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警讯乍现

在公社化之前其实就有人饿死。早在 1958 年 3 月，在一个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上，就有代表对粮食短缺表示忧虑，当时农民们被调出农田，去兴修水利。有些地方，村民倾巢而出，沿路乞讨食物，这是饥荒的迹像。财政部长李先念对这些忧虑不屑一顾，只顾继续施加压力，提高征购粮食的指标¹。

到 4 月底，饥饿和粮食匮乏的现象已蔓延全国。在广西，六分之一的人没粮或没钱，已经有村民死于饥饿。在山东，大约 67 万人在挨饿，而在安徽，130 万人受难。湖南有一成农民，存粮不足一个月。即使在亚热带的广东省，也有近 100 万人挨饿，惠阳和湛江的情况尤其恶劣，饥饿的村民出卖自己的孩子。在河北省，粮食短缺使数以万计的农民纷纷到野外寻食，沧县、保定、邯郸都出现了卖儿鬻女的现象，有一万四千灾民到天津去乞讨，被当地安排在临时收容所。甘肃许多村民靠吃树皮维持生存，数百人死于饥饿²。

这种春荒，有可能是暂时现象，夏收以后可能缓解。但有些地方，到了夏天变得更糟了，如云南的陆良。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看到，早在 1958 年 2 月，在被迫参加兴修水利的劳工中就有饿死的。而且饥荒并不限于被征召参加修筑水坝和水库的村民。以茶花乡为例，1958 年 1 月至 8 月，六分之一的村民死亡，总计 1610 人。有些人被殴打致死，但大多数死于饥饿和疾病³。县领导陈盛年是 1957 年调来取代他的前任的，他的前任因为在征粮方面不够强硬而被撤换。陈鼓励用暴力强制完成征粮任务。茶花有三分之二的干部经常采取体罚手段，并且剥夺过于虚弱无法劳动的村民的口粮⁴。

这样的问题不单单发生在陆良县。云南整个曲靖地区，到处有人死于饥饿。在陆良，据报告约有 1.3 万人丧生，在路南、罗平、富源、师宗等县也有数千人饿死⁵。在芦溪县，县委早在 1957 年就开始虚报粮食产量，宣布每个农民一年有大约 300 公斤粮食，实际上只有一半。1958 年 5 月后，饥饿夺去 1.2 万条生命，相当于每 14 人中有一人死亡。某些村庄有五分之一的村民死亡⁶。

这个曲靖地区到底死了多少人，难以评估。但档案中的人口统计数字可以说明一点情况。它表明，1958 年 8.2 万人死亡，占人口的 3.1%。出生人数急剧下降，从 1957 年的 10.6 万下降到 1958 年的 5.9 万。1957 年全省死亡率为 2.2%，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两倍以上⁷。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对陆良问题考虑良久，到 1958 年 11 月，决定将损失向毛泽东汇报。毛主席赞赏这份报告。似乎他认为，谢对他说了真话。一年后，谢被晋升为中央公安部部长。至于死亡人数，毛泽东认为是“一个教训”⁸。

另一个“教训”来自大跃进的圣地徐水县，毛泽东曾在那里叫农民每日吃五餐以解决余粮问题。在徐水县华丽的外观背后，张国忠经营着一个劳动营，里面关押着当地人口的 1.5%，从不听话的顽固农民到下级党委书记。劳动营的惩罚是残酷的，从鞭打，到冬天在室外剥光衣服，结果有 124 人死亡，其他一些人则被打伤或终生残废。在劳动营之外，大约有七千人遭捆绑、殴打、吐口水、游街、被迫下跪、或剥夺食物，导致另外 212 名死亡⁹。大寺各庄大队的头头李江生，表面上和蔼可亲，曾经欢迎过毛泽东和许多其他参观者，他就经常殴打农民，有些人在冬天被吊起来冻死¹⁰。尽管使用了种种暴力，作物产量仍远远达不到张国忠向毛泽东吹牛的指标。周恩来 1958 年 12 月经过河北时，张找到他，谦虚地承认徐水县的产量每亩仅 500 斤，跟他夏天所吹嘘的 3 万斤相差很大，徐水人民实际上在挨饿。周答应提供帮助¹¹。

很多这类情况记录在机要室 1958 年 10 月奉毛的命令而写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毛将此件分发给中央其他成员，并加批语，“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¹²但在张国忠失宠后，毛主席拥抱了徐水县以南 80 公里处的安国县作为新的典范。在听取有关农民每人每年生产粮食 2300 公斤的报告后，他设想河北全省的粮食产量将从 1957 年的 200 亿斤飙升至 1959 年的 1000 亿斤¹³。当河北省委第二书记刘子厚告诉毛这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大时，主席叫他不要担心，轻松地说，错误总是难免的嘛¹⁴。

毛泽东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关于饥饿、疾病和虐待村民的报告，其中有勇敢者寄来的信，有地方干部不请自来的投诉，有警卫或秘书代毛进行的调查。徐水和陆良是两个例子，其他的将在本书其他地方提到，更多的资料藏在北京的中央档案馆，只有党钦点的少数研究人员才能看到。

到 1958 年年底，毛也摆出一些姿态，来安抚人们对已经露头的广泛的胡作非为现象的忧虑。他在对陆良报告的批示中，承认了只注意追求增加产量，对群众生活不够关心。但他认为有了陆良的“教训”，全国其他地方就可以奇迹般地增强“免疫力”。在徐水这个案子中，毛只是将他的支持从一个浮夸县转移到另一个浮夸县。正如我们将在第 11 章看到的，在 1958 年 11 月至 1959 年 6 月期间，毛没有放慢大跃进的步伐，而是坚定他继续追求乌托邦。大跃进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天堂而部署的军事行动，今天少数人的牺牲可以换来明天全体人民的好日子。每场战争都有伤亡，有些时候不可避免会打败仗，猛烈的冲锋可能出现一些悲剧，但运动一定要进行下去。正如外交部长陈毅在 1958 年 11 月针对其中一些人间悲剧指出的，“劳动中即使有些伤亡事故，也不足以阻止我们前进。这一点代价应该付出，不值得大惊小怪。在战场上班房里不知牺牲了多少人，现在有点疾病，伤亡算不了什么！”¹⁵其他领导人则对饥荒完全不加理会。在四川，在 1958-1959 年冬春可怕的饥荒中，激进的领导人李井泉热情鼓吹人民公社，说四川的村民吃的肉比毛泽东还多，体重增加了几公斤：“你说公社化好不好呀？吃的胖胖的还不好呀？”¹⁶

这个党打了几十年游击，遭遇过国民党五次毁灭性的围剿，经过了 1935 年的长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日军的骚扰，在险恶的内战中遭受大量伤亡，但都幸存下来了，目前的损失不值得大惊小怪。共产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1958 年是一场奇袭，几条战线同时出击。指挥官们承认，士兵们需要休息一下，1959 年要进行更加常规的游击战。总而言之，这意味着，大跃进的关键决策决不改变。

经济学决定，在 1959 年的最初几个月应继续保持压力。虽然毛泽东考虑过压缩公社化狂热的空气，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在农业生产上出现了高潮。在一份送给他的联合报告中，最高经济计划人员李先念、李富春和薄一波确认，“在粮食、棉花和油脂方面，由于去年农业生产的跃进，产量比过去大为增加，只要把工作做好，只要认真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日子是完全可以过得去的。”¹⁷如此而已。

在这些计划工作者看来，最大的问题是农村没有给城市输送足够的食物。供应城市人口（已膨胀到 1.1 亿人）的粮食数量，在 1958 年下半年增加了四分之一，达到 300 亿斤¹⁸。但这还不够。12 月份，谢顶而精力充沛的北京市长彭真敲响警钟，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立即附和。他指出，南宁和武汉的粮食储备只能维持几个星期，而北京、上海、天津和辽宁省采购的粮食仅够持续两个月。年底以前，至少应该存粮 14.5 亿斤，但只有四分之一的数量已经到位，湖北和山西等省已出现大量短缺。首先必须重点保证三个直辖市和辽宁省的需要，因此宣布粮食有余的省份——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甘肃——被要求额外上交粮食 8.3 亿斤。粮食短缺不是唯一的问题，许多城市的肉只够吃一两天，甘肃和湖南等省只交了预定配额的一小部份。蔬菜、鱼类和糖也吃紧¹⁹。

不仅城市有特权地位，出口也必须优先。我们将看到，中国 1958 年花了大量资金购买外国的设备。在欢乐的秋收中，给 1959 年下了更多的订单。当账单来了之后，中国的声誉受到能否满足对外承诺的考验。从 1958 年底起，周恩来在他的同事和主席的支持下，无情地向农村施加压力，要求满足前所未有的出口市场的采购。为了确保城市有饭吃，为了确保对外合同能兑现，已经没有退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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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南，1958 年 4 月 12 日，中发（58）295,120-1-75, pp.2-4。 ↩

2. 湖南，1958 年 4 月 25 日，141-1-1055, pp.66-7。 ↩

3. 云南，1958 年 11 月 20 日，2-1-3078,pp. 116-23；1958 年 8 月 22 日，2-1-3078, pp. 1-16。 ↩

4. 云南，1958 年 11 月 20 日，2-1-3078,pp. 116-23。 ↩

5. 云南，1958 年 9 月 12 日，2-1-3077,pp. 55-77；1958 年 9 月 12 日，2-1-3076, pp. 97-105；1958 年 9 月，2-1-3075,pp. 104-22。 ↩

6. 云南，1959 年 2 月 28 日，2-1-3700,pp.93-8。 ↩

7. 云南，1959 年 5 月 16 日，81-4-25,p.17；关于 1957 年平均死亡率，见《中国统计年鉴，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p.83。 ↩

8. 毛，《建国以来》，卷 7，pp. 584-5；原出处见云南，1958 年 11 月 25 日，120-1-84, p. 68；亦见郑州会议文件，1958 年 11 月 25 日，湖南，141-2-76,pp. 99-103。 ↩

9. 河北，1961 年 4 月 16 日，884-1-202,pp.35-47。 ↩

10. 河北，1961 年 2 月 19 日，856-1-227, p.3。 ↩

11. 河北，1958 年 12 月 25 日，855-4-1271,pp. 58-65。 ↩

12. 河北，1958 年 10 月 18 日，855-4-1270,pp.1-7。 ↩

13. 河北，1958 年 10 月 23 日，855-4-1271,pp.25-6。 ↩

14. 河北，1958 年 10 月 24 日，855-4-1271,pp.42-3。 ↩

15. 湖南，1958 年 11 月 5 日，141-1-1051,p.123。 ↩

16. 李井泉在省委会议的讲话，四川，1059 年 3 月 17 日，建川 1-1533,pp.154-5。 ↩

17. 甘肃，1959 年 1 月 25 日，91-18-114,p.113。 ↩

18. 例如，额外多运了 600,000 公吨到北京，800,000 公吨到上海；见上海，1959 年 3 月 12 日，B98-1-439,pp.9-13。 ↩

19. 云南，1958 年 12 月 18 日，2-1-3101, pp. 301, 3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