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学者洪声

采访缘起：

拜访洪声之前，我很犹豫，因为他已做了学者，就不再是底层人物了。是另一位学者李亚东纠正了我的偏见，他说：“我在成都一个畜牧单位做了几年学问，还离‘中心’远得很，更别提洪声了。”

至今，洪声没出过书，如果不是教书和外文水平都很高，他升教授肯定困难，他早过了不惑之年，同事们却多次建议他找机会留洋。

1996 年 9 月 13 日下午，我与李亚东，蒋浩等朋友搭人货混装的公共汽车去成都效外的某大学见洪声，暑热未退，尘土飞扬，我们在途中盼望洪声，犹如在沙漠中盼望甘泉和绿洲。

老威：在出发之前，我研究过关于您的资料，发现您一再强调“边缘性”，这个名词在当下使用率很高。由于您的行文风格有些晦涩，因此我不明白您的“边缘性”与别人的“边缘性”有何区别？这样想着想着了离开了成都，一路颠簸来到这儿。破公共汽车真有些象《围城》里方鸿渐等人搭着去三闾大学的那辆，人货混装，沿途抛锚，幸好不是战争年代。我终于悟出点门道，所谓边缘是否就是“地缘”？或许地理位置决定了您的研究方向？

洪声：您的比喻很妙，我任教的这所大学的确是九十年代的“三闾大学”。您看到了，学校周围都是农田，连到乡镇去也得走好几里。钱钟书先生博古通今，他书中的三闾大学典自屈原被放逐时的官职“三闾大夫”。不过，祖代的流放地已同几千年相去甚远。

老威：您的价值取向是屈原还是方鸿渐？

洪声：您这种问话方式我很为难。我是搞文学理论出身，89 年后，转向了哲学，兼顾社会科学。就学科来说，我应该想法设计钻进北京，至少在省会，那样能多交朋友，多汲收国内外信息，而现在，我只能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好在有电脑，有互联网，能够捉摸一点时代信息的尾巴，但这毕竟很隔。生存环境是极重要的，加勒比海诗人沃尔科特说：“你要改变你的语言，你首先得改变你的生活。”我的生活就这样，至少在本世纪内改变不了。您说我做屈原？真可笑。莫说报国无门，就是有门，我也不想去报。并且屈原爱国也爱得荒唐，现在楚国在哪儿？在湖南省，屈原就是为了湖南省被兼并投的江。做方鸿渐，更可笑，人家好歹留过洋，有这种背景的人，在今天让人羡慕死，还会从上海滩节节败退到三闾大学去做副教授？

老威：我指的是做精神上的屈原。八十年代，朦胧诗人杨炼就有“屈原”情结，他曾经给自己一本重要诗集命名《礼魂》。

洪声：这怎么可能呢？屈原的《楚辞》是有空前绝后的才华，但是你把它读得再透，也做不了屈原第二。屈原的诗源于一个致命的错误情结，他的思想很糊涂，生活作风很混乱，他把报国无门的问题、山川神鬼的意象，以及失落的自恋幻觉揉和到一块，竟产生了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激情。从现代文明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激情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不犯致命错误就成不了伟大诗人，精神上的升华必须以现实的挫折作为代价。你发过疯吗？你吃过屎吗？你是头猪吗？你被宰过吗？您如果这样问一般群众，准打架，只有伟大的诗人才对此回答“不！”或“是！”

老威：您的诗人只有到医院去找。我看见过一位，他刚从医生手里逃出来，躲在走廊角落，端着一只痰盂喝得津津有味。

洪声：但他不写诗，也不狂妄。

老威：看来您的研究的确“边缘”。

洪声：跟您闲扯呢。其实我指的边缘是针对中心话语而言。中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也有“坐而论道”的传统，那么论的什么道呢？当然是关于天下的大道。孔孟是入世的，朱程也是入世的，他们维护正统的忠、孝、仁、义、礼、乐、爱，沿袭至今，形成了一套精深博大的种族文化，另一方面，同样精深博大的老庄，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主要论述的是超凡入圣的大问题，大宇宙。因此，无论是儒道互补中的“进则兼济天下”，还是“退则独善其身”，都是非个人的。既使在这种文化中有大量具体、细节化的个人修为描述，也是作为某种抽象的、集体的前提，或论据出现的 (当然，我这里所言不包括野史、传说、小说等“乱性”的东西)。五四运动为什么要提出“打倒孔家店”？我想主要是针对其“存天理，灭人欲”的部分。可惜，五四运动流产了，它发生的时机不成熟，它真正的内涵至今没被人认识。本世纪以来，我们依然同我们的祖先一样，被大问题，大抽象所感召，我们只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从来没问“天下”是什么？谁的天下？从古至今，天下有兴亡吗？唐朝灭亡，五代十国分疆裂土，宋朝统一中原，天下不还是“寡人的天下”么？元朝灭掉宋朝，清朝灭掉明朝，还不是一样的“各民族大团结”么？与你，与我，有何关系？过去了许多年，改朝换代的“血流成河”在历史书里就感受不到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年复一年靠这些“历史和文化积累”搞课题研究，写文章发表，以此换取工资和稿费，这就是“坐而论道”。

把具体问题抽象化，把社会问题理论化，长此以往，我们将失去作为人的感知。我们不是人。对，传统文化这样回答，你们不应该满足于做被七情六欲支配的“小人”，而应该做社会公认的“大人”，大人者，现代社会顶天立地的英雄也，大人因为某种契机，从我们这群凡夫俗子中走出去，在舆论的一再宣传强调下，离我们越来越远。大人逐渐失去了作为人的缺陷，成为一个抽象的完美的目标，我们终身向往这个目标，被精神上的道德崇高感笼罩。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破了“四旧”，捣毁了许多寺庙和古代像，但就其实质，依然没有走出传统文化的范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这“敌人”是谁？为什么不说“凡是刘少奇、邓小平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因为敌人的范围比刘、邓大得多，凡是不顺眼的人都可以是你的敌人，或者说“红色司令部的敌人就是你的敌人，至于敌人与你有无恩怨，你为什么要混在大群“我们”中去“拥护”和“反对”，就不用考虑了。还有“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什么“国家大事”？他干吗不说“我的大事”呢？古代帝王说：“朕即国家”。专横而坦率，可在这儿，却以“国家大事”这样抽象的、泛指的概念来代替个人的、具体的争权夺利，这种词语的转换无论在中国文化还是政治中都非常关键，所谓统治术完全是语言游戏。因此正义、真理、公道永远是强权和阴谋的栾生姐妹。

汉民族在人间大道上走着一条漫长、曲折、黑暗的路，今天，人道主义开始复苏了，我们开始回到人的本身了，但社会却因此失却了主心骨。中国已习惯了运动，政治、文化或经济运动，运动就是压倒一切的热点。人们习惯被运动卷着走，一旦改变了，让其在市场中去“主宰自己”，就变得惶惶不可终日。知识分子同样具有这种“民族特点”，怀着“失重的危机”，他们寻找并握出能在知识界引起共振的“中心话语”，形成“主流意识”。在这里，话语权利至关重要，联络一帮文化精英垄断话语权利，就能掌握天下的“生杀与夺”。

老威：但秀才毕竟是秀才，这不过是他们的幻觉而已。

洪声：这种急功近利的幻觉吸引着大批学人，令其沉不住气，学问也就象社会形态本身，沉渣浮面。其实我觉得，操作热门话题本身并不重要，例如鲁迅热，胡适热、林语堂热，顾准和陈寅格，人文精神的讨论，本土化与殖民化，后现代，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人权、国情与民主进程，历史、遗忘与个人内心真实等等，热点一个追着一个，每个人都有权参与讨论，哪怕一个中学生，一个打工仔，只要他偶然翻阅了相关书藉，都可以谈谈看法。问题的关键不是谁是谁非，谁的观点最发人深思之类，而是话语方式，你用什么样的语气，什么样的词汇什么的句式结构来表达你的观点？弄得不好，你会不知不觉地用一种垄断式的语气去肯定民主，用“文革”的词汇去反思“文革”，用一种欧美哲学或文学化的句式结构来谈论“回归本土”，因为大的抽象的传统已化作血液、动作、思维习惯，离开这一切，你就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一穷二白“文盲”，你谈论纯诗、纯理论、纯学术时，却被一种“潜政治”所支配。

老威：谈到话语的习惯，我现在有一种“四面楚歌”感觉。除非有大的灾变，例如坐牢、流亡、生离死别等等，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是极难改变他的语言习惯的。特别经历过“文革”的那代人，现在至少四十多岁了，他们是承先启后的一代，从他们身上能铲除意识形态影响？

洪声：因此要作些清理。首先是记忆的清理。因为我们现在的语言方式是记忆的一种积累。今天回首解放以来的种种运动，我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拉线木偶，没有家庭，没有私生活，因为家庭和私生活都是时代文本复制下来的。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吗？世界上哪个民族的历史是无形的大复印机弄出来的？我这样想着，感到心里有泪，却淌不出来。我把记忆情感化，这样会影响它的真实。我从我个人开始，一点一点地清理。这样，在冥想中，我或许会花三年以上的时间，写成一本书，它将否定我以前那些“才华横溢”的东西，我在吃力地学习说话，学习表达和领会记忆。我是个婴儿，向长眠的母亲怀里走去。唉，时光真能倒流多好。

老威：您觉得知识分子还没有学会说话吗？

洪声：我觉得知识分子还得从头学说人话。

老威：那您说的什么话呢？

洪声：“边缘人话”，如果别人不感兴趣，就当它是自言自语吧。

老威：“自言自语？”如果您成天自言自语，您凭什么当教授，凭什么拿工资和带研究生？

洪声：我们讨论的不是职业，心灵的独白与职业无关。我是一个称职的教授，带着研究生钻研大课题，抽象而无用的课题。现在的年轻人聪明，引证适当，确切，论文不用修改也能过关。

老威：您在从事职业欺骗。

洪声：可以这么说，但这能帮学生解决现实问题。

老威：您刚才对沿袭至今的传统的批判非常有力，可我感到有……我一时没想透有什么。您仿佛从您的批判对象的另一面在施展“权利”，纯抽象、纯具体；大、小；天下、个人世界好象由两座对抗的峰巅组成。

洪声：这是什么意思？

老威：我按您的意思打个比方：大的，抽象的，天下的历史和现实使命，是由全体人民一齐承担的，真实，落实到个人，谁也没有承担什么。因为大家都参与的活儿是最好偷懒的。

洪声：对。

老威：如果人人都这么抽肩膀，天下也没有，国家也没有，甚至家庭也没有——因为一结婚，就意味着您将承担丈夫和父亲的角色，紧接着，要维持家庭，就必须工作，进入社会角色。再紧接着，您要想挣钱多，有地位，给老婆孩子长脸，就得更多地介入世俗社交，做顶天立地状。仅这一点，知识分子同凡夫俗子没啥区别。所谓“区别”，是在精神领域。“士可杀不可辱”，这就是您刚才叙述的正统历史的另一面，嵇康在临刑之前，整冠奏《广陵散》，以成绝响；阮籍歌啸山林，“白眼对青天”；伯夷、叔齐饿死不食周粟，不仅展现了为后世所认可、所称颂的书生气节，更重要的不为世人所认可、所称颂的个人孤独，源自肉体的大孤独啊。在这里，没有边缘和中心，庄子混迹于乱世，自称“无用”到连老婆也养不活，老子骑黄牛出函谷关时，被官吏扣押，被迫留下买自由的五千字，从此杳无踪迹，他们边缘么？可读《逍遥游》、读《道德经》，您感到宇宙的中心就在这儿，每个人都是中心。这种具有切肤之痛的出世的、自甘堕落的大孤独向时间深处弥漫，于是有了《红楼梦》，有了王国维和朱湘，“悲凉之雾，遍及华林”啊，在一派茫茫中，您承担的是谁的使命？个人还是集体的？

洪声：这同我的论述是两回事，我在清除历史记忆中的障碍，您在强调个体的自由本能。这同现实非常脱节。

老威：我承认有点脱节。有时候，您感到既与老百姓脱节，也与知识分子脱节，由于环境的恶化，现代社会没有隐士，除非您很有钱，又能耐寂寞。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知识分子先是惊诧、苦闷、失语，而后，开始疏离意识形态，闭门读书，强调“私人性”——这是贯穿在九十年代文化中的一条暗线。虽然操作中的文化热点一个接一个，可“私人性”逐渐发展成文人写作的主要倾向，琐碎、具体、不厌其烦，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种后现代时期的“多元”充分体现了市场写作的优越性。

洪声：市场？“自言自语”和市场有什么关系？

老威：昨天我从一张旧报上，读到一个擅长“内心独白”的作家已辞职单干。据说他依然保持着上班的习惯：早上八点，提着饭盒出门，到几里外的工作间，用电脑写字到 12 点，吃了午饭，打个盹，下午继续“内心独白”到 6 点下班。这样，一天至少写个 5000 字的短篇，如果 1000 字挣 100 元，那他一个月能净赚 15000 元。这相当于多少下岗工人的工资？可此人还在一家刊物上发高级牢骚，把顾准和陈寅格热形容成“呼啸而过的噪音”，并不对“真正的写作构成影响”。

洪声：您居然在我们的谈论中插入这么无聊的例子？可见讨论该结束了。

老威：才刚刚开始呢。先锋作家、诗人嘛，总有些不同凡响，一年至少“不同凡响”两三次，否则大家真把他们忘了。

洪声：响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