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中苏分歧

米哈伊尔·科罗契科（Mikhail Klochko）在 1960 年 7 月 16 日收到被召回的电报。和大约 1500 名苏联顾问和 2500 名家属一起，他奉命收拾行李并离开他在北京的大使馆。他的东道主礼数周到，奉命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并用一切手段取得俄国人尚未提供的技术资料¹。在欢送宴会上，外交部长陈毅热忱地感谢他们的巨大帮助，并祝愿他们身体健康。但有个苏联代表尖酸地抱怨说，“我们为你们做了这么多，你们还是不满足。”²

自从毛泽东两年前炮击金门和马祖引发一场国际危机后，赫鲁晓夫开始重新考虑是否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苏联和美国的核裁军谈判促使他拖延履行他的承诺。1959 年 6 月，他终于取消原来的承诺³。1959 年 9 月下旬，在美国和苏联的首脑会议上，赫鲁晓夫同意将苏联军队的总人数减少一万人，寻求与美国进一步和解。几个月后，赫鲁晓夫访问北京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时，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代表团与东道主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冲突，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界争端，莫斯科试图充当中间人，而不是支持其盟友北京。在 1960 年春天，北京开始公开向莫斯科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挑战，用越来越难听的语言谴责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他“屈从于帝国主义”的企图⁴。被激怒的苏联领导人进行报复，将所有的苏联顾问撤出中国⁵。

苏联专家的撤出对毛泽东是一个打击。这导致了两国之间经济关系的瓦解，多数大型项目被取消，高端军事技术的转让被冻结。如张戎和 Jon Halliday 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指出，中国人本来可以从这些项目的取消中受益，因为现在只需要用较少的食物出口去支付昂贵的项目⁶。但是，尽管协议还款期限为十六年，毛泽东却坚持提前还账：“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得多了，要勒紧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⁷早在 1960 年 8 月 5 日，苏联专家还没有完全离开，各省级领导人就接到中央电话，说，国家出口得不够，还欠苏联二十亿元人民币。要尽一切努力在二年内还清债务，必须通过尽量增加粮食、棉花和食用油的出口来达到这个目的⁸。

向苏联提前还款的真正规模到底多大，直到在北京外交部的档案打开时才真相大白。在那里，有一群会计师记录了关于汇率变化、卢布的黄金含量的变化、贸易协定重新谈判和利率计算如何影响苏联债务的详情。这些记录表明，莫斯科在 1950 年至 1955 年（不包括利息）借给北京约 96860 万卢布。在苏联专家召回时，尚有 43030 万未偿还⁹。但因为贸易赤字，在随后的几年又借了更多的贷款。至 1962 年底，北京所欠的总额为 140700 万卢布（127500 为贷款，加上估计为 13200 万的利息）。其中 126900 万在 1962 年摊销¹⁰。换言之，虽然债务总额从 96800 万卢布提高到 140700 万，中国在 1960 年至 1962 年成功地还掉了大约五亿，在此期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死于饥荒。实际数额可能更大，因为 1960 年提供的数字不包括利息，而这大概也要偿还，但即使我们允许百分之十的校正值，事实上仍有大量资金用来支付给苏联。1960 年约 16000 万卢布用来还债，而在 1962 年约 17200 万卢布用来还债（1961 年的数字丢失了，很可能不相上下）¹¹。大量出口也被用来摊销债务，这意味着中国在 1962 年年底欠苏联只有 1.38 亿卢布：中国坚持在 1963 年支付 9700 万，在 1965 年偿清债务¹²。

问题在于，俄罗斯从来没有要求加速偿还。相反，他们在 1961 年 4 月同意，2.88 亿卢布的未付余额，应作为一个新的信贷，可以在四年之内还清，在 1962 年的第一笔付款不超过 800 万¹³。由于贸易赤字的延期偿付被视为一个计划外的贷款，它实际上意味着，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从苏联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援助¹⁴。

全体专家的撤出对经济的真正伤害其实很轻微，因为农业方面的专家不多。而且，即使一些工业项目因为外国专家的撤离而被延误，当时中国自身经济已经深陷困境。但是，毛信口指责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崩溃应该负责，创造了一个持久的神话，即饥荒来自偿还苏联债务的压力。早在 1960 年 11 月，中国就借口苏联召回专家导致自然灾害以及对整个经济的巨大伤害，以此来向东德解释，为什么交付粮食不得不推迟¹⁵。1964 年，莫斯科外交政策的主要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指出，中国声称苏联应该对中国的饥荒负责¹⁶。直到今天，当问及幸存下来的普通饥民是什么造成了大饥荒，他们也几乎总是认为是苏联造成的。靠近香港边界的沙井的一个农民在最近的采访中这样解释饥荒：“政府欠苏联好多钱，需要还债。因此，所有的产品都要上交。所有的牲畜和粮食都必须交给政府去还苏联的债。苏联强迫中国还债。”¹⁷ but Mr Chan was on the otherside of the fence...

外国顾问的撤离，有没有使中国加快采取了应付饥荒的政策？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没有人看到。赫鲁晓夫被认为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夜之间苏联领导人失去了在中国的一切影响力。尤其对上司感到不满的，是当时在北京任职的俄罗斯外交官，例如斯捷潘·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和列夫·德柳辛（Lev Deliusin），他们津津乐道自己国家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以及他们自己所起的桥梁作用¹⁸。赫鲁晓夫本人当然没有这样的目的。他可能期望中国低声下气回到谈判桌上来重新谈判对苏联更有利的条款。但无论他是否打算这样做，赫鲁晓夫的举动的确进一步孤立了毛，当时正有大规模饥荒的报告从全国各地蜂涌而来。事实上，毛在 1960 年夏天变得如此抑郁，他把自己困在床上，似乎没有能力对付不利消息¹⁹。他在撤退，试图走出僵局。

国务院，外交部的指令，北京，1960 年 8 月 1 日，109-927-1, pp. 1-5。 ↩
Klochko, Soviet Scientist（《苏维埃科学家》）p. 171. ↩
许多外交人士认为这是分裂的主要原因；参见 Kapitsa, Na raznykh parallelakh, pp. 61-3; Arkady N. Shevchenko, Breaking with Moscow（《断交莫斯科》）New York: Alfred Knopf, 1985, p. 122. ↩
Zubok and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克里姆林宫内的冷战》）p. 232. ↩
召回国书的俄文和中文原件在外交部，北京，1960 年 7 月 16 日，109-924-1,pp.4-8。 ↩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London: Jonathan Cape, 2005, p.465. ↩
吴，《十年论战》，p.337。 ↩
甘肃，1960 年 8 月 5 日，91-9-91,pp.7-11。 ↩
外交部，北京，1960-1,109-2248-1,p. 38。 ↩
外交部，北京，1963 年 8 月 20 日，109-2541-1,pp.12-13。 ↩
外交部，北京，1960 年 3 月 28 日，109-2061-1,p. 3；外交部，北京，1962, 109-3191-6,p.5。 ↩
外交部，北京，109-2541-1,pp.12-13。 ↩
外贸银行报告，RGANI, Moscow, 2 June 1961, 5-20-210, p. 34；细节另见：Sbornik osnovnykh deistvuiushchikh dogovorokh i sogloshenii mezhdu SSSR i KNR, 1949-1961, Moscow: Ministerstvo Inostrannykh Del, no date, p. 198. ↩
Ginsburgs, 'Trade with the Soviet Union'（《对苏贸易》）pp. 100 and 106. ↩
联邦档案，Berlin，1960 年 11 月 12 日，DL2-1870, p.34。 ↩
RGANI，Moscow，1964 年 2 月 14 日，2-1-720, p.75。 ↩
Mr Chan（陈先生）访谈，出生于 1946 年，香港，2006 年 7 月。 ↩
Taubman, Khrushchev（《赫鲁晓夫》）p.471。 ↩
李志绥，（《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339。 ↩

第十四章 中苏分歧

FootnotesCopy Anchor Link

目录

Footno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