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人民公社

和赫鲁晓夫在游泳池会面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传唤李志绥。凌晨三时，主席要这位医生教英语。吃早饭时，毛泽东轻松地递给他一份关于模范省河南建立人民公社的报告。“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毛泽东对把小农业合作社合并成巨大的集体激动不已。“‘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¹难道这就是斯大林从来没有发现的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

1957 年秋天兴修水利运动开始不久后，农业合作社就开始融入更大的实体，特别是在那些要求大量投入劳动力的地区。其中一个最大的集体出现在河南嵖岈山，那里大约 9400 户人家，融合成一个巨大的行政单位。但人民公社的灵感可以追溯到徐水县。

徐水位于北京以南一百公里，地处华北，气候干燥，尘土飞扬，冬天严寒、春天发洪水，碱性的土壤几乎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供村民生存。这个约三十万人的小县城迅速得到主席的注意。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动员兴修水利就像动员士兵作战。他征召十万男劳力，把他们按军队编制，组成营、连、排。他把这支部队安排在远离村庄的旷野，让他们睡临时营房，吃集体食堂。

张的做法非常有效，在 1957 年 9 月吸引了北京领导的注意²。谭震林就是被震住的人之一：“徐水县”，他于 1958 年 2 月说，“已经在兴修水利方面开创了一个新的经验！”通过将村民们组织为纪律严明的部队，让他们接受军事化的调度。张同时解决了劳力和资本的问题。其他县因为男人离开农田，参加水利，面临劳动力短缺，他部署他的部队继续革命，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项目。关键词是“军事化”，“战斗化”和“纪律化”。每个大队负责灌溉 105 亩地，要求达到年产 10 万斤粮。“苦干两三年，改变自然环境，”张解释。“短短两个季节，就会出现大跃进！”谭兴奋地说³。毛泽东读了报告后指示：“徐水县的经验应普遍推广”⁴。

几周后，《人民日报》为徐水县欢呼，认为劳动力军事化是成功的关键⁵。然后，在《红旗》杂志 1958 年 7 月 1 日发表的一篇短文中，主席的代笔陈伯达畅想象民兵那样，把农民们有秩序地组成一个大公社：“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⁶。在宣传白炽化的时候，毛周游全国，访问河北、山东和河南，赞美将农民编为营和排的方式，并称赞食堂、托儿所和养老院，因为它们解决了妇女的家庭负担，而将她们推到第一线。“人民公社好！”他宣布。中国到处大动员，那个夏天，全国各地的干部争相将合作社合并成公社，规模平均高达两万农户，组成一个基本行政单位。到 1958 年年底，全国农村被组织成为大约 26000 个人民公社。

在领导们每年度假的海滩胜地北戴河，豪华的大别墅俯视着渤海，毛认为他正站在千年突破的边缘。1958 年 8 月 23 日，在金门的重炮即将开始猛击时，他对斯大林的物质刺激体制表示不屑一顾。“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人民公社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所有食物都将免费：“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上面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⁷

在夏天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大出风头的张国忠，响应毛泽东的指示，自信地预测共产主义将在 1963 年到来⁸。9 月 1 日《人民日报》宣布，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徐水县人民公社将把社员领到人人各取所需的天堂⁹。在全国上下一片欣喜之中，刘少奇一个星期之后参观了该公社。他比其他人都更早地预告了共产主义的到来，早在七月份，他就告诉一家供电厂的工人：“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他又说，赶超英国，已经不需要十年：两三年就够了¹⁰。现在，他看到了公社，他推动供给制，食物、衣服、住房、医疗和其他基本生活需要由公社免费提供¹¹。到月底，在一个有成千上万党员积极份子参加的大会上，山东范县郑重保证将最晚在 1960 年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欣喜若狂。“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¹²

人民公社满足了地方干部对劳动力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因为他们迫切地想完成大跃进中的繁重任务。1958 年 10 月上旬，云南领导人谢富治下令农村组成人民公社，因为当时需要进行大办工业，同时田里又是秋收大忙时节。然而，村民们没有这么热情高涨。随着日常生活开始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村民变成了步兵，不得不在“营”和“排”的“前线”“作战”，而“突击队”则随时可能在“运动战”中“开赴战场”。一个革命者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一个“哨兵”，而从事大型项目的群体则是一支“大部队”¹³。

军事术语配以军事组织。“全民皆兵，”毛泽东宣布，群众性民兵的形成，有助于将社会的其他成员组织成人民公社：“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他解释说：“苏联的军事共产主义是余粮征集制，我们有二十二年军事传统，搞供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¹⁴

“什么导弹、原子弹都吓不倒中国人民，”《人民日报》在炮击金门时怒吼，全国上下，紧密团结如一人，随时准备反击帝国主义势力：两亿五千万男女将化为兵的海洋¹⁵。到了十月，在四川，三千万民兵每晚花两个小时进行军事训练。在山东，两千五百万壮士成为钢铁和粮食生产“前线”的“主力军”。莒南县就有七万民兵在深翻土地的战役中顶替了五十万村民。在黑龙江，有六百万民兵，占年轻男子的十分之九¹⁶。谭震林为民兵拍手叫好，规定每个成年人应该学会用枪，每年打三十发子弹¹⁷。不过，实际上很少人带枪，许多人仅仅是摆摆样子，劳动之余，在田头拿着老式步枪，漫不经心地受训。但一部份人进行实弹演习，被培训为基干民兵¹⁸。他们是军事化的骨干份子，不仅在建立公社的狂热中，而且在后来几年的饥荒中。

全民皆兵运动和一小部份训练有素的战士把军事组织带到每一个公社。全中国的农民在黎明的号角声中被惊醒，排队到食堂快速喝碗稀粥。劳力们在口哨声中集合，迈着军人的步伐到田头，举着横幅和旗帜，唱着行军的歌曲。大喇叭时而大声号召鼓足干劲，时而播放革命音乐。党员积极份子、当地干部和民兵执行纪律，有时以殴打来惩罚落后群众。一天结束时，村民们回到根据工作轮班而安排的住处。晚上开会，评比每个人的战绩，总结斗争策略。

劳动由公社进行分配，男人妇女由小队领导指挥，往往没有足够的报酬。麻城党委书记张先利这样解释：“现在成立公社除一把夜壶是私人的以外，连人都是公家的。”贫农林生其理解为：“干部要你怎么做，你就得怎么做。”¹⁹结果是把工资实际上取消了。每个生产队的成员，在组长的监督下劳动，按一套复杂的办法记工分，以小组整体的平均表现为基准，考虑到任务的完成情况和每个劳力的年龄与性别。到年底，把每个小队的净收入“按需”分配给成员，而“剩余”的部份原则上根据个人累积的工分分配。但实际上几乎不存在“剩余”部份，因为被国家取走了。而且工分在大跃进中迅速贬值。南京附近的江宁县，1957 年一个工作日值 1.05 元。一年后，跌到 0.28 元。到 1959 年，它的价值只剩下 0.16 元。当地人称工分制是“用黄瓜敲锣，越敲越少”：你打得越重越听不到，因为所有奖励都已经被取消了²⁰。

有些人从来没有得到过报酬。1961 年 2 月，湖南湘潭县有个受访的壮实小伙子陈玉泉回忆说，他 1958 年总共收入四元五角，用这钱买了一条裤子。第二年，他被派到一个不记账的煤矿，一分钱也没有拿到²¹。有些公社完全取消了钱。广东龙川县，卖猪的村民得到的是欠条而不是现金，促使人们把牲畜杀了自己吃²²。但许多村民不得不向公社借，于是欠债累累。李爷爷必须靠整天挑粪来养活长期患病的妻子和五个孩子，从来没有得到任何现金：“我们这样的人没有钱，我们债都还不清。我们要向公社还债。”²³川北理发师冯大伯在饥荒时需照顾一家九口人，不得不借粮度日，以致于到 2005 年他还在还债。²⁴

在最激进的人民公社，自留地、大农具和牲畜必须归集体所有。人们一般只被允许保留生活必需品。就像四川领导李井泉所说：“生活集体化，连屙屎也要集体化！”²⁵作为对策，村民试图挽回尽可能多的财产。他们屠宰牲畜，埋藏粮食，出售各种用品。公社化运动一开始，广东东北部丘陵地区的农民胡永明杀了四只鸡，第二天杀了三只鸭子。然后三只母狗，然后小狗。最后，把猫也吃了²⁶。大家都一样，农民们吞噬家禽和牲畜。广东农村，先吃鸡和鸭，其次是猪和牛。热衷于数字的当地干部，认为在公社化之际单是猪肉和蔬菜的消费就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大家怕充公，就尽量消费自留地的作物²⁷。在广东有句俗语，“吃落肚子才是自己的，留在肚外不知是谁的”²⁸。

类似的场景随后也在城市出现，尽管城市公社化的企图数年后被普遍放弃。1958 年 10 月的头几个星期内，广州有个地区银行，50 多万元被提取²⁹。在武汉，银行出现挤兑，东方公社成立的两天之内，五分之一的存款被提走³⁰。有些手工业者，甚至卖掉了他们赖以为生的缝纫机，其他有些人则拆下家里的地板当燃料卖³¹。一些过去很节俭的人怕自己的储蓄将被充公，开始挥霍。普通工人买了昂贵的香烟和其他奢侈品，有些人甚至大吃大喝³²。谣言反映着集体的恐惧：听说某村每个人只许有一条毯子，其他一切充公，“连衣服都标了号码³³”。

在增加产量和指标不断提高的驱使下，住宅也被充公：毕竟公社需要砖来建蓝图上的食堂、宿舍、托儿所和养老院。我们已经看到，在麻城，房屋最初被拆毁作肥料，这一趋势，随着人民公社的出现而变得更加糟糕。全县村民们开始合住房子，有些家庭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屋里。顽抗的农民被告知“不搬不发给口粮”。有些村庄提出宏伟的现代化远景，使拆除旧房子变得有理。在龟山公社，三十座民房被推倒，为乌托邦计划让路，这个计划是用平坦的街道和高楼大厦取代尘土飞扬的小巷和土屋。结果是新房子一座也没建成，有些家庭住在猪圈或废弃的寺庙里，屋顶漏雨，泥坯和稻草堆砌的墙透风。“毁我的家，比挖我的祖坟还坏，”一村民愤愤诉说。但敢这样抱怨的人很少。更多的人默默地站在一边，流着眼泪，当地干部则一言不发地巡视着，用手指指着将要继续拆毁的房子³⁴。四川垫江县高安区高安公社，一支十一人的队伍焚烧了数百个干草屋。“一晚消灭茅草房，三天内实现居民点，100 天实现共产主义”是主导口号。有些村庄被完全清空，但不知何故，拆屋之后，就没有建设新房的下文了³⁵。拆房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在农村军事化的运动中把男女分开。在甘肃静宁，在省领导张仲良命令下，约一万民房在大跃进期间被拆毁。大多数流离失所的人最终没有像宣传的那样，住上人民公社的宿舍，而是住到街上，流离失所³⁶。

除了最贫困的村民，大多数人不喜欢食堂，因为大食堂难以满足不同的食欲、口味和饮食习惯。有些人不得不步行几公里才能走到食堂。根据湖南省领导周小舟调查，超过三分之二的村民都反对公共食堂³⁷。在全国各地，干部不得不施加压力，强迫村民参加食堂，麻城县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停止对村庄供应粮食。但是家里有粮的人仍然不进食堂。他们被指责为“企图破坏人民公社”的“富农”。于是民兵介入，巡逻街道，向烟囱冒烟的家庭罚款。最后一招是挨家挨户没收粮食和餐具³⁸。

他们一旦进入食堂，就愤愤不平地看着用充公来的资金、粮食和家具建立的新设施。麻城有个公社，充公了大约一万件家具、三千头猪和五万七千公斤粮食，以及从自留地砍来烧火的无数树木，送入食堂³⁹。村民们劳动受剥削，财产被没收，家园被拆毁，现在他们有了机会分享他们领导人的美梦：共产主义即将来临，国家将提供一切。“按需分配”被人们从字面上进行理解，大家尽可能多吃。大约有两个月时间，全国各地许多村庄，大家都根据毛泽东在徐水县的指示，“敞开肚皮吃饭”，“你们应该多吃。一天五顿也可以嘛！”特别是在一些非产粮区——例如产棉区，人们更放开吃饭，因为粮食由国家提供。人们使劲填肚子，有些甚至因为食欲不振而挨骂。剩余的饭被成筐地倒入厕所。有些队举行比赛，看谁最能吃，小孩子因为跟不上而掉眼泪。有些地方遵照毛的话，以一天五餐“放卫星”。本来足够供一个村吃半星期的食物，一天就不见了⁴⁰。在江苏江宁县，一些村民一口气就狼吞虎咽一公斤大米。城市的消费甚至更加过份，1958 年年底，南京有个车间一天就往阴沟里倾倒大约一百斤大米。馒头堵住了厕所。一位一丝不苟的检查员发现，污水缸底部沉积的米饭达三十公分厚。有些工厂，工人一天囫囵吞下二十碗饭，剩菜被送去喂猪⁴¹。但好景不长，无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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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志绥，（《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263。 ↩

2. 河北：1957 年 9 月，855-4-1271, pp. 1-5。 ↩

3. 河北，1958 年 2 月 13 日及 4 月 30 日，855-18-541, pp. 13-20 及 67-81。 ↩

4. 毛，《建国以来》，卷 7，p.143。 ↩

5. 人民日报，1958 年 4 月 17 日，p.2。 ↩

6. 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红旗，1958 年 7 月 16 日，no.4,pp.1-12。 ↩

7. 1958 年 8 月 19 日及 21 日的讲话，甘肃，91-18-495,pp. 316 及 321。 ↩

8. 李，《大跃进》，卷 2，p. 31。 ↩

9. 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1 日，p.3。 ↩

10. 金、黄，《刘少奇传》，pp. 832-3。 ↩

11. 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18 日，p.2；1958 年 9 月 24 日，p.1。 ↩

12. 毛，《建国以来》，卷 7，p.494。 ↩

13. Ji Fengyuan, Linguistic Engineering: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Mao's China（《语言工程：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语言和政治》）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p.88. ↩

14. 1958 年 8 月 21 及 24 日的讲话；湖南，141-1-1036, pp.24-5 及 31。 ↩

15. 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3 日，p.2。 ↩

16. 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6 日，p.6；1958 年 10 月，p.1。 ↩

17. 湖南，1958 年 9 月 18 日，141-1-1066,p.5。 ↩

18. John Gittings, 'China's Militia'（《中国的民兵》）China Quarterly, no.18（June 1964），p. 111. ↩

19. 麻城，1959 年 1 月 15 日，1-1-443,pp.9 及 24。 ↩

20. 南京，1961 年 4 月 10 日，4003-2-481,pp. 75-83。 ↩

21. 湖南，1961 年 2 月 4 日，51-1-20,pp.8-9。 ↩

22. 广东，1960 年 12 月 10 日，217-1-643,p.44。 ↩

23. 李爷爷访谈，出生于 1935 年，四川阆中县，2007 年 4 月。 ↩

24. 冯大伯访谈，出生于 1930 年代，四川阆中县，2006 年 9 月。 ↩

25. 四川，1960 年 2 月 26 日，建川 1-1846,p.22。 ↩

26. 广东，1960 年 12 月 10 日，217-1-643,p.45。 ↩

27. 广东，1959 年 2 月 12 日，217-1-69, pp.25-33。 ↩

28. 广东，1961 年 1 月 7 日，217-1-643, p.111。 ↩

29. 广州，1958 年 10 月 27 日，16-1-1, p.76。 ↩

30. 武汉，1958 年 11 月 3 日，83-1-523,p.126。 ↩

31. 武汉，1958 年 9 月 19 日及 11 月 3 日，83-1-523, pp.21-5 及 126-32。 ↩

32. 广州，1958 年 10 月 27 日，16-1-1, p.76。 ↩

33. 武汉，1958，83-1-523,p.87。 ↩

34. 麻城，1959 年 1 月 20 日，1-1-378,p. 24；1960 年 12 月 11 日，1-1-502,pp.207 及 213；1959 年 4 月 16 日，1-1-383,p.1。 ↩

35. 四川，1961，建川 1-2606，pp. 18-19。 ↩

36. 甘肃，1961 年 1 月 16 日，91-18-200,p.94。 ↩

37. 湖南，1959 年 9 月 2-4 日，141-1-1116,p. 11。 ↩

38. 麻城，1961 年 5 月 13 日，1-1-556, pp.2-3；亦见 1959 年 1 月 20 日，1-1-378, p 23。 ↩

39. 麻城，1959 年 4 月 18 日，1-1-406, p.1。 ↩

40. 麻城，1959 年 1 月 29 日及 2 月 2 日，1-1-416,pp.36 及 49；1958 年 4 月 26 日，1-1-431, p.37。 ↩

41. 南宁，4003-1-150，1958 年 12 月 30 日，p.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