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毁了自然

1870 年代，Baron von Richthofen 曾在清帝国到处漫游。他报导说，整个华北树木稀少，贫瘠的山区和丘陵一派荒凉¹。如何确保漫长而寒冷的冬天有足够的燃料，一直是中国的问题。农民种了大量的玉米和高粱：种子用作食品，而秸秆则是烧炕的燃料²。在一个森林枯竭的国家，缺乏燃料到处可见：木材的稀缺，使得每一片树皮、树枝和树根都被儿童或老妇急切地捡起来，把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

森林的破坏——为了得到土地、燃料和木材——在 1949 年后因为对自然环境的动辄干预而变得愈加严重。毛泽东视大自然为必须战胜的敌人，它必须被制服，必须通过动员群众加以改造和利用。在为生存而不懈的奋斗中，要对自然环境发动人民战争。唯意志论认为，人的意志和革命群众的无限能量，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物质世界，克服一切挡在通向共产主义未来道路上的困难。物质世界可以改造，小丘可以擦掉，大山可以夷平，河流可以改道——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一筐一筐地搬³。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宣布：“我们要打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⁴

大跃进使森林锐减。在增加钢产量的运动中，如雨后春笋般到处建立的土高炉都需要火，于是农民们涌向山上砍伐树木为燃料。在湖南宜章县，原先高山淹没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现在森林被成片砍掉，一些地方砍了三分之二的树木以供应土高炉。到 1959 年，只剩下光秃秃的山⁵。在长沙西边的安化，整个森林变成了一片泥地⁶。苏联林业和土壤保护专家从云南到四川，沿路经过茂密的原始森林，发现树木被任意砍伐，造成山体滑坡⁷。森林到处受摧残，有时到了不能复原的程度。

但任意砍伐并没有因大炼钢铁的结束而终止。中国的大饥荒不仅是饥饿问题，而且是一切必需品的全面短缺，特别是燃料。由于农民迫切需要劈柴和木材，他们继续了炼钢运动中养成的习惯，重返林地砍伐。盗伐比以往更容易，因为关于林业的责任制已随着集体化变得模糊：森林属于人民⁸。在干旱的甘肃的武都县，大跃进前约 760 人负责林业。到 1962 年剩下 100 人。情况在全中国都一样。1957 年吉林省到处是茂密的森林和美丽的林地，由 247 个林业站管理。公社化后幸存下来的只有 8 个⁹。

当地的大队不仅无力阻止对自然资源掠夺，他们往往是同谋。1961 年 3 月，一个访客徒步经过北京郊外山区延庆县四海公社时，发现约 18 万个树墩——椴树和桑树——砍到只剩 1-2 吋高。这只是两个单位的工作成果¹⁰。农民如此渴望温暖，他们在冬天甚至砍伐果树。北京的林业局报告说，五万棵苹果、杏、核桃树被昌平的一个村砍掉，而另一个大队用拖拉机铲除 89 万株植物和幼苗，以获取燃料¹¹。往往，公社会派人去偷邻居：从怀柔派一百个农民去邻县延庆，在那里他们用不到三周的时间砍伐树木十八万棵¹²。在离首都更近的地方，铁路沿线的树木被砍伐，大兴县铁路沿线有一万棵树消失¹³。再往南，连电线杆都被砍了当燃料¹⁴。在内陆甘肃，仅一个大队就摧毁了十二万棵漆树的三分之二，瘫痪了地方经济；而另一个生产队则把邻村赖以为生的油茶树砍掉了百分之四十¹⁵。

人们迫切需要燃料。在砍光树木后，有些村庄不仅烧家具，而且烧房屋：“锅底下的比锅上面的还紧，”农民们叹息道¹⁶。即使在四周围绕着亚热带植被的广东番禺，三分之二的住户没有燃料引火，有些甚至没有火柴。不得不向邻居借火。一旦火种引来了，它像宝贝一样被守护着，整个村庄回归到原始以物易物的经济¹⁷。

城市里也砍伐树木，但出于不同的原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公司利用大跃进以扩展设施，而且往往超出他们的实际需要。南京商业局的一个部门，摧毁了一个有六千棵樱桃、桃、石榴和梨树的果园。果树被清除后，果园仍然空着。这种破坏在南京很常见。1958 年底的一个调查显示，几十个单位非法砍伐七万五千棵树木。大多是工厂需要的木材，也有一些木材在黑市上销售，那是为了获得应急的收入¹⁸。

虽然有周期性的植树运动把光秃秃的农村变成绿色——荒芜的沙漠将变成郁郁葱葱的森林；但普遍的饥荒，差劲的规划，加上广泛的管治危机，战胜了造林的努力。刚刚种下的树很快就消失了。例如 1959 年，北京派出数千人在十三陵水库种植 39000 亩风景林。当地公社在一年之内就毁坏了一半以上。北京之外，三分之一至五分之四的造林和绿化项目失败。远离权力中心的地区的破坏力必定更大¹⁹。在黑龙江，茂密的山林覆盖着处女落叶松、紫椴和水曲柳，由于管理不善，新的防护林中有三分之一的幼苗死亡²⁰。在湖北鄂城，约 1.5 万棵为维护水坝而种植的树木，很快被非法砍伐。然后又补植，但是工作进行得如此糟糕，大多数树倒在地上干死²¹。

地表剥蚀的许多原因中还应该包括火灾，由于人类在森林中活动日益频繁，以及有效的林业管理解体，火灾的事故飞速上升。大跃进的头两年，湖南约 85 万亩在数以千计的火灾中被摧毁²²。在陕西和甘肃干旱的北部平原，那里的树木已经很稀少，1962 年春季，2400 场火灾又夺去了 23 万多亩森林²³。火灾可能是偶然的，但往往也有故意烧林以制造肥料或猎杀野生动物。随着火势蔓延，森林退去，动物也遭到屠杀。即使珍稀动物也是猎人的对象，其中一些——金丝猴、野象和黑貂——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²⁴。

火还用于清除土地以种植谷物，这种垦荒运动大部分发生在牧区。在其他地方，耕地面积实际上减少了，因为公社化被认为能带来生产力的惊人飞跃，三分之一的田野可以弃耕。例如，在甘肃河西走廊和宁夏平原，冬小麦闯入草原，加速了荒漠化。以宁夏的盐池县为例，那里的农田在大跃进期间增加了一倍，达到 75 万亩，割掉了高原的草，把羊群赶到山上放牧：这个县现在面临的是沙化。再往西去，在干旱的柴达木盆地，这个四周环山、盐沼星罗密布的荒凉寒冷的地方，不适宜长东西，被公社摧毁了 150 万亩的灌木林和荒漠植被，企图种粮食。然而，集体化的农场被流沙逼走了²⁵。

饥荒期间森林覆盖率损失的程度难以估计²⁶。辽宁省有些县，百分之七十的防护林被毁坏。在豫东，百分之八十的防护林消失了；在开封附近则荡然无存，约有 40 万亩变成沙漠²⁷。一望无垠的大西北——从新疆到山西——五分之一的树木被砍伐²⁸。在湖南，一半的森林被砍伐²⁹。在广东将近三分之一消失³⁰。研究这场饥荒的专家余习广认为，森林覆盖率消失了百分之八十，尽管这可能是高估³¹。损坏的情况各个地方不同，即使档案的统计数字，也是政治的产物而不是现实的客观反映。可以肯定的是，以前从未有如此种类繁多的森林——从南方的竹林到北方的高山草甸和寒带杉木松树——同时遭遇这样一个长期而激烈的浩劫。

1959 年初夏，河北上空乌云滚滚，雷雨交加。由于大雨持续不断，排水系统受到泥土、粪便、树叶的堵塞，灌溉水渠塌陷，街道变成河流，省会北边的地区洪水泛滥。季风吹垮了泥屋，破坏了田野——或是淹没，或是冲走了表土。街道满是淤泥和废墟。通州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受到影响，房屋倒塌，庄稼被毁，牲畜淹死³²。这个夏天，其他灾难也降临到中国。大雨冲刷广东。台风痛击广东以北海岸。极端的天气变化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造成湖北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³³。领导们把自然给经济造成的影响大做文章，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政治引开，将经济挫折归咎于天灾。老天爷应负责任的确切比例成为争论点，刘少奇后来陷入麻烦，因为他公开声称，只有百分之三十的“生产问题”由自然灾害引起，其余的百分之七十起因于人为的因素。

但刘的解释——虽然相当普遍，却是在复制而不是挑战中国当时环境退化的根本原因，那种理论认为，人类是完全脱离于自然的一个实体³⁴。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时对“自然灾害”的详细研究可以表明。当调查组次年夏天再次访问通州时，他们发现极度穷困的景象，因为国家弃农民于不顾，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衣物或住房，在死亡线上挣扎³⁵。传统的灾难应对机制——私立慈善机构、国家援助、亲友互助、家庭储蓄和迁地为良，——都不能发挥作用。公社化使洪水泛滥的危害更深刻，更持久了。但是，这些都无法解释为什么通州受到如此大的冲击。那个地方下的雨是否特别多？答案在一年后出现，刘少奇在一个数以千计的领导干部出席的会议上指出，天灾所扮演的角色是次要的。在 1962 年较为开放的政治气候中，水利局开始调查大跃进如何影响水利系统。它把焦点放在通州。结论是明确的：考虑不周的水利项目，在 1957-1958 年水利运动中仓促上马，打乱了精心平衡的天然水系统。加上农业的巨大延伸，比以往更多的水被迫转入地下。当云层在 1959 年通州的上空折腾时，水流无可宣泄，淹没了田野和村庄³⁶。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全国各地。在河北，沧州地区在 1961 年 7 月遭到台风强烈的摧毁，省委立即派遣一个 24 人的工作组。他们在这个地区花了十天时间，那里接近一半的田野淹在水下。工作组很快就意识到，自然排水系统已被大跃进以来开展的水利工程摧毁。设计不当的水库、运河和沟渠促成了灾难，但增加了的耕地使情况更糟糕，因为大型的四方的田地取代了传统的因地形地貌而制宜的错落有致的小块田地。即使是从未遭受过洪水的乡村，现在也被淹没。有着沉重石头屋顶的泥屋塌陷。工作组注意到，自然和人为过去的政策付出了代价：所有东西都“瘦”：“人瘦，地瘦，畜瘦，房子瘦。”³⁷

通州和沧州是两个证据充份的例子，但淮河和黄河平原的饥荒更广泛：从河南商丘到山东济宁，从安徽阜阳到江苏徐州，胡耀邦花了一个月时间，旅行约 1800 公里，检查 1961 年 9 月暴雨所造成的破坏。正如我们将会看到，死亡率在百分之十以上的恐怖区域恰恰位于这两个地带。其中一些名字——凤阳、阜阳、济宁——都已成为大规模饥荒的象征。胡耀邦观察到的第一件事是，那年秋天的降雨量并不罕见。在一些破坏最严重的县，如凤阳，“降雨量基本正常”。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地区受到不超过 700 毫米降雨量的浸淹，主要原因是自 1957 年秋季以来过度的水利工程。这些庞大的灌溉网络将水困住了，然后淤塞，成为“一条把土地变成海洋的恶龙”。情况如此糟糕，以至于超过 300 毫米雨量就可能造成破坏。当地村民对过去几年中建造的运河和沟渠深感不满，认为它们是洪灾的主要理由。胡耀邦说，“今年雨量并不算特别多；渠道变成了捣地成海的恶龙；有的同志很老实，正在实实在在的接受这个教训。但是也有一些同志说的很含糊，甚至硬说成是天灾。”³⁸

全国各地的水利项目——亿万农民为它们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大部份是无用的，或干脆是危险的。许多违背自然规律，造成土壤侵蚀、滑坡和河流淤积。我们在湖南看到，这个有肥沃土壤、河谷和梯田、茂密的原始森林的省，怎样被当地公社在炼钢运动中搞得面貌全非。遭剥蚀的山被山洪冲刷得更加光秃秃，因为已没有树冠拦截雨水。由于森林存水能力的退化，自然灾害扩展成大灾。堤岸、涵洞、水库和水渠等等破坏自然水流的大型水利工程，加剧了大灾。沉积物总量的使湖南当地河流的河床提高了 80 厘米，水一旦溢出，邻近的村庄就成为泽国³⁹。

地方的垦荒工程把事情搞得更糟。这是国家和地方公社针对粮食短缺发起的运动，但它们表现出对大自然的规律的无知。在湖南，五十多万公顷被开垦，很多在陡峭的山坡上。然后雨水将土壤冲进新建的水库，使之成为沉积。隆回的一个生产队在山边斜坡上开垦了 151 亩：1962 年 5 月暴雨冲刷的泥土，淤塞了三十个水坝和五条大路⁴⁰。

各种各样商品的短缺也往往造成匮乏的恶性循环。肥料在 1958 年大跃进被挥霍之后，田野成了不毛之地。稻田之间的田埂缺乏维护并经常更改，因为农民失去了地界，农作物随机播种。深耕密植进一步使农田荒芜，因为土壤耗尽了养份。在过去，一块田可以保留灌溉水四到五天；但 1962 年，不到 72 个小时水就流失了。这意味着需要两倍的水，而灌溉系统却被淤塞了⁴¹。湖南水利水电局得出结论，约 5.7 万平方米土地遭受土壤侵蚀，包括长江流域大部份，以及湘江、资江和沅江——该省四大河流中的三条——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水土保护设施高达一半被淤塞和冲走。在兴修水利运动结束时，土壤侵蚀量增加了 50%⁴²。

在没有什么计划，以及往往不顾专家意见的情况下，由饥饿的农民进行的简陋工艺，也破坏了水利。在湖南，在饥荒结束时，可以使用的水泵不到总数一半。许多坏了，也有些由于没有妥善管理而停止工作⁴³。在衡阳地区，三分之二的中型水库和三分之一的小堤坝漏水，失去了应有的作用⁴⁴。就湖南全省而言，十分之一的中型水库毫无用处，而且半途而废。十大水库中没有一个起实质性的作用，它们淹没了大量耕地，但实际灌溉面积非常小，造成被迫搬迁的当地居民极大的愤怒⁴⁵。在很多情况下，建材质量很差，以致水库内的波浪运动在大坝内壁造成了深达 50-70 厘米的沟槽⁴⁶。饥饿的农民使用炸药在水坝和水闸附近捕鱼，加剧了这种状况⁴⁷。

湖南并不特殊。邻近的湖北，在 1959 年的干旱中——党的领导认为干旱是破坏国家的灾难之一，长江水无法引进田野，因为超过四分之三的新水闸太高。河水在干旱的田野旁流过，而人们和牛群无以解渴⁴⁸。在干旱期间，沿着监利和荆州之间一百公里的狭长地带，农民在当地堤坝挖孔以灌溉田野，但后来这些地方在大雨中发洪水。⁴⁹至 1961 年，估计有四十万小型水库处于失修状态，大约三分之一或倒塌，或淤塞，或漏水，或干涸⁵⁰。

但在其他地方，由于痴迷于越大越好，大水利项目犹如雨后春笋。在湖北，它们从 1957 年之前的几十个，增加到超过五百个。一旦完成了，它们往往就被遗弃给当地公社，其中许多无人管理。石头被源源不断从河堤运走，水渠被淤积，挡水墙被挖洞，牛棚、猪圈甚至整个房子建在水坝上面。用于密封水闸的橡胶被割走，电信设备在无人看守的哨所中被偷走⁵¹。结论只能如此：尽管在水利工程上作了巨大的努力，在湖北强迫征募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至 1962 年，全省灌溉面积不到 3993 万亩，而 1957 年反而有 4022 万亩⁵²。湖南的状况只比湖北稍微好一点：在对水利工程进行大规模投资后，全省总的灌溉面积，从 1957 年的 3990 万亩增加到 1962 年的约 4020 万亩，也就是增加了不到 1%⁵³。

全国各地的水坝缺少溢洪道，使用劣质材料，并在不顾当地地质的情况下建成。许多因此倒塌。在广东潮安县的凤凰大坝 1960 年垮塌，随后东兴县的黄淡也垮了。这些是大水库，灵山、惠阳和饶平等地的中小水库也垮了⁵⁴。全国有 115 座大水库（占全部的 38%）到了雨季无法阻挡洪水⁵⁵。据来自中央领导机关的报告，3 个大型、9 个中型和 223 个小型水坝或水库于 1960 年倒塌，因为它们的建造质量问题很严重⁵⁶。

虽然许多水库几乎立即倒塌，也有一些在数十年中像危险的定时炸弹。河南驻马店的板桥和石漫滩水库——在 1957 至 1959 年“治理淮河”运动中建造，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看到——就是例子。当台风在 1975 年 8 月袭击该地区，这些水坝破裂，释放出来的巨浪淹没了大约 23 万人⁵⁷。到 1980 年，河南约 2976 座水坝倒塌。省水资源局局长后来针对大跃进说道：“那个年代拉的屎，直到现在还没有擦干净”。⁵⁸

干扰自然增加了农田的盐碱化，这种现象在半干旱的北部平原更为普遍。盐碱化往往被视为干旱地区灌溉的一个不利因素，雨水缺乏使可溶性盐类在土壤中积累，严重降低其肥力。新的灌溉计划对中国北方平原的盐碱化有着灾难性的影响。在河南，15 万亩的土壤约有三分之二变成盐碱地⁵⁹。水利局发现，在北京及其周边郊区，土壤的含碱量，在大跃进期间增加了一倍，也就是达到了 10%⁶⁰。在沿海地区，盐碱化也因为海水入侵而增加，这是由于当地干部用来取悦他们上级的半途而废的工程所造成。在河北，一个离海边 20 公里的公社，不顾传统的做法，追求对称，挖掘大型沟渠，纵横交错流经方形的稻田——本来是随着地形而建的高低不平的田地，被重新平整了。结果是盐碱地多了一倍，作物产量下降⁶¹。全省的盐碱地数量增长了 2300 万亩⁶²。

河北并不是个例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在他关于盐碱化的报告中指出，在河南北部的许多县，盐碱化程度增加了一倍，高达 28%⁶³。胡耀邦在检查黄河沿岸的县中发现，山东省一些县的巨大灌溉计划增加了碱性土壤整体的比例，从 8% 增至 24%⁶⁴。这一发现，在该省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更详细的报告中得到印证，那里盐碱化的程度，至 1962 年高达百分之二十，在大跃进中增长了一倍。在惠民地区，将近一半的耕地盐碱化了。毫无疑问：“这几年来发展水利灌溉，打乱了过去的自然排水系统。”⁶⁵不清楚在大饥荒期间有多少万亩的地被盐夺走，但很可能占了所有灌溉农田的百分之十到十五。

没有全国性的或省级的数据，但定性的证据表明，空气和水的污染也在很大比例上造成环境危机。中国没有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被直接排入当地河流。为了将这个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在其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工业强国，污染物如苯酚、氰化物、砷、氟化物、硝酸盐和硫酸盐排放到水中的数量上涨。苯酚是一种最常见的污染物：在饮用水中不能超过每公升 0.001 毫克，鱼塘中不能超过 0.01。在流经北方黯淡的工业心脏地带的松花江和牡丹江中，苯酚的含量达每公升 2 至 24 毫克。那里曾经盛产鲤鱼、鲶鱼和鲟鱼，而今只剩下有毒物质。在松花江主要支流嫩江的一段 150 公里长的地带，1959 年春季，渔民们一天内就捞起约 600 吨死鱼。在辽宁，工业城市抚顺和沈阳附近，河鱼全部绝迹。大连沿海，曾经每年收获约 20 吨海参，但这一美味在大跃进期间消失⁶⁶。在北京，国务院抱怨污染：鞍山钢铁厂排放如此大量的废水，以至于河流散发着汽油的恶臭，死鱼肚皮朝天，漂浮在油腻的水面上⁶⁷。

佳木斯造纸厂排放的碱性废物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船底被锈蚀。这些造纸厂再也不能生产高质量的纸了，因为它们赖以生产的河水遭到严重污染。从上海到杭州一带的所有工厂也是同样情况。石油公司也是罪魁祸首，茂名的一家工厂每年释放 2.4 万吨煤油到江河。其他饥荒中稀缺的资源也被倒入水中：国务院计算，位于肮脏、尘土飞扬的沈阳的冶炼厂，每年可节约 240 吨铜和 590 吨硫酸——只需回收他们使用的水就可以了⁶⁸。

当时几乎没有比较研究以衡量 1957 年以后增加的污染，但一个案例说明了大跃进的影响。位于西北部工业中心兰州的皮革、针织、造纸和化学工厂，在 1957 年每天排放 1680 吨的废水。到 1959 年，每天已攀升到 12750 吨。兰州是黄河上游第一个大城市，黄河中的污染物比卫生部允许范围多八倍。这条河慢慢地穿越沙漠和内蒙古草原，然后进入中国北方平原，在那里黄河水通过无数的渠道和涵洞用于灌溉，污染物于是深深地侵入耕地⁶⁹。

人也被毒害，因为河流往往是唯一的饮用水源。在北方，生活在钢铁厂附近的工人遭受慢性中毒。在山东省淄博市，一百名农民在饮用被上游制药厂污染的水后得病⁷⁰。在南京，一个仅有 275 名工人的工厂每天生产 80 至 90 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污水。没有废料处置的措施，所有都直接倒入下水池，最后进入秦淮河，使之变成污水河。即使地下水也被毒性化：当地人用井水洗米，可工厂附近的井水变成了红色或绿色⁷¹。在上海宝山，钢铁厂产生的废水进入工人的宿舍。外面成堆的瓦楞铁废料积累，工人不得不爬过垃圾进入睡觉的地方⁷²。虽然矿渣不如废物排放造成的污染严重，然而在繁忙的上海每天有 25 万吨在堆积⁷³。

空气也被污染了，虽然我们这方面的具体例子要少一些，因为水是比空气更加宝贵的资源，从而得到更详细的监测。但一项研究显示，在上海，几家工厂每天有 20 吨因生产磷肥造成的的硫酸雾喷涌到空气中⁷⁴。

其中一些工厂也生产农药，污染了动物、人、土壤和空气。例如，在上海，数千吨敌百虫和滴滴涕（DDT）得以生产，还有六氯化苯（BHC）——一种被称为 666，在土壤中分解极慢的高毒性农药⁷⁵。农药对牲畜、农地、水产品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但在饥荒期间，化学毒物找到了新的应用，传播范围远远超出了农场。为了迫切得到食物，一些公社用农药捕捉鱼类、鸟类和其它动物。在湖北，杀虫剂如灭赐松和地灭通（俗称 1605 和 1059）以及又名 3911 的剧毒农药，被故意播撒以捕捉鸭子，然后将其出售给城市。仅在沙口，在吃了受污染的鸭子后，就有数十人中毒，数人死亡。饥饿的农民也独立觅食，在池塘和湖泊投放化学物质以杀死野生动物。有些地方水变成绿色，毒死了所有的动物⁷⁶。

但最流行的一种控制虫害的方法是发动群众。毛泽东着迷于用群众的力量去征服自然，他在 1958 年号召消除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麻雀被当作敌人是因为他们吃谷物种子，掠夺了人的劳动果实。这是大跃进中最离奇并破坏生态的事件之一，全国动员起来，向麻雀展开一场全面的战争。人们大声地敲打着锣鼓和锅盆，使得麻雀不断地飞，直到他们筋疲力尽，从天空跌落。人们还打破鸟蛋，打死雏鸟。麻雀也在空中被击落。时间的协调是至关重要的，整个国家都在步调一致地对敌人作战，确保麻雀无处逃生。在城市的人们走上屋顶，而在农村的农民则分散到山坡，爬上森林中的树木，所有一切行动在同一时间进行，以确保完全的胜利。

苏联专家米哈伊尔·科罗契科在北京目睹了这项运动的开始。他在清晨被一个女人的可怕的尖叫声唤醒，这个女人在他酒店旁边的建筑物屋顶上来来回回地奔跑。鼓敲响了，这个女人疯狂地挥舞着一大张绑在竹竿上的床单。连续三天整个酒店被动员参加消灭麻雀运动，从酒店男女服务员到官方的口译员。儿童拿着弹弓出来，射击任何长翅膀的动物⁷⁷。

这场运动中发生了一些事故，有人从屋顶、杆头或梯子上摔下来。在南京，李浩东爬上学校建筑的屋顶取麻雀的巢，但身体失去平衡跌下三层楼。地方干部何德邻，疯狂地挥舞着一张床单来吓唬麻雀，失足从屋顶摔下，摔断了脊骨。被发放用来打麻雀的枪也导致意外。在南京，大约 330 公斤的火药在短短两天内被用光，这也表明了这场运动的规模。但真正的受害者是环境，因为枪被用来射击任何带羽毛的动物。损害的程度被滥用毒农药加剧：在南京，诱饵杀死了狼、兔、蛇、羊、鸡、鸭、狗、鸽子，有些数量巨大⁷⁸。

主要的伤亡者是卑微的麻雀。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数据，因为数字是运动的一部份，其中也有浮夸，也有似是而非的精确度，也和运动一样，具有超现实的特性。来自上海的捷报说，在一场对付所有害虫的周期性战争中，它已消灭了 48695.49 公斤的苍蝇，930486 只耗子，1213.05 公斤的蟑螂，和 1367440 只麻雀（使人不禁好奇，有多少人在偷偷地繁殖苍蝇或蟑螂以获得荣誉勋章）⁷⁹。麻雀很可能接近灭绝，后来的几年中很少有人见过它们。到 1960 年 4 月，当领导人认识到麻雀也吃昆虫时，把它们从害虫的黑名单中删除，而代之以臭虫⁸⁰。

但是，纠正得太迟了：1958 年之后，虫害蔓延，破坏了大批的作物。最大的破坏发生在收获之前，成群的蝗虫在农村铺天盖地而来，把作物洗劫一空。它们利用 1961 年夏天湖北干旱天气的优势，仅孝感地区就侵扰了约 19.5 万亩田地。在荆州地区，超过五万公顷被摧毁。总体而言，全省，约 15% 的稻米落进了贪婪的蝗虫口中。一切都被剥光，宜昌地区失去超过一半的棉花⁸¹。曾对麻雀进行激烈战争的南京周边地区，在 1960 年秋天，约 60% 的田野遭受虫害而导致蔬菜严重短缺⁸²。各种害虫蓬勃成长：1960 年在浙江省，10 到 15 亿斤粮食，约合百分之十的收获，喂养了吻蛾、叶蝉、红铃虫、红蛛等害虫。预防措施因为缺乏杀虫剂而受到阻碍：农药首先在 1958-1959 年对付自然的战争中被白白地浪费，然后在 1960 年短缺商品名单中加上了农药，恰恰在最需要它们发挥作用的关键时刻⁸³。

在对付自然的战争中，各种因素结合起来，戏剧性地放大了领导所说的“天灾”。炼钢运动造成森林砍伐，转而导致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宏伟的水利工程进一步扰乱了生态平衡，使水灾和旱灾的影响加剧，而两者都促使蝗虫泛滥：干旱消除了所有对手，而随后的大雨使蝗虫以快于其他昆虫的速度孵化，去占领伤痕累累的大地。由于麻雀已经消失和农药已被挥霍，昆虫畅行无阻地降落到农民好不容易种下的微薄的作物上。

毛泽东输掉了对自然的战争。它事与愿违，打破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微妙平衡，结果杀害了十分之一人口的性命。

Ferdinand P. W. von Richthofen, Baron Richthofen's Letters, 1870-1872（《里奇德霍芬男爵来信，1870-1872》）Shanghai: North-China Herald Office, 1903, p. 55，被引用在 Dikötter, Exotic Commodities（《外国商品》）p. 177. ↩
I. T. Headland, Home Life in China（《中国家庭生活》）London: Methuen, 1914, p. 232, quoted in Dikötter, Exotic Commodities（《外国商品》）p. 177. ↩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毛泽东的与天斗》）pp. 3-4. ↩
毛在全国最高会议的讲话，1958 年 1 月 28-30 日，甘肃，91-18-495, p. 202。 ↩
湖南，1962 年 4 月 13 日，207-1-750, pp. 1-10。 ↩
湖南，1962 年 10 月 6 日，207-1-750, pp. 4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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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1962 年 4 月 13 日，207-1-750, pp. 1-10。 ↩
甘肃，1962 年 8 月 17 日，中发（62）430, 91-18-250, p.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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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961 年 5 月 26 日，92-1-143, pp. 11-14。 ↩
同上。 ↩
北京，1961 年 3 月 3 日，2-13-51, pp. 7-8。 ↩
湖北，SZ113-2-195，1961 年 2 月 12 日及 11 月 1 日，pp. 8-10 及 28-31。 ↩
甘肃，1962 年 10 月 23 日，91-18-250, p. 72。 ↩
甘肃，1962 年 10 月 31 日，91-18-250, p. 83。 ↩
广东，1961 年 5 月 10 日，217-1-210, pp. 88-9。 ↩
南京，1958 年 12 月 25 日，4003-1-150, p. 73。 ↩
北京，1961 年 5 月 26 日，92-1-143, pp. 11-14。 ↩
甘肃，1962 年 8 月 17 日，中发（62）430, 91-18-250, p. 69。 ↩
湖北，1961 年 3 月 10 日，SZ113-2-195, pp. 2-3。 ↩
湖南，1961 年 11 月 28 日，163-1-1109, pp. 138-47。 ↩
甘肃，1962 年 10 月 31 日，91-18-250, p. 83。 ↩
湖南，1961 年 11 月 18 日，163-1-1109, p. 60。 ↩
甘肃，1962 年 8 月 17 日，91-18-250, p. 65。 ↩
一些估算基于公开发表的材料，如：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毛泽东的与天斗》）p. 82. ↩
甘肃，1962 年 8 月 17 日，91-18-250, p. 68。 ↩
甘肃，1962 年 10 月 31 日，91-18-250, p. 82。 ↩
湖南，1962 年 10 月 6 日，207-1-750, pp. 44-9。 ↩
广东关于林业的报告，1962 年 9 月 21 日，湖南，141-2-163, p. 50。 ↩
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香港：时代潮流出版社，2005，p. 8；为了便于理解这个比例，参照 1949 年，森林面积估计有 8 千 3 百万公顷；见 Vaclav Smil, The Bad Earth: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China（《糟糕的地球：中国的环境退化》）Armonk, NY: M. E. Sharpe, 1984, p. 23。 ↩
北京，1959 年 9 月 15 日，2-11-63, pp. 31-6 及 48-52。 ↩
早先有些描述，其中之一是谭震林在一次关于夏粮的电话会议上提出的；见甘肃，1959 年 6 月 26 日，92-28-513, pp. 14-15。 ↩
Y. Y. Kueh, Agricultural Instability in China, 1931-1991（《中国农业的不稳定性，1931-1991》）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研究了气象资料，得出结论：恶劣气候不是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过去也有同样的气候现象，但没有出现这样的后果。 ↩
北京，1960 年 5 月 7 日，2-12-25, pp. 3-6。 ↩
北京，1962 年 9 月 8 日，96-2-22, pp. 15-18。 ↩
河北，1961 年 8 月 15 日，878-1-6, pp. 31-44。 ↩
胡耀邦报告，1961 年 10 月 1 日，湖南，141-2-138, pp. 186-9。 ↩
湖南，1962 年 4 月 13 日，207-1-750, pp. 1-10。 ↩
湖南，1962 年 10 月 6 日，207-1-750, pp. 44-9。 ↩
湖南，1962 年 8 月 4 日，207-1-744, pp. 1-12。 ↩
湖南，1962 年 10 月 6 日，207-1-750, pp. 44-9。 ↩
湖南，1961 年 5 月 13 日、15 日，146-1-584, pp. 13 及 18。 ↩
湖南，1961 年 4 月 24 日，146-1-583, p. 108；按照北京的定义，大型水库就是容积为 1 亿立方米以上，中型是 1 千万到 1 亿立方米，小水库是低于 1 千万立方米。 ↩
湖南，1962 年 8 月 4 日，207-1-744, pp. 1-12。 ↩
湖南，1962 年 1 月 7 日，207-1-743, pp. 85-105。 ↩
湖南，1961 年 12 月 1 日，163-1-1109, p. 101。 ↩
湖北，1959 年 9 月 12 日，SZ18-2-197, pp. 39-43。 ↩
湖北，19959 年 8 月 1 日，SZ113-1-209, p. 3。 ↩
湖北，1961 年 3 月 27 日，SZ18-2-201。 ↩
湖北，1961 年 3 月 18 日及 6 月 9 日，SZ113-1-26, pp. 1-3 及 12-14。 ↩
湖北，1962 年 4 月 14 日，SZ113-2-213, p. 25。 ↩
湖南，1964, 187-1-1355, p. 64。 ↩
广东，1960 年 12 月，1960, 266-1-74, pp. 105-18。 ↩
水利水电部的报告，1960 年 7 月 27 日，湖南，141-1-1709, p. 277。 ↩
广东，1962 年 12 月，266-1-74, p. 117。 ↩
Yi, 'World's Most Catastrophic Dam Failures'（《世界上最严重的垮坝灾难》）pp. 25-38. ↩
Shui, 'Profile of Dams in China',《中国大坝概述》）p. 23. ↩
中南局书记李一清的报告：湖南，1961 年 8 月 11 日，186-1-584, p. 134。 ↩
北京，1962 年 4 月 17 日，96-2-22, p. 6。 ↩
河北，1961 年 7 月 1 日，979-3-864, pp. 4-5。 ↩
河北，1962, 979-3-870, p. 7；亦见河北，1962 年 7 月 13 日，979-3-871, pp. 1-22，关于日益增加的盐碱地，这里有个更低的资料。 ↩
刘建勋报告，1961 年 12 月 24 日，湖南，141-2-142, p. 225。 ↩
胡耀邦报告，1961 年 10 月 1 日，湖南，141-2-138, pp. 186-7。 ↩
华山报告，1962 年 5 月 9 日，山东，A1-2-1125, pp. 5-7。 ↩
甘肃，1960 年 3 月 9 日，中发（60）258, 91-18-154, pp. 254-5。 ↩
北京，1959 年 9 月 17 日，2-11-145, pp. 3-6。 ↩
甘肃，1960 年 3 月 9 日，中发（60）258, 91-18-154, pp. 254-5。 ↩
甘肃，1960 年 2 月 24 日，91-18-177, pp. 14-17。 ↩
甘肃，1960 年 3 月 9 日，中发（60）258, 91-18-154, pp. 254-5。 ↩
南京，1960 年 11 月 22 日，5065-3-395, pp. 35-52。 ↩
毛启华报告，甘肃，1960 年 9 月 4 日，中发（60）825, 91-18-154, p. 104。 ↩
上海，1961 年 10 月，B29-2-954, p. 57。 ↩
同上。 ↩
同上，p. 76。 ↩
湖北，1961 年 1 月 10 日，SZ34-5-45, pp. 22-4；1961 年 1 月，SZ1-2-906, p. 17. ↩
Klochko, Soviet Scientist（《苏维埃科学家》）pp. 71-3. ↩
南京，1959 年 3 月 18 日，5065-3-367, pp. 20-2；1959 年 3 月 25 日，5003-3-721, pp. 8-9。 ↩
上海，1959, A70-1-82, p. 9。 ↩
Shapiro, Mao's War on Nature（《毛泽东的与天斗》）p. 88. ↩
湖北，1961 年 7 月 8 日及 25 日，SZ18-2-202, pp. 78 及 101。 ↩
南京，1960 年 10 月 24 日，4003-1-203, pp. 20-1。 ↩
浙江，1961 年 1 月 29 日，J116-15-115, p. 11。 ↩

第二十一章 毁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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