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家冉云飞
采访缘起:
冉云飞来自乌江中游的酉阳县,是土家族,一个边远少数民族的后代千里迢迢来到成都,做了蜀中才子,且藏书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人都多,当然稀罕。
我与冉云飞来往多,晓得他善于自吹自擂,因此在这次采访中显得被动。他首先就谈到小时候的苦,大意是挨扳子多,受表扬少,我暗自醒悟他的自恋源于童年。
冉云飞爱收旧书,一次我将多余的擦便草纸画些古怪符号,送他收藏,他也瞪着眼睛辩认了半天。他害怕被人告密,所以撰写《中国告密史》,殊不知告密也是一个人的隐私 (法律是保护隐私权的),它比嫖妓、卖淫、颠覆国家、贪污受贿更无法公开。
诗人石光华把杀父、夺妻、断财路、揭老底列为人的四大罪,前三项冉云飞没能力做,于是借藏书之机,坏人名声。
老威:我单刀直入,你为什么喜欢读书?
冉云飞:小时家穷,时常“吃不饱,穿不暖”。后来在读忆苦思甜课文时,就觉得像在说自己。于是就骂粗话,改编成下流顺口溜:“吃个,穿个卵;饿死你,我不管”。因此老师就让我在讲台上“表演”双手抬平打直举扫帚的“硬”功,以示惩罚,好在还没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家乡落后,啥都落后,你说日怪不日怪?连去年才通的电都忍不住要落后,白天来电,晚上不来电。更日怪的是,自从上小学起,我受到的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之类画饼充饥式的幸福美好生活的预告。但哪里实现了呢?五岁那年,家中的堂屋被村里拿来当作村小的教室,来了一位叫廖太良的工办老师,我也跟着那些上学的小孩子“哇啦哇啦”乱叫,瞎起哄,因为我既不做作业,也不背课文,算不得正规学生。每到晌午,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去偷吃廖老师正在煮的白米饭,而我偷吃的米饭时常是半生不熟的,吃了就去跑毛坑 (厕所),得了一个“子炮”(小时玩的一种后一颗子弹塞进去前一颗子弹被弹出的游戏,子弹是用红木儿树结的籽做的) 的绰号。气愤不过的廖老师干脆就骂我是“造粪机”,我就回喊他为“廖大娘”,以示羞辱。
母亲狠狠地教训了我。我就问,要啷个才吃得到白米饭?母亲说,要好好读书——母亲还不知那时读书是没有用的。于是母亲就将自己几次淋着瓢泼大雨 (只有如此才不出工) 去挖的麻芋子 (学名“半夏”) 拿去卖,得了两元钱,就给我了了个名。气愤的廖老师自然不收我,就只好到离家五里地的完小念书,一读就还喜欢。再加上天天都梦想吃白米饭,所以就一直读。我的境界明显比高玉宝差,高玉宝说,我要读书。我只说,要吃白米饭。当然待遇也不能跟他比,譬如没人让我给他们做忆若思甜报告。更重要的是,时代不同了,他生在旧社会,我生在新社会,我去向谁控诉?自己又饿得要命,只恨没生在旧社会,否则现在好歹还可以给下一代作点报告。后来,结识了莽汉诗人二毛,他有首诗叫《在旧社会》,完全是高级忆苦思甜报告,“在旧社会,人们身上的血只够跑百把米/在旧社会,女人身上长不出乳房。”狗日的二毛,她歹毒,比高玉宝控诉的旧社会还要坏一百倍,但他究竟不是高玉宝。我至今也没搞懂是啥原因,不把二毛弄去搞政治思想工作。我想我有向上级举报人才的义务,可是没人理我。我吃白米饭的“理想”,后来才知道,古人早已说过,算不得我的发明。他们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他们不同,他们是古人,他们放的屁都要古雅些。因此你的问题应该是,我为什么喜欢吃白米饭?
老威:你很怪,收藏这么多书,大概有两万多册吧。又喜欢读书,但你对书的态度却很调侃?
冉云飞:有点夸张的人进了我的屋子就说,哇,你这么多书啊?我说这并没什么,就像你走进一个屠夫的家,看到他家里到处都摆满了亮晃晃的杀猪刀,总共有几百把,你奇怪吗?你会称他是藏刀家,还是屠夫?也许你接着就会说,你看人家疱丁解牛,一把刀就足以应付裕如了。我说,是的,钱钟书不是吗,学识渊博,但别人家里并不堆许多书;老威你不是吗?你目中无书,不也照样写大气磅薄、才华横溢的诗篇吗?一个杀猪的屠夫,摆那么多把刀干什么?还不是自己底气不足,手艺孬,猪杀得不利落,为自己壮胆压阵脚罢了。也就是说,屠夫对没有值得你羡慕的资本和理由。你可心说,我没见过这样形式主义的屠夫。但是我要说,是的,如同你或许没见过像我这样形式主义的读书人一样,因此经常有人问,你这么多书,读得完吗?我真是无言以对。的确,真正的屠夫有几个是形式主义者呢?真正的天才又有几个是靠满屋子的书来给自己拿脸的呢?所以,你应该怜悯我而不是采访我。
老威:你这么多书,横七竖八的,到处都是,写作时怎么查找?
冉云飞:老威,你很鬼。你在引诱我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我可不干,我一贯立场坚定,而且——正确。尽管我现在住房仍很隘湫——不是“挨球”(读音要正确,这也是个立场问题)——但我相信曙光在前头。你说没有这词汇,是我生造的,应该是湫 (jiao) 隘,读湫 (qiu) 时就不与“隘”字组合。哎呀,老威,大势不好,看来你今天认真了?说实话,我的书这么横七竖八的,实在是迫不得已。但我可以马上给你换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水至清则无鱼。但更实在说法是,我就是喜欢混水摸鱼。我敢向毛主席保证,我一摸还十拿九稳,因此经常可以从书堆中“海底捞月”,并不影响干革命工作,更不影响当臭老九。
老威:别耍贫嘴了,来点正经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买书藏书的?
再云飞:我刚才说的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指作家刘恒新近创作的同名小说——老威注)。守着一堆破书,还乐呵呵地跟你说怪话,和张大民差不多吧。我读高中的小县城,书籍很少,钱比书更少,因此从大学开始才买书。大学时,我享受的是系上优等助学金,虽然不够吃饭,但至今感谢纳税人。我不爱听课,听不得有些老师在讲台上“坑蒙拐骗”,天天钻图书馆看些与中文系功课无关的东西,如很累人的康德、黑格尔,乃至大爆炸宇宙理论等等,自然得不到奖学金。我有一个坏习惯,一看书就喜欢在上面勾勾划划,有时还搞些眉批、旁批,往往都是些“搞球不懂”、“狗屁不通”之类,反映出我看书爱走极端。前一名句说明我知浅薄,又看不得别人学问比我高深,实足心理有病,嫉妒成性;后一句说明我有痞子倾向,匪性难移,尽管现在已经被文化骟掉了大半。家里面寄的一点零花钱,除了帮助吃饭,添置一点衣物外,看到好书,也只好兴叹而已。于是我就去勤工俭学,给系上各年级的学生分发报纸,每月可挣八元钱。别小看它,可买多少本书,我不是统计学家,没算计过,但肯定不比现在一百元所购的书少。那时,学校天天有演讲会,人人都委身于让人头大的哲学、美学,于是哲学、美学书籍摆了我一床,直到把蚊掀破,不知有多少。但是搞懂了的很少。
老威: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也只能算是“搞球不懂,狗屁不通”。
冉云飞:老威,你真是明察秋毫。老威:你收的书说得好听一点,是品种繁多;说得不好听,就是杂乱无章。你好像并没有搞一般藏书家那样的专题收藏?
冉云飞:的确,只要是有意思的东西我都想收,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哲学、科学,以及其它不能归类的诸方面,靡不搜罗,无所不网。但也并不是无所选择,比如高等代数,英文之外的其它外文文种,我是不收的,我没有那些附庸风雅的人神经健全,完全搞不懂的东西,弄到屋里来堆起,实在是对自己智商的讽刺与无谓的考验。
一般说来,我不会像古代藏书家,譬如黄丕烈、陆沁源那样为获得一本好书,找朋友雅聚,或者焚香祝祷,或者专写藏书跋文以记载其来历。不是没有这雅兴,而是没有这时间。当然特殊情况下,我也会像他们那样玩乐一番的。事实上,每次看书,我都有专门的书帐和简约的藏书说明文字,以记录其来龙去脉,以志当时得书的心情,以什么样的价格从什么人手中获得。只不过少了许多繁文缛节。当然,也不能说我完全没有专题收藏,只是这种收藏都与我的研究和写作有关。比如几年前,我就曾打算花十年的时间,读完二十四史及其它诸多野史笔记,以便钩稽出其间的告密史料,撰写一本名为《中国告密史》的书。因而我至今收集的检举、揭发、诬告、诽谤、奏折、坦白书、悔过书、具保书、交心材料、间谋案例等,实物已达几十件之多。从卧底的线人,从崇奸婆的钩钩,各色人等,无不联袂来到我的藏书里“演出”。比如前几天就还在浣花溪的四川文物市场,收到五十年代关于成都的“敌特”蔡文敏、田少卿等人一系列群众对他们的告发材料、坦白书、悔过书、具保书等完好的实物,同时还收到一整本记录完整的《灌县青龙乡土改笔记》(第一集,1951.11.31—1952.1.21),笔录人为刘全任,记录之详细,举凡镇反、土改包括清算地主恶霸敌特之类的检举揭发材料应有尽有,大有档案文献之功效。另外,曾收到西南民族学院教育工会,吸收工会会员时让入会者范瑞玲写的“交心材料”及其档案实物。交心材料是很十足的国特色,可名之曰“自告其密”,他国是很少有的,这是法律系统中的“有罪类推”和“无罪推定”的较量与区别。告密史的研究绝非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谴责,而是制度文化思想史的研究,是炮轰专制制度的有力弹药。
老威:我看到你墙上贴有有关教育的“毛主席语录”和奖给“学毛著积极分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奖状,好像你对“文革”的物品也在着意搜求。你收这些东西的动机何在?
冉云飞:现在的“文革”物品经过媒体的俗滥炒作,已成挣钱的一个热门行当,但并没有几个人像徐友渔这样训练有素的学者在进行认真研究。但我志不在此。我收的“文革”物品,大多与告密揭发、检讨和教育的材料有关,因为这些都是我的研究范围,你就可以看出我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收藏者,所谓藏而用之的人。因为我最近正在写作一部长达三十几万字的《教育要革命: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可以说,它是自从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以来,最全面、最深刻、最猛烈的批判当今中国教育的书,对当今的奴化教育、精神专制,进行了生猛的抨击。你刚才说的有关文革的教育资料,只不过是《教育要革命: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这本书要附的几十张有关教育的图片里,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这本书所附的图片中,将有各个年代有特色的教材课本、学生与老师奖状、学生毕业证包括学位证、学生训诫 (类同于学生手则)、老师的聘书、名校名师的罕见图片,使其在生猛批判现今教育弊端的同时,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老威:除了一些研究性和实用性的收茂外,你有那些趣味的藏品?
冉云飞:有趣的当然不少,只有随举几例,否则说不胜说。先说英文藏书。比如我曾在二仙庵文物市场收到五种英文的黄色书。Erotica 有黄色、欲望的意思,其中有社会学者李银河在研究虐恋文化一书中,所附的一节《O 故事》(《Story of O》) 的英文全本,还有女性所写的黄色书籍精选本《女性所写的黄色书——从萨福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Erotica——Womens Writting from Sappho to Margaret atwood》),这些书籍背后都有“诚品书店”的售书标志,大抵是从台湾或香港的书店里流传进来的。我既收到过曾攀上世界七座高峰的美国探险家迪肯·贝斯的《第七座高峰》(《Seven Smmit》) 签名本赠书,也收到过 1925 在伦敦出版的英文毛边本 (uncut)《中国园林》(《Chinese Gardens》),还收到过上百种美国《国家地理》、《纽约客》、《出版周刊》之类的杂志,甚至包括图文并茂的美国文学和历史教科书,如四册《美国文学精华》(《Highlights of American literature》)、《自由的遗产——美国简史》(《Heritage of freedom——A brief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等等,不胜枚举。再说古典典籍。我曾收到清光绪年间,广德堂翻刻的顾嗣立秀野堂刻本《昌黎先生诗集注》四册,纸墨精良,雪白可人,字迹方整厚朴,铁划银钩,三色相套印刷。后因欲得 1929 年聚奎小学刊布的《白屋吴生诗集》,而易手给淘书斋老板蒋德森。易书之日,虽不忍,然亦无可如何。但还不至像清代著名藏书家钱廉益民说,去书之日,如亡国之君挥泪对宫娥。老蒋将《白屋吴生诗集》两册定价 400 元,我欲讲价,他不肯,无论如何不卖,只要我用《昌黎先生诗集注》四册换。后来我将是书换回。四川许多近现代人物的书籍,我已收得不少,颇成气候。对吴先生的东西更是久有罗致之志,并取得一点成果,因想将来如有余裕之时,欲作《四川近现代文化流变》一书,以阐发四川文化如何在当今不如往惜之因由。再者,吴先生的孙子吴泰龙先生曾是我的数学老师,某虽不才,数学尤糟,但师恩总是难忘的。听家乡师范学校的退休教师王可夫先生讲,吴芳吉先生的大儿子吴汉骥,曾收得众多吴芳吉先生的旧物,但多半已在“文革”中抄家时毁坏,令人扼腕。所以对此书,我是必欲得之而后快。只好把自己的颈脖伸给老蒋,心甘情愿地让其“猛宰”。
最让我高兴的是,收到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封疆大吏吴大徵写给另一位金石学家陈介祺的书信——《吴斋尺牍》线装五册 (完本为七册),我曾两次撰文谈该书,一次为《卖文搜书》(收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著《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另一次为《成都书林记》(收入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拙著《手抄本的流亡》) 中写道:“其书写各体文字的高超能力,配以精美得无以复加的自制笺,简直是非比寻常的享受。就连为该书作跋并编辑《吴陈两家尺牍编年表》的明清史研究专家谢国桢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期也说该书:‘久已编印行世,早已绝版。’(《文献》第 11 辑)”。像这样的书,一生得遇一次,已属有幸矣。
老威:我发觉说到古书的时候,你娃就故态复萌,古书的影子就在你身上频频进了,乐在其中。你曾经分别为两位西方文学大师里尔克、博尔赫斯,撰写过两本国内第一种研究他们的学术评传——《尖锐的秋天:里尔克》、《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又作过明代散文家张岱所著的一本小型百科全书《夜航船》的校点工作,这两种东西是怎样古怪地集于一身的?
冉云飞:说到古书,我收藏的许多好书还来不及给你细说,否则你的采访就会没完没了。说句实话,这两方面,我做得都并不完美,留下的遗憾不少。但我这人喜欢挑战,别人没做过的东西,我就喜欢;别人已做过的,我就喜欢走偏锋。如研究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对人的摧残伤害,我的研究就是从检讨和告密入手的,我比较喜欢出怪招。我不喜欢大家都争着去做同一件事,那就太抬举那件事了,比如全民经商或挣钱什么的。我的意思是说,挣钱也要找准自己的方式,就像打日本鬼子,不必都去肉搏,不得万不得已,不使这“绝招”。你说我将两种东西古怪地集于一身,我听得出来,你是在粉碎我,高级的说法叫做中西贯通,我自知无法做到,你小子损着呢。
老威:你曾得到过那些比较有名的人赠他人之书,或他们曾经收藏过的旧物?你自己的书也有流散之日,怎样安妥你这些“宝贝”?
冉云飞:我收到过别人签名或用过的书,较出名的人计有:诗人流沙河送其同事的诗集《故园别》(上有签名);语言学家向楚收藏的顾实著《汉书艺文志讲疏》、章太炎翻译的线装两册《社会学》(二书上均有其印章);书法家李半黎收茂的《稚荃三十以前诗》(线装,上有其旁批);学者谢桃坊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为勉励他学生岳珍而送的,词学大师唐圭璋弟子王兆鹏所著的《张元干年谱》(上有其殷殷勉励学生语);学者白敦仁 (成都大学教授) 送人之《陈与义年谱》(上有签名);诗人钟鸣收藏的台版《郁达夫南洋随笔》(上有签名并盖章);学者陈力 (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 送徐亮工的《四川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有签名);张大千结拜兄弟张目寒赠给川剧表演艺术家周企何的《蜀中纪游》(线装,封皮有毛笔签名并盖章。系藏书家李仁弟兄贻赠于我);诗人吴芳吉于 1920 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新群》杂志当编辑时所购的《丁尼生诗选》《Tennysons short poems》,上有其印章和题署。为书法家徐无闻先生弟子向黄兄贻赠于我);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 1947 年 5 月 3 日赠送给陆品麟的《结婚十年》(上有其印章关签名,书后有受书者跋语,述得苏青赠书之由来);学者李思莼 (故前曾任四川文史馆馆员,系诗人戴望舒同学) 收藏的《察荃斋诗集》(线装,上有其印章) 等。说到书籍之聚散,我曾在书老板蒋德森处看到一套线装《楞严鸿科》,永历朝刻本,分提纲、阿、弥、陀、佛五册。永历朝气数之短暂,自不必说,该书于每册后面均刻有“祝我大明万万年”之类的东西,相当我们曾经猛喊的“万岁!万万岁”,但实际情况如何,就毋须再说了。一个国家如此,书籍何尝不是这样呢?关于书籍,一个人的控制能力是有限的,否则上述名位均可称为爱书之人,亦无法使子孙宝爱,他人珍惜,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不必去想它。何况我现在正是火力充足,创造力极好的时候,还想继续收藏,慢慢摩娑研究。因此,曾有一书商至我家中欲出高价收购一套古书时,我跟他开玩笑说,找我买书,就相当于找虎要皮大衣,换成成语便是与虎谋皮。听得他哈哈大笑,声震屋瓦。
老威:你是否该讲的都讲了,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冉云飞:该放的屁都放了。是我把你安排得这么被动,使你难以发挥。这只是个角色问题,改日我们互换过来。对你这样的无助和被动,我深感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