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小偷小摸

在集体化的外衣下，在武装民兵的公开支持下，党的官员开始剥夺人民的一切私有财产——特别是在农村，面对贪婪的干部，农民只有任人宰割。这是一场对付人民的持久战，因为每次新一轮的掠夺，都会把拥有私人财产的微弱希望扼杀在萌芽状态。在湖南湘潭，当地人民不会忘记在当地刮过的六次“共产风”。第一次是在 1957-1958 的冬春，为了进行“资本积累”，金钱、瓷器、银器及其他贵重物品必须上交。第二次发生在 1958 年夏天，成立人民公社的时候。第三次是为了大炼钢铁，“共产风”吹走了人们家里的壶、锅和铁制的厨具。然后，在 1959 年 3 月，省银行冻结了所有的储蓄。第五次，秋季，由于大办水利再次启动，工具和木材被无偿征用。最后，1960 年春天，地方领导为了建立大猪栏，夺走了农民的猪和建筑材料。¹

大多数人对公开的掠夺几乎毫无办法。但他们不是被动的受害者，他们创造了一系列的生存方法。最常见的做法是遵循自然惰性的怠工。高音喇叭要大家鼓足干劲，墙报在歌颂劳模完成生产计划，但在工厂车间里，弥漫着一片漠不关心的气氛。在冬天的北京，一个典型的四十多人的车间里，五六个工人会习惯性地蜷缩在炉前取暖，而其他人则溜出去排队买东西或看电影。干部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每一个工人和惩治一切违反纪律的行为。²中宣部更全面的研究显示，在上海，多达一半的工人不遵守工作纪律。有些人会晚几个小时上班，其他的人花很多时间聊天。有几个懒人不做任何工作，只等吃下一顿饭。在收工前，许多工人已经走掉了。³

国家越是陷入饥荒，人们越是偷懒。1961 年，上海一个工人的平均年产值比 1959 年减少百分之四十，工人更多了，生产出来的商品反而更少了。磨洋工，当然只是生产率大幅下降的许多原因之一，正如我们在第 18 章看到的；问题在于到了 1961 年，工厂的工人已经成了磨洋工的老手。⁴

1959 年，许多农民不得不在没有饭吃的情况下成天干活。消极怠工，除了是营养不良的结果，也是求生之必需；为了度日，人们必须学会保存每一点能量。在干部巡视的时候，农民会努力耕地，但只要干部从视线中消失，他们就放下手里的农具，坐待收工。有的地方的农民，会在关键的十字路口站岗放哨，以便其他的人睡上一个下午。⁵如果干部管的不严，当地一半的人就会逃避劳动。⁶有些村庄，领导比较宽容，家家户户就蜷缩在一起，一连几天不起床，用真正冬眠的方式度过严冬。⁷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黑市，不合作，怠工，盗窃，都属于反抗行为，是庄稼人这样的弱者用来对付国家的武器。但社会各个阶层都有类似的生存本能；如果真的存在着什么“反抗行为”，共产党可能已经垮台了。面对由政权造成的饥馑，许多人没有选择，只好无视传统的道德标准，能偷多少就偷多少。

盗窃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其严重程度取决于需要和机会。运输工人的位置最容易窃取国家财产，因为上百万吨的货物要经过他们的手。在武汉港六号码头的一千二百名工人中，有两百八十多人，常年以保养和修理为名，偷窃列车上的货物。⁸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火车站的 864 名搬运工人里，半数有偷窃行为。⁹邮包被窃是常见现象，而且往往是在党员的组织下干的。广州市邮政局的一个四人小组，偷拆过上万件海外寄来的包裹，取走了手表，钢笔，人参，奶粉，干鲍鱼和其他礼品。很多被窃的东西，在拍卖会上出售给邮政工人。这个邮局有一百多个干部参加了偷拆邮包的活动。¹⁰

学生偷食堂里的东西。1960 年南京大学一个月中就出现了五十宗窃案。¹¹在南京郊外江宁县湖熟中学，小偷小摸是学生之间的常态；从厨房偷胡萝卜开始，这种行为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¹²国营商店和百货公司的职员，会巧妙地篡改收据或开假收据。徐纪恕，上海友谊商店的售货员，通过篡改收据，日积月累，攒了总数达三百元左右的钱财。在药店供职的黎山娣承认，几年来每天拿走一元人民币，使她的工资几乎翻了一番。¹³

如果说，城市中的小偷小摸是因为存在着大量的机会，那么，农村中的小偷小摸就是出于必需，许多农民只有依靠自己的机智才能在饥荒中生存。在粮食生产的每个阶段，农民总是试图为自己保留一部份。在小麦或玉米完全成熟以前，这种做法就从田里开始了。这是一种名为“吃青”的传统做法，当民兵不注意的时候，农民在田里悄悄地摘下谷物，用手搓去壳皮，生吃下去。吃青常见于北方，和稻田相比，茂密的玉米地和麦田更适合于藏身。玉米是一种生长能力很强的作物，能够在田里呆相当长的时间，从而为不断吃青提供条件。¹⁴

1960 年，因为农民吃青，一些公社的秋收几乎是名存实亡。在山东广饶，有几个大队在玉米成熟前就吃掉了百分之八十，小米和绿豆则颗粒无收。也是在山东的胶县，所有谷物近百分之九十失收。全省有成千上万类似的事件。很多在田里偷吃的人被当地民兵打死。¹⁵安徽宣城，整块地被吃得干干净净，就像刚被一群蝗虫啃过一样。¹⁶回忆当年的饥饿，农民曾木说出了偷吃的重要性：“没偷的人都饿死了。偷吃过的人还活着。”¹⁷

在检查员的默许下，已经脱粒和装袋的粮食在注水后出售给国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仅广东一省，国家储备的 30 亿斤粮食中，就有三分之一因为含水量过高而腐烂，虽然储存条件差也是原因之一。¹⁸粮食一旦卖给国家，大量的盗窃就会出现在粮食的运输过程中。在广东新兴县城，1960 年出现了将近九百起盗窃案件。来自新河的船夫林四，在不同场合拿走了大约一千斤粮食。另一些人偷得更周到，他们用沙子和石头顶替被盗的粮食。在广州，运货的人用竹筒把粮食从口袋里弄出来，再把沙子返回袋子中。¹⁹在江苏高邮县，差不多每个船夫都为自己偷粮食，平均每人每年偷三百公斤。²⁰

国家粮仓的看守也偷窃。在河北于内蒙古接壤的张家口，五分之一的看守有不诚实的行为，有时在党员的默许下偷窃粮食。管理邱县粮食收集站的干部，有一半存在腐败问题。²¹经过如此之多的贪婪的手，人们想知道，有多少粮食最后实际到了食堂的饭桌上。根据苏州在本地进行的一个调查估计，一公斤大米大约只有一半左右能到达它的最终目的地：先是在储藏和运输中被人偷窃，然后是会计的中饱私囊，干部的假公济私，和厨师从中克扣，最后才能做成一碗米饭，端上食堂的饭桌。²²

地方干部与农民联手，就会形成强大的盗窃集团，他们的诡计和欺骗可以使整个村子免受饥荒之苦。有些村庄保持两套账簿，一本是村里的实际数字，一本是糊弄上级粮食检查员的假账。这种做法在广东省非常普遍。²³湖北宣恩县，三分之一的会计造假账。在崇阳县，一名支部书记向上级公社报告了大约 50 万斤的产量，自己的账簿上记的却是 63 万斤。²⁴1959 年 6 月，根据河北省委办公室的调查，粮食的库存记录比实际储量少了 3.2 亿斤，这主要是会计报告弄虚作假的结果。²⁵

从农民手里征集余粮是严厉而且血淋淋的，因此把没有上交的粮食隐藏起来并不容易。在湖北孝感，检查组发现，最大的地下粮仓藏匿了 12 万斤粮食。在义堂公社，6 万斤粮食被藏在假墙、衣柜或棺材里。在一个叫武洛的地方，一次搜查就从 15 户人家缴获了 5.2 亿斤粮食。有些地方的干部在收获之后立即私分粮食，并叫农民在民兵来征粮以前尽量多吃。²⁶

全国各地都有干部悄悄地给农民发放粮食，帮助他们度过饥荒。河北易县的有个公社，每亩收获的粮食中就有 20 至 27 斤被分到社员手里。检查组经常发现地方的‘黑粮仓’。在交河县，几乎每队都有 1500 斤左右的‘地下粮食’。²⁷当天津近郊孙氏公社的领导留下 39 万斤种子时，他直言不讳的说，“国家的粮食也是群众的，群众的也是国家的”。²⁸湖南有 23 个县实际拥有的粮食比上报多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总数达 7200 万斤。最极端的例子之一是浏阳，在彻底检查了三万个粮仓以后，多出了 1500 万斤粮食。²⁹但是相反的情形更为普遍。在许多地方的领导，宁愿老百姓饿肚子，而不敢请求上级调粮，他们怕向上级伸手会被视为懒人乞讨，没有鼓足干劲。³⁰

地方干部使用的另一种办法是，向国有粮仓“借”粮。在河北，大约 7140 万斤粮食就这样被“借”到 1959 年 4 月。粮仓同意出借，通常是迫于上级干部的压力。天津附近孙贾公社书记李建中打电话借粮，被粮库的工作人员断然拒绝。当地领导马上来到粮库下达指示：“叫赊也得赊，不叫赊也得赊，今后有什么事我挡。”当场商定借出 7 万斤粮食。在城市中的单位和机构也经常是有借无还。一所中学用借来的粮食养活自己的学生，欠了 3.5 万元债务。³¹

但最后食物耗尽，人们开始向周围的人下手，从同村的人，邻居，甚至亲戚那里偷吃的。南京所有邻里之间的冲突中有一半涉及食品，人们互相偷吃的，以致为此打架。³²儿童和老人受害最深，例如丹阳市，有人抢了一个失明的老祖母用救济券买来的小米。³³在农村，为生存而进行的激烈竞争，逐渐侵蚀任何社会的和谐和凝聚力。长沙廖家村，绝望的干部面对盗窃盛行毫无办法，只好告诉农民，只要不偷自己的村子就不会受到惩罚。³⁴农村一旦失去了维系社区的纽带，家庭就成了争斗、嫉妒和冲突的舞台。一位妇女还记得，她的婆婆睡觉时，把装食品券的袋子系在脖子上。她的一个侄子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剪断绳子，用偷来的食品券换糖吃。这名妇女数天之后就饿死了。³⁵

人民公社，农村，家庭：到处都是紧张和怨恨，因为饥荒，昔日的邻居，朋友和亲戚，成为冤家。湖北一个党的官员在分配夏粮的时候说：“国家和大队，大队和大队，个人和个人，上，下，左，右，都有争论”。³⁶暴力出现了，单位或小组因为夏粮的分配打得四分五裂。社员为了吃粮而打架，专门制作了棍棒和刀具。³⁷在湖北英山县，两个倒霉的男子偷了小米，发现后被吊死在树上。³⁸

在饥荒中，一个人有所得，另一个人就有所失。小偷小摸看上去是针对着抽象的国家，付出代价的却是食物链底层的小人物。在云南宣威县，几个村干部在 1958 年 12 月交粮食的时候虚报数量。这批粮食是铁路工人的口粮。这个计划本应为八万工人提供热量，但没有料到邻近村庄交付的粮食大大低于计划的要求。铁路工人——他们也是从农村来的普通农民——因此饿了几天，大约七十人在月底前饿死³⁹。在农村，激进的公社化造成了物资奇缺，一个人的生存取决于另一个人的饥饿。高层的错误政策和各单位私下的自我救助，使中国的农村分崩离析。尽管难以区分饥荒中那些是自我毁灭，那些是自我救助，到头来受害最深还是弱势群体和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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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南，1961 年 2 月 12 日，151-1-20,pp. 32-3。 ↩

2. 北京，1961 年 3 月 24 日，1-28-28,pp.2-6。 ↩

3. 上海，1961 年 10 月 25 日，B123-5-144, p.176。 ↩

4. 上海，1961 年 8 月，B29-2-655, p.82。 ↩

5. 四川，1959，建川 9-249, p.160。 ↩

6. 四川，1959，建川 9-250,pp.14 及 46。 ↩

7. 丁桥儿访谈，出生于 1951 年，山东黄县，2006 年 12 月。 ↩

8. 内部参考，1960 年 6 月 2 日，pp.14-15。 ↩

9. 内部参考，1960 年 12 月 19 日，p.21。 ↩

10. 同上，pp.23-4。 ↩

11. 内部参考，1960 年 12 月 7 日，pp.21-4。 ↩

12. 南京，1959 年 2 月 26 日，4003-1-171,p.62。 ↩

13. 上海，1960 年 3 月 31 日，B123-4-588,p. 3；1961 年 5 月 22 日，B112-4-478, pp. 1-2。 ↩

14. Thaxton,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中国农村的灾难和斗争》）p. 201. ↩

15. 内部参考，1960 年 9 月 2 日，pp.5-7。 ↩

16. 宣城，1961 年 5 月 3 日，3-1-259, pp.75-6。 ↩

17. 曾木访谈，出生于 1931 年，四川彭州，2006 年 5 月。 ↩

18. 广东，1961 年 3 月 1 日，235-1-259,pp. 23-5。 ↩

19. 广东，1961 年 3 月 1 日及 27 日，235-1-259,pp. 23-5 及 32-4。 ↩

20. 内部参考，1961 年 4 月 26 日，p.20。 ↩

21. 河北，1960 年 9 月 27 日，855-5-1996,pp.52-4。 ↩

22. 吴县，1961 年 5 月 15 日，300-2-212, p.243。 ↩

23. 广东，1961 年 1 月 21 日，235-1-259, pp.16-17。 ↩

24. 湖北，1959 年 2 月 22 日，SZ18-2-197,pp.19-21。 ↩

25. 河北，1959 年 6 月 2 日，855-5-1758,pp.46-7。 ↩

26. 湖北，1959 年 2 月 22-23 日，SZ18-2-197,pp.6-8 及 12-14。 ↩

27. 河北，1960 年 12 月 13 日，855-18-777,pp.40-1。 ↩

28. 河北，1959 年 6 月 1 日，855-5-1758, pp.126-7。 ↩

29. 湖南，1959 年 12 月 10 日及 18 日，146-1-507,pp.81 及 90-3。 ↩

30. 湖南，1959 年 12 月 31 日，146-1-507,pp.120-1。 ↩

31. 河北，1959 年 6 月 1 日，855-5-1758,pp.126-7。 ↩

32. 南京，1959 年 6 月 4 日，5003-3-722,pp.77-81。 ↩

33. 南京，1960 年 1 月 26 日，5012-3-556, p.60。 ↩

34. 湖南，1961 年 2 月 13 日，151-1-18,pp.24-5。 ↩

35. 李二姐访谈，出生于 1922 年，四川成都，2006 年 4 月。 ↩

36. 湖北，1961 年 5 月 11 日，SZ18-2-202,pp.25-6。 ↩

37. 广东，1961,235-1-256, p. 73。 ↩

38. 湖北，1961 年 9 月 18 日，SZ18-2-199, p.7。 ↩

39. 云南，1958 年 12 月 30 日，2-1-3442,pp.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