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学者洪声
采访缘起:
拜访洪声之前,我很犹豫,因为他已做了学者,就不再是底层人物了。是另一位学者李亚东纠正了我的偏见,他说:“我在成都一个畜牧单位做了几年学问,还离‘中心’远得很,更别提洪声了。”
至今,洪声没出过书,如果不是教书和外文水平都很高,他升教授肯定困难,他早过了不惑之年,同事们却多次建议他找机会留洋。
1996 年 9 月 13 日下午,我与李亚东,蒋浩等朋友搭人货混装的公共汽车去成都效外的某大学见洪声,暑热未退,尘土飞扬,我们在途中盼望洪声,犹如在沙漠中盼望甘泉和绿洲。
老威:在出发之前,我研究过关于您的资料,发现您一再强调“边缘性”,这个名词在当下使用率很高。由于您的行文风格有些晦涩,因此我不明白您的“边缘性”与别人的“边缘性”有何区别?这样想着想着了离开了成都,一路颠簸来到这儿。破公共汽车真有些象《围城》里方鸿渐等人搭着去三闾大学的那辆,人货混装,沿途抛锚,幸好不是战争年代。我终于悟出点门道,所谓边缘是否就是“地缘”?或许地理位置决定了您的研究方向?
洪声:您的比喻很妙,我任教的这所大学的确是九十年代的“三闾大学”。您看到了,学校周围都是农田,连到乡镇去也得走好几里。钱钟书先生博古通今,他书中的三闾大学典自屈原被放逐时的官职“三闾大夫”。不过,祖代的流放地已同几千年相去甚远。
老威:您的价值取向是屈原还是方鸿渐?
洪声:您这种问话方式我很为难。我是搞文学理论出身,89 年后,转向了哲学,兼顾社会科学。就学科来说,我应该想法设计钻进北京,至少在省会,那样能多交朋友,多汲收国内外信息,而现在,我只能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好在有电脑,有互联网,能够捉摸一点时代信息的尾巴,但这毕竟很隔。生存环境是极重要的,加勒比海诗人沃尔科特说:“你要改变你的语言,你首先得改变你的生活。”我的生活就这样,至少在本世纪内改变不了。您说我做屈原?真可笑。莫说报国无门,就是有门,我也不想去报。并且屈原爱国也爱得荒唐,现在楚国在哪儿?在湖南省,屈原就是为了湖南省被兼并投的江。做方鸿渐,更可笑,人家好歹留过洋,有这种背景的人,在今天让人羡慕死,还会从上海滩节节败退到三闾大学去做副教授?
老威:我指的是做精神上的屈原。八十年代,朦胧诗人杨炼就有“屈原”情结,他曾经给自己一本重要诗集命名《礼魂》。
洪声:这怎么可能呢?屈原的《楚辞》是有空前绝后的才华,但是你把它读得再透,也做不了屈原第二。屈原的诗源于一个致命的错误情结,他的思想很糊涂,生活作风很混乱,他把报国无门的问题、山川神鬼的意象,以及失落的自恋幻觉揉和到一块,竟产生了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激情。从现代文明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激情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不犯致命错误就成不了伟大诗人,精神上的升华必须以现实的挫折作为代价。你发过疯吗?你吃过屎吗?你是头猪吗?你被宰过吗?您如果这样问一般群众,准打架,只有伟大的诗人才对此回答“不!”或“是!”
老威:您的诗人只有到医院去找。我看见过一位,他刚从医生手里逃出来,躲在走廊角落,端着一只痰盂喝得津津有味。
洪声:但他不写诗,也不狂妄。
老威:看来您的研究的确“边缘”。
洪声:跟您闲扯呢。其实我指的边缘是针对中心话语而言。中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也有“坐而论道”的传统,那么论的什么道呢?当然是关于天下的大道。孔孟是入世的,朱程也是入世的,他们维护正统的忠、孝、仁、义、礼、乐、爱,沿袭至今,形成了一套精深博大的种族文化,另一方面,同样精深博大的老庄,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主要论述的是超凡入圣的大问题,大宇宙。因此,无论是儒道互补中的“进则兼济天下”,还是“退则独善其身”,都是非个人的。既使在这种文化中有大量具体、细节化的个人修为描述,也是作为某种抽象的、集体的前提,或论据出现的 (当然,我这里所言不包括野史、传说、小说等“乱性”的东西)。五四运动为什么要提出“打倒孔家店”?我想主要是针对其“存天理,灭人欲”的部分。可惜,五四运动流产了,它发生的时机不成熟,它真正的内涵至今没被人认识。本世纪以来,我们依然同我们的祖先一样,被大问题,大抽象所感召,我们只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从来没问“天下”是什么?谁的天下?从古至今,天下有兴亡吗?唐朝灭亡,五代十国分疆裂土,宋朝统一中原,天下不还是“寡人的天下”么?元朝灭掉宋朝,清朝灭掉明朝,还不是一样的“各民族大团结”么?与你,与我,有何关系?过去了许多年,改朝换代的“血流成河”在历史书里就感受不到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年复一年靠这些“历史和文化积累”搞课题研究,写文章发表,以此换取工资和稿费,这就是“坐而论道”。
把具体问题抽象化,把社会问题理论化,长此以往,我们将失去作为人的感知。我们不是人。对,传统文化这样回答,你们不应该满足于做被七情六欲支配的“小人”,而应该做社会公认的“大人”,大人者,现代社会顶天立地的英雄也,大人因为某种契机,从我们这群凡夫俗子中走出去,在舆论的一再宣传强调下,离我们越来越远。大人逐渐失去了作为人的缺陷,成为一个抽象的完美的目标,我们终身向往这个目标,被精神上的道德崇高感笼罩。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破了“四旧”,捣毁了许多寺庙和古代像,但就其实质,依然没有走出传统文化的范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这“敌人”是谁?为什么不说“凡是刘少奇、邓小平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因为敌人的范围比刘、邓大得多,凡是不顺眼的人都可以是你的敌人,或者说“红色司令部的敌人就是你的敌人,至于敌人与你有无恩怨,你为什么要混在大群“我们”中去“拥护”和“反对”,就不用考虑了。还有“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什么“国家大事”?他干吗不说“我的大事”呢?古代帝王说:“朕即国家”。专横而坦率,可在这儿,却以“国家大事”这样抽象的、泛指的概念来代替个人的、具体的争权夺利,这种词语的转换无论在中国文化还是政治中都非常关键,所谓统治术完全是语言游戏。因此正义、真理、公道永远是强权和阴谋的栾生姐妹。
汉民族在人间大道上走着一条漫长、曲折、黑暗的路,今天,人道主义开始复苏了,我们开始回到人的本身了,但社会却因此失却了主心骨。中国已习惯了运动,政治、文化或经济运动,运动就是压倒一切的热点。人们习惯被运动卷着走,一旦改变了,让其在市场中去“主宰自己”,就变得惶惶不可终日。知识分子同样具有这种“民族特点”,怀着“失重的危机”,他们寻找并握出能在知识界引起共振的“中心话语”,形成“主流意识”。在这里,话语权利至关重要,联络一帮文化精英垄断话语权利,就能掌握天下的“生杀与夺”。
老威:但秀才毕竟是秀才,这不过是他们的幻觉而已。
洪声:这种急功近利的幻觉吸引着大批学人,令其沉不住气,学问也就象社会形态本身,沉渣浮面。其实我觉得,操作热门话题本身并不重要,例如鲁迅热,胡适热、林语堂热,顾准和陈寅格,人文精神的讨论,本土化与殖民化,后现代,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人权、国情与民主进程,历史、遗忘与个人内心真实等等,热点一个追着一个,每个人都有权参与讨论,哪怕一个中学生,一个打工仔,只要他偶然翻阅了相关书藉,都可以谈谈看法。问题的关键不是谁是谁非,谁的观点最发人深思之类,而是话语方式,你用什么样的语气,什么样的词汇什么的句式结构来表达你的观点?弄得不好,你会不知不觉地用一种垄断式的语气去肯定民主,用“文革”的词汇去反思“文革”,用一种欧美哲学或文学化的句式结构来谈论“回归本土”,因为大的抽象的传统已化作血液、动作、思维习惯,离开这一切,你就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一穷二白“文盲”,你谈论纯诗、纯理论、纯学术时,却被一种“潜政治”所支配。
老威:谈到话语的习惯,我现在有一种“四面楚歌”感觉。除非有大的灾变,例如坐牢、流亡、生离死别等等,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是极难改变他的语言习惯的。特别经历过“文革”的那代人,现在至少四十多岁了,他们是承先启后的一代,从他们身上能铲除意识形态影响?
洪声:因此要作些清理。首先是记忆的清理。因为我们现在的语言方式是记忆的一种积累。今天回首解放以来的种种运动,我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拉线木偶,没有家庭,没有私生活,因为家庭和私生活都是时代文本复制下来的。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吗?世界上哪个民族的历史是无形的大复印机弄出来的?我这样想着,感到心里有泪,却淌不出来。我把记忆情感化,这样会影响它的真实。我从我个人开始,一点一点地清理。这样,在冥想中,我或许会花三年以上的时间,写成一本书,它将否定我以前那些“才华横溢”的东西,我在吃力地学习说话,学习表达和领会记忆。我是个婴儿,向长眠的母亲怀里走去。唉,时光真能倒流多好。
老威:您觉得知识分子还没有学会说话吗?
洪声:我觉得知识分子还得从头学说人话。
老威:那您说的什么话呢?
洪声:“边缘人话”,如果别人不感兴趣,就当它是自言自语吧。
老威:“自言自语?”如果您成天自言自语,您凭什么当教授,凭什么拿工资和带研究生?
洪声:我们讨论的不是职业,心灵的独白与职业无关。我是一个称职的教授,带着研究生钻研大课题,抽象而无用的课题。现在的年轻人聪明,引证适当,确切,论文不用修改也能过关。
老威:您在从事职业欺骗。
洪声:可以这么说,但这能帮学生解决现实问题。
老威:您刚才对沿袭至今的传统的批判非常有力,可我感到有……我一时没想透有什么。您仿佛从您的批判对象的另一面在施展“权利”,纯抽象、纯具体;大、小;天下、个人世界好象由两座对抗的峰巅组成。
洪声:这是什么意思?
老威:我按您的意思打个比方:大的,抽象的,天下的历史和现实使命,是由全体人民一齐承担的,真实,落实到个人,谁也没有承担什么。因为大家都参与的活儿是最好偷懒的。
洪声:对。
老威:如果人人都这么抽肩膀,天下也没有,国家也没有,甚至家庭也没有——因为一结婚,就意味着您将承担丈夫和父亲的角色,紧接着,要维持家庭,就必须工作,进入社会角色。再紧接着,您要想挣钱多,有地位,给老婆孩子长脸,就得更多地介入世俗社交,做顶天立地状。仅这一点,知识分子同凡夫俗子没啥区别。所谓“区别”,是在精神领域。“士可杀不可辱”,这就是您刚才叙述的正统历史的另一面,嵇康在临刑之前,整冠奏《广陵散》,以成绝响;阮籍歌啸山林,“白眼对青天”;伯夷、叔齐饿死不食周粟,不仅展现了为后世所认可、所称颂的书生气节,更重要的不为世人所认可、所称颂的个人孤独,源自肉体的大孤独啊。在这里,没有边缘和中心,庄子混迹于乱世,自称“无用”到连老婆也养不活,老子骑黄牛出函谷关时,被官吏扣押,被迫留下买自由的五千字,从此杳无踪迹,他们边缘么?可读《逍遥游》、读《道德经》,您感到宇宙的中心就在这儿,每个人都是中心。这种具有切肤之痛的出世的、自甘堕落的大孤独向时间深处弥漫,于是有了《红楼梦》,有了王国维和朱湘,“悲凉之雾,遍及华林”啊,在一派茫茫中,您承担的是谁的使命?个人还是集体的?
洪声:这同我的论述是两回事,我在清除历史记忆中的障碍,您在强调个体的自由本能。这同现实非常脱节。
老威:我承认有点脱节。有时候,您感到既与老百姓脱节,也与知识分子脱节,由于环境的恶化,现代社会没有隐士,除非您很有钱,又能耐寂寞。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知识分子先是惊诧、苦闷、失语,而后,开始疏离意识形态,闭门读书,强调“私人性”——这是贯穿在九十年代文化中的一条暗线。虽然操作中的文化热点一个接一个,可“私人性”逐渐发展成文人写作的主要倾向,琐碎、具体、不厌其烦,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种后现代时期的“多元”充分体现了市场写作的优越性。
洪声:市场?“自言自语”和市场有什么关系?
老威:昨天我从一张旧报上,读到一个擅长“内心独白”的作家已辞职单干。据说他依然保持着上班的习惯:早上八点,提着饭盒出门,到几里外的工作间,用电脑写字到 12 点,吃了午饭,打个盹,下午继续“内心独白”到 6 点下班。这样,一天至少写个 5000 字的短篇,如果 1000 字挣 100 元,那他一个月能净赚 15000 元。这相当于多少下岗工人的工资?可此人还在一家刊物上发高级牢骚,把顾准和陈寅格热形容成“呼啸而过的噪音”,并不对“真正的写作构成影响”。
洪声:您居然在我们的谈论中插入这么无聊的例子?可见讨论该结束了。
老威:才刚刚开始呢。先锋作家、诗人嘛,总有些不同凡响,一年至少“不同凡响”两三次,否则大家真把他们忘了。
洪声:响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