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毁了工业

全国上下的工厂、铸造厂、车间、矿山和电厂都接到了越来越高的产量指标。完成指标的程度，决定着奖励。总产值是决定一个工厂沉浮的神奇数字。正如人民公社的干部必须保证不断提高粮食数量，全国各地的工厂都力图在完成计划上互相超越。宣传机器每天播出产量记录，然后在黑板报和墙报上转载，家喻户晓。工厂车间里画着增长预测的图表。劳模的照片被放在“光荣榜”的玻璃框里。海报、星星、彩带和标语，装饰着每一个车间的墙壁。落后份子在会上被点名，而超标的工人则受到表扬，其中一些到北京参加群英会，并受到主席本人接见。伴随着金属的融化声、坩埚的铿锵声和蒸汽的呼啸声，从大喇叭中不断传来喧嚣的宣传和广播节目，以鼓励工人增加产量¹。

由于红色工厂的最高目标是产量，所以往往不计成本。在负责工业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从中央各经济部门到工厂的职能部门，没有人能够完全跟踪从国外订购的设备的惊人数额。即使是周恩来，他这么无情地压榨农村吐出粮食以满足出口，似乎也无法有效地遏止机器的进口。企业向银行借钱，以不断地扩建风光的楼房和购买更多的设备。以洛阳矿山机械厂为例，每月欠银行的利息，等于工厂的全部工资²。

但是，新设备一旦到来，立即遇到保养不善和胡乱对待。东德代表团 1961 年访问上海一个码头时，被进口物资和设备的状况吓了一跳。金属板材、管材和异形钢被放在户外生锈³。武汉钢铁厂——1958 年 9 月大跃进中由毛泽东大张旗鼓地揭幕——也有类似的极不负责现象，六个西门子马丁炉，1962 年只有两个在满负荷运转⁴。调查小组更详细的报告确认，材料、工具和机器无人负责，甚至有意损坏。例如在石家庄钢铁公司，一半的发动机频频出故障⁵。废品开始堆积。在洛阳，仅三个工厂就积累了超过 2500 吨的废金属⁶。在沈阳，熔铜浆和镀镍电解液在废金属堆之间奔流⁷。

废品堆积不仅是由于原材料和物资分配不合理，也由于工厂领导故意允许违规操作以增加产量。根据一个审计检查组的报告，济南崭新的钢铁厂，第一年就浪费了国家投资总额的五分之一，即 1240 万元，他们在数百吨锰矿砂中掺沙子，终于不能使用，只能丢弃了事⁸。

在大家都为努力提高生产水平而狂热工作的同时，品质不合格的商品开始堆积如山。盲目追求高产量，产品的品质被忽视，很多工厂出了低劣商品，包括摇摇欲坠的房屋，摇摇晃晃的汽车，摆不稳的家具，有故障的电线，和易碎的窗子。国家计委发现，北京生产的钢铁中只有五分之一是一级品，大部份是次品或更次品，超过百分之二十不合格。在河南，工厂生产的钢铁，50% 以上属于三等品或更次。大型钢铁厂生产的劣质材料，在一系列相关产业中引起连锁反应。在鞍山钢铁厂，1957 年生产的铁轨通常全部是一级品，但到了 1960 年只有三分之一达到标准。由于铁轨品质不达标，一些铁路路段无法承担繁忙的运输，不得不被关闭，有些则完全坍塌⁹。

伪劣商品不仅数量增加，而且相当一部份进入了社会。在河南，在 1957 年只有 0.25% 的不符合质量标准的水泥出厂，到 1961 年飙升至百分之五以上，大量的不合格材料被用于建筑。对河南开封的一项全面的工业调查，发现一个更加惊人的结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出厂产品不合格¹⁰。

正如故障铁轨一样，弯曲的横梁和假水泥也危险地削弱了日常建筑的材料结构，劣质消费品成为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在上海，闹钟随意响，出售的搪瓷盆表面有裂缝和气泡，半数的针织物和棉货是次品¹¹。在武汉，拉链卡住，刀是弯的，刀刃从农具上脱落¹²。有时工厂为了削减成本，出厂的产品没有任何识别标签。在北京，出售的罐头肉有五分之一就是这样。有时标签是错误的，例如把猪肉误认为水果，导致大量货物腐烂¹³。更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加工食品中的化学添加剂。在一年中北京染料厂出售了 120 吨专门作为食品添加剂的有害色素。其中许多都被禁止，例如苏丹黄（用于油墨的一种染料）。对品质控制不严也意味着污染的食物和药品被允许出厂，例如一批变质了的 7800 万瓶青霉素。在问题发现之前，已有三分之一从上海一个药厂发出¹⁴。毛不承认废品这个概念：“世界上没有废品，甲的废品就是乙的粮食。”¹⁵

毛泽东可以不承认废品，但废品文化破坏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959 年仅仅为了赔偿坏电池、坏鸡蛋、烂肉、假煤等等的金额，就达到了二亿至三亿元。废品文化也波及军工产品。贺龙元帅的一份报告表明，不仅冲锋枪卡壳，在沈阳生产的十九架喷气式战斗机也是次品。在 908 工厂，超过十万个防毒面具无法使用。负责核武器工程的聂荣臻，抱怨无线设备和测量仪表被尘埃微粒污染，性能不可靠。即使是在绝密的工厂里，垃圾也随处可见，一点微风就可把宣传横幅上的灰尘吹到敏感设备上：“美国人怀疑我们搞导弹，因为中国人太脏，搞不出来精密仪表。”¹⁶

工人的生活条件恶劣。大量的进口机器旨在助推国家前进，耀眼的新厂——从钢铁厂和水泥厂到炼油厂，都从苏联和东欧进口。但是，很少投资于普通工人和他们家人的住房和伙食，尽管工人队伍随着数百万来自农村的劳动力而膨胀。

以山东省会济南的钢铁厂为例。它成立于 1958 年大跃进高潮之中，有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应该是工人们的天堂。但条件迅速恶化。厕所不够，工人只好直接随地大小便。污秽和恶臭弥漫着工厂，虱子和疥疮到处可见。厂里乱七八糟。打架经常发生，窗户被打碎，门被砸坏。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的秩序建立起来了，最强横的人抢占宿舍里最好的床位。恐惧普遍存在，尤其在妇女中，她们常被当地干部在他们的办公室或宿舍里戏弄、侮辱和虐待，有时在工厂地上，当着其他工人的面。她们不敢单独睡觉或外出¹⁷。

南京也有类似的情形。1960 年，工会组织调查钢铁和煤矿工人的生活，发现肮脏的食堂发生虫灾和鼠灾。排队很长，在灵山煤矿，一个食堂窗口，有上千名工人排队。由于食堂只开放一个小时，工人们吵架争空间，有时动拳头。在官塘煤矿，迟到的矿工没有饭吃，不得不空着肚子下井值长达十小时的班。宿舍很拥挤。平均每个工人只有 1 至 1.5 平方米的空间，有些工人睡在两床之间的夹板上或靠着柱子睡。许多人轮班睡，合用一张床。稻草屋顶漏水，迫使一些工人不断移动他们的上下铺。也有些人睡在伞下。防护设备或者缺乏或者完全不够。许多矿工没有鞋子，只好赤脚下井。那些露天采矿的工人在下雨时被淋湿，外衣浸透了水。宿舍里没有毯子，湿度如此之高，衣服从来不会全干。有些在高炉前工作的钢铁工人因为没有鞋而烧了脚¹⁸。

再往南，在亚热带的广州，宿舍如此拥挤，上下铺为每位工人提供的空间不超过半平方米。建筑工地的情况很恶劣，雨季炎热潮湿，霉菌象皮疹一样蔓延，感染衣服和被褥。湿度如此之高，有些设施被形容为“池塘”，墙壁滴下的水在地上形成水坑¹⁹。在韶关附近的曲仁煤矿，工人用坑木做家具或烧火取暖。七分之一的工人得了尘肺病，原因是吸入尘埃微粒，因为没有任何防护面罩²⁰。

北方的情况并不更好。在首都，工会组织对四家工厂的一个详细调查表明，工人的数量是大跃进前的四倍，而宿舍面积未能相应增加。在丰台区长辛店铁路工厂，每个工人分到的住地只有半平方米多。全北京范围内，到处有工人睡在储藏室、图书馆甚至防空洞，经常是三层床。他们挤得像沙丁鱼一样，晚上都没有空间翻身。连进门出门，工人也得排队。厕所总是有人在用，而且经常堵塞。很多人把粪便拉在报纸上，然后扔出窗外。

多数工厂提供不了足够的暖气：调查了四家企业，有一家在 1958-1959 年严冬根本没有暖气。工人只好用小炉子烧煤球取暖，导致数人煤气中毒死亡。流感很普遍。垃圾到处积累，盗窃的情况经常发生。欺凌问题猖獗，特别是对待新来的员工。在琉璃河水泥厂（工会组织于 1959 年 3 月进行了检查），为一千人建造的三个食堂，供超过 5700 工人用。年龄较大的工人被急于插队的年轻人挤到一边，他们许多人只能吃到冷饭²¹。一年后类似的调查发现一些变化，这一次，“流氓”行为——取自苏联刑法的一种刑事行为，范围广泛，包括粗言秽语、破坏财产和非法性行为——在宿舍变得常见。工人们依仗强力和影响力争夺更好的床位，为朋友和家人找住的地方，而无视已经拥挤的状况²²。

到 1961 年，北京有达到一半的劳动力得了饥馑性水肿²³。职业病普遍，大约四万名工人被暴露在粉尘中。市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估计十分之一的工人得了慢性病²⁴。实际情况可能更糟。

许多大跃进期间开张的新工厂被形容为“民办”，而不是“国营”。它们的表现不是更好。大多数是在从民众手里没收的楼房中匆匆建成，资质很差，不能用作工业生产。

南京的一个化工车间，有 275 名工人，是在一家住宅中建成的，屋顶是竹子，油漆从泥墙上剥落。放射性废物渗透角落和缝隙，堆积在休息室的地上，或放在开口的大桶中，然后再经过风雨传播。工人得了喉鼻过敏，由于他们本来应该穿戴的防护设备被不正确使用。口罩和手套往往内外反穿，没有进行彻底清洗就被带到宿舍。77 名受到医检的女工中，8 人怀孕或哺乳，他们每天都得接触放射性物质几个小时。冬天没有淋浴²⁵。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在鼓楼区（老城中心，过去这里的鼓在夜里打更）28 个“民办”工厂中，垃圾随处可见。没有通风设备。许多工人是在大跃进期间加入的妇女。多数人没有工作经验，得到极少的防护装备，有的只戴草帽。接触化学成份和粉尘往往造成红眼睛、头痛、瘙痒和皮疹。一些妇女的鼻子中间的软骨由于长期吸入化学品而消失。即使在隆冬，锅炉附近的温度也有摄氏 38 至 46 度，中暑经常发生²⁶。在对南京一家生产电子管的工厂的 450 名妇女进行的健康检查表明，超过三分之一没有月经，这是营养不良的症状。在南京化工厂，四分之一有结核病，而二分之一患低血压。一半有蛔虫²⁷。

不管生活条件有多糟糕，工人比起种粮给他们吃的农民还是要好得多。但很少有人能够养家糊口或者寄钱给他们的农村家里。他们的薪水因通胀而变得微不足道，买了食品就没有了——而食品又非买不可，以补充他们在食堂领到的微薄的口粮。在石家庄钢铁公司，工人用四分之三的工资买食物²⁸。在南京，许多工人不得不借钱，欠下 30 至 200 元的债务。由于大部份工人薪水微薄，这些债务几乎是毁灭性。一个三级工每月工资 43 元，而一个五口之家仅仅食物的花销就是 46 元。食堂省不下钱，那里往往质次价贵²⁹。但很少有人能够上升到三级工。大部份人的工资介于每月 12.7 至 22 元³⁰。在“民办”的较贫困的工厂，三分之一以上的劳动力的月工资不到十元。许多人不得不借钱或典当仅有的个人物品，在夏天卖掉备用衣服，然后冬天到了，只好冻得发抖³¹。

随后而来的是医疗费，工人往往要自付。于 1960 年对北京一家化工厂的仔细观察发现，数百名工人因为医疗而欠下债务。崇庆田照顾他生病的妻子，在她去世时欠下 1700 元。他被带到法庭，并被要求每月还债 20 元，使他只剩下 40 元度日。他是一个出色的工人，许多人还没有他那么高的级别哩，结果被医疗费用——为了医治骇人听闻的职业病——压垮了³²。

计划经济有其内在的问题——失控的成本、巨大的浪费、品质的缺陷、卡脖子的运输、可悲的劳动纪律——大多数工厂的业绩令人泄气。陷在国家计划所制造的财政泥沼中，是难以计算实际成本的。会计师不仅捏造数据，有时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处理款项。在南京，约四十家大企业总共只有十四名会计师，其中只有六人能够记录钱款的去向。许多工厂甚至没有一本出纳日志，人们对所发生的费用根本不了解³³。

但有些近似的例子可以表明破坏程度，以钢材为例，基本上是用碳和硬化金属对铁进行强化。在湖南，2.2 吨的铁被用来生产一吨钢材，这意味着巨大的浪费。制造每吨钢的成本是 1226 元，而出售的时候，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是 250 元——也就是说，每生产一吨就得亏损近千元。1959 年，全省每月在钢材上的损失约 400 万元人民币³⁴。比较起来，石家庄的技术先进的工厂和高炉，在生产钢材方面更有成本效益。成立于 1957 年的石家庄钢铁厂，在大跃进前是赢利企业，但成本的飙升，很快使之陷于亏损。1958 年，一吨钢材成本 112 元，该厂的盈利约 1600 万元。1959 年，每吨成本上升至 154 元，使该厂亏损 2300 万元，随后在 1960 年，成本每吨 172 元，损失超过 4000 万元。那时，该工厂依赖于来自遥远的海南岛的矿山的各种劣质铁矿石³⁵。

亏损增加，导致产量下降。在数年的惊人增长后，经济于 1961 年进入了严重的衰退。煤炭——现代工业的燃料——供应枯竭。在煤矿，设备在大跃进期间超负荷运转，以致大部份有问题。新机器的寿命往往不到半年，因为在其中使用了低档脆钢。矿工也成群离开，他们厌烦了成本高涨的食品和住房，以及基本生活资料如肥皂、工作服和橡胶鞋的短缺³⁶。即使煤被搬出矿井，也运不出去，大部份仍然堆积闲置。广东省的四大煤矿在 1959 年生产了约 170 万吨煤炭，但运走的不到 100 万吨³⁷。在甘肃，张仲良的激进领导层确保了煤炭产量由 1958 年的 150 万吨飞速增长到 1960 年的 730 万吨——用尽了人力，但由于汽油耗尽，大约 200 万吨被遗弃在矿井中³⁸。

表 9：湖南省工业产量（百万元）

资料来源：湖南，1964 年，187-1-1260。

由于煤炭产量急剧下降，全国各地工厂停产。因为缺乏电力，1960 年 12 月在上海的中国机器厂的工作量只有三分之一。国棉一厂有二千名工人整天闲着³⁹。1961 年的头半年，计划运往上海的煤下降了百分之十五，而且调整后的指标仍有三分之一从未实际交付。该市重工业需要的近一半的铁和木材也不见踪影⁴⁰。

由于上海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中心，国家计划给它以最优先的保证。其它地方的情况更糟，经济失去了控制。在广东的重工业城市韶关，在 1961 年夏天对 32 个国有企业的调查表明了生产暴跌，1960 年的肥皂产量比上年下降了 52%，砖下降 53%，生铁下降 80%，火柴下降 36%，皮鞋下降 65%。鞋厂每个工人每天只生产一双鞋，而大跃进前是三双鞋⁴¹。表 9 显示了在整个湖南省发生的情况。这些数据仅指产量，其中在 1957 年至 1960 年期间翻了一倍多，而在随后两年又减少一半。如果这种重数量轻品质的成本被计算出来，会看到巨大的灾难，与国家计划的野心正好相反。但是工厂不会倒闭：倒闭是一种和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有关的资本主义现象，而计划经济的目的是要避免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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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lochko, Soviet Scientist（《苏维埃科学家》）pp. 85-6. ↩

2. 广东，1961, 218-2-320, pp. 26-31。 ↩

3. MfAA, Berlin，1961 年 6 月 7 日，A6807, pp. 20-4。 ↩

4. MfAA, Berlin，1962 年 11 月 14 日，A6860, pp. 142-5。 ↩

5. 北京，1961 年 7 月 31 日，1-5-371, pp. 5-10。 ↩

6. 广东，1961, 218-2-320, pp. 26-31。 ↩

7. Klochko, Soviet Scientist（《苏维埃科学家》）p. 91. ↩

8. 内部参考，1960 年 11 月 25 日，p. 7。 ↩

9. 湖南，1961 年 9 月 21 日，186-1-525, pp. 2-6。 ↩

10. 同上。 ↩

11. 上海，1959 年 3 月 28 日，B29-1-34, pp. 16-21。 ↩

12. 湖南，1961 年 5 月 5 日，141-1-1939, pp. 33-4。 ↩

13. 北京，1961 年 6 月 26 日，2-13-89, pp. 14-15。 ↩

14. 湖南，1959 年 12 月 26 日及 1960 年 1 月 16 日，163-1-1087, pp. 70-2 及 91-5。 ↩

15. 谈话，1959 年 3 月 25 日，甘肃，19-18-494, p. 46。 ↩

16. 贺龙和聂荣臻的报告，1960 年 9 月 13 日，91-6-26, pp. 69-75。 ↩

17. 内部参考，1960 年 11 月 25 日，p. 9。 ↩

18. 南京，1960 年 9 月 2 日，6001-1-73, pp. 12-15。 ↩

19. 甘肃，1960, 19-1-255, pp. 39-41；1961 年 9 月 11 日，pp. 94-100。 ↩

20. 广东，1961 年 8 月 7 日，219-2-319, pp. 17-31。 ↩

21. 北京，1959 年 1 月 17 日及 3 月 31 日，101-1-132, pp. 14-18 及 26-40。 ↩

22. 北京，1960 年 3 月 29 日，101-1-138, p. 3。 ↩

23. 北京，1961 年 3 月 24 日，1-28-28, p. 6。 ↩

24. 北京，1961 年 9 月 28 日，2-13-138, pp. 25-9。 ↩

25. 南京，1960 年 7 月 13 日及 11 月 22 日，5065-3-395, pp. 7-19 及 35-52。 ↩

26. 南京，1960 年 7 月 13 日，5065-3-395, pp. 7-19。 ↩

27. 南京，1961, 5065-3-443, pp. 51, 60 及 66。 ↩

28. 北京，1961 年 7 月 31 日，1-5-371, pp. 5-10。 ↩

29. 南京，1961 年 9 月 15 日，6001-3-328, pp. 25-8。 ↩

30. 南京，1960, 4053-2-4, p. 98. 上述工资总体来说是固定的，只是在 1961-2 冬固定工资被各种补偿制度取代，包括计件工资、利润分红；见南京，1961 年 12 月 4 日，4053-2-5, p. 1。 ↩

31. 南京，1961 年 9 月 15 日，6001-2-329, pp. 30-1。 ↩

32. 北京，1960 年 3 月 29 日，101-1-138, p. 4。 ↩

33. 南京，1960, 4053-2-4, p. 93。 ↩

34. 湖南，1959 年 9 月 3 日，141-1-1259, pp. 69-70。 ↩

35. 北京，1961 年 7 月 30 日，1-5-371, p. 8。 ↩

36. 煤炭部报告，甘肃，91-18-193，1961 年 9 月 11 日，p. 71。 ↩

37. 四个煤矿为：曲仁、南岭、罗家渡和连阳；广东，1960 年 6 月，253-1-99, pp. 17-20。 ↩

38. 甘肃，1961 年 2 月，91-18-200, p. 245。 ↩

39. 上海，1961 年 1 月，A36-1-246, pp. 2-3。 ↩

40. 上海，1961 年 8 月，B29-2-655, p. 92。 ↩

41. 广东，1961 年 8 月，219-2-319, pp. 3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