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上欺下骗

几乎每一个人，无论他的社会地位如何，从上到下，都在颠覆现行的分配制度，变相地发挥着共产党所力图消灭的物质利益的作用。在饥荒发展的过程中，一般人的生存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欺骗，诱惑，藏匿，行诈，偷窃，掠夺，走私，怠工，作假，以及其他糊弄国家的方式。

但是没有人能以一己之力玩得转这个经济制度。在一个门槛林立，处处设防的国家，从脾气古怪的传达员，到脸色阴沉的火车站售票员，人人都可以给别人制造麻烦。社会系统中的清规戒律如此繁琐复杂，以至最低级的工作人员也有自作主张独断专行的权力。鸡毛蒜皮的小事——诸如买票，换证，进门等等——只要碰上个死板拘泥的人，就足以使你叫苦不迭。小权力腐蚀小人物，小人物遍布于计划经济的底层，有权对他们碰巧有权管辖的短缺商品做出任性的决定。至于在计划经济系统内等级越高的人，权力越大，滥用权力的危险也就越大。

即使办最简单的小事，也离不开个人的或社会的关系网。找有权有势的朋友帮个忙，总比和素不相识，照章办事，不想施恩于陌生人的干部更容易打交道。任何关系都聊胜于无，一位过去的邻居，昔日的同事，校友，甚至朋友的朋友，都更容易答应你的要求，或对某些事情视而不见，法外开恩。在权力的上层，有实力的同事可以帮助你赢得国家投资，逃避税款，或者染指稀缺资源。各色人等都通过交换利益、馈赠和贿赂，来扩大他们的关系网。人人为自己。穆兴武，上海一个仓库主任，聘了十九个亲戚在他手下工作，相当于员工总数的一半：有了这样坚实的基础，他就可以对他监守的商品为所欲为¹。所有的人都对下级施压，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于是，本应为大众谋福利的计划经济，孕育出了一种为个人及其关系户大行其道的制度。

体制内比体制外更容易利用制度谋取私利。在想方设法蒙骗国家这方面，他们真说得上诡计多端。企业间的通常做法是绕过计划，直接交换。武汉省公路运输局同意为江汉区第二商业局提供运输，以换取运输局想要的商品。1960 年 1 月，这两个单位间的一次交易，就涉及了成吨的糖，酒，和上千箱的香烟，以及 350 公斤肉罐头。武汉石油采购站慷慨地用成百吨的石油，天然气和煤，为自己的干部换取副食品²。在北方，清河林业局用几百立方米的木材，与佳木斯一家工厂以货易货，换来了饼干和柠檬汁。还有人用猪肉换水泥，或是用钢材换木材。³

这些做法渗透到整个国家，企业的代表在不断旅行中建立了一个能绕过僵化的供应体系的平行经济。采购员通过和地方官员喝酒吃饭，建立了关系网，进而完成企业交给的采购任务。贿赂是普遍现象。上海物资局的领导人定期收到五花八门的礼物，从鹿茸到白砂糖，从饼干到羊肉。在他管理下，一年内被破坏和损失的货物超过六百万元人民币。⁴在三年大跃进之后广州运输局被指控浪费的资源了超过五百亿人民币⁵。一项调查估计，仅黑龙江一省，1960 年年底就有二千名干部为他们的本单位购买木材，并以手表，香烟，肥皂或罐头食品作为回报。⁶广东省十多个厂，绕过省里的机构，派出采购员直接去上海办货。⁷人民公社也不例外：在广东海鸥农场出售 27 吨香茅油到上海香料厂，而不是上交给省里。⁸谁也不知道有多少贸易发生在这种影子经济里，但有个调查小组估计，1959 年 4 月未经官方批准的从南京运到其他单位的商品数量为 850 吨，涉及数百个单位，它们伪造航运许可证，使用假姓名，印制假证件，甚至以军队的名义运输，以赚取利润。⁹

以物易物，这种原始的贸易形式，成为当时分配商品的最有效途径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且在全国范围内畅行，损害着国家结构，蚕食了计划经济，但仍然在特别记账法的掩盖之下不致被人察觉。商品变成了货币。对沈阳一个著名的饺子店的详细调查表明，食品被用来从三十几个城建单位换取铁管，水泥和砖块。用饺子和国家的供应商直接交换，保证了稳定和廉价的原料供应。市水产公司，像其他任何分销商一样，苦于饥荒中的严重短缺，把本应提供给郊区消费者的虾，都给了饺子店以换取饺子。饺子店的领导在沈阳最好的百货公司用饺子券购物。饺子店的员工也可以享受自己的产品。饺子被用来买通交通警和消防大队，也被用来支付诸如供煤供水供，厕所清洁和卫生检查等服务。¹⁰

会计可以创造性地掩盖挪用资金。他可以假造出从未有过的支出，其中有的花费可达上百万元。另一个手段是国有单位挪用国家的工业投资进行基本建设，为自己兴建办公楼，歌舞厅，私人洗手间和电梯。在遵义地区的一次突击搜查，发现了大跃进以来被挪用的 500 万元人民币。¹¹黑龙江的一个采石场把办公室，小卖部，甚至幼儿园的固定支出，都摊入了由国家付账的生产成本。许多企业把管理和经营费用计入生产成本。在北京，这样的行政单位就有七百家之多，其所有的工资和费用都被掩盖在生产成本之下。¹²其他费用也可以变相转嫁给国家。例如河南洛阳一家轴承厂，以降温装置为名，建了一个 1250 立方米的游泳池。¹³

向国有银行借款也是常用的手法。李富春指出，1961 年夏天，银行有 30 亿元人民币赤字，许多单位向银行借钱，用以大吃大喝。¹⁴当某市或某县有赤字时，它就停止上缴利税。从 1960 年起，一些省份决定，截留所有利润。辽宁省的财政局和商业局，因而决定了下属企业的利润不再纳入预算，也就是是就地分掉。山东高唐县单方面决定：利润属于预算外，应该留给地方；而亏损则列入预算内，由国家承担。不仅集体企业和城镇社区经常不赋税，有时整个城市都决定不征税。¹⁵

此外，还有些单位明目张胆偷窃国家财产，再通过狡猾的会计手法分到下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沿沪宁铁路的地方工厂，偷窃、挪用和走私了三百多吨的钢铁，六百多吨水泥和二百多立方米木材。徐州新华锁厂专门雇了一辆卡车，有计划地从铁路仓库窃取所需的原材料。这些活动大多是由领导干部授意的。在车站经理杜成亮指使下，完全用被盗的物资兴建的南京东站大礼堂，就是一座有组织盗窃的丰碑。¹⁶

另一种欺骗国家的方法是虚报配给名册。令人毛骨悚然的“死魂灵”贸易遍布农村。家庭试图隐瞒死亡，以获得额外的食物配给；干部经常虚报农民的数量，以得到更多的余粮。这也是城市的常见现象，因为在城市里，国家必须保证城市居民的口粮。当调查组审核河北某县的细账时，他们发现国家每月给 2.6 万名职工每人多发了九公斤口粮。每个人都可能在数字上弄虚作假，一个砖厂可以声称拥有六百多名工人，而实际上只有 306 个工人。有些工厂将所有的工人划为重体力劳动者，因为这使他们能分到更多的口粮，其实大多数员工从事的是轻体力劳动。¹⁷在北京，有五千名已死亡或已返村的工人还在建筑行业的花名册上。即使在中国科学院，459 名在地球物理研究所领津贴的员工中，也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无权领口粮的临时雇员。¹⁸

上述做法的正面作用是可以雇用计划外人员。劳工黑市的供求决定工人的工资。热门工人和有希望的学徒会被人用福利或金钱挖走。根据 1960 年夏天的报告，当年的前六个月，南京因此流失了数千名工人。¹⁹竞争相当激烈，当工厂不让出色的工人到其他地方追求更好的机会时，他们会抱怨缺乏就业的自由，并想办法让老板解雇他们。在一些情况下会发生暴力，工人会把怒火发向阻挠他们的干部。在白下区商业部门的 500 名学徒，有 180 人失踪。劳工黑市的组成部份是地下工厂，它出现在每个城市，包括南京。有些人正常工作后再顶夜班，有的人作两份工作以补贴家用。在中原一个建筑单位中，三分之二的工人都是这样。学生，医生，甚至干部都可能牺牲本职单位的利益到劳工黑市上赚钱，在码头上做搬运工，或用平板三轮车运货。²⁰

计划经济中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是，实际上无数人都在做买卖。他们预期商品价格将因短缺或通胀的原因上涨，而囤积居奇。湖北大学有一个项目，是按照黑市需要的变动，用电报指示代理商买进或卖出特定的商品。一个在上海的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中心，雇用了华东师范大学二十名学生，购买可以和其他单位交换的紧俏商品。²¹

党员的身份很适合进行投机活动，其中一些人几乎是全职的。李柯，北京东部建国门公社的一个干部，给自己开了九个月的病假，然后倒卖缝纫机，自行车和收音机，再把利润用来买电灯泡和电缆，转手到天津卖掉后，用得到的钱购买家具，再到郊区卖掉。他一边展示生意上的精明，一边享受着国家的工资和福利。像李柯这样做的人不是个别的。²²

大多数干部有更大的油水可捞，所以把小打小闹的买卖留给了老百姓。上海是个曾经可以自由贸易的通商口岸，好多人没有忘掉作买卖的传统。赵建国，一个没多少钱的女老板，主要经营灯泡之类的小商品，但她在倒卖有名的凤凰牌自行车中赚了不少钱。另一个小商人李传英，在上海办货，拿到安徽去卖。胡玉美在浙江黄岩买卖草帽，草席，鱼干，和虾，往往有翻倍的利润。马贵友收购富裕家庭的珠宝和手表，外加买卖农村票证，每月能挣一百元人民币：“我不是反革命，一不偷，二不抢，没有工作，做点生意有啥关系？”1961 年 8 月在居委会的帮助下编制报告的官员们，被倒买倒卖的商品范围之广和市场信息的质量之高吓了一跳。尽管中央计划经济有收集所有信息的机制，小商贩比党更了解市场的需求。这种现象十分普遍，从倒卖农村水果补贴家用的老车伕陈长伍，到以公务旅行为名去内蒙古和东北进行私人交易的有权有势的经理，全社会的人都参与其中。²³

工厂里的工人也进行商品交易。使工会感到震惊的是工人热衷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不顾计划经济的原则，投机紧俏商品。工人会仔细比较不同的商店的价格，然后从中套利。无论商店出售什么，有些人一见排队就会加入。还有人把家里人也带来轮流排队。女工李兰英花了五元钱买胡萝卜酱，希望能在日后转售。一位同事存了一袋柿子。这些不是例外，而是生活的常态，正如报告所说的那样，因为工人普遍认为存钱不如囤货。存钱一个月，就可能损失几个百分点²⁴。上海人因为怕短缺，常常愿意排队抢购购买任何物品。²⁵

当工人没有倒买倒卖的本钱时，他们就用 1949 年以前的老办法——标会。在值得信赖的若干朋友圈里，每个人每月出五到十元借给别人，每人一年有一次使用全部款项的机会。在北京东城区一些工厂的工人里，就有七十多个这样的“会”。有的人会买奢侈品摆阔。赵文华，一个邮政工人，为自己买了手表，自行车，毛皮大衣和结婚礼物，都是可以保值的耐用消费品。当时流行的看法是，商品短缺时，实物比金钱更安全。²⁶即使儿童也会做买卖。在吉林省十个小学生中就有一个倒卖糕点，肉类，鸡蛋，蔬菜或是肥皂。²⁷

也有人在赌博中碰运气。广东蓝塘公社，两个干部用属于村里的上千公斤粮食和上百公斤的蔬菜作为赌注。附近有个女人在赌博中输了五十元钱，只好用自己的身体还债²⁸。赌博是一种当局无法杜绝的根深蒂固的陋习，在广州，工厂里的工人用食品作为玩扑克的赌注，而不是金钱。有的人的赌注高达 3500 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²⁹在南京附近的六合，赌博几乎无处不在，大的赌博团伙有二十多人。³⁰就在大饥荒的当时，赌博也大行其道，在彻底的绝望中，人们押上了一切。在 1960-1961 年间灾难性的冬季，湖南盛行赌博，有的人真的输掉了裤子。³¹

当现金失去了购买力的时候，粮票和其他票证就成为代用货币。买最基本的商品都需要票证，包括油，粮食，猪肉，布料，保温瓶，家具，甚至建筑材料。为了确保基本商品的公平分配，各种票证通过户口发放，人们也被绑定在城镇户籍制度上。每户发一个购货本，上面有每个家庭成员的记录，用购货本可以领到每户每月的粮票。粮票的有效期往往只有一个月。粮票的使用范围一般被限制在其发行地，可能是本地食堂，本公社，本县，本市，偶尔也可能是本省。米票只在本县有效，迫使人们留在自己的居住地。³²就像交换货物一样，人们也交换各种票证。在一些市镇，如河北静海县，各种票证成了工资的替代品，因为人们认为，钱不久就会被淘汰。针对各种商品和服务的票证种类繁多：从可以代替现金的南瓜籽票到理发票，票证的面值从一分至五元不等。³³

发行票证的目的之一本是为了排除囤积居奇。但是广东省人大在 1961 年 2 月发现，自 1959 年 9 月以来发行的各种票证，有三分之一没有被用来交换实物，这意味着价值约 4000 万斤粮食的票证正作为货币的替代物，处在流通之中。³⁴

因为票证往往是用劣质纸张匆匆印制的，伪造票证比伪造货币容易得多。在华东水利学院食堂就发现过十几个伪造案例。³⁵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在汕头警方抄查中发现了大约二百个涉及伪造票证的案件。正如一份给省人大的报告指出：超过三分之一的不法行为涉及各种票证；安全部门甚至认为在 1960 年秋季清远地区出现的大量假票证是“敌对投机份子”制造的。³⁶

有买家和卖家，就有黑市。随着交易从商店转移到街道，市场出现在街头，百货公司以外，铁路车站，工厂大门外。黑市的存在，游离于法律模糊地带，在政府打击的时候消失，而后马上卷土重来。卖方悄悄和买方搭话，再将商品从大衣口袋或纸袋里拿出来，而其他人坐在路边，分散地隐蔽他们的货物，货物可能是食品，二手旧货，或是赃物。公安会定期进行清查，打击黑市，但是作用不大。当地方政府视而不见的时候，人们就会在一定的时间聚集成临时的集市，以物易物，直到临时的集市变成固定的市场，吸引邻近村庄的买家和卖家。

在北京的天桥，西直门和东直门，都有黑市。黑市上数百名卖家货物，可以卖到国家定价的 15 倍。高价并不能阻止成群结队喜欢逛店的家庭主妇，工人和干部。使公安人员不解的是，人们实际上喜欢黑市。³⁷国家可以容忍黑市的存在，只是不能容忍黑市在首都蓬勃发展；所以在广州，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这个中国南部的城市，1961 年夏天，仅从湖南来专门购买地瓜的人就可以找到数百个，其中许多人是被单位直接派来的。³⁸贸易是公开进行的，有些卖家是六七岁的小孩，大点的孩子会抽着烟和潜在的买家讨价还价。³⁹

1961 年 1 月的第一周，天津的地方官员查出了大约八千件黑市交易。有时候，在一个黑市中有八百多人卖东西，周围看货的数千名客户甚至阻塞了交通。据一位调查员声称，“黑市交易的物品无所不有”。⁴⁰街道上的巡逻警察不可能战胜黑市；在 1962 年 7 月，当局最终决定将几十个他们没法消除的黑市合法化。到了年底，在天津销售的一半水果和四分之一猪肉，来自七千多名小商贩。小商贩的收入几乎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一倍。⁴¹自由市场的声誉，每天吸引成千上万的人专程从北京到天津。⁴²

由于饥荒和饥饿逐渐削弱了日常生活的社会结构，人们开始向内发掘。一切都变卖。任何东西都可以交换，比如砖，衣服和燃料都可以换成粮食。湖北的一个大厂，三分之一的工人靠贷款生存。欠债太多的人只能卖血。⁴³在四川重庆的一个单位每二十个中就有一人卖血。在成都，职工靠卖血养活家人的比例更高。几个医院都知道建筑工人汪玉廷，因为他在七个月内卖了 1.3 升血。⁴⁴

农村的情况更严重。从湖北黄陂一个区，就有三千个家庭把他们的备用衣服带到乞讨的武昌去卖。⁴⁵在河北沧县，三分之一的村民出售各种各样的家具，有些甚至卖掉了房梁。⁴⁶四川长寿县，人们脱下身上的衣服换东西吃。⁴⁷

在自己饿死前，人们会把自己的孩子卖给不能生育的夫妇。山东的阎西之在把他的三个女儿送人后，把五岁的儿子以十五元的价钱卖给了邻村的一个男人。他最小的儿子，一个十个月大的小孩，贱卖给了一个干部。吴敬西把九岁的儿子以五元卖给了一个陌生人，这点钱只够买一碗大米和两公斤花生。吴敬西伤心欲绝的妻子一提孩子就哭，两眼红肿视力衰退。两个孩子的母亲王维同把一个儿子卖了 1.5 元和四个发面馒头。但是还有许多人没能为自己的孩子找到买主。⁴⁸

上海，1960 年 12 月 20 日，A36-2-447, pp.64-5。 ↩
内部参考，1960 年 6 月 2 日，pp. 14-15。 ↩
内部参考，1960 年 11 月 16 日，pp.11-13。 ↩
上海，1961 年 2 月，A36-2-447, p.22。 ↩
广东，1960 年 11 月，288-1-115,p. 1。 ↩
内部参考，1960 年 11 月 16 日，pp.11-13。 ↩
广东，1961 年 2 月 9 日，235-1-255,pp.39-40。 ↩
广东，1961 年 12 月 5 日，235-1-259, p.75。 ↩
南京，1959 年 5 月 27 日，4003-1-279, p.242。 ↩
内部参考，1960 年 11 月 25 日，pp. 13-15。 ↩
甘肃，1960 年 10 月 24 日，中发（60）865,91-18-164,pp.169-72。 ↩
财政部报告，甘肃，1960 年 11 月 5 日，中发（60）993,91-18-160,pp.275-80。 ↩
内部参考，1960 年 12 月 7 日，pp. 14-15。 ↩
北戴河讲话，甘肃，1961 年 8 月 11 日，91-18-561,pp. 51 及 55。 ↩
财政部报告，甘肃，1960 年 11 月 5 日，中发（60）993,91-18-160, pp.275-80。 ↩
内部参考，1960 年 8 月 8 日，pp.5-7。 ↩
河北，1959 年 4 月 19 日，855-5-1758, pp. 105-6。 ↩
北京，1961 年 6 月 23 日，1-5-376,pp.4-10。 ↩
南京，1960 年 8 月，4003-1-199,p.19。 ↩
南京，1960 年 8 月 14 日，4003-1-199, pp. 1-4。 ↩
内部参考，1960 年 11 月 25 日，pp. 12-13；1960 年 12 月 30 日，pp.10-11。 ↩
北京，1961 年 4 月 27 日，1-28-30,pp. 1-4。 ↩
上海，1961 年 8 月 7 日，A20-1-60, pp. 181-5。 ↩
北京，1960 年 11 月 28 日，101-1-138, pp. 13-29。 ↩
上海，1959 年 3 月 28 日，B29-1-34,pp.48-9。 ↩
内部参考，1960 年 12 月 26 日，pp.10-11。 ↩
内部参考，1961 年 5 月 17 日，p.22。 ↩
广东，1961 年 1 月 23 日，217-1-644, pp.10-12。 ↩
广州，1961 年 2 月 24 日，92-1-275, p.74。 ↩
南京，1959 年 9 月 1 日，5003-3-722, p.89。 ↩
湖南，1961 年 1 月 15 日，146-1-580, p. 15。 ↩
描述见 Dennis L. Chinn, 'Basic Commodity Distrib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Quarterly（《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商品流通》）no.84（Dec. 1980），pp.744-54. ↩
内部参考，1960 年 8 月 18 日，p.16。 ↩
广东，1961 年 2 月 9 日，235-1-259, pp.39-40。 ↩
内部参考，1960 年 12 月 7 日，p.24。 ↩
广东，1961 年 2 月 9 日，235-1-259, pp.39-40。 ↩
北京，1960 年 12 月 29 日，2-12-262,pp. 18-20。 ↩
湖南，1961 年 6 月 13 日，163-1-1109,pp.21-2。 ↩
MfAA, Berlin，1961 年 3 月 -4 月，A17009,pp.3-4。 ↩
内部参考，1961 年 1 月 23 日，pp.10-11；1962 年 2 月 6 日，pp.5-6。 ↩
亦见 Jeremy Brown, 'Great Leap City: Surviving the Famine in Tianjin'（《城市大跃进：从天津饥荒中幸存》）被引用在 Kimberley E. Manning and Felix Wemheuer（eds），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and Great Famine（《中国大跃进和大饥荒中的新观点》）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0. ↩
MfAA, Berlin，1962 年 9 月 6 日，A6862, p.8。 ↩
湖北，1961 年 8 月 7 日及 1962 年 7 月，SZ29-1-13,pp.73-4 及 76-7。 ↩
四川，1962 年 8 月 16 日及 9 月 12 日，建川 44-3918,pp. 105-7 及 117-19。 ↩
湖北，1961 年 9 月 18 日，SZ18-2-199,pp.6-7。 ↩
河北，1950 年 5 月 6 日，855-5-1744,pp.101-3。 ↩
四川，1962 年，建川 1-3047,pp.1-2。 ↩
山东，1959 年 8 月 10 日，A1-2-776,p.72。 ↩

第二十三章 上欺下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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