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背乡离井

大饥荒时代最有效的生存办法是离开农村逃荒。搞笑的是，大跃进意味着数百万农民不是涌入公社，而是涌入城市。由于工业产值的指标不断修订提高，城里的企业开始从农村招募廉价劳动力，农民如潮水般涌入城市。在美好的生活前景的吸引下，1958 年有 1500 多万农民移居城市。¹长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多个城市人口激增。据官方的人口普查结果，城市总人口从 1957 年的 0.99 亿增加到了 1960 年的 1.3 亿。²

尽管有严格的人口迁移的规定，还是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出。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在第 22 章介绍过的户籍制度被放在了一旁。但是从农村来的人很少能把自己的农村户口正式变成城市户口。一个人数众多，社会地位低下的临时工阶层产生了。他们承担了城市中艰苦，肮脏，和危险的工作；同时还要面对歧视，即使在他们的工作单位内也不被认同。临时工没有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补贴，例如住房，口粮，医疗保健，教育和劳保福利。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获得合法地位，随时都有可能被赶回农村。

1959 年初，由于全国粮食储备下降，冬天面临着出现饥荒的危险。在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所有主要城市，粮食储备都下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如武汉这个工业城市，粮食储备只够维持几个星期。³不断恶化的危机，促使领导下决心强化户籍制度，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筑起“长城”。这样作的结果是，城镇居民有了食物、住房和就业的保障，而农民只能自生自灭。为了进一步减轻负担，国家开始限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国务院 1959 年 2 月 4 日发文，并于 3 月 11 日再次强调，对人口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取缔劳动力的自由市场，要求农民们回到农村。⁴由于警察开始在上海严格执行户籍制度，他们发现某些地区有五分之一的家庭只有暂住证，其中大部份人是来自江苏省的农民。⁵据估计，非法居住在上海的人有六万多，其中大多数人从事货运和建筑工作。在国务院三令五申后，25 万农民被遣送回农村。⁶全国各地的临时工在饥饿中往返奔波，被强行遣送回乡。农村方面，则由地方当局极力阻止任何人去城市；农民被捆绑在饥饿的土地上。

政府企图在城市周围竖起的防线，由于多种因素起不到作用。在 1958 年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人们创造了许多迁移模式，并建立了联系网；依靠这些，农民得以重返城市。1959 年初，在河北，每 25 个农业劳动力中就有一个在乡间晃荡，伺机外出打工。那些在农历新年返回村里的农民，鼓动其他的人也出去打工；新年过后，他们就成群结队地回到那些已经建立了良好关系、不追究打工者身份的企业。一封封来自城市并附有现金的家书，详细地告诉乡亲如何加入打工大军。在受灾最严重的河南信阳，当地检查邮件的官员声称，收到了大量从青海，甘肃，和北京寄来的信件。李明义寄了三封信并附上 130 元钱给他的弟弟，要他和其他四位亲属一起到西宁铁路局来工作。⁷

在农村，关于城市生活的描述，像故事一样被传来传去：那里到处是粮食、到处有工作机会。有些公社，通过为打工者照顾小孩和老人的方式，支持人们出去打工；而城市工人的汇款，帮助了整个村庄的生存。北京西面的铁路枢纽张家口，在 1958-1959 年冬春，大约三十万人出外打工，占整个农村劳动力的 7%。⁸

即使在浙江这个情况相对不错的省份，在 1958-1959 年冬春，农民也走上了逃荒的道路。根据当局的统计，有 14.5 万人出去逃荒，但可能有更多的人不在受命逮捕他们的当局的统计之中。和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出去的人多半是前往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他们雄心勃勃，大部份打算走到远在千里外的青海，新疆，和宁夏，那里的饥荒相对较轻。靠近城市是促使村民逃荒的一个关键因素。例如在浙江龙泉，十分之一健壮的村民，去了相距仅四十公里的福建省；其他的人则长途跋涉到萧山，奉化，金华等城市。出去的大多数是年轻男人，妇女们被留下来照顾家庭和村庄。在萧山以南四十公里埠下村，230 名打工者分几批离开，其中包括地方干部和青年团员。因为工厂在大跃进时期曾迫不及待地从周围的村庄招募工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有了城市生活的经历。许多人在半夜溜走，而另一些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离开，声称前往镇上探望患病的亲属。在少数情况下，干部会写推荐信，并提供旅行许可证，鼓励农民离开村子，到城市寻找机会。一些人靠卖加盖了公章的空白许可证发了财。⁹有些地方，例如，广东南部，当地干部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觉得更多人员流出可以缓解饥荒。蓝塘公社的一个大队，只有七分之一劳力参加集体劳动。其他的人，不是干私活，就是到附近县市做买卖，有的人甚至到了一百公里外的海丰。¹⁰

成群的人爬上开往城市的货运列车。在 1959 年 3 月的一天，上百个农民登上途经河北孔家庄的火车，没有一个人买票。几天后，同样多的人在淮安一个叫周家河的农村小站登上了火车。¹¹从湖北的孝感到滠口，每天都有数百名农民聚集在车站，等待上车。有些人下决心打算离开农村，更多的人只是到城里去卖木材或探亲访友。当被乘务员要求出示车票时，乘务员就会遭到辱骂和殴打。因为上车时秩序混乱，事故时有发生；体格较弱的逃票者常被挤下火车，曾经有一名五六岁的孩子被火车压断了一条腿。¹²

所有这些人都增加了流动人口的数量。在 1960 年的头四个月内，仅在北京就有超过 17 万从农村出来的农民无票乘车，其中大部份来自山东，河北和河南。一旦扒上了货车，车上的每一件物品都有可能被用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一位官员厌恶地说，他们“有的在货物上大小便，有的用高级女袜当手纸”。¹³

这些农民到达目的地后，就会有朋友或是招聘劳力的人到火车站接他们，¹⁴也能在黑市上找到工作。在北京早晨就开始的“人市”上，一大群找工作的人们推推搡搡，挤来挤去，尽力争取未来的老板的注意。他们中多数人只有临时的住所，有的人和亲戚朋友住在一起。他们工作一天只能挣 1.3 元，木匠可以挣到 2.5 元，有技术的人最多能有一天 4 元的工资。有些人被暗地招募为国有企业工作，有的被个人雇去做体力活或家庭服务。¹⁵

尽管建立了保障城市人口免受农村饥荒威胁的防线，日积月累流入的农村人口给城市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每个月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南京。1959 年的春天有六七万难民来到或是经过这个城市，远远超过了市政府匆匆建造的临时收容所能够容纳的人数。在 1959 年 2 月的一天，大约来了 1500 名难民。其中三分之二是年轻人，大部份来自附近县市，虽然这个数字也包括来自安徽，河南，山东，三个饥荒最严重的省。一些人是来看朋友和家人，大部份人都没有钱，所有的人都想找工作。工厂和矿山会暗地里雇佣他们，付给他们的计件工资低于有当地户口的工人。一些企业甚至愿意伪造文件，为他们注上本地户口。但占 90% 的绝大多数工厂，则用多报正式工人的数量的方法，以便取得足够的粮食来养活非法劳工。¹⁶

不是每个农民都能在黑市上找到工作，有些人被迫生活在城市边缘的阴影之下，靠偷窃，乞讨，捡破烂或出卖自己以求生存。28 岁的孔繁顺是一个会在夜间爬到别人家里偷衣服和钱的流浪汉。苏玉有被抓获的时候正一边跑一边把从店里抢来的大饼塞进他的嘴里。城市中心能够见到年轻妇女在拉客。为了价值一两毛钱的粮票或是一斤大米，她们会在公园安静的角落提供性服务。没有办法的人只能挨饿：在寒冷的冬天，每个月都看到二十来具尸体。¹⁷所有这些都被地方当局看作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加剧了本来就有的对农村人的歧视。在城市里流浪的农民被抓后，会被遣返回乡，不过几个星期后，他们又回来了。¹⁸

有些难民在被官员盘问的时候，会告诉他们的故事。家住安县农村的余义明在 1959 年 5 月被问话时说：在村里的时候每天只有两碗稀粥。干部把所有的粮食都上交了，只剩下白菜。不久，榆树皮和板栗根也被吃光了，村子里根本找不到吃的。老乡王秀兰泣不成声地说：“我们不说谎，我们几个月没粮食吃了。能吃的都吃掉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其他的难民诉说了他们是如何在夜幕的掩护下设法逃出来的。溧水县来的陶民堂说，他们十一个人是听说青年工人在黑龙江一个月能挣 70 元后，集体出走的。¹⁹

并不是所有的农村移民，都只能生活在城市的阴影里，靠贪婪的工厂老板的怜悯维持存在。在走向工业化的大跃进时期，为了留住来自农村的一些最能干的人，工厂付给他们丰厚的薪水。²⁰在南京繁忙的浦口港，由农村移民组成的一队装卸工，虽然没有像城市工人一样有分配的口粮，但他们一个月能赚一百元左右，足够他们去很好的餐厅就餐。有的人打两份工，结果他们的生活比当地有户口的工人还要好。²¹少数人甚至专门在黑市上倒卖粮票。一名妇女被抓的时候，身上有 180 公斤米票，这些在上海买进的米票，到南京可以卖双倍的价钱；在计划经济中，基本相同的商品在全国各地的价格可以千差万别，她正是钻了这个漏洞。男性农村移民多数是在工厂和建筑工地；离开农村去城里作小买卖的，大部份是妇女。²²

另一方面，由于饥荒，年轻的农村移民利用劳工短缺在黑市上讨价还价的优势渐渐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唯求一饱。到了 1960 年，在兰州一些工厂干活的 21 万名移民，没有得到任何薪酬，工厂只是提供食宿而已。这样的安排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这名强势的领导人亲自批准的。但是这种由领导人们做出的重要决定导致了奴隶般的劳动条件。在通渭的一个钢铁厂，农村移民被关起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强迫工作到死：一年里死了上千人，因为工厂老板知道，反正不愁没人打工。²³类似的工厂到底有多少，只有天知道。

随着饥荒的到来，农民背井离乡的目的改变了。总的来说，饥荒的威胁取代了就业的诱惑。在绝望之中，有些人会偷偷上山，希望以吃浆果，昆虫和小动物为生。但很少有人真正能够生存下来，只好返回村里；他们从森林里出来的时候，头发蓬乱，衣裳褴褛，有时完全赤裸，眼里充满野性，样子改得让人难以辨认。²⁴另一方面，当灾难降临时，人们把微薄的财产绑在背上，拖家带口，成群结队地离开；地方当局对此也只能袖手旁观。

1961 年河北省沧州地区在遭受台风袭击后，大批群众无精打采地踏上了逃荒之路；路上人们沉默不语，唯一的音响是他们的脚步声。有时是整个生产队一起上路——干部、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在途中用衣服换芋头吃，结果很多成年人和所有的小孩都衣不蔽体。²⁵全国各地都有人在路边倒毙。

农村人口外流对当地会有什么影响呢？在大多数情况下，村民，甚至是村干部都支持大规模移民，因为他们希望移民的汇款会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是城市里工作容易，工资很高，吃穿不愁之类故事，也无形中伤害了农村里的士气。革命毕竟是为了解放农民，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却明显低于城市。在城市和乡村间人为筑起的屏障，更使农民觉得低人一等；实际上，农村被隔离了，就像麻风病人居住的地方一样。邻里间的纠纷，有时是因为招工而起；邻居家里有在城市做工的人，会招致嫉妒甚至抢劫。²⁶有些地区本来支持当地人外去移民，但很快就发现本地也处在劳动力短缺的境地：离乡外出的都是身强力壮，有进取心的年轻人。村子间接二连三的有组织的械斗，从另一方面耗尽了村子里能干活的人。在京包铁路沿线的重镇怀安县，有一个村庄大约有五十个壮劳力，但 1959 年的春天只有七个人在村里干活；连村长和党支部书记都出去打工了。²⁷当人们因为饥荒而离开的时候，村子里能见到的，只有鬼魂和风吹欲倒的弱者。

大跃进的初期，有大量的工作急需人手，一些村干部会去找外出务工者，试图劝说他们在农忙的时候返回村里。很多人依照 1957 年间劳力严重短缺时早期移民的模式，越过湖南省界进入湖北打工。²⁸村里派出一组干部去找外出的村民，但他们受到了冷遇：移民拒绝回村，因为农村实行食物配给。反过来，移民们把这些干部交给地方当局，指责他们企图把人带回去修水库。结果这些干部，而不是移民，被关了起来；在被释放以后，他们灰溜溜地回了湖南。²⁹其他地方则用了更为巧妙的办法，以河北衡水为例，1960 年清凉店公社五万名外出的民工有一半被劝回了农村。干部让民工的亲属们写信恳求他们回村。有时为了保证这些信件能够到达目的地，当地干部会亲自去送信。³⁰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干部会使用粗暴的办法阻止人们外出。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读到，地方干部是如何殴打和折磨那些试图外出的人，或是惩罚其家庭成员的。民兵在农村各个重要路口设立“劝阻站”或“收容遣送站”，抓捕逃出来的人，并把他们送回村里。这些“劝阻站”或“遣送站”，可以在没有司法监督和起诉的情况下，任意拘留任何人，即使这些人有临时居留证：这种专门针对乞丐和民工的制度，今天依然没有绝迹。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全国有超过六百个这样的机构。仅从广州到哈尔滨的八个城市，在 1961 年春季就抓了超过五万人。³¹ 1960 年，有 38 万四川人被抓，并遣返原籍。³²

失去了社会关系所提供的基本保障，带着仅有的生活必需品，漂流在路上的农民是理想的猎物。根据内务部 1960 年 5 月的报告，山东这些收容遣送站，不仅没收外出民工的粮票和火车票，而且还把他们吊起来，打得鼻青脸肿。妇女受到调戏。³³在甘肃天水，每八个警卫就有一个人承认强奸过女人，殴打被拘留的农民更是家常便饭。为了改造逃出来的人，甚至成立了特殊的“学校”：拘留的人受到人身侮辱：吐口水，捆绑，强迫长达数小时的下跪或罚站。他们仅有的一点财物被拿走：小刀，鸡蛋，面条，酒，系袜子和长裤的绳子。妇女在威胁，殴打，和饿死的胁迫下，为看守提供性服务。她们中的许多人被迫为看守们做饭，清洗衣物，打扫厕所，甚至为守卫洗脚。因为没能给守卫李国仓做好面条，三个犯人被送入特殊的“学校”，挨了一整天打。³⁴

但是无论监狱难民的待遇是多么的苛刻，他们很少放弃外出，并经常能逃出当局束缚。在被自上海送回芜湖的途中，75 名农民中 60 人设法逃脱。³⁵一个月后，从天津押解回沈阳的 250 名难民中有 150 人成功地逃出。他们许多人是党的官员称为“惯流”的难民，一次又一次逃离村庄。³⁶出逃的道路可能是痛苦的，但总比在村里等死好。

1961 年情况开始逆转：迫于饥荒和农村移民的困扰，和不断增长的难以供给的城市人口，北京最高领导层决定让两千万城市人下乡。该命令于 1961 年 6 月 18 日发出，目标是在年底前减少一千万城市人口，以节约 40 亿斤粮食。在 1962 年完成其余的目标，1963 年收尾。³⁷

当局行动迅速。在城市人口从 1957 年的 180 万人激增到 1961 年的 250 万人的云南，约 30 万人，其中许多是失业者被选定遣送下乡³⁸。其中包括了 3 万名被安置到农村劳改营的昆明的囚犯³⁹。在广东省，城市里有近 300 万人失业，他们中约 60 万在 1961 年底被送到农村⁴⁰。在有 310 万城镇人口的安徽，1957 年后增加了 160 万人；现在约 60 万人被迫离开。⁴¹到了年底，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宣布已有 1230 万人回到农村，1962 年的目标是遣返另外的 780 万。⁴²最后的事实证明，国家比农民更有韧性，它毫不留情地运用新的方法，维持了未来几年内城市人口的历史地位。

一些幸运儿成功地越过国境，但他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靠近越南、老挝和缅甸的人，在大跃进开始的时候就用脚投票越过国境；但被抓后的惩罚也非常残酷。在 1958 年，靠近边境的地方有 11.5 万人流亡国外，为的是抗议没有贸易和行动自由，强迫公社化和强迫参加水利工程。被捕的逃亡者经常遭受殴打。在景洪，一个有女儿的年轻女人被刺死，其他的人被锁在一个房子里用炸药炸死。即使是那些自愿回来的人也受到折磨，然后处决；他们被遗弃在路旁，散发出腐尸的臭味。⁴³现在很难获得逃亡者的准确人数，但根据英国外交部的记载，大约 2 万名难民于 1958 年抵达缅甸，其中大部份被送回中国。⁴⁴鉴于许多少数民族在国外都有亲戚，逃亡者的总数可能高得多。在南部边境省份，人们逃往越南。许多人以前只是作走私生意，但是当饥饿变得不堪忍受，他们就仗着熟悉地形，一去不回。⁴⁵

中国有漫长的边界，越境逃亡是常有的事，特别在 1962 年以前，那时对逃亡者的政策比较温和。但在新疆，难民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滔滔洪水，5 月间，6.4 万人先后成群结队，带着孩子和微薄的财产，跨越边境，进入苏联。⁴⁶塔城人口的一半，从干部到学步儿童，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跨越边境，身后留下一片荒地。⁴⁷每天在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边境线上，在巴赫塔（Bakhta）和霍尔果斯（Khorgos）的边境检查站之间执行巡逻任务的士兵，面对着成千上万的越境者。许多老弱病残向苏联当局寻求帮助。⁴⁸苏联花了上百万卢布，为难民提供就业机会和临时住房。⁴⁹在伊宁，苏联领事馆被武装暴徒侵入，为的是抢有关少数民族的国籍档案，因为只有那些登记为苏联国籍的人才可以入境。混乱随之而来，粮仓被抢劫，有人向民兵开枪。⁵⁰根据苏联的说法，是地方当局出售边境车票的谣言造成了混乱。群众去党委办公室要求乘车，有人向他们开枪，有人被打死。⁵¹

1962 年 5 月，在香港边境发生了类似的争相逃跑的事。在整个饥荒中，人们想方设法进入这块英国殖民地：1959 年的非法移民估计大约三万人。⁵²除此之外，内地每月发放 1500 个签证，给老家不再需要的人。⁵³在 1962 年 5 月间，由于大陆暂时放宽边境管制，出境的人如洪水一样，每天达到五千人之多。一夜之间，香港成为东方的自由柏林。人们精心策划越境出走；他们往往是因为工厂倒闭而刚被送下乡的青年：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和社会的抛弃，这些人决定离开。许多人带着钱，饼干，罐头食品和地图。

广州的投机者甚至为此出售被称为“天堂指针”的简易罗盘。⁵⁴火车站上公开销售到边境地区的车票。6 月初，暴民和警察发生冲突，军队迅速平息了骚乱。⁵⁵有些幸运儿买到票登上火车，而其他人只能花好几天沿着海岸长途跋涉。当聚集起来的人数足以制服边境警卫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行动，游过隔着香港和内地的界河，钻过铁丝网和边界栅栏上的钢丝。事故时有发生。一些难民误将附近的水库当成界河，并试图在夜间游过去：后来在堤坝边上人们发现漂着的二百具尸体。⁵⁶另一些人付钱给偷渡的舢舨，其中一些在离香港不远的小岛登陆，而倒霉的人在风浪中溺水身亡。⁵⁷一旦难民们达到了香港，他们就要逃避英国人的边境巡逻。大部份人被现场抓获，但也有少数人躲进山里；这些人一无所有，衣衫褴褛，大多赤脚而且脚上带伤。与柏林不同，香港不欢迎难民，因为香港人害怕殖民地被外省人所淹没。没有其他国家愿意收留他们，美国和加拿大有严格的移民配额，连台湾也只接受少量的移民。⁵⁸另一方面联合国的难民机构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难民”这个政治术语根本不存在，因此也不能得到难民署的资助。⁵⁹就像香港的殖民大臣克劳德·伯吉斯（Claude Burgess）所说的那样：在难民问题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和我们分忧”⁶⁰。只有那些得到香港亲属担保的难民，才被允许留下来，绝大多数人最终被送回了大陆。人群同情难民的困境，提供食物和庇护所，或是阻挡送他们返回罗湖边境检查站的车子。6 月，中国再次关闭了边境，进入香港的人流突然停止了，快得就像它突然放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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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位元脱离 CIA 的人员的访谈；见 CIA, Washington, 27 July 1962, OCI 2712-62, p. 4；类似的报告也刊登在《南华早报》上，1962 年 6 月 6 日。 ↩
ICRC, Geneva，Paul Calderara 的报告，1962 年 6 月 5 日，BAG 234 048-008.03. ↩
同上；亦见 PRO, Hong Kong, 1958-60, HKRS 518-1-5. ↩
Hansard, 'Hong Kong (Chinese Refugees)'（《香港（中国难民）》）HC Deb, 28 May 1962, vol. 660, cols 974-7; ICRC, 国际红十字会，日内瓦，Geneva, report from J. Duncan Wood, Sept. 1963, BAG 234 048-008.03. ↩
Aristide R. Zolberg, Astri Suhrke and Sergio Aguayo, Escape from Violence: Conflict and the Refugee Crisi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逃离暴力：发展中国世界的冲突与难民危机》）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60. ↩
'Refugee dilemma'（《难民困境》）Time, 27 April 1962. ↩

第二十七章 背乡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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