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底层访谈录
卷一 黑牢访谈录
老右派冯中慈

老右派冯中慈

采访缘起:1997 年 8 月 22 日上午,烈日当空,我横穿尘土飞扬的大马路,走进成都西门车站附近一个叫“杀牛巷”的地方,按门牌号码上三楼,找到了湮没无闻的老右派冯中慈先生。费了一番唇舌,终于促成这次彩访。

冯先生骨瘦如材,但神清气朗,他时年 65 岁,其妻文馨与之同龄;老俩口育有一儿一女,均已自立门户。

因斗室如蒸笼,采访中,我们均汗如雨下;冯先生两次脱下背心,拧出至少两茶碗汗水。我不禁劝其赤膊上阵,遭婉言谢绝。可见读书人的斯文本色不改。

值得一提的是,曾为大学团委书记的冯先生,现在与曾是国民党老军人的廖恩泽先生为邻,双方过从甚密,似乎历史中的一切都没发生过。(以下,冯:冯中慈;威:老威)

:我听老友廖恩泽介绍过你的情况,可还是不明了你的来意。右派中名人不少,且经历也都非常曲折动人,你为啥不去采访呢?你是诗人,对《星星》诗刊的历史肯定清楚,白航、流沙河、石天河、白峡,这当初的四个右派编辑都健在,我建议你去采访他们。

:我花了一番功夫才找到你,当然不可能空手而归。这样吧,我们随便聊聊,您愿意说到哪儿算哪儿,这不算正式采访,我也没资格对这段历史做啥评说。

:我没啥好说的。

:就从《星星》诗刊说起吧,80 年代初,《星星》曾开辟了一个引起争议的栏目:“星星与我”。作者都是 57 年受《星星》株连而当上右派的诗歌爱好者……

:我不懂诗。

:但对当时的政治气候陡变还是有感触吧?我查阅了有关资料,了解到 57 年上半年大鸣大放的宽松环境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有关。苏联赫鲁晓夫上台,提倡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由此而引发的文化“解冻”也逐渐波及到我国,而一份普通诗刊的兴衰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你好象在背书。

:反右斗争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当然除了你们的回顾,我只有背书。哦,我刚才说到“星星与我”,我就是在这个栏目中,而不是在《牧马人》那样可笑的电影中,看到不少无辜右派的真实遭际。有的人仅仅因为写信给编辑部,表达了自己对某首诗的赞许,或对某种左倾诗评的反批评,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可以说,这本不会说话的小诗刊的命运改变了许多活生生的人的命运。我们这代人,根本想象不出,还会有人为保存一套诗刊,一辈子饱经蹂躏,并且在临终时叮嘱后人:要与这套刊物同进火葬场!

:你觉得很离奇吧?但在那个时代,就太平常了。

:您是有感而发吧?

:不,我当右派与这些无关。当时我思想积极,与党组织靠得很紧,加上我是苦孩子出身,如果政治需要,我可以立即站出来,回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您不是开玩笑吧?

:我是学校团委书记,大学二年级就入了党,反右开始时,我们正准备毕业分配,我率先倡议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组织上找我谈话,甚至透露由于反右斗争的需要,准备让我留任校刊编辑,从反动派手里夺回这个言论阵地。

:我明白了,您可能是左得过火,激起了众怒,于是在一致声讨下从极左滑到极右。

:再次说明,我当右派与运动无关。现在想起来,不管在哪场运动中,我都是注定要倒霉的,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

:直说吧,您为什么当右派?

:为了私生活。

:您有……作风问题?

: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关于“作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解释。现在的作风问题,过去就够枪毙的资格了。

:谁被枪毙了?

:打个比方罢了。你这么憨厚的人,还当记者,缺了点悟性。

:我不是记者。你说私生活不是作风问题,又是什么问题?

:听我讲吧,小伙子,我爱人的家庭成份不好。

:地主?

:不是一般的地主,而是官僚地主。她的一个叔叔当过国民党政府的禁烟局长,在解放初期被镇压了;她的爸爸娶过一位洋学生做姨太太,因此,她的家庭包袱是很重的。在学校,她只能一门心思扑在功课上,而在个人生活中,她郁郁寡欢,没有任何朋友。这一点,恰好非常吸引我,我在集体中如鱼得水,过得太热闹了。

:我还是不明白您为什么当右派。您爱人在政治上与您不相配,组织出面干涉等等,我都能想到。因为我姐姐在文革期间,曾经与一位解放军的连长谈恋爱,终因我家成份地主,社会关系复杂而告吹。这种外调内查的政审制度长期粗暴地践踏个人生活——人们已司空见惯,并且认可,因为组织是不会错的。但是,这就是你的右派依据吗?

:对。开始我是为了做政治思想工作接近她,我发觉她与她父亲的姨太太关系很深,就一再警告她要站稳立场。后来,她一声不吭地把我带到一条深巷里,那女人正在巷尾洗衣服,长长的头发,纤细的手指,她站起来对我微笑,毫无血色的脸上有一种哀婉的美。她进了院子,就着这种哀婉的美弹了弹落满灰尘的钢琴,她似乎在有意讨好我,讨好当时的大好形势,所以弹的曲子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支已经被我们合唱得滚瓜烂熟的革命歌曲,经她那纤细的指头一弄,完全变了,发霉了,但是,你觉得那样深情,象落在深渊里的叹息。我愣住了。这一愣,后半生的命运就全改变了。我,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团委书记,怎么能够这样?阶级立场呢?我想。但是,你要我怎么样?我不可能大呼革命口号来阻止这一切发生,况且,发生了什么?人家不是在弹革命歌曲吗?是的,我是穷孩子,我被洗过脑,可我受过高等教育,57 年以前的教育,还不完全是一种干巴巴的教条。我知道什么是美和善。文馨对我说:“她对您没有恶意,否则,不会弹钢琴给您听。”我转身走出深巷,这是我第一次领教一个没落阶级的诱惑。文馨跟在我身后又说:“她已经疯了。”我猛地站住了,这是隆冬,阴森偏僻的小巷,一抹阳光涂在低垂的屋檐,这可不象新中国的街景。文馨似乎站在一段历史的深处对我讲述她二妈的经历:“直到现在,她还爱着她的音乐教师,父亲改变不了现实,就由着她去。可惜,那位音乐教师得肺病死了。解放后,她与父亲离了婚,千里迢迢到西安去找情人,不料已是一座荒坟等着她。两个月后,她回到成都,就一个人独居到现在。父亲早就原谅她了。他在前年去世时,立下遗嘱,承认她仍有财产继承权。”听完这个资产阶级的动人故事,天已晚了,我和文馨跑步赶回学校。临别时我问她为什么对我讲这些?她说:“我这是向党交心嘛。你去汇报吧,没关系。”我感到自己受了委屈,我眼泪都快出来了。我仰着头,有一种快完蛋的感觉。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姑娘,然而,这一切,可能吗?

:组织出面挽救您来了。

:组织是明察秋毫的,从学校到社会,都象一张网。好在我和文馨没有过多接触。直到临近毕业,社会上政治环境较宽松,许多大知识分子都响应组织的号召,向党提意见。开头,在毛主席以身作则的表率下,各级组织还很宽容,虚心,后来,意见越提越尖锐,过激,甚至有了结束一党天下,引进西方议会民主的呼声。我至今记得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全国 100 名大名派之一的葛佩琦的“意见”——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是可疑。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这种“意见”已远远超出政府所能忍耐的“度”,但党内整风依然按部就班进行。文馨平时不吭声,也不关心政治,在我的一再动员下,就鼓起勇气提了一条意见,大概是共产党提倡民主、平等、自由,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家庭出身,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她在校近四年,却受尽了歧视,替家庭背黑锅。入党入团没有份,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大家又将她视为“白专典型”。毛主席一再教导,对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只要划清界限,就要给出路嘛……文馨发言完毕,我带头为她鼓掌,可响应的掌声稀稀拉拉,班委委员们都把脸拉得很长。我是一个机械执行党的政策的团委书记,一切都以《人民日报》社论为准,正因为这样,颇得上级领导的器重和赏识。但在这一次,在对待文馨的问题上,我平生第一次没和组织保持一致。我动员她把心里话说出来,是为了让大伙理解她,同情她,没想到结果却适得其反。在政治风浪中,我是认不清形势的瞎子,还鼓励别人去闯祸。终于在一个月后,风向陡转,毛主席公开向全国人民挑明,所谓让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是引蛇出洞,是为了让隐蔽很深的阶级敌人跳出来。大右派一个接一个落马,上面的风刮到下面,学校和班级就开会动员反右,组织上暗中把右派教师和学生的名额安排到各系,由大家评选。文馨的得票率在全系名列第三。党委副书记亲自到场,领导批判右派学生的现场会。我根正苗红,属重点培养对象,副书记同志为堵大家的口,反击有关我的流言蜚语,竟当众信口雌黄说:“冯中慈同志是接受了党组织的任务,去与右派学生文馨接触,引蛇出洞的。他做得很好,没有辜负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教导,终于将一条一声不吭,却把对新中国的仇恨埋在心底的美女蛇引了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斗争策略非常出色!所以,经校党委团委研究,并准备报请共青团省委授予他‘杰出共青团干部’的荣誉称号。”我气得晕头转向,文馨比我晕得更快。她呼地起立,目光转向我,脸色死灰,接着就软了下去。我不顾众目睽睽,冲过去抱起她就朝校医室跑。副书记一愣,又接着歪吹:“哪怕是对阶级敌人,也应该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冯中慈同志做得对!”我还是人吗?如果我昧了良心,顺着组织为我竖起的杆子朝上爬,这辈子也许青云直上,可是,我不愿意做畜牲!不,那个龌龊的年代,做畜牲也比做人强!我不敢等文馨醒来,就神色恍惚地离开了。团委的人找到我,要开会全面复审右派,然后上报。我不假思索地拒绝在迫害文馨的意见书上签字盖章。先是那位副书记,然后是党委书记和校长都来做我的工作,要我交出校团委公章。我回答不。我明知这种抗拒如同儿戏,可还是一味蛮干。党委书记警告我:“冯中慈同志,团委不是你个人的,党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应该明白组织原则。”我反问:“我什么时候接受了‘引蛇出洞’的任务?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不搞阴谋诡计。”党委书记说:“对人民是不搞阴谋诡计。”我说:“文馨是人民中的一员,她已背叛了她的家庭。”党委书记说:“你陪她去探望过她父亲的姨太太,我们早就掌握这一情况了。”我不禁一愣,说:“姨太太?那是疯子。”党委书记哈哈笑道:“你才有些疯狂,为了一个女人,连组织原则都不要了。”我不顾一切地大叫:“组织原则不是你们用来整人的!我就是不同意把文馨打成右派,我用一个共产党员的人格担保她不是右派。”党委书记一拍桌子:“冷静点,想清楚了再说话,我最后一次叫你:‘冯中慈同志!’你的共产党员的人格就用来保护反动派吗?”我仍然犟着:“她不是反动派。”党委书记又一拍桌子:“年轻人,被感情蒙住了眼睛,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感情也有阶级性,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懂吗?”我一时糊涂,竟吐露真言:“假如我真的爱她,又怎样?”党委书记不拍桌子了,他换了一种轻柔的语调说:“那你就选择吧,爱党,还是爱女人。”“爱女人。”我说。于是我被开除党藉,补充成了右派兼坏分子。

:当时您和文馨谈恋爱了吗。

:没有,不过是彼此有好感而已。如果按自然发展,我不可能与文馨结合,因为我和她完全是两极世界的人。我感激共产党救了穷人,挖了穷根,送我上大学,所以,如果不是物极必反,我会听从组织的劝告,断绝哪怕是一闪的儿女私情。而文馨对我的好感没有超出同学的范围,除了我,她几乎没有一个愿意帮助她的可以称作“同学”的人。

:可您还是承认了压抑已久的感情。

:我是穷孩子,有反抗压迫的天性。解放前,我到地主院门口讨饭,他们不但不给,还放狗咬我。你猜怎么着,狗咬我,我也张口咬狗,结果还是我厉害,把狗耳朵咬缺了。那一刹那,我没想到受了剥削阶级的欺侮,只觉得这个大户太混蛋。是共产党教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穷人为什么造反?阶级为什么产生?就是因为人与人不平等,不仅社会财产分配不公,而且人格也不公平。文馨是个弱女子,有那么多党员的组织,是不该欺负一个弱女子的,否则,又回到解放前了。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一部名为《在河流那边》的书中,曾引用了反右时期一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话说:“你难以想象这些自我批评和各种分组会议有多么痛苦。我办公室里的任何一个人,无论是送文件的小伙子,还是打扫大楼的妇女,都可以批判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傲慢劲,指责我打发闲暇时间的业余爱好,甚至在我沉默不语时,指责我默不作声。我自己只能坐在那儿,接受他们的指责。有些受批判的人宁愿自杀,也不愿意忍受这一切,我可是过了好些年才习惯了这些。……”我记得书中的这些话,是因为这正是我和文馨在那些年的写照。许多人都为我一时冲动惋惜,我下意识地在组织、集体与个人之间,选择了个人,我应该有我的私人生活,对吗,小伙子?而在邓小平时期以前,中国人是没有私生活的,至少是私生活见不得人的。感谢邓小平,让我们从不人不鬼的阴影里走出来。

:您后悔过吗?

:没有。开始不习惯任何人都可以批判我,因为我从前是批判别人的。后来习惯了。有了孩子,就更加习惯。穷人干革命是为了有饭吃、有衣穿、有老婆孩子,我不革命也有老婆孩子。我又不可能同组织和人民结婚,电影里常说“某某是人民养育的儿子”,人民姓什么呢,人民的奶头是什么模样呢,我没见过。道理越大越没道理。如果我昧良心把文馨朝火坑推,那才后悔一辈子。哪怕当部长也不安稳。

:你是怎样让文馨回心转意的?

:我成了右派,反而踏实了,就写信向她表达爱慕。当时对右派看管得很严,这样也好,否则文馨会自杀的。没人捎信,我就半夜抽空子偷跑到她二妈家,把信塞进门缝,又返回。就这样捎去了五六封长信,也不知道她收到没有。后来她被发配到新疆阿克苏,我却就地安置。这不行,我千方百计打听,过了一年,才找去了。坐了火车,又坐汽车,颠沛流离,我已经成为分文不名的叫化子了。幸好到的那天,太阳暖洋洋的,她在棉花地里,皮肤晒得黑红黑红的,看来,这劳动改造有利身体健康。我当时被当作流窜犯抓了起来,因为在她们农场的西北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只有一条汽车路通向沙漠核心的监狱。曾经有犯人爬运南瓜的汽车逃跑,靠生吃南瓜坚持了五天五夜。我说出了文馨的名字,她被唤回住地,认了我半天,才从乱蓬蓬的毛发中弄清“她的中慈”。下面的故事就有点平庸了。我们都是右派,很平等。我这么远去找她,既使不太满意,也只好嫁我。这一次,组织很爽快,给她开了证明,准了假,我们一起回四川办了结婚证。又办了户口迁移证,一对黑夫妻就这样响应党的号召,欢天喜地支援边疆去了。邓小平上台,右派平反,我们领着两个在边疆出生的孩子回了四川,虽不算衣锦还乡,也算一家人苦乐与共。这辈子就这样了,我很满足。

:冯老伯,谢谢你的故事,谢谢你对我们这代人的情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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