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大炼钢铁

斯大林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工业，强制征粮抢光了农村的财富。为了寻找不同于苏联的模式，毛泽东逆其道而行之，他把工业带到村里。依靠廉价的创新和不要求大量投资的本土技术，人民公社的工业产值可以立即提高，从而导致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反过来也会激发村民实现更大的经济目标：这是没有大量外资的情况下使落后的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小资产阶级专家被严厉指责为保守的右派，而朴素农民世俗的智慧得到赞美。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公开讥讽苏联专家建议的地质测量和技术调查，主张应该依靠群众的智慧来建设水坝和水库¹。直观的知识和本土的智慧，而不是外国的专业知识，将发动廉价和有效的创新，推动中国的村庄超越苏联。农村将通过由普通农民在研究机构中开发出来的简易设备而机械化。“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泽东在一份显示工人自己建造了拖拉机的报告上写道²。或如谢富治声称，“我们算不算是神仙？我们是神仙，可能算第一种神仙，也可能算第二种神仙，别的星球上可能有人，他比我们高明，我们就算第二种。我们比他们高明，就是第一种。”³

劳动模范推动了党的宣传。河南一个从未上过学的贫穷农民何定设计了一套木制的机械搬土系统，通过空中缆绳运送，自动卸土自动返回，将水库劳动量减少了八倍⁴。木制传送带、木制打谷机和木制水稻插秧机，都被誉为普通人的奇迹。在陕西省，当地村民甚至发明了汽车和机车：每一部件都由木头制成⁵。其中大多数人是很单纯的，但浪费可以达到巨大的程度。在广东刁坊，在公社机械化运动中，一夜之间从居民家中拆下来了大约两万两千根栋梁和楼板。造出的大车摇摇欲坠，一试用，就散架了⁶。

但是，真正的基础是钢。这是为社会主义增光的材料。它坚硬，有光泽，代表着工业、现代化和工人阶级。以“斯大林”即钢铁命名的那一位，就是个立志粉碎一切敌人的钢铁般的革命者。冒着烟的厂房、呼呼作响的机床、鸣叫的汽笛、高耸的发出红色光芒的高炉：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神圣图景。工人诗人阿列克谢·加斯捷夫（Alexei Gastev）写道：“我们是钢铁练成的。”在这个人和钢融合在一起的世界中，机器成为人，人成为机器。钢铁是社会主义炼金术的神圣材料。钢铁产量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神奇的数字，以宗教般的狂热被传诵。钢产量神奇地抽掉了人类活动的所有复杂层面，使之成为一个单一的精确数字，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发展规模。毛泽东可能不是什么工业专家，但他似乎能轻而易举地背出几乎每一个国家的钢产量。他的脑子里全是钢铁，超过英国日益意味着超过它的年度钢产量。钢是指标升级的原动力，他要努力推动增加钢产量。1957 年生产了 535 万吨钢。1958 年 2 月，把 1958 年的目标定为 620 万。5 月，修改为 850 万吨。6 月，毛泽东决定，当年应该生产 1070 万吨。然后，9 月份，再一次确定为 1200 万吨。毛泽东在玩弄数字的同时开始相信，到 1960 年年底，中国将赶上苏联；在 1962 年，年产一亿吨钢，超过美国。然后中国将拉开距离，在几年内达到 1.5 亿吨。到 1975 年，将生产钢铁 7 亿吨，使大不列颠望尘莫及⁷。

毛泽东的胡言乱语受到他的一些亲密同事的鼓励。例如李富春说，感谢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中国的发展速度可以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英国在短短七年之内就会被超过。然后，他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寻求在三年之内在铁、钢和其他工业商品上超过英国⁸。1958 年 6 月上旬，毛在泳池边上懒洋洋地问冶金部长王鹤寿，钢产量能不能增加一倍，部长回答说，“没问题！”⁹柯庆施吹牛，华东就能够生产 800 万吨¹⁰。省领导如王任重、陶铸、谢富治、吴芝圃和李井泉，都对钢铁生产作出慷慨的保证，助长了主席高瞻远瞩的冲动。

成功的关键是在每个人民公社后院建立由村民操作的小高炉，用砂、石、耐火粘土或砖建构，这事相对简单，可以使村民人人动员起来为超英而努力。一个典型的小高炉，大约三四公尺高，顶上有一个木制的平台，由横梁支撑着。一个倾斜的坡道与炉连接，农民飞快地跑上跑下，肩上背着或扁担挑着焦炭、矿石和助溶剂。在底部鼓风，铁水和炉渣通过龙头排放。这些基于传统的冶炼古法，有些可能工作得很好，但大多是骗人的，是被紧跟大炼钢铁运动的干部强加给公社的。

运动在 1958 年夏末达到了高潮。同年早些时候被贬黜的党的计划工作者陈云被要求负责这一运动，通过工作，将功赎罪。8 月 21 日，他传达了毛泽东的命令，决不容忍比指标少一吨，完不成计划的惩罚是轻则警告，重则开除出党¹¹。为了保持势头，毛泽东在 9 月访问了武汉，为一个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揭幕，参观第一炉铁水出炉。同一天，北京派出 1500 名党员积极份子到全国各地，为大炼钢铁督战¹²。接着，9 月 29 日被指定为达到更高的目标以庆祝国庆的一天。国庆之前两星期，冶金部长王鹤寿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要求各省领导迎接挑战。这些省领导次日又通过电话，对县领导们进行动员¹³。

在云南，谢富治下令，人人应该成为大炼钢铁的士卒，昼夜突击两个星期，以增加产量¹⁴。党员积极份子在早上分头出击，有些人在天亮之前就到达了偏远乡村。在德宏县，二十万村民被卷入运动，数以千计的小高炉的火光，把天空照成了深红色。村民被派遣到到森林中去寻找燃料，其他人则收集煤炭，有时在野外用镢头、铁锹和手挖掘。在实现指标的狂热中，事故频繁。树木有时候倒下来砸到村民，没有经验的工人使用爆炸装置开矿也导致人身伤亡¹⁵。谢富治定期打电话检查最新成果¹⁶。而他自己又被薄一波鼓动，后者传达了 1200 万吨的新目标，吹嘘全国约有 4000 万名工人在操作大约 50 万座小高炉¹⁷。国庆日，薄一波宣布，十月份应该是钢铁生产的跃进月。紧跟着是另一轮的疯狂。在云南，参与运动的人数从三百万增加至四百万，并宣布了一个特殊的“高产”周，以创造新的纪录。“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中国，”谢富治叫道，中国必须实现吹出去的指标，否则就丢脸了¹⁸。

随着一路从天而降的压力，村民们别无选择，只好参加运动。在云南曲靖地区，楼板被拆掉，鸡被宰杀，以便用它们的羽毛来烧火或做风箱。成群结队的党员积极份子，挨家挨户地收集废铁，被没收的，往往是家庭器具和农耕工具。那些热情不高的人被辱骂，被推搡，甚至被捆绑，游街示众。当时就有党的调查员，写报告谈到恐惧和恐吓。经过一年无情的一个挨一个的运动——大办水利、大办积肥、大办深耕密植、大办人民公社——仅仅提及“放卫星“的口号，就足以使人不寒而栗，因为它预示着另一场“残酷的战争”或“彻夜奋战”，将连续数天不得休息。一些人试图躲开，睡在寒冷和潮湿的森林里，以获得几个小时的休息，从远处遥望小高炉，像萤火虫一样在夜空闪着光芒。他们受冻，食不果腹：当地干部通过克扣粮食来降低炼钢成本，擡高产量数字。由于集体食堂的建立，粮食现在完全掌控在干部手中¹⁹。

中国淹没在火的海洋中。到处是火红的小高炉，尽管这场运动中每个村庄具体发生的事各有不同。在云南，一些农民被迫在吃不饱、睡不足的的条件下炼钢，为了急于完成生产指标而累死在高炉旁²⁰。在全国其他村庄，人们侥幸留下了一只壶或一口锅。但这一暴力剧场新增了两个方面，以扼杀任何涉嫌违抗命令的现象于萌芽之中。第一，干部现在可以依靠人民公社内设立的民兵，强制执行他们的命令。例如在麻城，民兵可以进村，征募劳力到高炉日夜工作。谁提早下班，就得被戴高帽游街示众，帽子上写着：“我是逃兵，大家不要学我。”²¹第二，因为现在所有的食物都在公社的手中，干部可以利用口粮，作为报酬或处罚的形式。拒绝工作——或消极怠工——就会受到食物减少或完全剥夺的惩罚。在麻城，夜间留在家里照顾子女的妇女被禁止进食堂²²。在安徽，经历了饥荒的张爱华后来解释说：“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否则，头头不给你食物：他手里拿着舀子。²³”随着各地锅碗瓢盆被充公，干部对食品供应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了。

在城市，运动对老百姓也很粗暴。在南京，有个炉子的定额是日产 8.8 吨，必须不停地喂料烧火，饥饿的工人晕倒在炉旁。尽管在高压之下，仍然有人提出了抗议。王满孝拒绝接受超过 8 小时以上的工作。当党委书记责问他时，王直截了当反问，“我就干八小时你怎样？”也有人公开质疑，用这种土炉会超过英国。有些小组接近一半的工人被形容为“落后”，逃避艰苦的劳动²⁴。

最后，领导得到了钢的纪录，虽然大部份是炉渣、未洗矿，或纯属捏造的数目字。农村公社积压的铁锭无处不在，他们过小并且易碎，无法用于现代轧机。据冶金部本身的报告，许多省份土高炉生产的合格铁，甚至不到三分之一。而代价是高昂的。一吨土高炉生产的铁的成本，估计为 300 至 350 元，是现代炼铁炉所需成本的两倍，而且在此之上还糟蹋了 4 吨煤、3 吨铁矿石和 30-50 个人工²⁵。后来统计局估计，1958 年大炼钢铁的总损失约为 50 亿元人民币——还不包括被破坏了的建筑物、森林、矿山和人。²⁶

米哈伊尔·科罗契科（Mikhail Klochko）是乌克兰丘陵地区长大的外国顾问。他在 1958 年秋天前往中国南部时，看到一块块狭长的黄色梯田，他感到惊讶：据说这是成熟的稻谷，却无人收割²⁷。

农民到哪里去了呢？许多人被民兵动员去大炼钢铁，一些被部署去大修水利，还有一些人离开了村庄，到许多不断追加指标的工厂里去打工。在 1958 年，总共有一千五百多万农民在更美好的前景引诱下进城打工²⁸。在云南，产业工人的人数从 1957 年的 124000 跃至 775000，意味着六十多万人离开了农村²⁹。那一年，该省三分之一的劳动力被征去搞水利工程³⁰。举例说，在云南晋宁的七万名成年劳动力中，两万名被派去兴修水利，一万名去修铁路，一万名去当地工厂，只留下三万名干农活³¹。但这些数字没有揭示出另一个变化：因为大多数男人离开了村庄，妇女必须下地工作。许多妇女几乎没有下地干活的经验，插秧不匀，杂草丛生。在永仁县，五分之一的作物烂在地里³²。

用于农业的劳力损失了三分之一³³。但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深耕密植等创新技术充份弥补了这一不足。另一方面，在领导的“不断革命”的欢呼下，农民按军事部署，农闲时搞工业，农忙时回农田。用谢富治的话来说，“不断革命意味着不断提出新的任务”³⁴。但是，即使在收获季节中动员了一切人力资源，从办公室人员、学生和教师、工厂工人和城市居民到驻军，地里的局面仍然令人沮丧。许多农具已在大炼钢铁中被毁，强劳力仍在建设水坝，人民公社的公共粮仓管理不善。在连滩，这个把赞美大跃进的大标语凿在山上以欢迎领导参观的模范公社，秋收期间，数千名农民被征发去深翻 100 亩土地。由于没有人收获，很多粮食被遗弃在地头³⁵。

但上缴国家的公粮必须按照当地干部漫天申报的产量给出。1958 年全国实际粮食产量刚刚超过 4000 亿斤，但根据所有的丰收报告，领导把它估计为接近 8400 亿斤。根据这种完全虚假的数字而强制征粮，只能在村里引起恐慌和愤怒。一场以人民为敌的战争开始了。征过头粮，把这个国家推入人类史无前例的最严重的饥荒。1958 年 10 月，谭震林副总理对华南的一些领导人直言不讳地说：“我看强迫命令一万年以后还有，没有一点强迫命令行吗？这就是先进思想跟落后思想作斗争，方法好的人他就不强迫命令，方法不好的，非搞强迫命令不行。说是怕强迫命令，那种观念是不行的。”³⁶

云南，1958 年 11 月 8 日，pp.11-14；1958 年 3 月 11 日，105-9-6,pp. 71-4。 ↩
毛，《建国以来》，卷 7，p.236。 ↩
毛泽东第 2 次讲话后，召集了一部分省市书记谈话，谢富治将毛的谈话向云南和贵州、贵阳的代表同志作了传达，这是根据谢传达的精神摘记的，贵阳，61-8-84，1958 年 5 月 28 日，p.2。 ↩
Lin Keng， 'Home-Grown Technical Revolution'（《本土的技术革命》）China Reconstructs, Sept. 1958, p. 12. ↩
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p.132。 ↩
广东，1960 年 12 月 31 日，217-1-642,pp.10-16。 ↩
关于数据之间的差别 MacFarquhar 均有所叙述 Origins（《起源》，卷 2）pp. 88-90。 ↩
顾士明，李乾贵，孙剑平，《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p.115。 ↩
该谈话陈云在场；参见逄、金，《毛泽东传》，pp. 824-5；亦见云南，1958 年 6 月 23 日，2-1-3276,pp. 1-9；毛，《建国以来》，卷 7，pp.281-2。 ↩
冶金部报告，云南，1958 年 6 月 23 日，2-1-3276, pp.1-9；亦见薄，《若干重大事件》，pp. 700-1。 ↩
金冲及，陈群（编），《陈云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p. 1143；亦见 Chan, Mao's Crusade（《毛泽东的社会运动》），pp. 73-4。 ↩
云南，1958 年 9 月 10 日，2-1-3276,pp.99-100。 ↩
云南，1958 年 9 月 16 日，2-1-3101,pp. 105-23。 ↩
云南，1958 年 9 月 17 日，2-1-3102,pp.58-78。 ↩
云南，1958 年 9 月 20 日及 1959 年 1 月 5 日，2-1-3318,pp.1-5 及 10-19。 ↩
云南，1958 年 9 月 23 日，1958,2-1-3102, pp. 147-9。 ↩
云南，1958 年 9 月 25 日，2-1-3101,p.185。 ↩
云南，1958 年 10 月 18 日，2-1-3102, pp.160 及 230；1958 年 10 月，2-1-3102,pp. 235-73。 ↩
云南，1958 年 12 月 14 日，2-1-3259, pp. 165-72。 ↩
云南，1959 年 1 月 5 日，2-1-3318,p.18。 ↩
麻城，1959 年 1 月 20 日，1-1-378,p.23。 ↩
麻城，1959 年 1 月 15 日，1-1-443,p.10。 ↩
张爱华访谈，出生于 1941 年，安徽定远县，2006 年 9 月。 ↩
南宁，1958，4003-4-292,pp.16 及 48-52。 ↩
甘肃，1959 年 5 月 20 日，91-18-114,p.209。 ↩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p. 3，摘自林，《乌托邦运动》，p.205。 ↩
Klochko, Soviet Scientist（《苏维埃科学家》）p.82。 ↩
上海，1959 年 3 月 12 日，B98-1-439,pp.9-13。 ↩
云南，1959 年 5 月 16 日，81-4-25,p.2。 ↩
云南，1958 年 11 月 8 日，105-9-1,p. 15；亦见 105-9-3,pp.9-16。 ↩
云南，1958 年 7 月 29 日，2-1-3102,p.19。 ↩
云南，1958 年 4 月 21 日，2-1-3260,p.116。 ↩
这只是粗略估计，各地区情况不同：在湖南，1958 年之后不再务农的人数增加了 40%；湖南，1959 年 6 月 4 日，146-1-483,p.116；在山东，只有 50% 的劳力在地里劳动；谭震林讲话，甘肃，1959 年 6 月 26 日，91-18-513,p. 16。 ↩
云南，1958 年 7 月 29 日，2-1-3102,p.21。 ↩
广东，1961 年 1 月 5 日，217-1-643,pp.50-60。 ↩
谭震林讲话，1958 年 10 月，湖南，141-2-62,p.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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