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高洋
采访缘起:
1997 年 4 月中旬,我应好友周忠陵之邀,上京游历,住在日渐破败的鲁迅文学院,却有不少出奇不意的巧遇。
重逢高洋便是巧遇之一。他于半年前在德国定居,现回国探亲,却在北京旅居了一个多月,他大约不会有回老家的念头。
高洋 36 岁,披头,风衣,很性感的欧化大鼻子,略有斜视的眼睛,均显出大艺术家的傲慢。
我与他是老熟人,并曾是他崇拜的偶像,可这次也花了相当大原功夫,才将其制服,逼其吐露真言。虽手段有些卑鄙,但也是迫不得已。
当我整理这篇文字时,仍旧冷汗淋漓。诗人无耻到这种地步,也算叹为观止。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比高洋年长 4 岁,但世界显然是高洋的而不是我的,因为他永远是时代的同步者。
这次采访地点是北京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儿访问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
老威:高洋先生,您是刚刚在德国定居吗?
高洋:不错,这是我的妻子汉娜,我们正在渡蜜月呢。
老威:她会汉语吗?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高洋: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酒吧,过万圣节的时候,她来了,文静地坐在角落,忧郁地看着别人唱歌、起舞。仿佛是上帝的安排,我注意到了她,然后靠过去。相视一笑之后,我就为她朗诵诗歌,诗歌内容大约是写古代汉人的爱情生活,古籍里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当然只能在想像里假设,在假设里追忆。我没料到她居然感动了,她到中国不久,只会些简单的汉语词汇,但我们连比带划地交谈上了,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一夜,我一杯接一杯喝酒,一首接一首为我的异国听众背诵诗歌,日常交谈和诗的节奏那么天衣无缝的交融,令人忘记世间的一切丑恶。
老威:你们现在交谈仍然连比带划吗?
高洋:仍然比划,不过,我在抓紧时间学德语,以后还要学英语,瑞典语,这不仅是为了适应语言环境,促进家庭和谐,更重要的是,我要试图进入德语、英语、瑞典语的文化界,将自己的诗翻译成这些语言,我觉得自己的诗之所以至今没得诺贝尔文学奖,完全是因为语种间的隔阂。中国诗人欧阳江河说:“由一个象形的人变成一个拼音的人。”我想,我也在完成这个转变。
老威:将自己连根拔起?
高洋:我们这代人根本就没根,有奶就是娘,我不管这奶是洋奶还是国奶。从某种程度上,我比白求恩大夫还国际主义,全世界都是我的祖国。
老威:那您下一个“祖国”在哪儿?幸好您的妻子不太懂中国话。依我看,您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您一点也不浪漫,或者说,您根本就不相信浪漫。在北京或其它大城市,有许多您这样披着艺术家羊皮的狼,忍饥受冻,强作欢颜地在外国人出没的场所厮混着,忍耐、窥视着。在九十年代,生存竞争环境空前恶化,人人缺乏安全感,相信浪漫爱情的中国妞日见稀少,于是,聪明人都把猎艳目光瞄准金发碧眼的外国傻妞——她们对于中国的知识是从唐诗宋词里来的。
高洋:请您从我家里出去!您这位正直的先生不该到这儿来。
老威:我这儿有一张您第一任妻子的照片,她今年 38 岁,比您大两岁,头发全白了,神态看上去象您母亲,还有您的儿子,因长年孤僻而得了失语症。最近,您的儿子离家出走了。要不要我把您的过去告诉您的德国妻子?
高洋:你这恶棍,想要什么?
老威:要你好好地接受我的采访。我会隐去您的真名,您是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您的诗和小说写得象翻译作品,您自己动手斩断自己的血缘,您最恨最怕的就是生您养您的母体。在先天的绝望的自卑中,您写高贵的诗,想像以高贵的诗歌氛围营造或改变出身,您像这个社会的许多源于农村的诗人一样,认外国教父,俄罗斯的、英美的、古希腊的。
高洋先生,请最后一次披露您的成名经历好吗?
高洋:我们到外面去谈吧?这附近有个清淡酒吧。
老威:好的。
高洋:我早就用鼻子嗅出您的来意了。我承认,我是一名乡村孩子,是通过个人奋斗,考上了省里一所著名的医科大学,毕业后志愿回县里行医……
老威:请问您是哪里人?
高洋:贵州赤水县。
老威:应该是贵州赤水县赤水公社红旗七队,地名是罗家沟,您的真名叫罗富贵,小名叫牛娃子,18 岁那上,您高考落榜,就遵从父命,进了地区卫生学校,读了两年,就恋爱结婚,然后有了儿子,您大约有五年没给孩子寄抚养费了吧?
高洋:您没资格教训我。我是穷山沟出来的,我是叫罗富贵。正因为这样,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朝上爬,我的家乡大约几千年才出了一个艺术天才,我不能自己把自己埋没掉。是的,每年的《诗刊》和《星星》,要发表多少充满泥土味的诗歌,这样不忘本的农民诗人有什么出息?既不能出名又不能出国。天才不是书呆子,而应该以书呆子的面目出现,把天赋运用得恰到火候,路遥的小说《人生》描述了这一过程。
老威:您在公社医院工作了几年?
高洋:三年吧。真是地狱般的日子,我成天坐冷板凳,农民们信老中医,甚至宁愿找巫婆、神汉捉鬼,也不找我这个嘴上无毛的卫校后生。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座危楼上,冬冷夏热,外面一打雷,整座楼就咔咔乱响。我天生好读书,每月工资买书用去大半,就没法添置任何东西了,一家三口衣衫褴褛,像叫化子。可就这样,邻居和农民还来偷东西,没值钱的,就偷锅碗,甚至当着我儿子的面把他做作业的小木桌抢去。一位朋友曾号召所有的现代派诗人都来参观世上最穷的中国作家。他说:“高洋和邻居的关系是贫农和地主的关系,不过解放前是贫农多地主少,而现在是众多地主欺负一个贫农。”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房内也下起小雨,我和妻儿忙着把书搬进唯一不漏雨的大床,堆成了一座小山。我们围着书山打盹,禁不住悲从中来。我高洋也是男子汉,我不能拖累妻儿同我一道过这种日子!于是我疯狂地写作,疯狂地寄稿,拉关系。我要出名!我非出名不可!
老威:您第一次离婚是什么时候?
高洋:1989 年冬天,文学处于低谷,我虽然已出了书,调到了省里,但仍然觉得自己象革命小说《红岩》里的叛徒甫志高,竖着大衣领在灰朦朦的大街上走。我知道大家瞧不起我,因为中国南方很保守,文人离婚往往酿成众叛亲离的事件,象乡土作家周克芹,刚有离婚的想法就背上了千古骂名。好在我前妻通情达理,知道缘分尽了就没多纠缠。我们一起到民政局领了证,然后一起从学校接孩子回家。孩子快十岁了,还有蹲在墙边看蚂蚁搬家的习惯,我说,儿子,爸爸走啦。他一声不吭,指甲一点点抠那潮湿的墙皮。我说,儿子,爸爸会回来看你的。他满不在乎地笑了笑。
老威:据我所知,您在离婚前有一段放荡的生活?
高洋:无可奉告。
老威:而且您在沉迷于酒色的同时,大写特写正气凛然的作品,您当时的代表作是《坚守阵地》和《真理与贵族》。
高洋:文化人格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兰波很放荡,兰波同样很高贵,况且兰波同样源于乡村。
老威:欧洲的田园和中国不是一回事。高洋先生,最近国内出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传记小说,其中有个人物就是根据您的原型塑造的。我背诵一段您听听:“某个诗人夜读《聊斋》,对书中人鬼狐共宿一处成好事的细节把玩再三,决意模仿。于是乘朋友外出之机,奔袭其妻及妹,不料两女忠贞不二,合力抗日,将采花贼乱棒打出;诗人落魄而归,又被乱棒打出——原来他的后脑勺上粘着一只湿漉漉的避孕套。”
高洋:这是无耻的诽谤。我保持对这本书起诉的权利。
老威:我一定把您的愤怒转达给作者,揭人疮疤是很不道德的,至少不符合文明社会的规范。我觉得您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实用主义典范,至少能一步一步脱离使您名声狼籍的环境。1989 年离婚后,您马上就迁到上海了吗?
高洋:费了些周折。虽然我的第二个妻子是地道的上海人,但是要把我的贵州县份户口转进我国第一大都市,真比登天还难。我的战略是先当上门女婿,然后托关系找路子。我的恩人是上海一家大酒店的经理,同我妻子一样,是文学崇拜者。
老威:您的这位恩人我认识,他到处骂您是卑鄙小人。
高洋:他也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大人。我承认我利用他混入了上海滩,但我和我妻子也给了他精神和肉体的满足——这为我第二次离婚打下了伏笔。
老威:您的第二个前妻在哪儿工作?
高洋:上海圣彼得大学。
老威:好象上海没有这么个大学。
高洋:解放前叫“圣彼得”,现在叫××大学。
老威:您说××大学不就得了。这么说您是住在大学里?给您老婆当助手?
高洋:我写作,听音乐,散步,象老康德一样随身携带一只表,计算着散步的时间。
老威:您没具体的工作?这么说您是靠老婆养活?人家整整养了您七年,您居然就一脚蹬了?
高洋:离婚结婚都两相情愿。现代人哪存在谁蹬谁的问题?况且,我有稿费。我还同上海的许多一流的先锋音乐家合作过,写清歌剧。
老威:别蒙人了,高洋,就您那五音不全的嗓门,连唱山歌都成问题,还清歌剧呢。
高洋:您这是采访吗?您是找岔来了。
老威:我需要听到您内心真实的想法,而不是演戏。当然,人生就是演戏,但我不是一个好观众,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跑上后台,揭发演员脸上涂粉的正常举动。
高洋:您不需要涂粉么?后台是演员的私生活,警察都管不着。您的心态不对,您好好想想,中国有谁是通过结婚和离婚来尝试改变个人历史的?只有我高洋,结一次婚就刷新一遍历史,乡下人——省城人——上海人——德国人,怎么样?嫉妒得牙齿发痒吧?我的生活史也就是我的艺术创作史,喜新厌旧,或者喜旧厌新,象一个反复无常的欧洲贵族,总想领任何时代的风气之先。
老威:艺术需要诚实吗?
高洋:艺术是谎言,是改变现实社会的工具,您先一个劲地否定那无法选择的可恶的低贱出身,那淌在血管里的几千年的农民卑鄙的液体,您一次次地重复:“我不是农民!不是!!绝不是!!!”奇迹就会产生了,一种冲劲把你引向虚幻的高处,上帝给您换了血,让您一次次地重复:“我是贵族!希腊的,俄罗斯的,德国的诗歌贵族!”于是您就相信了。您真诚地骗别人,给别人以“艺术的享受”,然后双方都得到了满足。
老威:您这样“换了血”或“断了根”的贵族在中国还有多少?
高洋:没有,或者全部。国门敞开后,真相大白,美帝国主义不再张牙舞爪,台湾人民不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论是物质水平还是精神水平,我们都落后许多年,于是人人都巴不得马上换血做洋鬼子,但别人不会象我这样彻底。
老威:您还在又一次新婚热劲头上,自吹自擂很正常,也许再过若干年,您仍会萌生衣锦还乡的农民念头。
高洋:还乡?我的“乡”在哪儿?
老威:在女人怀里。您该不会象《百年孤独》里的能征善战的布恩迪亚上校,在无数行军床上搞出无数小高洋吧?
高洋:我的“小高洋”就是我的诗歌,它们比这个社会更善于撒谎,因此大家都认可它们,我这儿私下对您说,诚实和正直和真理和原则当不了饭吃;但只要肯公开这样叫板,就能当饭吃,当酒喝,当宝贝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