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委会主任米大喜

采访缘起：金光村是成都市最老的贫民窟之一，由于地盘偏狭，位于城建死角，所以至今没有折迁响动。我曾随母亲回去了几次，旧屋和旧邻都还在，我在这儿渡过了整个少年时期。

73 岁的米主任是少年老威心中响当当的人物，虽时过境迁，但昔日雄姿犹存。当我在桌边整理这篇文字时，那个时代的马车轰隆隆地从脑海中碾过。

车辙碾得再深，终有一天，还是会被时间的尘土湮灭。可米主任这一代毕竟是存在过的，并构成一个社会最初的基础。

请世纪之交的健忘的读者记住这次访谈的日期——1996 年 11 月 4 日下午 2 点。

老威：我找居委会的米主任。

米大喜：老的还是小的？

老威：老米主任。

米大喜：我就是，不过已退居二线了，今天是暂时在这儿替女儿执班。请问同志您贵姓？您的单位介绍信和有效身份证件呢？

老威：我不联系工作，我是二幢廖老师家的二毛。

米大喜：二毛？! 长变了长变了，认不出来了。这些年，你在哪儿发财？咋不回老街坊打一头？你们家的房子可是好久没人住，房管局下来调查几盘了。

老威：我妈每个月都按时交房租。我家地势低，墙角浸水，啥都发霉了，没法住人。

米大喜：你妈绝对高傲，不与居民上打照面，你这做儿子的，也该常联系。

老威：我是想常联系，可这一带下点雨，就同水牢差不多。今天我拐了无数道弯，人都转晕了，才找到居委会。我记得原来的居委会在正街上，好风光哟，您老人家每天早晨都在门口举行挂旗仪式。

米大喜：你不愧文人，一翻就是老皇历。我刚当居委会主任才 40 多岁，因工伤右手残了，就从齿轮厂病退到街道。当时想不通，因为 60 年代，工人阶级是最吃香的，可转眼之间，人废了，还与东家长西家短的婆婆大娘们为伍。各级领导都来做工作，还把我选为区人大代表。你说的米家大院，就是派出所的汪所长和我们一起去征用的。原来住了个大资本家，开纱厂的，几个儿女都跑海外去了，就剩两个老的，乡土观念重，不愿背井离乡。公私合营后，他的厂子归国家，有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他就没事可干，整日闲赋在家了。65 年下半年，虽然文革还没正式开张，但火药味已闻得见了，所以我们一去，老家伙就晓得咋回事，马上顺水推舟说他解放前剥削工人弟兄，罪孽深重，经过这十几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已脱胎换骨，洗心革面，早就想把这座祖传的剥削阶级的袱袄卸下来，奉献给国家，只苦于一旦奉献了，就要露宿街头。汪所长倒爽快，马上开了证明，叫人拿到房管所，给老俩口换了当街一间九平方米的屋。

老威：你们这是违法。

米大喜：那个时代，革命就是最高的法。再说，两个老人住那么一座十来间屋的大宅院，整天也提心吊胆的。周围全是贫民，平均每人的住房面积才几平方，就你资本家特殊，真不怕闹鬼？真不怕被群众的口水淹死？告诉你，把资本家的大院改成居委会，是全体人民都赞成的好事，要不，文革闹起来，造反派不一把火烧了才怪。

老威：后来呢？

米大喜：后来街道也造反了，居委会又改作某某派的临时军部，直到 68 年省革筹成立，张梁刘张当了政，市面上才初步有了点秩序。接着又是红卫兵上山下乡，所有的组织逐步解散，居委会又开始办公。

老威：办公？居委会是政府？

米大喜：居委会是政府的基层群众组织，算是最低的一级吧。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才是正儿八经的政府机构，具体管我们这段的只有一个户藉警，而办事处经常与我们打交道的是群工科。

老威：你领工资么？

米大喜：能领一点固定的补助，叫不叫“工资”?至今没个说法。我是共产党员，区人大代表，能计较报酬么？这芝麻官是世界上最累的活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要通过这儿向下传达，群众有啥反映，也要通过这儿向上汇报，当然啦，各个时期的重点是不同的。我们这段，鸡鸣狗盗之徒多如牛毛，如果没有居委会这级组织配合政府进行整治，早翻天了。

老威：米主任，您还没说居委会是如何搬出朱家大院的。

米大喜：老头的两个儿子从美国回来了，不愧是洋教授，很会说话。他们一进屋先鞠三个躬，感谢党和国家，以及街道的人民群众按政策替他家照看房产，说本应付清这些年的看家费，但考虑到居委会同志们的无产阶级觉悟高，金钱反而会损害大家的感情和形象，所以，特送“海内一家，叶落归根”的锦旗一面。

老威：这么说，他们要回来为国效力？

米大喜：你信他这套资产阶级的鬼话。我们前脚搬，他们后脚就开始拍卖房产。那是 1985 年，国家还没开放到这种无法收拾的田地，大伙基本都靠工资，打着灯笼也找不出几个特别有钱的人，所以，那院子没人要。你猜他咋办？他回过头找政府，喊出 30 万的天价要卖给政府，歹毒啊。换了毛主席时代，群众个个都会站出来扇他嘴巴，可现在风向转了，资本家吃香，资本家兼有海外关系的洋教授更是香上加香。政府仁慈，想借此安抚海外游子受创伤的心灵，吸引他们回来参加四个现代化，然而，这种人已被美帝国主义彻底俘虏了，拿了钱，马上走人，还说自己的家产已脏得象垃圾场。

老威：现在那种规模的宅院得卖 200 万吧？

米大喜：拆了。太可惜。我不是为院子可惜，我是为政府的钱可惜，当时的 30 万现在值多少？建 10 所希望小学也用不完。前面那条街正处在干道上，全拆了。这儿是死角，开发商来看了，地盘窄，又不当街又不当路，而且是穷人窝，没啥赚头。唉，拆迁全凭运气，有运气的都迁了，迁不了的，哪怕到了世界末日也迁不走。很多人不明事理，按多年习惯，啥事都找居委会。我们又变不出房子来。

老威：您老人家是群众的主心骨。

米大喜：哪个又是我的主心骨呢？

老威：您可不能悲观，现在虽说不讲阶级斗争了，但外来人口多，形势复杂，缺了您这一角儿，派出所和街道办的人下来，都两眼一抹黑，他们找谁了解情况？您就是政府的眼睛、鼻子和耳朵啊。那家聚赌，那家租房，那家来人没报临时户口，那家非法同居，您都一清二楚嘛。记得小时候，街坊上的二流子都特别怕您，因为公安局要送谁去劳教，也得征求您的意见。

米大喜：现在也要征求我的意见，不过商品经济，大多数还是罚款。前一晌，我女儿领着派出所的同志挨家挨户查《暂住证》，抓了十几个来历不明的人，都送城郊的多宝寺收容所了。按他们的罪，送劳教绰绰有余，但都只关了几天，只要有人替交罚金，就放。

老威：他们犯了啥子罪？

米大喜：聚赌、嫖宿、看黄碟、不办《暂住证》或《暂住证》到期不续签。

老威：这好象不是罪吧？这叫生活作风有问题。

米大喜：你的脑壳才有问题。过去，莫说这样明目张胆地看黄碟、嫖宿，就是偷看手抄本也够劳教资格。你家隔壁的西皮娃，传播《少女之心》被人捡举，我领派出所去查抄，人脏俱获。于是挂黑牌，游街示众，还送劳教三年。罪名就是“传抄《少女之心》犯”。

老威：都是邻居，您何必断送人家的前程呢？

米大喜：好人坏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以前有部朝鲜电影叫《看不见的战线》，我连看了几遍，感触很深。就由居委会出钱，把联防队员、积极分子、义务交通员和居民小组长都请到电影院受教育，我也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唯一的法宝当然只有依靠群众，80 年代以前虽挨家挨户查户口，在查之前，都由居委会到派出所反映敌情，因此表面上是普查，暗地里早有重点可疑对象。

老威：75 年，我舅舅刚作为最后一批战犯特赦回来，就被您老人家查过，弄到派出所去泡过一夜。

米大喜：你舅舅是国民党，行迹可疑，容易引起误会。不过，几十年了，让我撞上的误会就这么一次。唉，过去的事了，而现在，打击犯罪的力度要大得多，一年要来好几次拉网清剿，公安、武警在全区、全市统一行动，连派出所也只起配合作用，居委会呢，也跟着跑，但同过去相比，只算得上敲边鼓。

老威：这样好不好？

米大喜：倒是痛快，可这样一来，群众的积极性就挫伤了。

老威：现在不是打人民战争的年代，依法治国，群众靠不住。当然你们这代人除外。

米大喜：二毛同志，你咋能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呢？

老威：我不站到群众的对立面，今天就不来找您了。这块地盘，过去是成都市无业人员最集中的地方，而今，这里除了小商小贩就是小偷小摸。我们的老屋被撬了好几回，没损失啥值钱的东西，不过是几瓶老酒，一台冰箱，一台破电视机。我没报案，掉这么点东西就报案，会笑掉人的大牙。米主任，您明白是咋回事，前天猫毛俩兄弟打架，老二捅了老大一刀，幸好没出人命，也私了，没报案。这地盘，就这么个传统，您不会不晓得吧？

米大喜：我晓得，要相信政府有魄力解决治安问题。唉，你着急，政府比你还急。去年夏天由居委会出头，在这门口开了个茶馆，天天爆满。我原先设想，形势变了，过去那种通过喇叭吼一声，大家就端个小板凳来开会的作法行不通了，开个茶馆，你不通知他自己就来。我们利用这个场所，既卖了茶水，又宣传了党的政策，还可解决几个闲杂人员的就业问题。一举几得。那晓得，莫说在茶馆里读文件，就是读报纸也没人听。不但不听，还要起哄。我女儿劝我灵活点，报纸没人听，就改打川剧围鼓，这是传统文化，弘扬忠孝仁义和社会主义并不冲突。这一来，老年人欢迎，年轻人捣乱，夜里一开场，就有人告到电视台，要求派记者来采访“噪音污染”。众口难调，我这个居委会主任也没主意。嘿，你没主意，群众自己有主意，打麻将，一摆就是六、七桌，还闹桌子不够。于是大伙也不请示你了，就各从各的家里抬桌子板凳，一会儿就摆了一坝，还拐弯，又有人过来接电线，牵电灯，这叫啥话，居委会变成大众赌场了。还有人建议我按桌子收钱，说：“茶喝不喝没关系，只要有麻将打就行了。”

老威：这叫财神爷进门，你拦都拦不住。

米大喜：我一个受党多年培养的干部，咋能把大家引向邪途呢？

老威：麻将也叫邪途？那成都市全体人民都入邪途了。没有一家茶馆不赌。

米大喜：不少人赖在茶馆打通宵麻将，赢了就吃喝嫖耍，输了就偷鸡摸狗。我后悔，想关门大吉也来不及了，连女儿也劝我听之任之。然而，我是居委会主任，我要为这段的治安负责。有一回，五幢的驼背打麻将输了一万多，疯了，回去就喝滴滴畏，幸好他老婆发现得早。事已至此，我只好主动到派出所投案，报警抓赌，等于自己封自己的门。很多人都在背底里咒我骂我，因为这件事，我辞职了，派出所决定，由我女儿接任。

老威：好象还是您说了算。

米大喜：我女儿 50 出头，气功啦秧歌啦，专追热门，她的性格更适合与群众打成一片。

老威：茶馆垮了，您又如何开展工作？

米大喜：我让人在房顶安了一个高音喇叭，早、中、晚广播三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本来这是居委会坚持了几十年的做法，过去，居民家里没电视，个人也没订报的习惯，所以，这广播还挺受欢迎。80 年代以前，我手下有专职的播音员，平时读文件和报纸，还播放音乐。搞得和中央台差不多，有时就干脆转播中央台的节目，偶尔也有街道新闻。可后来，电视渐渐普及，这广播就有点跟不上形势。

老威：让我看看您的广播室。

米大喜：就在那旮旯里，让我把电灯扯燃，否则黑咕弄冬，你摸不清楚。公家的电，能节约就节约。

老威：这么黑，平常咋办公嘛。

米大喜：我的办公桌在门口，闲人也没必要朝里面打望。

老威：嘿，完全有必要。灯亮了，这四壁上的荣誉才显得辉煌！这么多锦旗奖状！几面墙都挂不下了。哦，马恩列斯毛的大照！我记得小时候就有？

米大喜：居委会搬了三盘家，房子越搬越小，锦旗和奖状，还有大半柜子，挂不出来，特别委屈的是这五张领袖像，并排挤不下，转角又不好看，只得边角压边角。这是 60 年代我刚下街道时买的，纸张和印刷都特别巴适，以后的领袖像，质量就要差些，颜色也淡。

老威：看上去的确古香古色。

米大喜：30 多年了。

老威：算文物了。可惜太挤了，这面墙宽，咋不把伟人请过来？

米大喜：供领袖像是有规矩的，只能在进门的正面。

老威：哪就错开一点嘛。

米大喜：你以为是贴明星照？上下左右歪着倒着都没关系？马恩列斯毛都一样伟大，只能在一条水平线上。否则会犯错误。

老威：米主任，您令我太怀旧了。这是一个博物馆，时间在里面完全停顿了，我还会抽空来，一面一面地读墙上的锦旗。

米大喜：毛主席说：“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只可惜，这些荣誉没有传人了。居委会的工作也越来越难开展。你看，这是带话筒的收录机，这套调音设备，还是 80 年评先进居委会时得的奖，由区委书记亲自颁发的。现在没有年轻人愿意干这个，只好由几个老年人轮流担任播音员。眼花口吃，经常出错。从前，光读报纸、文件就要三个小时，而今，时间只有缩短，早晨 6 点半到 7 点半，中午 12 点到 1 点，晚上 8 点到 9 点。除了阅读和播放音乐，还有天气预报，以及个人口头发表的观点。

老威：啥观点？

米大喜：比如早晨播完开场的《东方红》(有时是《春天的故事》)，就是提醒上班的同志，交通拥挤，骑车、走路注意安全；早饭不能马虎，防止低血糖；退休老人不能贪睡，起床的注意事项；下岗的青年同志要勤劳，莫自暴自弃。中午转播中央电视台的国内外新闻；晚上要发安民告示，提醒关门窗、关煤气、防火防盗、早睡早起；不要聚众赌博，注意陌生人。还要播火警、匪警、障碍台的电话号码，有时还播性卫生知识，老年人起夜注意要点。

老威：真是社会主义温暖的大家庭。

米大喜：一进这间屋，处在荣誉之间，就觉得自己又在焕发青春。虽然许多青年同志不理解，找上门提意见，说高音喇叭是噪音，骚扰居民。我反驳说，这也叫骚扰？那卡拉 OK、黄色舞会、通宵达旦的滥酒划拳叫不叫骚扰？你多听听我的广播，多了解了解国家的经济、政治形势，心灵就净化了，档次就提高了，就有追求了。电视台来采访，也被我说服。开玩笑，我是长期做基层群众工作的人，党和国家的精神就是通过我们这类人深入到千家万户的。

老威：人心不古。想起居委会当年的风光，真令我感慨。

米大喜：我知足了，现在没几家居委会在正常运转，一般都是把办公地点腾出来开麻将馆。

老威：据说您这会址也是临时的？

米大喜：已经“临时”了十多年。房主陈银在你小时候就疯了，有一次，他把煤油炉子点燃，放在他爸的床下；还有一次，他把他爸卡得翻白眼。总之，他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老子。陈老汉被折磨死后，陈银没人管，到处追女娃子。于是由居委会出面，将他送进精神病院。这样，我们临时代管他的房产。

老威：疯子回家了咋办？

米大喜：五花大绑又送回去，医院才是他真正的家。

老威：病好了也送回去？

米大喜：送回去，总比流落街头强。

老威：万一这一带拆迁了呢？

米大喜：就把疯子的户头换成居委会。作为集体的遗产，它永远属于全体居民。

老威：它永远属于以您为核心的全体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