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毁了住房

每一个独裁者都需要一个广场。阅兵式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中心仪式：以展示军事武力来显示实力，领导人们聚集在主席台上检阅成千上万组成方队游行的士兵和劳动模范，喷气式飞机在头上呼啸而过。斯大林把红场的复活门用推土机铲平，把喀山大教堂拆毁，以腾出空间，供重型坦克铿锵有声地驶过列宁的陵墓。1957 年在红场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仪式上，毛泽东是赫鲁晓夫的贵宾，他不甘落后。他决定，天安门广场必须更大：中国不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吗¹？广场在 1959 年扩大到可容纳 40 万人。把迷宫一样的中世纪的城墙、城门和通道通通夷为平地，打造了一片足足能够摆下六十个足球场的辽阔的水泥地²。

扩大天安门广场，筹建十大建筑，是在庆祝中国革命胜利十周年时用来吓唬赫鲁晓夫的，这一庆典在 1959 年 10 月举行，在数以百计的外宾眼前，十大成就代表着解放十周年。一个全新的火车站，每天吞吐二十万人次，几个月就建成了。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分别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两侧。中华门被拆掉了，这是为了替人民英雄纪念碑——广场中心约三十七米高的花岗岩丰碑——腾出更多的空间。

领导们向赶来采访庆典的外国记者们炫耀，北京已经建成了足够的住房，拥有 37 平方公里的新楼面——超过了曼哈顿二战后所建楼房总面积的 14 倍³。这是瞎吹牛，因为北京变成了一个旨在愚弄外国访客的巨大的波将金村（波将金村是俄国历史典故。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将金元帅、为取悦女皇，不惜工本，在女皇途经的路旁建起一批豪华的假村庄。——译者注）。这个党肯定中了邪，认为玻璃和混凝土的高楼大厦能使北京一夜改观，可以无视那些挤在小胡同里的简陋的泥屋和砖房。他们制定计划，十年内有系统地拆毁这个城市。有一段时间连故宫也受到威胁⁴。数以万计的房屋、办公室和工厂被拆掉，使首都成为一个常年尘土飞扬的大工地。破坏的速度使外国使馆人员吃惊，因为有些建成不久的建筑物被拆。“总之是一片混乱。”一位观察员如此评论说。天安门广场的施工是重中之重，其他建设的地盘尽管历时已久，也被放弃⁵。后者的支柱和横梁往往只装到一楼或二楼，随后就因为材料短缺而无以为继，留下绝望的骨骼框架，纪念碑似地耸在那里，自欺欺人⁶。

风光的建筑大多在 1959 年 10 月庆祝活动前落成，代价惨重。策划者有效地在纸上创造了幻想，但实施起来充满混乱。在愚蠢的大跃进的赞歌中，以劣充优的钢被纳入党的新的神经中枢。用于人民大会堂的近 1700 吨的钢梁，有的变形弯曲，有的不够厚度。天津生产的螺纹钢如此脆弱，不得不弃之不用。整个广场有数千袋水泥被浪费，而建筑工地使用的设备有三分之一经常出故障。即使在党的权力的心脏，每天早上准时上班的工人也超不过四分之三。终于到达工地后，很多人消极怠工。一支从温州调来的二十名木匠队伍，花了三天安装十五个窗扉，居然只有一个合格⁷。

全国各地大量的资金被浪费在门面工程上。1959 年，为了纪念解放十周年，特别盖了一批体育场馆、博物馆、酒店和礼堂。在哈尔滨，花了五百万元人民币盖国庆宾馆，超过了北京饭店的总成本。另有七百万被花在国庆体育场。天津也一样，设计了国庆体育场，可容八万名观众。体育场馆也在太原和沈阳等其他城市建成。江苏省拨出两千万元专款用于国庆工程⁸。

每个地方独裁者似乎都希望有自己的十大建筑，奴性地模仿首都。北京的权力在下级被广泛复制，因为许多领导人渴望成为小毛泽东。另一个原因是，官员们只须向他们在北京的老板负责，而不必对他们统治下的人民负责。巨大有形的灰色建筑物肯定可以使人产生敬畏统治权力的幻觉。在贫困的甘肃省的首府兰州，老板张仲良推动兴建十大建筑，后来又迅速扩大为十六项。其中包括人民会堂——其设计正好是天安门广场上那个人民大会堂的一半，人民广场、火车东站、工人文化宫、少数民族文化宫、体育场、图书馆、一家豪华酒店、新的省委大楼、省人大大楼、电视塔、中央公园。费用定为 1.6 亿元。数千座房屋被摧毁，许多居民严冬无家可归。但这些计划大都没有实现。1960 年 12 月张忠良下台，工程停止，在市中心留下若干处废墟⁹。另外，还有几十个装璜门面的建筑，没有经过批准也动工了。例子之一是为外国专家盖的全新的友谊宾馆。客人的数量被高估了三倍之多，所以最后 170 个外国人平均每人占有六十平方米的豪华卧室，而村民们却在兰州附近死于饥寒。苏联专家撤走后，这座楼房安静得怵人¹⁰。

即使在权力阶梯下层的公社，也不缺激进的领导人，渴望将公社变成共产主义乌托邦。在刘少奇诞生地花明楼，党委书记胡仁钦开始了自己的十大建设。其中有个“猪城”——一长排沿着大路绵延十公里的大猪棚。临街的数以百计的房屋被摧毁，给这个项目腾地方。我们已经知道，刘少奇后来在 1961 年 4 月在这里停车考察时，他什么都没见到，只发现十来只骨瘦如柴的猪。湖上有凉亭，有接待参观官员的大厅，都是 1960 年盖的，同时五十万公斤粮食正在地里腐烂，有些生产队的死亡率则高达百分之九¹¹。这种奢侈性纪念建筑，全国各地都有。在广东刁坊公社，虽有成千上万人饿死，却拆了八十户村民的房屋，目的是获取木材和砖，用来新建足够容纳 1500 人开会的人民会堂¹²。

截至 1961 年 9 月的三年中，共有 996 亿元用于基本建设，此外还有 92 亿元号称是留给普通百姓的住房项目。大部份资金最终被投入这些门面工程的建筑物和办公室，除了党的某些成员，对别人没有什么好处¹³。但这并没有包括利用各种花招挪用和转移的资金。贵州遵义地区用大约四百万元国家资金，包括对穷人的救济金，掀起了建设狂潮，盖新大楼、歌舞厅、摄影工作室，还有私人洗手间和电梯，美化主城。在桐梓县，六所中学的资金被挪用去造全新的剧场¹⁴。在检讨几十亿元花在未经国家批准的门面工程上时，李富春绝望了：“农民吃不饱，我们还在搞大楼，共产党员于心何忍！还有没有共产党员的味道？！整天讲群众利益不是成了空话吗？”¹⁵

随着私有财产成为过去，集体单位搬进旧式富贵人家引以为骄傲和喜悦的豪宅。拥有感消失了，无人负责了，破坏开始了，这种破坏似乎比沉重的大锤声更可怕。淮海中路 1154-1170 号——上海最豪华的地产之一——1958 年 11 月被一个电机厂接管。不到一年，窗户被打破，大理石和瓷砖被打碎，昂贵的进口厨房设备、供热系统、冰箱和卫生设备，不是被拿走，就是被毁坏。臭气弥漫，垃圾遍地。军队也同样糟糕。当它控制了汾阳路的一个花园别墅后，这里就成了废墟。楼梯垮掉，栏杆断掉，烟囱倒塌，动产被盗，花园里的树木死掉，荷花池变成了臭坑。虹桥路的一个庄园被空军占领后，楼板断裂，水电开关被拆除，马桶则淹没在粪便中。诸如此类的例子，房管机关报告说：“数不胜数”¹⁶。

失修的不限于个人住房。在武汉，白蚁啃噬了许多老建筑。火车站前的大街上，一千栋建筑一半有鼠患。人和街 14 号干脆塌了。汇丰银行汉口分行处在被老鼠接管的危险之中¹⁷。

礼拜堂也不例外。人民公社中没有宗教的地位：教堂、庙宇和清真寺变成了车间、食堂和宿舍。在郑州，27 所天主教徒、新教徒、佛教徒和穆斯林的礼拜场所中，有 18 所被国家接管，另有 680 间私人出租给宗教团体的房间被没收。该城市 1960 年骄傲地宣布，基督教和穆斯林信徒的数目已经从 5500 人缩减到 377 人。所有 18 名宗教领袖都参加了“生产劳动”——除了 3 人已经死亡¹⁸。

破坏行为也扩大到历史古迹。在广东曲江，著名的唐代大臣张九龄的墓，在一个人民公社挖掘宝藏时遭到破坏，而韶关明代的佛教寺院被拆除作为建筑材料。广东南部，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为了抗击英军而布署的大炮被炸毁，作为废铁回收¹⁹。四川都江堰的灌溉系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一系列古庙宇被拆除，作为燃料焚烧²⁰。二王庙——有着丰富的文化遗迹，被古老的树木所包围，1957 年刚被宣布为历史遗址——几年后便被部分炸毁²¹。在华北，长城被开挖作为建材，而十三陵的砖在地方党委书记批准下被源源不断用车拉走。埋葬万历皇帝的定陵，一堵长 40 米高 9 米的石墙被夷为平地，而宝城（又称宝堂，指环绕在宝顶——位于地宫上方的圆丘状封土——周围的封闭性城垣——译者注）有数百立方米的砖被挖走。“砖是属于群众的，”这是振振有辞的理由²²。

城墙也成为官方愤怒的对象。城墙的锯齿型护栏，象征当年帝国的荣耀，长满了葡萄藤和灌木杂草，现在被视为落后的纪念碑。毛泽东定下了基调，在 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上指出，围绕北京的城墙应予拆毁。大批的朱门和城垣将在以后的几年陆续拆除。其他城市纷纷效尤：包围南京老城区的部份城墙，被正在访求建材的集体单位拆除²³。

大部份破坏活动在农村进行。拆毁行为一浪接一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 1958 年初积肥运动中，建筑物被推倒，以便送到地里，为土壤增加养份。为了坚持继续革命，建筑物被用作燃料来源：农民在通明的篝火下，通宵达旦深耕。然后，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使本来属于私人的房产变成办公室、会议厅、食堂、托儿所或幼儿园。有些被拆掉作为建材，另一些被拆掉为新的建筑物让路，尽管纸上的远景并没有变成现实。为了增加钢铁产量，金属窗框和门把手被回炉熔化，楼板被充当燃料。当大跃进在 1959 年夏天再一次开始后，民兵们挨家挨户去寻找隐藏的粮食，就好像搜索起义的武器似的，他们砸墙挖地，或掘开地窖，去寻找隐秘的洞，往往使建筑物部份或全部受毁。饥荒的深入，迫使村民们开始拆毁自己的家园，用砖头交换粮食，或用木材充当燃料。如果屋顶的茅草还没有被取走生火，就在绝望中用来充饥。连抹在墙上的泥也可以填肚子。

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被迫作出“自愿”的贡献。如在广东新会，有个村庄，家家户户被要求向新学校献三十块砖。随着地方干部“借用”越来越多的建材，最后没有房子可以幸存²⁴。有的时候，村民还可以为他们的贡献得到一些补偿。四川一村民献出半间草屋，要求交换一口茶杯和一条毛巾，最后得到了一口茶杯。一位邻居，用四间房，换到一只小脸盆²⁵。

更常见的是强迫命令。在广东，赵紫阳 1959 年初开展反瞒产运动，民兵没收一切，从一颗花生到整个住宅²⁶。韶关的龙归公社，党委书记林建华宣布废除私有财产，派民兵到村里肆意掠夺。有个有 85 户人家的生产队，约 56 个房间和户外厕所被没收。不服从命令的农民，被捆绑和殴打²⁷。

损失难以估计。不同的地方差异很大，总体而言，到目前为止，大跃进造成了人类史上最大的财产毁坏。粗略估计，有百分之三四十的房屋成为废墟。在花了一个月寻找自己的出生地后，国家主席刘少奇 1959 年 5 月 11 日写信给毛主席说：“据省委同志说，湖南房屋被拆毁百分之四十，此外还被国家机关，企业和公社，大队占用一部分。²⁸”大跃进期间，湖南省每间房的住房人数翻了一番，全家人挤在衣柜大小的房间里，尽管几百万人饿死已经腾出了空间²⁹。四川的情况更糟，有些人家住在厕所里或别人的屋簷下。在主要人口是彝族的盐源（西昌附近）山区，在数以千计的房屋被国家充公后，情况变得严重：“据统计，2 户住一间房子的有 1147 户，3-4 户住一间的有 629 户，4-5 户住一间的 196 户，5 户以上住一的有 100 户，甚至还有 5 对夫妇，11 户人伙住一间房的。”³⁰在全省范围内，受害最大的县，房屋破坏率为 45% 至 70%³¹。

许多人再也没有找到新的家园，他们在社会的边缘挣扎着生存，在碎石片拼凑成的破烂的窝棚寻找临时住所，也有在猪舍里栖身的。湖北黄冈地区，那里的温度可以降到冰点，约十万户家庭在 1960-1961 年冬春无家可归，一半的人口没有柴火取暖，人们不得不披着碎布度过严寒³²。

一群特殊的受害者，在大跃进期间发起的兴修水利运动中流离失所。他们有几百万人。仅湖南一省就有五十多万人被疏散³³。在河南的三门峡、浙江的新安江和湖北的丹江口，其中每一个大项目开始时，都有三十多万人被赶走³⁴。在广东省湛江地区，在 1961 年底，需要约三十万所房屋来容纳被迁移的家庭³⁵。

大多数的转移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补偿。在湖南岳阳县，约 2.2 万人在建设铁山水库时失去了家园。在村庄被水库淹没前，县领导把流离失所的人转移到山上，砖瓦、家具、农具和牲畜都被征用，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集体化的农场。村民被困在山上，没有生存的耕地，与故土的所有联系都被割断，他们发现生活很悲惨，许多人开始成群结队回到平原。水库项目被放弃。大部份撤离人员决定回家，但家乡已变为鬼域，动产已被拿走。他们只好住在临时棚屋、户外厕所、猪舍甚至洞穴，有些洞穴很容易倒塌，住着的人被活埋。许多人以乞讨或偷窃度日，合用仅存的一些炊具，靠每月微不足道的十公斤口粮求生。很少人有棉衣或毯子过冬³⁶。

许多流离失所的人在他乡游荡，但有些终因家乡难舍而返回家园。在北京东部约一百公里处，有着风景如画的山谷，一片片板栗园、梨园、山楂园依傍着山林，这里有六十五个村庄的居民被迫背井离乡，为 1958 年 9 月至 1959 年 6 月建造的密云水库让路。五万七千人失去家园。仿佛这还不够糟糕，当地干部还来征用工具，偷走家具。胆敢抵制的农民被关起来。只有四分之一的村民被安置，但临时营地拥挤不堪，他们把它称之为“猪圈”。

两年后，许多人仍然无家可归，在农村漂泊。在 1961 年 3 月，一群由 1500 户家庭组成的队伍返回家园，男人、妇女和儿童沿着土路行进，背着破旧的行囊和包裹，里面装着劫余的衣物。有人回到了本村——原来水库里并没有水！——造了泥屋或睡在露天³⁷。全国各地有数百万难民生活在类似的悲惨之中。

死人也被驱逐，完全不顾慎终追远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丧葬文化，是通过复杂的服丧仪式、入葬仪式和祭祖仪式表现出来的。土葬是处理尸体首选的方式。祖先的遗体被看作是有价值的圣物，必须在家乡入土。在祖先的灵魂和他们的后裔之间，被认为存在着相互的义务。人的愿望必须得到尊重。在葬礼上烧纸钱以及纸做的其他东西，从家具到整个房子，目的是帮助死者在阴间过好日子。棺材必须密闭，墓地要经常打扫，祭品要定期奉献³⁸。

这类做法在大跃进期间偶可见到。虽然党把民俗谴责为迷信，但有些地方干部仍然热衷于昂贵的丧葬仪式。为了埋葬他的祖母，河北省一位官员召集一支由三十名乐手组成的葬礼乐队。征用了一个食堂，120 位客人得到烟酒款待——这事就发生在饥荒期间。仿佛这还不能减轻他的痛苦，李建剑将他父母的遗骨（葬于大约五年前）挖出来，放到新棺材中重新埋葬。北京毛纺厂党委副书记李永福，搭建了电灯照明的帐篷安置葬礼乐队，烧了纸汽车、纸牛和纸民兵，五个僧人被请来诵经，以协助把他的母亲超度到未来的世界³⁹。

但是，大批墓地被破坏，为了取得石材、木材，甚至只是为了积肥。例如在湖南，墓碑被用来筑大坝，党员积极份子带头摧毁自己的祖坟。在岳阳，数以百计的坟墓被发掘，尸骨被暴露⁴⁰。在四川的一次采访中，魏叔谈了他是如何被派去清除坟墓的：“你知道，死人的坟墓通常像小山丘。我们必须铲平它们，这是我们在 1958 年必须做的事情之一。一天晚上，命令我们把墓地变成耕地。”⁴¹全国许多地方，都向坟头进军，占领它们，使它们回归农地。在北京，火葬场在大跃进期间全天工作。在 1958 年，超过七千具尸体被火化，比 1956 年多了近三倍，比 1952 年多了二十倍。这些尸体的三分之一，是为了给农田让路，而从坟墓里挖出来的。⁴²。

在农村，当局有时懒得火化这些挖出来的尸体。国务院秘书办公室编辑的一个内部刊物指出，在山东牟平，当地干部用尸体当肥料：“他们把一些尚未完全腐烂的尸体抛到庄稼地上”。一位被埋葬只有几天的老妇人被剥去衣服，她赤裸的身体被遗弃在路边⁴³。

这绝不是什么例外。党员，陕西军区供养队侯世祥在给他所在的陕西军区政委的报告中说，他回到湖南澧县新合人民公社老家，看到许多棺材被挖，散落在地头，盖子敞开，遗体失踪。几天后，一个阴雨的下午，他发现一柱烟从本村副书记宋金亮的烟囱中冒出来。屋内有四只大锅，正将尸体煮成肥料，提取物后来被均匀地撒在地里⁴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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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送交湖南省委；湖南，1959 年 3 月，141-1-1322, pp. 108-10。 ↩

第二十章 毁了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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