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下作家汪建辉
采访缘起：汪家两口子都好客，并酷爱写作。记得在孩子出生的前几天，他们的作品产量竟出奇地高，又是小说，又是散文，书评，哲学论文，分明在提前完成定额。
汪建辉在当父亲前创作的最后一篇小说是《我们——集体主义环境下的写作》，于是有了子的名字——汪壹众。“汪壹众”也是汪建辉发表评论文章时用的笔名，这是否在暗示女承父业，或者前赴后继？太悲壮了。
“老汪不出名，上帝就瞎了狗眼。”这是我在 1997 年 12 月 12 日下午，到成都光华村汪家探望时，所发的咒语。楼外冷雨泥泞，30 岁的《成都商报》编辑汪建辉正抱着孩子苦笑。这胖子，使我想起曾住在附近杜甫草堂的瘦子诗人杜甫，穷困潦倒得出名。上帝有狗眼么？
老威：老汪，好久没见面了，心态还好吗？又写了什么小说？
汪建辉：我好几个月没摸笔了，老婆生孩子，房子又小，没法请保姆，我只有自己做保姆。老威：你会弄饭吗？
汪建辉：除了写作，其它都不算什么学问。饭么，不过就是一瓢水，几把米的事。
老威：这可不能马虎，你老婆坐月子，需要营养。
汪建辉：我老婆一直夸我炒的菜香。
老威：你家的菜可是世界上最难吃的。记得三年前，你邀我来做客，你亲自下厨，弄了一盘四季豆回锅肉和一斗碗猪血鸡蛋汤。四季豆和回锅肉都不太熟，我只好蘸猪血下馒头，一下子就饱了。后来你把四季豆回锅大肉喂狗，那条“卡夫卡”刚吃了几片就开始吐白沫。
汪建辉：你记错了，是“孙悟空”而不是“卡夫卡”。孙悟空有造反精神，象我老婆；而卡夫卡象我，有文化，有理性，喜欢直坐在沙发上思考问题。
老威：怎么没见它们俩？
汪建辉：送到岳母家了。孩子与狗誓不两立，嫉妒能使动物疯狂。
老威：你买个笼子不就完了？
汪建辉：放在哪儿？你看这屁股大的地盘，双人床只能悬在半空中，以前我俩口子睡觉都得爬上爬下。你见过在床底下写东西的作家吗？几年来，我已趴在床底下写了上百万字。现在，老婆坐月子，不能爬高，就只有把过去供狗思考、散步、锻炼和休息的沙发腾出来当
床。
老威：你绝对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床底下创作的作家。我能在你的床底下打个电话吗？
汪建辉：请吧。
老威：上面怎么还有响动？
汪建辉：我妈昨天刚从安徽乡下赶来，这下我可以松口气了。要不这样熬下去，掉肉很快。老威：你还是个红光满面的大胖子。
汪建辉：这么多年，我脸上的红光始终不退，走在街上，许多人都会忍不住多看我几眼，议论“那胖子是个有福气的家伙!”算命先生也拉我看相，认定我最近会鸿运当头。于是我就觉得生活有希望，有盼头，整天哼着歌，混了一年又一年，可好事一件也没碰上。
老威：你有孩子了，这不是喜事吗？
汪建辉：对于老婆是喜事，她早就想要孩子，几年没要，她就养了两条狗。可是我，没满 30 岁，还想挽起袖子，拼命写几年，这一下，我的计划又得重新安排。
老威：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儿？
汪建辉：汪壹众。
老威：男孩儿？
汪建辉：女孩儿。
老威：女孩儿怎么取这个名字？
汪建辉：刚怀上就取了，我们俩决定，无论生男生女都用这名字。
老威：你这家伙有点怪。可是从外表又看不出哪点儿怪。你的小说，许多人看不懂，或者根本就看不完。学者李亚东，那么有耐性的人，在家里闭门发毒誓要看完你的《情结人》，可还是以惨败告终。你为什么要写呢？
汪建辉：要读完我的小说是徒劳的，因为它根本没有结束的时候。当然，任何东西在形式上都有结尾，但在精神上，它却是无边无际的。你可以颠过来，倒过去；或者从头到尾，从尾到头；或者从中间向两头读。这种阅读的状态也是我的创作状态。我不会编故事，因为我的记忆力太差，也从不培养自己对日常生活的记忆力。昨天发生的事，今天我就忘得干干净净，我一点不感觉遗憾，因为日常生活总是在无意义地重复，记住你今天还活着就足够了。至于昨天下雨，今天晒太阳，明天还有个女的出车祸，同去年或者前年的同类事也差不多。老威：这和你在报社工作有关吧？老是和新闻、版面打交道，每天都在重复、消磨生命，你把去年的“新闻”拿到今年，改改时间和地点，登出去，谁也不会发现什么；你把别的报刊文章拿到本报，换换标题，也照用不误。中国大多数记者只有对琐碎事物的记忆。你不认为这种“记忆”是另一种形式的健忘吗？
汪建辉：报纸也是一种消费品，同手纸一样，甚至还不如手纸。我喜欢蹲厕所的时候读报，往往手纸还没用，报就看完了。幸好我是划版编辑，与内容无关。
老威：你也做过读书版的编辑。
汪建辉：原来我怀有雄心壮志，准备大干一番，借读书版提高一下报纸的档次。因为一张 20 版的大报，应该照顾各种胃口的读者，成都也是文化人聚集的都市嘛。可是三个月刚过，我就下课了。报纸太阳春白雪了不行，比如我好不容易组织了一版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文章，有副主编马上就在编务会里批评说：“太高雅了，好象街上修自行车的都在读《现代化的陷阱》!”
老威：这本书挺热门嘛。
汪建辉：当报纸记者是不用读书的，在报社阅览室，根本就没几本上档次的文化书藉，即使有，大家也不读。大家读报倒很热情，都是功利心挺强的那种读法，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搞点东西下来，改头换面混稿费。在报社呆久了会成另一种文盲，还好，我回到了技术岗位。
老威：你绝对是个好编辑，似乎每个内行都在夸你划的版。
汪建辉：一想到要在报社干一辈子，就感到万念俱灰。我一直在梦想，通过写作，成名，并改变目前的环境。但我不能把这种“妄想”在单位内表露，我谦虚、忍让、和大家搞得一团和气，可私下又为自己这种“现实主义”羞愧。梦想和现实的冲突，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只不过有的要强一点，有的要弱一点。我也许要弱一点，小说作为对“弱”的补充，往往体现为一种非常激化的情绪。我多次冥想自杀。我小说的主人公甚至不是具体的人，而象征着与平庸现实的尖锐对立，如《人间的思路》里的路思和路德的尖锐对立。最后，路思死了，我这样写道：“路思陷入了黑暗的迷惑中，……他仿佛看到了一幅巨大的棺材。侍女死了，少女死了，爱他的人都死了。而他却仍然活着。……路思张着双臂，迈动着双脚向前走去，脚下空空的，没有任何实体，他感觉身子有些轻飘，象一只展动着双翅的鸟，在飞，一直向天国飞去。”这一段，你还懂吧？
老威：字面是懂了，但我不明白，爱路思的人都死了，他为什么就非要自杀？这世道，谁爱谁？连夫妻都是现实主义结合。
汪建辉：你这畜牲连梦也不做吗？
老威：不做。老汪，你别生气。当然你这么好的人也不会生气。我实在不明白，你是怎样把办报和写作调和起来的？
汪建辉：我一再说，我的记忆力太差。晚上 8 点到凌晨 3 点，我脑子非常清醒，因此工作到 3 点后回家睡到上午 10 点多起床，做完家务，下午写。头脑清醒的时候是不能写作的，只有当眼前的影物糊涂起来，我才提笔，梦游一般打字。昏沉沉中，只有一个字眼，或者一段话牵着我向深处去，在《情结人》里，“打回敌人老家去”一句在小说里出现了许多次。我写的是战争，也许是关于战争的精神寓言，所以“打回敌人老家去”就成了某种咒语老在笔端回旋。它是不是一句歌词？我不敢肯定，但它与我的童年有关。它是不是一句电影对白，一个命令呢？我也不敢肯定。所以，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或许就是这句“打回敌人老家去”。老威：这是用音乐去结构的小说吧？比如古典的回旋曲或交响乐，主题旋律都要在乐段中反复出现，并烘托出不同的色调对比。
汪建辉：我没有想到这个，但文字肯定是有它自身的节奏的。不瞒你说。我对我的作品也只能整体把握。当我写完之后，再重读全篇，有的细部段落我也陌生。我很羡慕普鲁斯特 30 岁以前享尽荣华富贵，30 岁以后就从上流社会的峰巅跌下来，一个人密封在活棺材里创作不朽名著，在追忆逝水年华中，他甚至对阳光和新鲜空气过敏。
老威：你以为你达到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纯度吗？
汪建辉：你的语气有点不对头。我很着重一个人的说话语气，它能反映人的社会角色。老威：你还没有回答问题。
汪建辉：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陷阱，我回答“是”或“不是”都愚蠢。
老威：蠢就蠢点嘛，你正是因为不太聪明才有比较多的朋友。老汪，你经常向国内外杂志投稿吧？命中率高不高？
汪建辉：我基本是在文学圈以外，所以命中率极低。我研究过几家大杂志，它们似乎都有自己固定的作者群，新人不经过操作，就要凭空挤进去，不太可能。
老威：我觉得你的小说很先锋，从句式、行文到表达的意思，应该比格非、孙甘露、朱文、韩东他们高出一筹。有段时间，杂志上费解的东西不少，就探索的意义，你应该占一席之地。
汪建辉：《大家》主编李巍也曾这么认为，前不久，他们给我寄了 20 本《大家》，同时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铅印约稿信。这信大概是遍寄给全国各地主力作者的。不过，其中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老威：难道还有比你的小说更不明白的东西？
汪建辉：我读一段你听听：“我们所设想的一种新的文体，正是建立在这些探索的基础上。它汲取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及在其影响下发展的文化学、人类学、现代历史学、现代美学等等学科的认识方法和‘解读’模式；以诗性的、富于色彩的语言，广泛、自由地运用小说的描写与叙述、散文的铺陈，诗的直觉、理性与穿透力、批评的分析……，一切文学创作，批评的技巧与法则，乃至种种非文学话语的因素；广泛运用包括各门自然科学的一切学科领域的成果；以文学趣味和文学审美价值为核心，同时尽可能多地包容各种语言功能；它是开放的、多向度的、风格多样的，具有极自由的结构——横向、纵向的切入和点、线、面的任意展开以及多重交织的可能——因而也是最具创造性空间又最具冒险性的文体；它关注各种“形而下”的事物，同时直面存在。‘以先锋派的技巧处理日常的知识’。它是诚实的具体的有用的 (王尔德：文学是无用的。) 并因此是更具诗性的。它吸取了多媒体的……”老威：行啦，打住吧。这“文告”象一只有学问的乌鸦起草的，我耳内一片呱呱呱。《大家》鼓励的先锋实验的第一份产品大概就是这封约稿信吧，你应该好好存放，将来卖给《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汪建辉：你别太损了。其实李巍挺热情，我把一篇小说寄给他不久，就给他家里打电话，他在那边回答：“小说已读了，很有创新，虽然我不敢判断这种大胆的实验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是，我会和有关的同志交换读后感。你放心吧。我已决定重点推出你的作品。”我当时欣喜若狂，马上奔走相告了几位好友。大伙嚷着要请客，我也就万分陶醉地与众友先吃为快。我象过蜜月一般傻等了好些时候，还不见刊物和稿费寄来，就到街上书报亭去翻看《大家》，里面没有我的作品。我想，可能是下期，熬到下期，还是没有！我仍存了一线希望，可能是下下期。老婆提醒我：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于是我将听筒拿起来，但号刚拨到一半，又放下了。文人毕竟有面子啊，这样显得功利心太重了。可不打电话，功利心更重。作品是文人的命根子，李巍经常与作家打交道，说不定比我更性急的人他也能理解。我还找精通《周易》的占卜专业户李疯子打了一卦，得“未济”，爻辞大意是“小狐狸过河，打湿了尾巴。”李疯子连连摇头，急得我扳住他脑壳，不准摇，我说：“虽然打湿了尾巴，有点挫折，但毕竟过了河嘛。”……就这样，我自相矛盾地又磨了一个月，心情由过蜜月一般的新郎官蜕变成守空房的旧寡妇，终于，我按捺不住，打了个电话，李巍正好在家。主编大人热情如昔，但他显然忘了自己竭力称赞过的那篇小说。他替我着急说：“我真的没收到！如果我收到的话，我肯定会马上给你回音的！向……”我以为他要说“向毛主席保证”，可他说的是：“向邮局讨个说法，一定！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太可惜了，小汪，您别着急，您有底稿吧，复印一份再寄给我，我保证……”
老威：老汪，原谅我，这种故事其实挺心酸的，然而我还是忍不住笑。你别往心里去。汪建辉：世上竟有比我更健忘的人，一点脾气也没有。一个作家曾说过，健忘使人类充满开拓未来，向往新生活的勃勃生机。哪怕发生大灾难，人类死掉百分之九十九，剩下的百分之一在掩埋了同志的尸体，清理完废墟后，照样在明媚的阳光下，吃喝玩乐，勾心斗角地活下去，繁衍下去——记忆和健忘都既是人的优点又是人的缺陷，世界因此而丰富多彩。老威：你的确想得开，至少比你小说里的人物想得开。
汪建辉：他们都死了，我却活着。
老威：你当然要活着，你还要等女儿长大，把她培养成一个哲学家。“汪壹众”的意思就是她一个人面对群众，这是领袖还是哲学家？
汪建辉：听你这话，我的心里有点凉。
老威：我也凉。哪就翻盘影碟出来看。就是上次那盘演南斯拉夫波黑内战的。其中有个是铁托同志的战友，已在地下兵工厂里造了 40 多年枪炮，90 年代钻到地面来，还在喊“打倒法西斯!”我觉得他有点象你，披头、大圆脸、红光满面。区别是他造枪炮，你造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