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饿乡狂宴

平等可能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支柱，但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建立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原因之一是，大凡这样的政权都生活在对真实的或想象的敌人的恐惧之中，并以此为理由使社会组织军事化；每个下级单位无条件地执行上级的命令：“每个官员是他的上级的铁砧，也是他的下属的锤子”¹。另一个原因是，指令性经济对商品和服务的分配，不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而是根据（党心目中的）必要性。各种不同群体，各有其必要性，视他们在保卫国家的反帝斗争中或是建设共产主义事业中的地位而异，优先次序由党排定。中国的户籍制度（大致相当于 1932 年 12 月在苏联实行的内部护照制度）决定着个人得到食品、商品和服务的途径。户籍制度于 1951 年在城市推出，1955 年扩展到农村，在 1958 年农民被迫加入到人民公社时则具有法律的作用。户籍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划为两个不同的世界²。户籍制度赋予每个居民的地位是通过母亲遗传的，也就是说，一个村庄的女孩即使嫁到城里，她和她的孩子仍然不能摆脱农民的身分。

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关键。由于国家负责商品分配，它必须对各经济部门的需要心中有数。如果允许大量人口自由流动，就会破坏由中央计划精心制定的定额和分配计划。户籍的另一个作用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以确保集体化了的农村能获得廉价劳动力，用从农民身上赚到的钱，来支付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农民世世代代都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特权——包括廉价房屋，口粮，医疗，教育和残疾福利。遇到饥荒，国家就听任农民自生自灭。

和建立在城乡之间的壁垒一样，同等森严的制度区分着老百姓和共产党员。在党内——像在军队一样——严密的内部等级制度进一步确定谁有什么权利，从粮食定量，糖，食用油，肉类，家禽，鱼，水果，耐用品，住房，医疗保健，直到知情权。不同的等级，连可能获得的香烟的质量也不一样。1962 年的广州，基层干部每月有两条普通香烟，中级干部每月有两条质量较好的香烟，而高级干部，包括高级知识份子，艺术家，科学家和党和国家领导人，会得到质量最好的三条香烟。³

在党的最高层是中央领导人，他们住在高墙背后的特殊的宅邸里，享受 24 小时保安，配有司机的汽车。以折扣价格出售稀有货物的特别商店，是为他们及其家庭设立的。专用农场生产的高品质的蔬菜，肉类，鸡肉和鸡蛋，要保证新鲜和无毒，然后由专人试食品尝。在这之后，才可供中央和各省的领导人享用⁴。他们的头顶上是毛泽东，在紫禁城里，挨着皇帝住过的宫殿，过着奢华的生活，他的卧室有宴会厅大小。他在每一个省或大市，都有一年四季随时待命的豪华别墅，以及相应的厨师和服务员⁵。在这个等级社会的底层，是数百万被关进劳改营的人，这些劳改营建在环境最恶劣的地方，比如严寒的东北平原或干旱的甘肃沙漠。劳改人员在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年复一年地被迫打石头，挖煤，运砖或开垦沙漠。

随着饥荒而来的，是特权阶层的膨胀。尽管不断的精简机构，党的成员增加了近一半，从 1958 年的 1245 万到 1961 年的 1738 万⁶。党员们不会亏待自己。在饥荒中获得享受的方式之一，就是频繁地开会，会议的一切开销都由国家提供。1958 年间，有大约五万位官员到上海开会，1960 年这个数字增加了一倍，成为十万。他们住宾馆，在国家买单的宴会上用餐。一个常去的地方是东湖饭店，这是著名流氓杜月笙的产业：它是少数几个地点之一，在那里不收取任何费用，无论是特制的菜肴或厕所里的香水。这些会议，有的一开就是一个多月。在 1960 年，上海为了这种几乎每天都有的高级别的会议，不知道挥霍了多少钱。⁷

下级干部也能在开会中得到享受。在被饥荒蹂躏的贵州省纳雍县，260 个干部开了四天会，吃掉了 210 公斤的牛肉，500 公斤猪肉，680 只鸡，40 公斤火腿，130 升酒，糖和糕点不计其数，还抽了 79 条香烟。此外，会议还购置了毯子，枕头，香皂和其他商品。1960 年底，北京一家汽车厂花了 6000 元，先后 8 次，在顶级酒店招待来参观的干部⁸。再有一种是开产品检验测试会议。在辽宁营口，1960 年 3 月的一个早上，20 多个干部系统地“检验”一系列的本地特产，从香烟开始到罐头食品，水果和饼干，喝了不少米酒。最后，酒足饭饱的测试人员中，有三人呕吐⁹。

干部还有公费旅游。1960 年 2 月，约有 250 名干部登上豪华客轮游览长江，在品尝美味佳肴的同时，欣赏悬崖，岩溶地貌和峡谷，他们偶尔也会离开舒适的包厢，参观沿途的文化景点。他们拍摄了上百卷胶卷。摆放在客轮各部位的芳香油和熏香，发出的香味飘荡在空中。穿着华丽的女服务员们，送上络绎不绝的美味佳肴。乐队演奏着背景音乐。此行不惜耗费巨资，25 天里仅燃料和工作人员的费用就达 3.6 万元，此外还要加上 5 吨鱼肉，和不计其数的烟酒。客轮发出彩虹般五颜六色的光芒，在月光下构成了一道迷人的风景。觥筹交错，杯盘狼藉，欢声笑语回响在长江之上。而长江周围令人震叹的美丽山水，却正经受大饥荒的折磨。¹⁰

在大饥荒的同时，干部们却在会议上的大吃大喝，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满的一个根源。贪婪的干部往往被称为猪八戒，猪八戒是著名的明代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以他的懒惰，贪吃和好色著称。¹¹即使党外的一些老百姓，也有多吃多占的机会。在集体食堂工作的人，会利用职务之便小偷小摸。河南省会郑州的一家棉纺厂，食堂管事的人经常出入仓库，把它作为自己的食品柜。有一次，一名厨师一天内吃了 20 个咸蛋，其他人则吃了几公斤肉罐头。面条和烙饼也许能留到晚上，而食堂专用的鱼肉和蔬菜，白天就被食堂工作人员瓜分了。至于普通工人，是每天 3 碗稀饭，偶尔有些米饭或馒头补充。许多人干活时体力不支。¹²

对于各种巧取豪夺，农民并不总是袖手旁观。广东一个公社三分之二的猪，被当地干部在庆祝节日来临的宴会中吃掉了，农民警告说：“你们干部明抢，我们社员就会暗偷”。¹³无节制的屠宰盛行于 1958 年的农村，农民用杀掉自己的家禽和牲畜的方式抵抗人民公社。在恐惧，谣言和榜样的作用下，他们选择吃掉自己的劳动果实，把肉类储存起来，或是在黑市出售，而不是把它们拱手送人。就像我们在广东省东北丘陵一个村子里所看到的胡永明，他按部就班地吃掉了他的牲畜：宰了四只鸡，三只鸭，狗，狗仔和一只猫。他的家人用这些肉类大快朵颐。¹⁴但是，即使在激动人心的 1958 年后的日子里，村民还是能找到偶尔大吃一顿的方法，当然有时需要当地领导的纵容。在罗定，一个铁血制下的县城，为了庆祝共产党生日，1959 年 7 月 1 日，每个家庭吃掉四只鸭子。¹⁵1961 年的农历新年，不满的农民在湛江地区屠宰了数千头耕牛。这种抗议方式，在广东省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原因是农民在传统的农历年没有不可或缺的猪肉包粽子¹⁶。

另一个不时大吃大喝的原因是：人们不再需要节俭，对个人财产的征用和通货膨胀，已经迅速夺走了个人的积蓄。陈六姑，一位住在番禺的节俭老太太，设法攒了 300 元，到 1959 年初夏也开始挥霍，她请十个人进餐厅大喝鱼汤。“现在存钱无用处留下百多给母亲做棺材就行了”¹⁷。在北京的外国居民注意到，以往通常安静的餐厅，1959 年人满为患，即将成立城市公社的传言，使居民纷纷把自己的家具出售给国营家具店，所得款项则用于进饭店吃大餐。¹⁸

有时，老百姓能吃得好，是因为他们有幸能有一位好领导，他可以利用一切政治技巧，把自己的单位变成饥饿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上海的徐汇区，有一些食堂有比较奢华的玻璃门，并全部安装萤光灯。还有些食堂安装了收音机，普陀区的一个食堂还建了金鱼池。¹⁹另一方面，城市里的某些单位，食品供应监管不力，使工人有时能超量用餐。在河北省的调查表明，工人有时从一个食堂吃完饭，又换个食堂再吃。餐厅的桌子上，经常堆满剩饭剩菜，不少落在地上糟蹋了。餐后的剩饭剩菜，能装三四个容量为五公斤洗脸盆。更令人脸红的浪费是，一些工人把食物带回他们的宿舍，但是并不吃。人们踩过丢弃在地上的馒头，使地上覆盖着一层黄色的黏稠物。²⁰在北京郊区石景山，供应好到工人可以专挑枣馒头里的枣吃，而把馒头扔掉²¹。在宏大的上海机床厂的食堂里，淘米的过程非常粗糙，每天都有成公斤的大米流入污水渠，结果被用来喂猪。松懈的夜班监管制度，使工人能尽情大吃，有的甚至进行吃饭竞赛：有个冠军一次能吃两公斤米饭²²。

James R. Townsend and Brantly Womack, Politics in China（《中国的政治》）Boston：Little, Brown, 1986, p.86. ↩
Tiejun Cheng and Mark Selden,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Hierarchies: China's hukou and danwei Systems',《地域等级的构建：中国的户口和单位制度》）in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eds），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观点》）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pp.23-50. ↩
广东，1962 年 3 月 15 日，300-1-215, pp.205-7。 ↩
李志绥，（《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p.78-9。 ↩
Fu Zhengyuan, Autocratic Tradition and Chinese Politics（《独裁传统和中国政治》）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38. ↩
Lu, Cadres and Corruption（《干部与腐败》）p.86. ↩
上海，1961,B50-2-324,pp.15-24。 ↩
内部参考，1960 年 11 月 25 日，pp.11-12。 ↩
内部参考，1961 年 3 月 6 日，p.5。 ↩
内部参考，1961 年 2 月 22 日，pp.13-14。 ↩
广东，1960 年 9 月 5 日，231-1-242,pp.72-7。 ↩
广东，1960 年 6 月 18 日，231-1-242,pp. 63-5。 ↩
广东，1960 年 12 月 10 日，217-1-643, pp.44-9。 ↩
同上，p.45。 ↩
广东，1959 年 7 月 24 日，217-1-497,pp. 61-3。 ↩
广东，1961,217-1-116,p.48。 ↩
广东，1959 年 6 月 26 日，217-1-69,pp. 33-8。 ↩
PRO, London，1959 年 11 月 15 日，FO371-133462。 ↩
上海，1960 年 10 月 8 日，A20-1-10, pp.19ff。 ↩
河北，1959 年 5 月 8 日，855-5-1758, pp.97-8。 ↩
北京，1959 年 2 月 14 日，1-14-573, p.65。 ↩
上海，1961 年 1 月 27 日，A36-1-246,pp.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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