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事故

生产不安全是计划经济的通病，尽管有详尽的劳动立法和细密的操作规程，从提供保护性服装，到确定照明标准等等。工会、妇联、共青团、卫生部和劳动部等，都得派员定期到车间巡视安全生产状况和工人的生活条件。他们这么做是出自强大的政治压力，本来宁可对普遍的虐工现象不闻不问，但比较严重的事件会记录在案。然而，厂长和干部们狂热地追求产量的不断增长，即使有庞大的监管部门，即使有些干部个人对工人十分同情，也改变不了这个大趋势。

狂热份子和游手好闲者在整个运动中占了主流。党的积极份子急于求成，降低标准，无视安全，为了达到更高的产量定额，每一名工人，每一台机器，都在无休止地运转。普通的工人和农民试图抵抗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但冷漠和漏洞普遍存在，不仅上面放松了警惕，也让所有劳动者的安全意识普遍变得淡漠。只要不是和自己直接相关，就可以不负责任。随着集体化的进程，人们缺衣少食，没有燃料，但求自保，不管可能造成什么危险。有人在茅草棚里生炉子，有人偷走安全设备，因此造成更多事故。疲劳作业使情况更糟，工人们在炉旁或车床边上睡觉。

这种情况背后，潜藏着一个简单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比较：厂长如果完不成生产指标就会被撤职，但违反生产安全不过是被训斥一顿了事。生命不值钱，而安装安全设备或者执行劳动法，得花很多钱！说到底，为了更好的未来，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外交部长陈毅将大跃进比作一场战争，态度十分坚定，认为生产事故不能阻挡革命向前。他满不在乎地说：“算不了什么！”¹

以火灾为例。公安部估计，1958 年大跃进开始的那一年，共有大约七千场火灾，吞噬了一亿元财物。造成巨大损失的原因之一是缺少灭火设备。过去，大部份消防龙头、水泵、灭火器、洒水车等等是从国外进口的，但后来号召要自力更生，停止从国外采购。然而，到 1958 年底，生产此类设备的八十家国营工厂纷纷倒闭，只剩下七家。一些地方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只能空着手，眼睁睁看着火势蔓延，一筹莫展。²

随后几年的情况也没有改善。工人挤在泥瓦、竹子和干草搭建的小工棚里，围着临时支起的炉子，经常会发生意外。1959 年南京的火灾多达上百起³。有时候人们从公社食堂偷偷溜出去自己烧饭，也容易引发火灾。有个女孩子在干燥天气烧了一堆火，风带起火星，引着了她的草棚，顿时熊熊燃烧，吞噬了生命和财物⁴。在湖北荆门，有人在工程中踢到了煤油灯，夺去了六十人的生命⁵。应征修建灌溉工程的村民住在匆匆搭建的草房中，也经常发生火灾，有时是疲惫的工人撞倒油灯，有时是偷偷抽烟⁶。没有可信数据表明死亡人数有多少，但仅在江西，仅一个月之内发生的 24 起事故，就造成 139 人被烧死或窒息而死⁷。按照公安局的纪录，1959 年上半年湖南每月大约有 50 人丧生；平均每天十起火灾。⁸

生产事故有增无已，谁顾及安全谁就是“右倾保守主义”。贵州省委估计，1959 年初因事故丧生的人数是上年的 17 倍⁹。具体伤亡人数不清楚，调查者不愿提及死亡人数，为大跃进泼冷水。企业则照例隐瞒不报。毛泽东的秘书之一李锐曾在庐山会议上挨斗，他后来估计 1958 年间特大生产事故达到五万起¹⁰。根据劳动部的统计，1960 年 1 月到 8 月间，大约一万三千名工人丧生，也就是说每天五十多名。矿业和冶炼企业的事故更为严峻，统计数字只反映了极少一部份。在唐山钢铁厂，一平方公里的地方拥挤地矗立着四十多台大型炼钢炉，然而冷却池周围却没有任何防护篱。有工人滑倒，跌进沸腾的铁水里。全国的煤矿通风设施不完善，容易窒息，同时造成易燃气体积聚。有时候电气设备不完善，爆出火花，引起瓦斯爆炸，对整个矿井造成破坏。另一类矿井事故是透水。采矿场维护很差，坍塌下来，矿工则被活埋¹¹。1962 年三月，吉林通化八道江矿井发生爆炸，造成 77 人死亡。但最严重的事故发生在 1960 年 5 月 9 日的大同老白洞矿井，677 名矿工丧生。¹²

小矿井也经常发生爆炸，但劳动部对此类事故根本不统计。根据湖南一则报告所批评的，大跃进开始后，矿井事故每个季度都在增加。到 1959 年初，该省每天都有两名矿工在事故中丧生¹³。南京的官塘煤矿是大跃进期间开工的，两周内发生了三起严重爆炸，同时还有若干起“可以避免的”事故。例如油灯从井筒跌落，不系安全带，毫无经验的工人不经过正规培训就下井工作，有人甚至光着脚。若干年后，有人形容当时挖的矿井和巷道是“一塌糊涂”，完全不考虑当地的地质状况。¹⁴

矿井是工人死亡率最高的地方，然而其他地方死亡人数也在增加。车间内充满污垢和杂物，通道里拥塞着无人清扫的垃圾和废弃的零件，厂房里常年缺少照明、供暖和通风设备，工作环境相当危险。许多工人连制服都没有，更不用说劳保服装。为了追求高产，工人的安全被置之度外。从 1958 年开始，南京每个月都要发生一起重大生产事故¹⁵。许多工厂都是大跃进期间匆匆上马，质量很差：有几次是整个房顶坍塌下来，将工人掩埋。¹⁶

公共交通方面同样糟糕。司机没有经验，车船超载；谁要提出限载或限速，不是被人嘲笑，就是被斥责为右倾份子；卡车、火车和轮船维护不善，超龄使用，一旦出故障就用不合格的设备或者捡来的零件拼凑修理一下。问题有多严重，同样没有具体数字说明，但从湖南的一份总结报告中可看出大概。1958 年，在该省纵横交错的公路和河道上发生四千多起意外，572 人丧生。其中有一例事故中，轮渡的驾驶员是个瞎子，副驾是个跛子¹⁷。在邻省湖北，船只常常在黑暗中航行，因为灯和其他照明设备被丢了。1960 年八月，在武汉马仓湖，一艘没有配备任何安全设备的超载客船起火，二十名乘客溺水身亡。湖北其他地方也发生过同样事故¹⁸。1961-1962 年冬春，在甘肃天水发生的两起意外中，有一百多人丧生，大部份是学生，两起事故先后相隔不足一个月。渭河上的轮渡超载了三倍¹⁹。公交车也同样超载。广州的公交车上，乘客挤得“像猪一样”。出故障是家常便饭，成群的客人在车站外过夜，一等好几天。重大车祸也经常发生。²⁰

火车事故没有那么频繁，但随着饥荒的恶化，列车车厢也变成了危险的交通工具。1961 年 1 月，数九寒天，人们挤在车厢中被运往甘肃农村，出现引擎故障或燃料用尽，晚点达 30 小时。列车上不提供食物或水，车厢里到处都是粪尿，乘客一批批饿死。如果出现列车线路拥堵，乘客就被扔在车站无人理睬。在兰州，有一次因为严重晚点，近一万名乘客被安置在临时搭建的住宿点。车站挤满了上千名滞留旅客，没有足够的供给。每天都有人死去。²¹

每一次意外都会夺去若干人的性命。而在大饥荒期间，一处小小的伤口就足以带来厄运。工伤得不到赔偿，受伤的工人被治疗费压垮，或者被辞退。在农村，贪心的干部用食物当武器，旷工就克扣伙食，哪怕是去看病。伤口感染、营养不良、身体残疾，这三方面是互相影响的，病人因此在生存斗争中处在劣势，并且恶性循环，直至被拖垮。

湖南，1958 年 11 月 5 日，141-1-1051, p. 123。 ↩
湖南，1959 年 3 月 9 日，163-1-1046, p. 24。 ↩
南京，1959 年 4 月 16 日，4003-1-279, pp. 151-2。 ↩
南京，1959 年 10 月 31 日，5003-3-711, p. 33。 ↩
湖北，1960 年 1 月 5 日，SZ34-4-477, p. 34。 ↩
湖南，1960 年 1 月 16 日及 2 月 12 日，141-1-1655, pp. 54-5 及 66-7。 ↩
国务院报告，湖北，1960 年 3 月 3 日，SZ34-4-477, p. 29。 ↩
湖南，1959 年 7 月，141-1-1224, pp. 13-14。 ↩
赤水，1959 年 2 月 27 日，1-A10-25, p. 2。 ↩
李，《大跃进》，卷 2，p. 233。 ↩
毛启华给中央的报告，甘肃，1960 年 9 月 4 日，中发（60）825, 91-18-154, pp. 99-106；该报告估计，13,000 名遇难人员中，大约 5,000 名发生在采矿业。 ↩
四川，1962 年 6 月 15 日到 11 月 19 日，建川 1-3174, pp. 4-6。 ↩
湖南，1959 年 10 月 4 日，141-1-1258, pp. 12-13；1959 年 7 月，141-1-1224, pp. 13-14。 ↩
南京，1959 年 9 月 -10 月，5035-2-5, pp. 15-21；1961 年 8 月 3 日，9046-1-4, pp. 47-54。 ↩
南京，1959 年 1 月 12 日，5003-3-721, pp. 1-7。 ↩
南京，1959 年 1 月 9 日，4003-1-171, p. 17。 ↩
湖南，1959 年 5 月，141-1-1258, pp. 63-4。 ↩
湖北，1960 年 9 月 12 日，SZ34-4-477, pp. 70-81。 ↩
甘肃，1961 年 11 月 1 日，91-9-215, p. 72。 ↩
广东，1961 年 8 月 7 日，219-2-319, pp. 56-68。 ↩
甘肃，1961 年 1 月 12 日及 16 日，91-18-200, pp. 32 及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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