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寻找出路

面对破产的经济，负责外贸的三巨头周恩来、李富春和李先念，从 1960 年 8 月开始，将对外贸易从苏联转向西方。接下来的几个月，周恩来和陈云设法说服了毛泽东：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业损失，需要进口粮食以重振经济。党的计划人员也开始谨慎地对政策指令进行修补，悄悄地策划一个转折。1960 年 8 月，李富春开始采用一个新名词，强调“调整”，而不是大跃进。在一个用口号治国的一党制国家里，提出“调整”在半年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周恩来小心翼翼地加上“巩固”，使它更加容易被毛认可¹。李富春必须仔细导航，使这个新口号绕过善变的主席。

1960 年 10 月 21 日，一份来自监察部的报告落在李富春的办公桌上。这是关于信阳大规模饥荒的报告。信阳是吴芝圃的模范省河南的一个地区。此前有个调查，提到了仅正阳县就有 1.8 万人死亡，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了三倍——8 万人死亡。在遂平县的圣地嵖岈山公社，十个村民中就有一个饿死²。

三天后，李富春把报告送给毛泽东，主席颤抖了：反革命当道，他们控制了整个地区，进行恐怖的阶级报复。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紧急商议后，毛派遣一个由李先念率领的调查组，中途又加上了陶铸和王任重。

他们在信阳发现了一个恶梦。在饥荒中心的光山县，他们听到了幸存者的绝望的哀号。他们在严寒中走进农民的家园：荒凉的瓦砾堆中陈列着已死者的墓冢，灶是冰冷的，门、窗、门楣、茅草顶都拆掉当作燃料烧光了，食物全然是没有了。在庐山全会后的恐怖统治下，当地民兵在村里挨家挨户搜索隐藏的粮食，没收一切，以弥补产量的不足。在一个曾经很热闹的小村里，两个瘦得皮包骨的孩子，躺在脸色惨白的祖母身边，他们是这里仅有的幸存者³。光山五十万人口，死了四分之一⁴，到处是群葬。在成关，十个还在呼吸的婴儿被扔在地上⁵。仅 1960 年，信阳地区死了一百万人以上。其中 6.7 万人是被棍棒打死的⁶。李先念感慨道：“西路军的失败那么惨，我没有掉一滴眼泪，到光山看到这个情况，我再也忍不住了！”⁷

“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毛泽东再也无法否认灾害的程度，但是作为一个偏执的领导人，他认为世界上充满了阴谋诡计，他把责任推到阶级敌人头上⁸。地、富、反、坏利用反右倾运动，重新掌权，进行阶级报复。毛主席从来不承认，正是他自己在高层建立的恐怖政权，被各级党委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复制。

毛下令夺回权力。全国各地展开了斗争，目的是挖掘“阶级敌人”，由北京派来的代表团撑腰。李先念和王任重监督河南的清洗，县级领导被推翻，数以千计的干部被审查，有些干部被当场逮捕⁹。一支四十人的工作队在一位将军的带领下从北京下去清理民兵¹⁰。在甘肃，一个由中监委副书记钱瑛领导的代表团监督一场大清洗，导致张仲良降级为省委第三书记。其他地区效法，一道道紧急命令，敦促推翻人民公社中的“死官僚主义分子”。1960 年 11 月 3 日，一道紧急指示终于发出，允许村民保留自留地，搞副业，每天休息八小时，并恢复当地农贸集市，以及其他措施，旨在削弱公社对于村民的控制¹¹。

这是大饥荒结束的开始。李富春感觉到风向有变，于是从 1961 年起推动他的经济调整政策¹²。他是第一个支持毛泽东发起大跃进的计划师。现在他是第一个走回头路，在主席面前，慎重地操纵经济复苏政策。

这一阶段，刘少奇在观望。他同意主席的意见，认为农村已成为滋生反革命的地盘。和其他领导人一样，在庐山对抗后，他选择不顾发生在地面上的一切，慷慨陈辞，谴责苏联的修正主义道路。他并非不知道饥荒。营养不良即使在党的首脑机关所在的中南海红墙里也很明显。肉、蛋和食油稀缺，浮肿和肝炎流行¹³。但是，把饥荒解释为自然灾害，这种解释在政治上比较安全。1961 年 1 月 20 日，刘少奇面对来自甘肃的一群人，高谈封建主义的危害，指出是它导致了信阳事件：“这是个革命，关键在于发动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让群众翻身。”¹⁴

前一天，毛泽东曾对资产阶级在农村的反攻倒算表示惊讶：“没料到现在农村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反革命篡夺农村基层政权，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是没有料到的。”¹⁵毛不依靠来自基层的报告，认为这些报告误导领导，他决定派遣一些高层小组去农村调查。邓小平、周恩来和彭真都被派到北京周围的公社。毛泽东自己在湖南花了几个星期。刘少奇希望农民和他无拘束地说话，也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南花明楼。这是一次具有启示性的经历，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刘少奇轻车简从，于 1961 年 4 月 2 日离开长沙，随行的只有他的妻子和几个亲密助手，乘两辆吉普车，随身的轻便行李中装着自用碗筷，前往农村，调查无法无天的地方当权派。不久，车队看到一块大养猪场的招牌。仔细一数，只有寥寥十来只骨瘦如柴的猪在泥里觅食。近处有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在挖野菜¹⁶。刘决定就地过夜，即使在饲料店里，他的随从也找不到铺床的稻草。刘发现，在肥料堆里、已经风干了的人粪中，除了粗纤维什么也没有，这是大饥荒的又一证据。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尽管警惕性奇高的农民们谁都不敢说实话，刘少奇的担心终于得到了证实。他在回乡的路上经过一个村庄，发现地方领导人瞒报的死亡人数。刘亲自看到的景象，和官方的报告根本不同。他和当地的领导发生了冲突，那些领导试图阻挠刘和村民说话。他找到一个 1959 年被打成右派而解职的干部段树成：段坦白地解释大队在大跃进中如何赢得红旗。段说，为了保持特权地位，地方领导人有系统地迫害任何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的人。1960 年，把粮食收成 72 万斤吹嘘为 120 万斤。国家征购后，村民只有 360 斤，留出种子和饲料之后，每天只能吃一把米¹⁷。

在刘的家乡炭子冲，亲友们比较愿意说些实话。他们否认上年发生过旱灾，食品短缺的责任主要在干部：“主要是人祸，而不是天灾。”在食堂里，炊具、脏碗和筷子被胡乱堆在地上，唯一的蔬菜是芦苇叶，没有食油。刘被他所看到的景象震撼了。几天后，他在一个群众集会上向乡亲们道歉：“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现在，我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你们。”当晚刘就下令解散了食堂¹⁸。

刘少奇是一位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家乡的灾情使他震惊。他把他一生的每一分钟都献给了党，可是，他发现，这个党为他所服务的人民带来的却是压迫、贫困和饥饿。他还发现了人民和党之间完全脱节：他一直被蒙在鼓里——他是这么说的。

尽管他这次农村之行的详情已经众所周知，他与地方官员的冲突却鲜为人知。刘开始归咎于省委第一委书记张平化，后者在周小舟被撤职后负责这个省：“我的家乡搞成这个样子，没有人报告过，连写信的，告状的也没有；过去有些人给我写信，后来就没有了。我想不是他们不想写，不愿意写，恐怕是有人不叫他们写，或者写了被扣了，被查了。”他直率地指责省公安厅，说，安全机构“完全烂掉了”。当地警察怎么可以检查和扣留私人信件，又怎么可以任意调查和殴打那些试图向他反映情况的人？后来，刘当面责问谢富治——大权在握的公安部长和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为什么他家乡那些无法无天的事情没有人去调查？党的耐心的建设者刘少奇消失了：这位要替同胞仗义执言的人，信念动摇了¹⁹。

回到北京后，刘继续直抒己见。1961 年 5 月 31 日，在一次领导人聚会时，刘少奇作了个充满感情的发言，他直言不讳地把饥荒的责任归咎于党。“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是由于天灾，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驳回了所谓党的政策总体上是伟大的成功的教条，触动了毛最喜欢的说法：“有的同志说，这些问题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但现在恐怕不能那么说了。我们常把‘九个指头对一个指头’当作永远不变的公式，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关于党的路线，他也直言不讳：“在执行党的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大跃进的工作中，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甚至很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而且他毫不怀疑责任所在。“主要应该中央负责，我们领导人都有责任，不要去责怪哪个部门或哪个人。”²⁰

刘少奇与毛泽东分道扬镳。当时他没有因此而遇到麻烦，因为到处惨不忍睹，不能置之不理。但到了文革期间，他将为他的挑战付出高昂的代价。当时，其他领导人谨慎地向这位国家元首靠拢，略微和毛泽东拉开一点距离。素来慎重周到的周恩来承认了庐山会议后的一些错误，为了帮助主席挽回面子，他公开承担了一切错误的责任²¹。

刘少奇冒着风险作了最大可能的批评。李富春则利用这个机会从大跃进进行策略性撤退。李是个书生，态度谦虚，历来不敢提不同意见，这次也改变了语调，在 1961 年 7 月在北戴河的一个会议上，对经济状况作出了辛酸的评估。仅在几个月前，他照顾主席的情绪，和稀泥，说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能是一条直线，苏联也经历过粮食产量下降的时期²²。但在刘少奇发表意见之后，他不再回避问题。他指出，在山东、河南和甘肃，几千万农民在每天只有几颗米的情况下挣扎，饥荒与自然灾害没有多大关系。人们挨饿的原因是党所犯的错误。他用七个形容词来描述大跃进：太高，太大，太平均（所有奖励都被取消），太分散，太乱，太快，太轻率（调拨物资）。接着他作了长篇分析，然后提出具体建议：下调所有的生产指标，使经济回到正轨。他是毛泽东的紧跟者，他巧妙地为毛开脱：“党的路线，方针，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正确，总是我们，包括中央机关在内，执行中发生了缺点错误。”²³

李受到了主席的认可。次月，在庐山中央会议上他发表了类似的报告，再次为毛开脱所有责任。这是饥荒的转折点。李说话轻声细语，为人谦虚，他对毛泽东的忠诚无可怀疑，他不像彭德怀，他能够提出事实，而不触怒毛。毛是一个偏执的领导人，谁要是表示丝毫异见，都会被他认为是背叛。这一次，毛反而赞扬了李的报告。

李富春讲话之后，跟着是其他一系列令人难受的评估。中南局的一名书记李一清报告说，1958 年在模范省河南有 14 万吨以上的农具被扔进土高炉化成铁水。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说，因为发动机损坏，五分之一的机车不能用。交通部长副部长彭德说，他负责的车辆中，能用的不到三分之二。冶金部副部长徐驰指出，因为缺煤，鞍钢在今年夏天被迫停工数周²⁴。

毛很少参加会议。他通过每天晚上看书面的综合报告掌握会议动态。他在撤退，战略性地隐瞒自己的判断，同时了解他的同事们的立场。主席很不高兴。他向他的医生李志绥发泄，说：“好党员都死光了。剩下的是一堆僵尸。”²⁵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最后，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开始讨论三年强迫公社化的后果。他们发现，毁灭性的灾难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想像。

薄，《若干重大事件》，p. 892。 ↩
毛，《建国以来》，卷 9，p. 326；林，《乌托邦运动》，p. 607。 ↩
章重，《信阳事件揭秘》，党史天地，2004, no. 4, pp. 40-1。 ↩
杨振刚、张剑生、刘士楷，《关于坏分子马龙山大搞反瞒产及其后果等有关材料的调查报告》，1960 年 11 月 9 日，p. 7。 ↩
李振海、刘正荣、张春元，《关于信阳地区新蔡县去冬今春发生肿病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 年 11 月 30 日，p. 1。 ↩
信阳地委组织处理办公室，《关于地委常委书记王达夫同志所犯错误及事实材料》，1962 年 1 月 5 日，pp. 1-2。 ↩
章，《信阳事件揭秘》，p. 42；亦见乔培华，《信阳事件》，香港：开放出版社，2009。 ↩
毛，《建国以来》，卷 9，p. 349。 ↩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卷 2，pp. 419-30。 ↩
Chester J. Cheng (ed.),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Red Army（《中国解放军政治》）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ublications, 1966, pp. 117-23.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卷 13，pp. 660-76。 ↩
薄，《若干重大事件》，pp. 893-6。 ↩
李志绥，（《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 339。 ↩
刘少奇讲话，甘肃，1961 年 1 月 20 日，91-6-79, pp. 46-51 及 103-7。 ↩
毛泽东讲话，甘肃，1961 年 1 月 18 日，91-6-79, p. 4。 ↩
黄，《刘少奇一生》，pp. 346-8；黄，《王光美访谈录》，pp. 225-6 及 240。 ↩
刘少奇谈话，1961 年 4 月 25 日、28 日及 30 日，湖南，141-1-1873, pp. 106-50；亦见黄，《王光美访谈录》，pp. 238-40；金、黄，《刘少奇传》，pp. 865-6。 ↩
金、黄，《刘少奇传》，p. 874。 ↩
刘少奇信件，甘肃，1961 年 4 月 -5 月，91-4-889, pp. 2-4。 ↩
刘少奇，1961 年 5 月 31 日，甘肃，91-6-81, pp. 69-73。 ↩
金，《周恩来传》，pp. 1441-2。 ↩
李富春在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湖南，1961 年 1 月 14 日，中发（61）52，186-1-505, pp. 1-28。 ↩
李富春讲话，湖南，1961 年 7 月 17 日，186-1-584, pp. 7 及 13。 ↩
北戴河会议文件，湖南，1961 年 8 月 11 日，186-1-584, pp. 38-48, 125, 134 及 152。 ↩
李志绥，（《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 3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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