油菜秆炖成浓浓的粥，芥菜叶煮了吃。豌豆秸磨碎，筛过，做成小饼。香蕉秆剥皮生吃，就像甘蔗一样。萝卜腌了放起来，只有招待客人才吃。昆虫活着放进嘴里，但毛毛虫和癞蛤蟆要烤了之后吃。尽管全家想尽了办法，他的父亲和妹妹还是饿死了。⁴⁴

村民找来当食物的某些草、蘑菇和树根是有毒的。晚上出去挖野菜的都是孩子，人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吃的究竟是什么。有个幸存者朱二哥回忆说：“那时候，根本不是说出门找认识的野菜。只要是绿色的植物，我们什么都吃。我们不在乎，只要知道那东西没毒就行了。我们真的什么都吃。⁴⁵”但也常常出事。在河北，根据报道，每月因吃受污染食物、病死动物和有毒的植物根茎致死的人有上百个⁴⁶。比如木薯，它的块茎富含淀粉可以磨成木薯粉，是优质的碳水化合物来源，但叶子剧毒，不能生吃。在广西，一个月中有 174 人因为没有将其正确浸泡烹饪直接食用而死亡。在福建的几千起食物中毒事件中，也有一百六七十人因错误食用木薯导致精神麻痺⁴⁷。苍耳是一种多籽植物，同样也很危险。籽里有剧毒，无人看管的猪误服后会死亡。人吃后会恶心、呕吐，颈部肌肉扭曲，接着脉搏加快，呼吸困难，最终死亡。北京在十天内有一百六十人因服用苍耳籽死亡⁴⁸。

有时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些政治上被边缘化的人反而在生存战争中占了优势，因为早在大跃进之前的许多年，他们已经学会如何用各种办法寻找食物填饱肚子。湖北潜江的孟晓黎是“反动地主”的孩子，1949 年共产党执政后他和哥哥就被赶出祖屋，根本不给他们机会收拾财物。尽管当时他还是个孩子，人们还是撕破了他的外衣。他们和母亲一起在村子里流浪，全村人都歧视他们。后来在河边挖野菜吃。他们第一晚和村里的狗一起睡在干草上，后来才分给他们一间破泥瓦房。刚开始他们想讨饭，但没人敢给他们吃的。“我们想从湖里捞鱼，但没工具，捞不到很多。但我们挖莲藕，吃莲子，还是活了下来。几个月之后，我和哥哥就学会怎么从湖里捕鱼。虽然我们吃不到米，其实还是吃得很好的。”几年后整个村子遭遇饥荒，这一家人是唯一在灾难面前有准备的。⁴⁹

屋顶长的草茎秸秆也被吃了。11 岁的孤女赵晓白每天像大人一样工作养活妹妹，她记得有一天她实在太饿了，沿着梯子爬到屋顶。“我那时候很小。太饿了，就折了一根玉米秆（本来是用来遮盖屋顶的）嚼了嚼。真好吃！我就一根一根嚼起来。饿得太厉害连玉米秆都变得美味了。⁵⁰”皮革软化后也能吃。四川的朱二哥亲眼看着一半村民都被饿死。但他却活了下来，因为母亲是食堂里一个烧饭的。他解释说：“我们把人家坐的椅子上的皮泡在水里。浸透水之后把皮煮一煮，切成小块，就可以吃了。”⁵¹

饥饿的人们连病死的动物也吃。即便在北京郊区也是这样。在怀柔县，人们经常吃掉患了炭疽热的死羊⁵²。成都一家皮革厂，用扒了皮的动物，跟一家公社食堂换蔬菜，煮好的肉已经发臭，还带着成团的毛，吃完后几百人中毒。灌县一家屠宰厂，把病死的动物肉，悄悄卖给当地一家公社⁵³。咬人的老鼠现在反过来被人吃，有的是从阴沟里捞上来的死老鼠。⁵⁴

到实在没什么可吃的时候，人们开始吃一种叫做观音土的软泥。李井泉派出的一支工作组到四川渠县考察，组员们都惊呆了。那简直是人间地狱。不成人形的村民拥挤着，在深坑前排队。他们瘦得皮包骨头，在烈日下汗流浃背，等轮到他们，就爬进洞里，舀几捧白瓷色的泥巴。孩子们肋骨高高突起，因为疲累而昏倒，肮脏的身体就好像是泥巴雕出来的一样。衣衫褴褛的老太太烧纸符，双手合十鞠躬，嘴里喃喃念着什么。一万多人挖了 25 万吨土。仅在一个村子里，262 户人家中有 214 家人吃过泥巴，每人吃了几公斤。有的村民在挖坑时就直接把泥巴往嘴里填。但多数人会和谷皮、花和草籽混合起来揉成团，烤成泥饼吃，的确能充饥，虽然没有任何营养。这种土被吃进胃里之后，就好像水泥一样，把胃和肠道里的所有水份都吸干。因此无法排便。每个村子里都有人痛苦不堪地死去，肠子都被泥土塞住了⁵⁵。河南的何光华回忆说，“我们家附近的山上有一种石头也能吃，现在叫阳里石，就吃这种石头磨的面，把这种石头砸碎磨成面掺上野菜烙成馍吃，当时吃着也不觉得什么，还有点好吃，但吃后就解不出手（大便），憋的受不了，大人就给小孩从屁股里用树棍把屎往外出掏，后来吃的人多了就相互掏”⁵⁶。从四川、甘肃、安徽到河南，整个中国，被饥饿折磨的人们都吃过泥土。

真的有人饿死——这和其他地方的饥荒不同，历史上的饥荒主要是一般疾病致死的。用严格的医学术语解释，饿死是因为人体储存的蛋白质和脂肪完全消耗之后，造成肌肉无力，最终停止运转，连心脏也停止跳动。成人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可以存活数周，只要有水。身体储存的脂肪是能量的主要来源，首先被分解。肝部也能产生小部份热量，因为肝糖通常能在一天之内转化成能量。而一旦脂肪被完全消耗掉之后，肌肉和其他组织里的蛋白质被肝脏提取，转化成糖，优先供应大脑的需要。大脑会调动身体的各个器官，产生它赖以正常运转的葡萄糖。血压降低，意味着心脏负担加重。身体变得虚弱，并逐渐消瘦。一旦蛋白质被完全消耗，体液从血管和离散的组织中渗漏出来，积聚在体表下面和身体各空腔处，造成水肿。水肿首先出现在脸部、脚和腿，但同样也会积在胃部和胸腔。膝关节出现水肿的时候走路就会痛。摄入过多盐份或者用水泡饭，只会令肿胀恶化。饥饿的人有时候不会患水肿，反而会脱水，皮肤像羊皮纸一样，遍布皱纹、脱皮，有时候会长满棕色斑点。喉部肌肉弱化，喉咙干燥，嗓子变得沙哑，最后失声。面部下陷，颧骨高耸，突出的眼球呈现可怕的白色，眼光空洞，好像麻木一样。肋骨一根根突出。四肢细得像树枝。黑发失去光泽逐渐脱落。身体逐渐消瘦之后，血液量相对增加，造成心脏负担加重。最后器官严重受损直至衰竭。⁵⁷

饥饿是个被禁忌的话题，但档案中充斥着关于水肿病和饿死人的记录。研究英国文学的教授巫宁坤描述他遭遇饥饿的情况：“我严重水肿，是第一个倒下来的。我逐渐消瘦，脚踝肿胀，两腿没有力气，被迫下田劳动的时候总是摔倒。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因为也没有镜子，但看看四周形容枯槁的面孔，我知道自己也好不到哪去。⁵⁸”别的饥民不如他语言能力这么强。但这类症状到处都是。清远曾经是广东的粮仓，但在 1960 年，某公社有 40% 的村民患水肿⁵⁹。即便在城市也很普遍。我们已知北京有一半工人水肿。1960-1961 年上海高校学生也出现水肿⁶⁰。天津的最高学府南开大学，五分之一的学生有此症状⁶¹。水肿太普遍了，要是没有患病，反倒需要解释。坦率直言的胡开明 1959 年被任命为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他观察到 1960-1961 年冬天，饥民们会因低血糖而猝死，这些人并没有出现常见的水肿特征。⁶²

在大规模饥荒发生之前，为什么没有大量村民死于传染病？其中一个原因在上面已经提到，共产党对传染性疾病密切监控。然而，集体化造成组织结构一片混乱，农村的健康保健即便在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略具基本医疗设施而已，在饥荒时期早已土崩瓦解。因此，更有说服力的原因是，病菌通常袭击免疫力低下人群，但农村饿死人的速度，相对其他地方要快得多，病菌根本没有机会传播。仅有的食物都控制在公社食堂，如何分配掌握在当地干部手里。许多干部在高压下追求产量，用口粮做武器。我们在《暴力》一章可以看到，不干活就不给饭吃，实在干不动就被累垮。死亡于是接踵而至。

李志绥，（《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p. 339-40。 ↩
南京，1961 年 10 月 7-10 日，5065-3-467, pp. 33-7 及 58-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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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1961 年 1 月 18 日，建川 1-2418, p. 2；亦见：建川 1-2419, p.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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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1960，建川 1-2007, pp. 38-9。 ↩
关于所有县志的系统分析，参见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 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一个很好的例子见 p.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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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军访谈，出生于 1947 年，河南息县，2006 年 1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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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1959，建川 44-2786 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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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g Chang，张戎在 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英文版）一书里面做了很好的描述，Clearwater, FL: Touchstone, 2003, p. 232. ↩
Warren Belasco, 'Algae Burgers for a Hungry World? The Rise and Fall of Chlorella Cuisine'（《海藻汉堡拯救饥饿世界？藻类美食神话的破灭》）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38, no. 3 (July 1997), pp. 608-34. ↩
Jean Pasqualini, Prisoner of Mao（《毛泽东的囚徒》）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p. 216-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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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na Talás, 'China in the Early 1950s'（《1950 年代初期的中国》）in Näth, Communist China in Retrospect（《回顾共产中国》）pp. 58-9. ↩
严师傅访谈，出生于 1948 年，四川简阳，2007 年 4 月。 ↩
朱二哥访谈，出生于 1950 年，四川简阳，2007 年 4 月。 ↩
河北，1960 年 4 月 30 日及 8 月，855-18-777, pp. 167-8；855-18-778, pp. 124-5。 ↩
卫生部报告，湖北，1960 年 3 月及 12 月，SZ115-2-355, pp. 12-15。 ↩
北京，1961 年 4 月 14 日，2-13-135, pp. 5-6。 ↩
孟晓黎访谈，出生于 1943 年，湖北潜江县，2006 年 8 月。 ↩
赵晓白访谈，出生于 1948 年，河南鲁山县，2006 年 5 月及 12 月。 ↩
朱二哥访谈，出生于 1950 年，四川简阳，2007 年 4 月。 ↩
北京，1961 年 7 月 3 日，2-1-136, pp. 23-4。 ↩
四川，1960，建川 133-219, p. 154。 ↩
四川，1961 年 10 月，建川 1-2418, p. 168；1962，建川 44-1441, p. 27。 ↩
四川，1961 年 8 月 31 日，建川 1-2620, pp. 177-8。 ↩
何光华访谈，出生于 1940 年，河南平顶山，2006 年 10 月。 ↩
关于饥饿的分析和精辟阐述，见 Sharman Apt Russell, Hunger: An Unnatural History（《饥饿：一段反自然的历史》）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
Wu Ningkun and Li Yikai 巫宁坤，李怡楷，A Single Tear: A Family's Persecution, Love, and Endurance in Communist China（《一滴泪：共产中国里一个家庭的迫害、爱情和坚忍》）New York: Back Bay Books, 1994, p. 130. ↩
广东，1961 年 3 月 23 日，217-1-643, pp. 10-13。 ↩
上海，1961 年 1 月 -2 月，B242-1-1285, pp. 1-3 及 17-27。 ↩
河北，1961，878-1-7, pp. 12-14。 ↩
河北，1961 年 1 月 21 日，855-19-855, p. 103。 ↩

第三十二章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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