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右派冯中慈

采访缘起：1997 年 8 月 22 日上午，烈日当空，我横穿尘土飞扬的大马路，走进成都西门车站附近一个叫“杀牛巷”的地方，按门牌号码上三楼，找到了湮没无闻的老右派冯中慈先生。费了一番唇舌，终于促成这次彩访。

冯先生骨瘦如材，但神清气朗，他时年 65 岁，其妻文馨与之同龄；老俩口育有一儿一女，均已自立门户。

因斗室如蒸笼，采访中，我们均汗如雨下；冯先生两次脱下背心，拧出至少两茶碗汗水。我不禁劝其赤膊上阵，遭婉言谢绝。可见读书人的斯文本色不改。

值得一提的是，曾为大学团委书记的冯先生，现在与曾是国民党老军人的廖恩泽先生为邻，双方过从甚密，似乎历史中的一切都没发生过。（以下，冯：冯中慈；威：老威）

冯：我听老友廖恩泽介绍过你的情况，可还是不明了你的来意。右派中名人不少，且经历也都非常曲折动人，你为啥不去采访呢？你是诗人，对《星星》诗刊的历史肯定清楚，白航、流沙河、石天河、白峡，这当初的四个右派编辑都健在，我建议你去采访他们。

威：我花了一番功夫才找到你，当然不可能空手而归。这样吧，我们随便聊聊，您愿意说到哪儿算哪儿，这不算正式采访，我也没资格对这段历史做啥评说。

冯：我没啥好说的。

威：就从《星星》诗刊说起吧，80 年代初，《星星》曾开辟了一个引起争议的栏目：“星星与我”。作者都是 57 年受《星星》株连而当上右派的诗歌爱好者……

冯：我不懂诗。

威：但对当时的政治气候陡变还是有感触吧？我查阅了有关资料，了解到 57 年上半年大鸣大放的宽松环境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有关。苏联赫鲁晓夫上台，提倡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由此而引发的文化“解冻”也逐渐波及到我国，而一份普通诗刊的兴衰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冯：你好象在背书。

威：反右斗争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当然除了你们的回顾，我只有背书。哦，我刚才说到“星星与我”，我就是在这个栏目中，而不是在《牧马人》那样可笑的电影中，看到不少无辜右派的真实遭际。有的人仅仅因为写信给编辑部，表达了自己对某首诗的赞许，或对某种左倾诗评的反批评，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可以说，这本不会说话的小诗刊的命运改变了许多活生生的人的命运。我们这代人，根本想象不出，还会有人为保存一套诗刊，一辈子饱经蹂躏，并且在临终时叮嘱后人：要与这套刊物同进火葬场！

冯：你觉得很离奇吧？但在那个时代，就太平常了。

威：您是有感而发吧？

冯：不，我当右派与这些无关。当时我思想积极，与党组织靠得很紧，加上我是苦孩子出身，如果政治需要，我可以立即站出来，回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威：您不是开玩笑吧？

冯：我是学校团委书记，大学二年级就入了党，反右开始时，我们正准备毕业分配，我率先倡议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组织上找我谈话，甚至透露由于反右斗争的需要，准备让我留任校刊编辑，从反动派手里夺回这个言论阵地。

威：我明白了，您可能是左得过火，激起了众怒，于是在一致声讨下从极左滑到极右。

冯：再次说明，我当右派与运动无关。现在想起来，不管在哪场运动中，我都是注定要倒霉的，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

威：直说吧，您为什么当右派？

冯：为了私生活。

威：您有……作风问题？

冯：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关于“作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解释。现在的作风问题，过去就够枪毙的资格了。

威：谁被枪毙了？

冯：打个比方罢了。你这么憨厚的人，还当记者，缺了点悟性。

威：我不是记者。你说私生活不是作风问题，又是什么问题？

冯：听我讲吧，小伙子，我爱人的家庭成份不好。

威：地主？

冯：不是一般的地主，而是官僚地主。她的一个叔叔当过国民党政府的禁烟局长，在解放初期被镇压了；她的爸爸娶过一位洋学生做姨太太，因此，她的家庭包袱是很重的。在学校，她只能一门心思扑在功课上，而在个人生活中，她郁郁寡欢，没有任何朋友。这一点，恰好非常吸引我，我在集体中如鱼得水，过得太热闹了。

威：我还是不明白您为什么当右派。您爱人在政治上与您不相配，组织出面干涉等等，我都能想到。因为我姐姐在文革期间，曾经与一位解放军的连长谈恋爱，终因我家成份地主，社会关系复杂而告吹。这种外调内查的政审制度长期粗暴地践踏个人生活——人们已司空见惯，并且认可，因为组织是不会错的。但是，这就是你的右派依据吗？

冯：对。开始我是为了做政治思想工作接近她，我发觉她与她父亲的姨太太关系很深，就一再警告她要站稳立场。后来，她一声不吭地把我带到一条深巷里，那女人正在巷尾洗衣服，长长的头发，纤细的手指，她站起来对我微笑，毫无血色的脸上有一种哀婉的美。她进了院子，就着这种哀婉的美弹了弹落满灰尘的钢琴，她似乎在有意讨好我，讨好当时的大好形势，所以弹的曲子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支已经被我们合唱得滚瓜烂熟的革命歌曲，经她那纤细的指头一弄，完全变了，发霉了，但是，你觉得那样深情，象落在深渊里的叹息。我愣住了。这一愣，后半生的命运就全改变了。我，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团委书记，怎么能够这样？阶级立场呢？我想。但是，你要我怎么样？我不可能大呼革命口号来阻止这一切发生，况且，发生了什么？人家不是在弹革命歌曲吗？是的，我是穷孩子，我被洗过脑，可我受过高等教育，57 年以前的教育，还不完全是一种干巴巴的教条。我知道什么是美和善。文馨对我说：“她对您没有恶意，否则，不会弹钢琴给您听。”我转身走出深巷，这是我第一次领教一个没落阶级的诱惑。文馨跟在我身后又说：“她已经疯了。”我猛地站住了，这是隆冬，阴森偏僻的小巷，一抹阳光涂在低垂的屋檐，这可不象新中国的街景。文馨似乎站在一段历史的深处对我讲述她二妈的经历：“直到现在，她还爱着她的音乐教师，父亲改变不了现实，就由着她去。可惜，那位音乐教师得肺病死了。解放后，她与父亲离了婚，千里迢迢到西安去找情人，不料已是一座荒坟等着她。两个月后，她回到成都，就一个人独居到现在。父亲早就原谅她了。他在前年去世时，立下遗嘱，承认她仍有财产继承权。”听完这个资产阶级的动人故事，天已晚了，我和文馨跑步赶回学校。临别时我问她为什么对我讲这些？她说：“我这是向党交心嘛。你去汇报吧，没关系。”我感到自己受了委屈，我眼泪都快出来了。我仰着头，有一种快完蛋的感觉。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姑娘，然而，这一切，可能吗？

威：组织出面挽救您来了。

冯：组织是明察秋毫的，从学校到社会，都象一张网。好在我和文馨没有过多接触。直到临近毕业，社会上政治环境较宽松，许多大知识分子都响应组织的号召，向党提意见。开头，在毛主席以身作则的表率下，各级组织还很宽容，虚心，后来，意见越提越尖锐，过激，甚至有了结束一党天下，引进西方议会民主的呼声。我至今记得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全国 100 名大名派之一的葛佩琦的“意见”——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是可疑。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这种“意见”已远远超出政府所能忍耐的“度”，但党内整风依然按部就班进行。文馨平时不吭声，也不关心政治，在我的一再动员下，就鼓起勇气提了一条意见，大概是共产党提倡民主、平等、自由，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家庭出身，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她在校近四年，却受尽了歧视，替家庭背黑锅。入党入团没有份，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大家又将她视为“白专典型”。毛主席一再教导，对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只要划清界限，就要给出路嘛……文馨发言完毕，我带头为她鼓掌，可响应的掌声稀稀拉拉，班委委员们都把脸拉得很长。我是一个机械执行党的政策的团委书记，一切都以《人民日报》社论为准，正因为这样，颇得上级领导的器重和赏识。但在这一次，在对待文馨的问题上，我平生第一次没和组织保持一致。我动员她把心里话说出来，是为了让大伙理解她，同情她，没想到结果却适得其反。在政治风浪中，我是认不清形势的瞎子，还鼓励别人去闯祸。终于在一个月后，风向陡转，毛主席公开向全国人民挑明，所谓让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是引蛇出洞，是为了让隐蔽很深的阶级敌人跳出来。大右派一个接一个落马，上面的风刮到下面，学校和班级就开会动员反右，组织上暗中把右派教师和学生的名额安排到各系，由大家评选。文馨的得票率在全系名列第三。党委副书记亲自到场，领导批判右派学生的现场会。我根正苗红，属重点培养对象，副书记同志为堵大家的口，反击有关我的流言蜚语，竟当众信口雌黄说：“冯中慈同志是接受了党组织的任务，去与右派学生文馨接触，引蛇出洞的。他做得很好，没有辜负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教导，终于将一条一声不吭，却把对新中国的仇恨埋在心底的美女蛇引了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斗争策略非常出色！所以，经校党委团委研究，并准备报请共青团省委授予他‘杰出共青团干部’的荣誉称号。”我气得晕头转向，文馨比我晕得更快。她呼地起立，目光转向我，脸色死灰，接着就软了下去。我不顾众目睽睽，冲过去抱起她就朝校医室跑。副书记一愣，又接着歪吹：“哪怕是对阶级敌人，也应该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冯中慈同志做得对！”我还是人吗？如果我昧了良心，顺着组织为我竖起的杆子朝上爬，这辈子也许青云直上，可是，我不愿意做畜牲！不，那个龌龊的年代，做畜牲也比做人强！我不敢等文馨醒来，就神色恍惚地离开了。团委的人找到我，要开会全面复审右派，然后上报。我不假思索地拒绝在迫害文馨的意见书上签字盖章。先是那位副书记，然后是党委书记和校长都来做我的工作，要我交出校团委公章。我回答不。我明知这种抗拒如同儿戏，可还是一味蛮干。党委书记警告我：“冯中慈同志，团委不是你个人的，党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应该明白组织原则。”我反问：“我什么时候接受了‘引蛇出洞’的任务？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不搞阴谋诡计。”党委书记说：“对人民是不搞阴谋诡计。”我说：“文馨是人民中的一员，她已背叛了她的家庭。”党委书记说：“你陪她去探望过她父亲的姨太太，我们早就掌握这一情况了。”我不禁一愣，说：“姨太太？那是疯子。”党委书记哈哈笑道：“你才有些疯狂，为了一个女人，连组织原则都不要了。”我不顾一切地大叫：“组织原则不是你们用来整人的！我就是不同意把文馨打成右派，我用一个共产党员的人格担保她不是右派。”党委书记一拍桌子：“冷静点，想清楚了再说话，我最后一次叫你：‘冯中慈同志！’你的共产党员的人格就用来保护反动派吗？”我仍然犟着：“她不是反动派。”党委书记又一拍桌子：“年轻人，被感情蒙住了眼睛，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感情也有阶级性，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懂吗？”我一时糊涂，竟吐露真言：“假如我真的爱她，又怎样？”党委书记不拍桌子了，他换了一种轻柔的语调说：“那你就选择吧，爱党，还是爱女人。”“爱女人。”我说。于是我被开除党藉，补充成了右派兼坏分子。

威：当时您和文馨谈恋爱了吗。

冯：没有，不过是彼此有好感而已。如果按自然发展，我不可能与文馨结合，因为我和她完全是两极世界的人。我感激共产党救了穷人，挖了穷根，送我上大学，所以，如果不是物极必反，我会听从组织的劝告，断绝哪怕是一闪的儿女私情。而文馨对我的好感没有超出同学的范围，除了我，她几乎没有一个愿意帮助她的可以称作“同学”的人。

威：可您还是承认了压抑已久的感情。

冯：我是穷孩子，有反抗压迫的天性。解放前，我到地主院门口讨饭，他们不但不给，还放狗咬我。你猜怎么着，狗咬我，我也张口咬狗，结果还是我厉害，把狗耳朵咬缺了。那一刹那，我没想到受了剥削阶级的欺侮，只觉得这个大户太混蛋。是共产党教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穷人为什么造反？阶级为什么产生？就是因为人与人不平等，不仅社会财产分配不公，而且人格也不公平。文馨是个弱女子，有那么多党员的组织，是不该欺负一个弱女子的，否则，又回到解放前了。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一部名为《在河流那边》的书中，曾引用了反右时期一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话说：“你难以想象这些自我批评和各种分组会议有多么痛苦。我办公室里的任何一个人，无论是送文件的小伙子，还是打扫大楼的妇女，都可以批判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傲慢劲，指责我打发闲暇时间的业余爱好，甚至在我沉默不语时，指责我默不作声。我自己只能坐在那儿，接受他们的指责。有些受批判的人宁愿自杀，也不愿意忍受这一切，我可是过了好些年才习惯了这些。……”我记得书中的这些话，是因为这正是我和文馨在那些年的写照。许多人都为我一时冲动惋惜，我下意识地在组织、集体与个人之间，选择了个人，我应该有我的私人生活，对吗，小伙子？而在邓小平时期以前，中国人是没有私生活的，至少是私生活见不得人的。感谢邓小平，让我们从不人不鬼的阴影里走出来。

威：您后悔过吗？

冯：没有。开始不习惯任何人都可以批判我，因为我从前是批判别人的。后来习惯了。有了孩子，就更加习惯。穷人干革命是为了有饭吃、有衣穿、有老婆孩子，我不革命也有老婆孩子。我又不可能同组织和人民结婚，电影里常说“某某是人民养育的儿子”，人民姓什么呢，人民的奶头是什么模样呢，我没见过。道理越大越没道理。如果我昧良心把文馨朝火坑推，那才后悔一辈子。哪怕当部长也不安稳。

威：你是怎样让文馨回心转意的？

冯：我成了右派，反而踏实了，就写信向她表达爱慕。当时对右派看管得很严，这样也好，否则文馨会自杀的。没人捎信，我就半夜抽空子偷跑到她二妈家，把信塞进门缝，又返回。就这样捎去了五六封长信，也不知道她收到没有。后来她被发配到新疆阿克苏，我却就地安置。这不行，我千方百计打听，过了一年，才找去了。坐了火车，又坐汽车，颠沛流离，我已经成为分文不名的叫化子了。幸好到的那天，太阳暖洋洋的，她在棉花地里，皮肤晒得黑红黑红的，看来，这劳动改造有利身体健康。我当时被当作流窜犯抓了起来，因为在她们农场的西北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只有一条汽车路通向沙漠核心的监狱。曾经有犯人爬运南瓜的汽车逃跑，靠生吃南瓜坚持了五天五夜。我说出了文馨的名字，她被唤回住地，认了我半天，才从乱蓬蓬的毛发中弄清“她的中慈”。下面的故事就有点平庸了。我们都是右派，很平等。我这么远去找她，既使不太满意，也只好嫁我。这一次，组织很爽快，给她开了证明，准了假，我们一起回四川办了结婚证。又办了户口迁移证，一对黑夫妻就这样响应党的号召，欢天喜地支援边疆去了。邓小平上台，右派平反，我们领着两个在边疆出生的孩子回了四川，虽不算衣锦还乡，也算一家人苦乐与共。这辈子就这样了，我很满足。

威：冯老伯，谢谢你的故事，谢谢你对我们这代人的情感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