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老教师黄志远
采访缘起:
61 岁的黄志远是我父亲的同事,80 年代拉家带口,擅离公职,回到故乡成都,为蔑视户口管理的所有打工仔之先驱。
黄老师黑人黑户,又要养家糊口,又要担惊受怕,其多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好在现在他已基本安居乐业,小杂货店的生意也算不错。
不过,大学是白念了。1998 年 10 月 9 日下午,我爸特顺嘱我在白果林家中多布置酒菜,招待若干年不见的黄同事。“只有在你们家,我才感觉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他苦笑着,客套着,我却觉得亲切,遥远的亲切。(以下,威:老威;远:黄志远)
威:您好,黄老师。
远:这不是二毛么?多年不见,差点认不出了。
威:您啥时回成都的?
远:84 年。
威:这么早就退休了?
远:我自己跑回来的,公职、户口都没要。你看,一黑就黑了这么些年,凭几根穷骨头硬撑着谋生活,我起码干了五年搬运工。嘿,我学的物理,当搬运工倒挺合适。
威:这不与农村打工仔抢饭碗么?您是大学毕业的中学老师,至少代课不成问题。
远:没户口,代不了课,连高考补习班也干不成,运气好的话,偷着干点上门家教。我人老皮厚,豁得出去,娃儿婆娘就惨了。娃儿上不了学,婆娘打零工受歧视,更气人的是经常查户口。妈的,这是我自己的家乡!我倒成了外来人口!
当然,现在宽松多了,老黄历也不提了。
威:您当时45岁,再干10年,体面退休多好。
远:那鬼地方,多呆一天都烦。
威:磨了这么多年,还这么冲动?
远:我们这批人,到底为谁在活?一晃就60岁了,黄土埋齐下巴了,可仔细想一想,脑子里除了运动和饥饿,啥都没有。50年代没赶上中苏友好,60年代没赶上文革,70年代没赶上平反,80年代更没沾改革开放的光。90年代嘛,终于攒钱开了个杂货铺,可他娘的税费又多。唯一的安慰就是娃儿跟我自学成才,读完了大学,可现在找对口的工作又困难。
威:您这辈子的确艰难。
远:我刚好是61年上的大学。如果早生一点,还可以跟苏联专家唱歌、跳舞浪漫一回,相隔多年,我会唱的苏联歌还是比中国歌多;如果晚生一点,读书时撞上文革,也能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反有理,风光一回,说不定还发配不到山区去。偏偏我刚够臭老九的格,就充军到盐亭。
威:您一直都有“充军”的感觉?
远: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脑子容易热,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党团组织稍微表示一点居高临下的亲近,脑子就热得稀里糊涂,让堵枪眼也上。我家成份是“小资本”,当然应该感恩戴德地服从分配。我是表了决心的,直到风尘仆仆地下放盐亭,又由盐亭再下放到山垭公社,《决心书》还贴在衬衣口袋。老实说,初次下乡的经历虽说不上美好,但至少是新鲜的,也有几分激动。
威:您讲一讲。
远:你没听你爸讲过?
威:他是更老的一代人,跟您有差别。
远:我从没见过那么破的公路,有点像《地雷战》里日本鬼子进村时,经常挨炸的那条道。我们在这条道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天擦黑时,客车还熄火抛锚了。一时修不好,就由一个同车的山民马拉松长跑着去通知公社。我们站在路边等。
而挤成一锅粥的山民乘客们纷纷下车,各自赶路。一会儿,接我们的手扶式拖拉机出现了,我们心急火燎地坐上去,突突突地向前。头上悬崖突兀,月儿高挂,阵阵寒风刮得人直打哆嗦。突然有一艘甲板样的巨岩挡了一半道,拖拉机减速,小心翼翼地绕过去,公社到了。
白天一车人,夜里就剩我们三个大学生,像逃荒的。山垭不通电,百多米长的一条土街,只有场口修理农具的铁匠铺还亮着汽灯,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从铺板里传出,使四周显得更寂寞了。真有点像在月球上走路,连野物也是静悄悄的从我们身旁滑过去。
威:有些像梦境。
远:多年以后回过头去想,也差不多。那真是个奇怪的铁匠铺。据说原来是座庙,庙旁的岩壁,凿着个八层楼高的观音菩萨,几百年香火不断,山垭就是围绕着这庙,逐渐发展成乡场的。后来破除迷信,庙改铁匠铺了。冷落了菩萨,生意还特兴隆,农忙时,叮当声要响过后半夜,因为坏损农具总是堆积如山。
威:得罪了菩萨,也没见报应?
远:文革时,菩萨被炸了,当地老乡都传要降灾,结果不但没灾,铁匠铺还扩大为修理厂,厂里的十几个农村铁匠都升格为工人阶级,死保当权派山皇。那时山垭中学是造反派的天下,戴红箍的学生们上街造反、游行、开辩论会,总要路过修理厂。于是学生们有针对性地呼口号,唱歌,有时还挺抒情。你想想,几十个喉咙在群山夕照中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还真能把自己感动得掉泪。而此时,铁匠们都丢开铁砧,亮出半身黑亮链子的肉,一人握一把长柄二锤,齐刷刷地列队门前,敌视学生娃。我从来没进去过,怕被放上砧子当农具给修理了。铁匠在学生的谣传中比吃人生番还凶。有一回,学生组织头头张红梅失踪了,大伙们怀疑重点就是修理厂。于是调集了几百人,甚至把武装部的枪硬借出来,围剿。攻了半天,铁匠们真红眼了,拉开铁栅子冲出来拼命,把二锤舞得呼呼山响,一会儿就扫荡平了一大片。许多学生中锤当场就哇哇吐血。幸好二锤皮往人的脑瓜子上砸。造反派急了,仗着人多势众,终于掀翻铁匠铺。那次还开了枪,把一个铁匠的耳朵崩飞了。嘿,你看我越扯越远。
威:没关系,我正听得上瘾。
远:刚才讲到铁匠铺。再朝前几十米,就是门口蹲着石狮子的公社及武装部。我们拾阶而上,书记领着这个简陋衙门的所有差役迎出来,为了“贵客”临门,炊事员兼值班员一手马灯一手汽灯,正准备鸟枪换炮,把会议室照个雪亮。
与公社书客套了几句,我就饿哑了,同伴张大春忙接过话头。炊事员笑嘻嘻地端来晚餐。此时已近夜里9点,书记说:“我再陪你们吃一碗。”就不客气地坐定会议桌上首。见我们发愣,他又解释:“农村人开夜饭,也是这时辰。我直到现在还不习惯五点半吃机关饭。”
水瓢大的土海碗,酸菜包谷面粥堆出了尖儿,筷子朝里一搭,婴儿拳头一般的红苕露出来,嗖嗖冒热气。我超水平发挥,没用咸菜就吞掉一碗,撑得腹大如鼓。这是踏入工作岗位的第一天,绝对不能剩碗底。张大春把胃病胀翻了。哎哟了一夜。
可书记连吃两海碗,方停箸摸烟。张大春见抽的是《春城》,忙掏出兜里的《大前门》递上,并撒了一圈。你不知道,这粥包括盐亭人民赖以为生的三大特产:红苕、包谷、酸菜。贮入地窖的红苕是农民大半年的主粮,因糖份重,常吃造成胃酸过剩,所以非与酸菜搭配着吃。酸菜的制作是将大青菜洗净,晾透水气,塞进大瓮密封。几十天后,青菜沤得发霉,呈酱色,指头蘸尝一点,又臭又酸,能倒掉人的大牙。沤得好的上等酸菜,瓮面起一层鼻涕状的“悬水”,伸手抓一把朝上提,能吊三尺多长。酸克糖,红苕吃出的毛病就解决了,但据专家考证,盐亭之所以成为全国食管癌胃癌的传统高发区,跟红苕酸菜有直接关系。
威:您对吃还很有研究。
远:那年头的伙食太次,似乎每个人都研究吃,不是味道,而是啥能吃,啥不能吃。我放在吃上的心思肯定比教书的心思多。所以,我们觉得公社书记不错,人实在,待客用大海碗。人家是三代铁匠,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钻进农具修理厂重操旧业。闹文革,铁匠们都成保皇派,跟书记打铁有直接关系。批斗走资派时,铁匠们劫了法场,从此书记在修理厂躲了一年。后来厂被攻破,造反派就将书记揪回中学,与校长关在一块,天天喊着口令,让一长串大小走资派光着脚,跑操,刮风、下雨、晒太阳都跑。学生们换着喊口令玩,时快时慢,把走资派摔得鼻青脸肿。终于有一天,书记的铁匠性子发了,就与学生们打起来,结果被揍得大小便失禁。学生们不解气,把他架在毛主席像前认罪,他死不开口,原来他把舌头尖咬断了。
唉,悲惨事说不完,书记死了好几年,我都还记得刚到山垭公社那夜,书记的分分头,像土改电影《槐树庄》里的富农。可深秋天气,他只穿单衣,一脱下来,就显出黑亮肌肉的铁匠身份,我总觉得他的脸与他的身子不协调。他曾留我们到修理厂过夜,说铁打完了还可以蹭包谷酒喝。可惜我们奔波一天,太累了。刚在招待所躺下,公社机房又接到学校电话,告之邓校长已亲自带人上公社来接新老师。
那是个热情过盛的时代,虽然书记在电话中一再说“睡了”,可校方回答“邓校长已在路上”。我们激动得倦意全无。我不是诗人,要不真要写诗了——书记陪我们站在垭口,极目远眺脚下朦胧一片的山路,一长串火把蜿蜿蜒蜒地上来——那十里开外的乡间中学就是等着我们奉献青春的地方。
我们夹在一群大孩子中间一直下坡,曲曲折折地下到底,就是山垭中学。
行李由孩子们扛着,一左一右是邓校长与杨主任。有时,路变窄了,人就排成单行,路旁是深沟,当脚偶尔踩虚时,总会有手或前或后地拽住你。接近学校时,要穿过一片坟地,火把照着人影子,一伸一缩的,与墓间的纷飞磷火互相牵引。我想起书记临别时说的话:“破太陡,机耕道也莫法修。年轻人,做好长期吃苦的准备,改造世界观肯定不像电影演的那么容易。”
威:您对那苦地方还是有珍贵记忆的嘛,至少铁匠书记不错。黄老师,我觉得您是90年代青年志愿者的先驱。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人才,却主动申请到最穷最苦的山区希望小学教书,体验生活,一年或者两年。
远:这有啥意思?中国山区是改造不过来了,不管投多少钱,最后都变成了水里的月亮。光秃秃的山梁子,一座接一座,你在上面走半天,风景是一样的,脚和眼睛都累了。种树致富?活不了,即使活得了,人活儿样也享受不了,农民不会干这种傻事。谁都不愿脸朝黄土一辈子,能跑的都跑了。笔试时代出门要证明,人不敢跑,哪怕种着庄稼饿肚子,也认了。邓小平把一切都搞活,泥腿子比我们跑得更远更欢。
威:您读过山西作家李锐的小说么?吕梁山那么苦,农民还是眷恋自己的土地。
远:瞎编嘛。每个朝代的作家都瞎编,因为农民从来不读小说。你编得如何他们也不晓得。文革中,浩然的《艳阳天》普及得宽,还有克非的《春潮急》,里面有加钢黄蟮卖假牛的场面,挺生动。说实话,没一个中国农民真爱自己的土地,谁愿意世世代代种地?只要有更来钱的活儿,都丢下地跑了。树砍没了,水不能喝,人也会渐渐走光——在成都和绵阳,我偶尔也碰见我的学生,当官、做生意、打工、下苦力都有,走运和倒霉都有,他们共同的理想就是跳农门。
有一次,我在磨子桥一带拉贼三轮,撞上城管缴车,躯闪不及,三轮就被弄上大卡车拉走了。我绝望得两眼发黑地蹲在街沿边,正考虑下一步该靠啥谋生,后面却有人拍我肩膀。一回头,见一个胖老板冲我叫“黄老师”,我早忘了我是老师了,所以猜不出对方为谁。
胖老板硬拉我去一家夜总会坐,还自我介绍,原来他是山垭铁匠书记的老二,80届的初中生,我当了他三年班主任,后来他去县城上高中,去绵阳上大专,进一步的情况我不晓得。我看了名片,才晓得这小子是这家夜总会的总经理。铁匠书记的儿子还是念旧的,他请我喝酒,还给城管的熟人打电话,设法把我缴去的三轮弄回来。这小子门路野,酒量也大。他一会儿就灌完一瓶红酒,醉醺醺的,一定要给我叫小姐,把我的魂都吓出窍了。他说:“黄老师,您和我爸一个城市一个农村,但命都一样的苦,这辈子太没意思。做学生的今天一定要让您享受享受。”我说:“师道尊严还是要讲的,你咋可以拉老师下水?”他说:“课堂上是师生,下来就是朋友——这都是您以前教导的。我爸死得早,老师您偏向我,经常留我在您寝室做作业,今天我非要报答您。”我说:“您虽然是好意,社会风气也如此,但你爸的在天之亡……”他哈哈大笑着打断我:“算了吧,人死如灯灭,哪有灵?老师这是迷信嘛。”不容我多话,两个小姐就上来挤着我劝酒,把这张老脸羞惨了。我的学生见我手脚无措,就起身说:“慢慢来,我这会儿去给您找个更漂亮的,把你们那代人的世界观彻底改造一下。”
我好不容易挣脱了两个小姐,冲出包间,却见走廊拐弯处围得水泄不通。
我浑身都汗湿透了,凑近人堆却见我的学生正殴打一个小姐,他揪住她的头发,手、脚、膝盖、倒拐都用上,小姐被揍成一团,满脸血,浑身打抖;旁边好几个人拉架,可这铁匠的后代力气大,无论如何分不开。再打下去肯定出人命,我不得不上阵相劝,还挨了学生一拳。我学生见我鼻子出血,一愣,酒才醒了些。他说:“这婊子嫌您老!妈的,她那逼有多嫩?起码几百男人搞过,有多嫩?”我实在听不下去,只有赶紧走。三轮也不敢去要,生怕铁匠后代再找到我。可有天读《华西都市报》,竟无意在社会新闻栏里看到关于我学生逼良为娼的追踪报道,当记者采访被拘留的“打人凶手”时,他说:“我的老师太穷了,小时候,他对我那么好,长大了,我为了他被关几天也值得。”
威:世上竟有这种“念旧情”的学生!
远:他爸在阴间还不气死!有时我不明白,老毛和老邓谁对谁错?开放好呢,还是关门好?铁匠后代不打铁,到大城市来乱使力气,结果变成害人虫。比他混得差的更是害人虫,宁愿瞎闯,也不回老家。
威:瞎闯不动的,总留在家里吧?
远:朝人多的地方搬。混出人样的,到绵阳或成都继续混;次一等的,在县城或郊区定居;再次一等的,迁往大的场镇;最差的,也靠近乡场。地再大山再高,祖宗的骨头埋得再多,但传说的风水说变就变。听说山垭中学也撤消了,房子平了,操场填了,全弄成农田。我估计原因是师资缺乏,离乡场都十多里,生活太不方便,如果不用行政命令,现在谁愿意去?
威:山垭中学教学条件咋样?
远:在当时算不错的,30多名老师,大学文化的占一半,甚至还有你爸那样教过多年进修学校的特级教师。那年头,哪儿都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谁也不觉得山洼洼屈才。据说山垭中学还是清朝末年一个同乡举人创办的,拱式教学楼与大礼堂还有点西洋建筑风格,农忙时,教学楼前的操场就成了晒谷场,农民们甚至把风车都搬来,干得欢天喜地。学校师生要进行篮球、足球等体育比赛,得事先与生产队好言协商。而体育课根本上不成,因为农村孩子从小到大都干农活,体育课天生就该满分。
教师、学生住的大、小四合院及女生院都有几十年历史,山湾堰塘绿水幽幽,兼作灌溉与天然游泳池。我看过电视剧《围城》,这儿环境有点像方鸿渐去的三闾大学,日本鬼子的飞机根本炸不到。也许,这儿该办成五·七干校或农业大学,因为学校所辖的果园、农田与菜地都由师生耕种。75年演《决裂》,其中有句台词:“这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以为今后大学不用考了。贫农出身的高校长趁着大伙热情高涨,擅自把全日制课程改为半工半读,并率先挑起一对大粪桶,在田地间疾走如飞。师生们争先恐后,每天下午都掀起种地热浪,以至收获季节,水果、蔬菜过剩。学校没有公粮任务,校长找公社好说歹说,才争取到义务送粮到贫困区的光荣,而水果、蔬菜吃不完,也没地方可送,好只烂掉。
威:赶乡场卖嘛。
远:学校不兴做生意,况且农村,不占肚子的东西不好卖,总之,20年中,我可能有5年在认真上课,恢复高考,邓小平复出,学校为适应形势,才划分出教学组,整理教案。此前,我这教物理的,也教过数学和语文。
文革武斗时,山垭中学分成两派,造反派一占上风,就将以校团委为核心的保皇派撵出校园。附近农民也有组织,叫“农奴戟红色兵团”,与学生们观点不一致,校方就鸣钟集合宣布:学校操场是革命小将的练兵场,不是小农意识的打谷场,而大礼堂是排练和演出忠字舞的红色舞台,不是堆放资本主义黑庄稼的仓库——这一招太狠了,“农奴戟”抗了几天,就召集上千泥腿子沿山路游行,挺进学校,发出怒吼。几百学生娃都把《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齐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与农民对峙。
乡下人毕竟老实,胆小,不敢贸然出手伤人,而书生们伶牙利齿,利用越战越勇,“母校保卫战”持续了几天,县里造反总部来了两名特派员,声称:
“再敢围攻革命小将,‘农奴戟’将被县革委定性为保皇狗。”如此狠话出自“县里”,农民们马上作鸟兽散。
清静日子没过多久,中央号召“革命大联合”,接着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贫下中农”进驻学校。嘿,风水马上又倒转,几个学生领袖被驻校代表宣布为坏头头,“刘少奇的走狗”。经过游乡和批判会,压服了学生们的嚣张气焰后,学校变本加厉演化为农场,不仅拾掇庄稼,而且养猪养狗养鸡。深秋重开课程,学生都不能按时报到。校空了,连早已熟悉的迎接“最高指示”的游行也失去了往日敲锣打鼓的热闹,“贫农代表”跺脚乱吼,急忙去校旁的刘家大院动员乡亲,不料乡亲没有熬夜的习惯,连“最高指示”也把他们搞不起床。
威:您虽然在乡下,但热闹看了不少。
远:人像面团被搓来揉去,农民管理学校,除了监督劳动,就是忆苦思甜。你不搭理,他就三天两头找你谈心。忆苦饭更是常吃,师生都成瘦猴子了,还让“斗私批修”。农村学生很本份,都走几十上百里山路,从家里背粮食。学生食堂有口大锅,人横着躺下去只能够着锅底。下面煮水,上面架木格子蒸饭,全是学生们自带的五花八门的器皿。锅盖平时吊在房梁上,蒸饭才放下来。学生下饭顿顿是白水菜汤,没有一星油。长此以往,人会得甲亢病,学校也太黑了,师生打了那么多粮食,却一粒也不抠出来。 守着个世外桃园,我最深的感受自然是饿。一个礼拜赶一次场,炊事员早早就出门,按教师的人头买肉,一人二两。星期天晚餐,大家无一例外地聚集小食堂,把碗摆在案桌上,等待伙食主任唱名、分肉。炊事员分肉手艺已炉火纯青,片数不会多不会少,连油与菜,也尽量平均。因为此时众多鹞子眼都随着“印把子”转动,你有私心,人家总会咳嗽,以示提醒。
肉碗到手,每个人都要本能地簸一下,才伸出另一碗打饭,一碗三两。计划经济时代,27斤的口粮定额,绝不含糊。为了改善生活,教师们成群结队夜捉青蛙,一会儿一大桶,剐皮白水煮吃,特鲜。
威:除了乱七八糟的事,您是咋教书的?
远:你问我,我问谁?那年头根本就没固定的课本,只有讲“最高指示”没错。毛主席啥都讲过,就缺物理和化学,所以我也不敢乱讲。您爸是特级教师,讲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出神入化,就凭这一条,文革开始他就成“黑帮”。唉,这辈子太落魄了,连老婆与我的共同点也是吃。她是当地农民,小学文化,管刘家大院的榨面机。我开始去榨挂面,接着就经常接受她一把面的贿赂。结了婚后,她才嫌我吸面的声响太大,“一吸里外都听得见”。
威:您一个大学生,不嫌她土?
远:我是臭老九,30多岁了,没人要的货;而人家当时是生产队一枝花,追求者满山遍野。我们秘密好了一年多,才公开。她爹见生米煮成熟饭,还叹息“鲜花插在牛粪上”呢。还是俗话说得好:“胃口就能成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