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研磨出这部著作

丁学良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专著的英文原版，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在 2006 年出版发行，它的孕育出世有着几段非常有趣而又颇为严峻的历史。我作为这几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现在抚卷回想，几多感慨，几多欣慰，又几多遗憾。感慨的是作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之艰难，得要有决心有耐力有资源来“数十年磨一剑”。欣慰的是本书中文译本简体字版的发行，将使那些以中文教学和研究的海内外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有了必不可少的一本参考书。遗憾的是这本简体字版译著却不是在它拥有最多读者的土地上公开发行，许许多多早就期盼读到它的中国国内居民还得费点心思才能够买到它。

此书的渊源久矣！远在 1980 年代的中期，哈佛大学校方就正式向本书的作者 Roderick MacFarquhar（马若德这是他的中文名字，麦克法夸尔是国内音译）提议，可否在该校本科生的《核心课程——外国文化》的大栏目下，新开设一门专讲“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如果开成了，这将是全世界主要的研究型大学里，首项以“中国文革”为主题的完整课目；到那时为止，虽然西方大学其它的课程中也有“中国文革”的内容，但都是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或中国现代史的一小部分讲授的。

虽然这个建议对麦克法夸尔颇具诱惑力，但他却心中无底——中国的文革是那么的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怎么好给美国本土生、本土长的大孩子们讲清楚呢？¹比如说吧，毛泽东正式发动“文革”的头排猛烈炮火——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革命大批判，海瑞罢官的时代是十六世纪中叶，那比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还早了两个多世纪。怎么能够对美国的本科生讲明白，在毛泽东的中国，古代史、中世纪史都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小仆人呢？

谁知道首届“中国文化大革命”（课程的注册号码是“外国文化 48”）于 1988 年春季开课时，哈佛的本科生中主动要来上的，几达千名；哈佛本科生院全部学生才只有六千多人。这么大规模的课，倒是给校方后勤部门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校园里没有这么大的常规教室。无奈，校方只好准许这门课在 Sanders 剧院里上；该栋古建筑物颇具文物价值，平时保管甚严，通常是在重大庆典时才动用的，我们接受博士学位证书的仪式便是在那里面举行的。

我记得正式注册上首届“中国文革”课的学生是 830 名左右，仅助教队伍就有 22 名，包括本人在内。²那时并没有现成的课本，麦克法夸尔就组织助教们认真挑选中文资料翻译成英文，复印装订成册作为教材。我印象鲜明的是当时在讨论如何翻译“文革”时期的特有术语遭遇的困难，常常为一个译法之取舍争论老半天。比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最后选定的是具硬译风格的 capitalist roaders（字面上是“资本主义的走路人”）。有学生在测验时望文生义，把它解释成：“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

这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狭义的说，就是从 1988 年春季启动的，到它的英文版发行，几近 20 年。而从广义上说，它是从 1968 年启动的——那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时刻，麦克法夸尔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它的非同寻常，遂将其定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由此而奠定了他作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文革史的领军人物。1974 年，他发表了“文革前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的矛盾，1956-1957 年》；1983 年，他发表了第二卷，聚焦在 1958-1960 年的大跃进；1997 年，第三卷发行，剖析中共领导层在 1961-1966 年期间的严重分歧。³三部“文革前史”的英文版，加起来将近 1700 页，密密麻麻的排字本，真正是让人望而生畏、叹为观止！它们获得了“亚洲研究学会”1999 年度备受尊敬的 Joseph R. Levenson Prize 奖。这位于 1969 年不幸英年早逝的 Joseph R. Levenson 生前在西方被认为是当代最有才华的治中国史的杰出学者之一，⁴以他命名的这项学术奖，专为英语世界关于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优秀研究成果而设。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就是麦克法夸尔在“文革前史”三部曲的基础上，系统扼要地处理 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的一部通史。接受了众多学者和学生们的建议，麦克法夸尔把这部通史狠心压缩成一卷，所以它很“酽”。在西方学术界，有关中国文革的研究著述虽然汗牛充栋，而文革通史却寥寥可数，基本的困难既是因为“太多”，亦是因为“太少”——“太多”是那十年的翻天覆地大动荡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席卷了数亿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所有这些重要的方面综揽于一书，难度当然也是异乎寻常的，惟有在这个专题及其周边领域里深耕细作经年、且视野广阔的研究者，才能取舍得当、驾驭自如。而“太少”，则是有关文革的最核心原始资料，一直没有对外开放；⁵文革最重要的领导者、牺牲者和幸存者（毛泽东、刘少奇、彭真、周恩来、林彪、邓小平、江青、康生、张春桥），均未发表过文革回忆录。因此，立志作文革通史的研究者只能在浩如烟海般的零散资料和“切片分析”（即有关文革某一细部的考察和著述）中，搜索鉴别，才能够提炼出相对而言更为可信的素材，把文革的全貌描绘出来。

本书是西方学术界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一部通史。它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英文、中文的少数通史和大量的“切片分析”，可以从它的英文版近 200 页的注释和文献索引（占全书篇幅的几乎四分之一）中看出。麦克法夸尔是美国汉学大师 John King Fairbank 费正清（费氏乃是第一位不是治美国史却被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史学家）的弟子。然后就任的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 Leroy B. Williams 联席讲座教授之职。《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便体现了麦克法夸尔的治学基调：它首先是一部编年史，力求把十年文革的最重要事件整理出头绪；它同时也是一部诠释史，力求对文革这部政治剧中最重要的演员（agents）——不论他们是得胜者还是失败者——行动的动机，给出合乎事实和逻辑的解释。

虽然这部通史对文革十年里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教、外交诸方面均有交叉的描述，其着力最多的，仍然是中国最高层政治纷争的动力学（dynamics）。麦克法夸尔笔下的那些重要人物是多维的，就像经典电影中的那些大角色，很难用一个单面的形容词去界定。作者对晦暗不明的最高层政治悲剧和滑稽剧能够作出扎实的、颇具说服力的剖析，除了上文所说的依据自己和同行们多年实证研究的成果外，还得益于他所处的优越学术环境。麦克法夸尔曾任数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和政府系的主任，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接待过许多来自中国的资深访向者，其中不乏文革的重要参与者和知情人。他们的所知所闻在中国国内不易照实公开发表，而在哈佛大学的自由环境里，便可以更加实事求是地交流。

麦克法夸尔撰写本书的合作者 Michael Schoenhals 沈迈克，是个语言天才。这位瑞典人的汉语之地道，在我认识的所有的非华人中，名列三甲。他第一次在电话中用普通话跟你聊上半个小时，你多半不会想像得出对方其实是个洋人。

阅读这本文革通史，我又一次回想起十多年前麦克法夸尔发出的一连串提问。1994 年初夏，我在香港的书店里看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刚刚发行的一套四册厚书，《统帅部的斗争》、《兵变！兵变！》、《八载秦城梦》、《千秋功罪》，其中收集的文章，当时在中国属于最广为阅读的“文革记事”。我立刻给麦克法夸尔邮寄去一套，一段时间后，他在电子邮件中问我：“这些文章的可靠性如何？它们是否够格被视为严肃的历史研究？”他的疑点源于该套丛书里部分文章，在描述文革中的重要当事人在关键时刻是怎么“想”的，他们的“思绪”和“心情”如何如何，而有些这类当事人早已经丧命于文革时期。麦克法夸尔疑问：“这些作者当时并没有机会与当事人接触，他们是怎么获知那些当事人内心的思考和情绪的？”按照严格的学术研究规范，那些作者不能在这个关节点上毫无交代——你是通过阅读当事人的日记或遗嘱得知的？你是通过采访当事人的直系亲属或狱中难友得知的？你是通过查阅当年审问当事人的原始记录得知的？你总得说清楚你的资料来源。

这种实证主义的治史态度，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里时时显现：有几分资料，就说几分话；在资料不充分的关节点上，就提出一种以上的可能性，让读者比较和判别哪种可能性的更高或更低。这种审慎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特别值得当代中国作政治史研究的人看齐，在落笔的时候，不要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变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大圣，具有看穿别人内心活动的特异功能。

麦克法夸尔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书首的题词中，把这部研磨近 40 年的著作“献给所有以其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和言论启发了我们的中国人。也献给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家，他们或许能够更自由地对这些事件进行研究和著述。”而他的“文革前史”三部曲，是分别献给他的结发妻子、女儿和儿子、比较思想史大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他退休以后那个讲座教授席位的继承者就是麦克法夸尔）的，由此可以看出麦克法夸尔对中国的感情和对中国学术界的期待之深。⁶我相信，本书中文译本简体字版的发行，将会有力地刺激中国国内的文革研究者和知情人，在进一步挖掘、收集、整理相关的资料方面，或者对已有的资料作新视角的诠释方面，或者兼而有之，作出更可观的优质工作。

比如，在资料的发掘进展方面，我参加 2008 年 12 月中旬在广东的一个研讨会时，听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一位农业经济史专家说，最近有中国学者的研究，发现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的原意图是重新回到 1959-1961 年大饥荒之前大跃进高峰期确定的粮食征购目标。毛的提议遭到与会代表多数的质疑抵触，因为这个高征购目标正是导致千百万人饿死的主要原因。全国农民刚刚才稍微喘息了一下，又要从饥民的口里夺粮，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后果实在不堪设想。面对全国五级（中央、大区、省、地、县）党政企业干部代表多数的质疑抵触，毛不得已收回了原提议。清华大学的这位专家说，这项研究更有力地解释了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果毛的清洗目标仅仅是刘少奇、彭真等几个高层领导人的话，他完全可以通过“政治手术”式的方法去解决，就像他此前解决“彭德怀反党集团”、“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等等一样。正是由于毛的治国方针在全国五级干部代表的“七千人大会”上得不到多数的拥护，才促使他决心发动一场“横扫”从上到下一大批“篡夺了党政军领导权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大规模运动。这显然提供了对文革源起的另一种角度的解释。

我本人很在意的，是文革研究中一个长期被忽视乃至被排斥的方面——造反派和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包括暴力行动）的社会反抗根源。我在 2006 年春纪念文化大革命发动 40 周年的一篇回忆兼评论的文章里，讲解了这个道理。⁷简言之，我的观察如下：文革中造反派和红卫兵在批斗“当权派”的过程中，并不是一视同仁的。他们不是毫无区别地对周围所有的“当权派”施加同等程度的过激乃至暴力的行为；那些在文革之前对下属特别专横跋扈、肆意鱼肉平民百姓的干部，更有可能在文革的大混乱中，遭到对他们往日的所作所为相当了解的本区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剧烈报复。这类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报复行为，从严格的技术的意义上说是非法的，但却是合乎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受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范畴。这种社会反抗不是文革中所有暴力行动的唯一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却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绝对不可以忽视。限于篇幅，这里我只能简略提及两个堪作对比的例子。

1967-1968 年春期间，安徽省各地的主要红卫兵组织，大多数都派出代表赴省会合肥市，参加由当地大专院校和中学生红卫兵主持的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他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被北平的军阀政权绞死于 1927 年）等省级高干的大会。常常有年龄较大的成年人悄悄地对十几岁、二十岁出头的红卫兵说：“这个李葆华在我们这里也做过一点好事的。他是大跃进后期派到安徽省来纠偏的，他不怎么搞高指标、强征购。要不是他来，安徽饿死的人会更多。”说这样话的成年人是希望年幼无知的青少年红卫兵们手下留情，不要对李葆华过分动粗。1958-1962 年大饥荒时期，安徽省是全中国饿死人最多的四个省份之一，⁸凡是安徽老百姓，提及三年大饥荒，都是心有余悸，黯然神伤。在多场批斗大会上，红卫兵和造反派对李葆华还真是有所照顾，给他挂的牌子不是那种细铁丝套脖子的，也没见到台上有人动手打他。而在另外的场合，批斗大会上，安徽省造反派和红卫兵动手打、动脚踢当权派是常有的事。在大饥荒时期，那些对老百姓特别凶狠的当权派、经常捆绑吊打偷粮食吃的无辜民众的干部，和城里那些滥用职权作威作福、腐化堕落的公家单位的负责人，受到的体罚就特别严重。造反派和红卫兵给他们脖子上挂的牌子又大又厚，用的铁丝则很细，有时还罚他们跪在石子路面上“请罪”。那些场面，非常像 1950 年代初期的官方宣传品里，中共工作队“发动贫苦农民狠斗土匪恶霸、地主豪绅”的过程。中国二十世纪的多场革命，都带有浓重的暴力复仇的要素，因为无权者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丧失了伸张正义、寻求赔偿的法律渠道，惟有在政府权威和公共次序衰败的动乱时刻，趁机泄愤反击。文化大革命虽然冠有“文化”的雅号，也不例外。

值得忧虑的是，这种“以暴抗暴”、“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的互动机制和激进主义的趋势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又有抬头的迹象，最明白无误的例子，莫过于 2008 年发生在上海市的“杨佳杀警察事件”及其在全中国引起的广泛强烈的反响。⁹由此可见，对当代的中国人而言，研究文革并不仅仅具有历史学的价值，它对如何建立公正的社会、推进法治和制约官僚特权腐败等等重大的现实问题，均具有长远的、深刻的参考价值。¹⁰

2008 年 12 月尾撰稿于东海之滨半岛

时值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发动 3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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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佛大学主要的学生日报 The Harvard Crimson 后来报道了这个故事：Michael Levitt, “New Courses Set For Spring”, February 3, 1988, page B-1. ↩

2. 我的特殊个人经历大受这门课的学生欢迎，The Harvard Crimson 有专题报道：Gavin Villareal, “Ex-Red Guard Teaches Sections”, September 28, 1988, pages 1, 7. ↩

3. 北京的“求实出版社”于 1989-1990 年间，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中文译本，首印发行量共十一万册。 ↩

4. 他的代表作，是探讨中国现代化之文化价值观困境的三卷本巨著：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1964, 1965. ↩

5. 海内外众多中文报刊杂志在 2008 年 11 月底，兴奋地报道了“北京的文革档案将于今年底向公众开放”。一个月以后，一份在香港注册但可以在中国内地发行的《凤凰周刊》，宣告“中国大陆文革档案暂缓开放”。至于“暂缓”到何年何月，只有天知道。 ↩

6. 关于麦克法夸尔与中国的渊源，参阅《南方周末－名牌杂志》对我的一篇口述记录：“麦克法夸尔：深知历史者方可预言未来”，2006 年 6 月号，第 94-96 页。 ↩

7. 丁学良：《“文化大革命”是形形色色的人相互报复的革命》，《思想集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 年 9 月，复刊第 1 期，第 153-175 页。 ↩

8. 根据中国历史人口学家曹树基的研究，大饥荒中全国饿死人数最多的是四川省（当时包括重庆），达到 940 万人，不过只占全省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十三，名列全国第二。而安徽省的饿死人数虽然是 633 万，却占全省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十八以上，名列全国第一。详细参阅他的专著：《一九五九——九六一年的中国人口：大饥荒》（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第一版，第 281-283 页。 ↩

9. Malcolm Moore, “Chinese Cop-killer Becomes Internet Hero”, Telegraph, August 27, 2008. Catherine Sampson,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Yang Jia Murdered Six Police Officers. He is not the first killer to attract widespread public sympathy in China”, Guardian, August 28, 2008. ↩

10. 多家英文报刊在文革主要日子的周年纪念采访我的时候，我都是强调这一沉重的历史教训，参阅 Kristine Kwok: “Much Still To Learn From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 The Party's fear of political reform prevents reflection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16, 2006, page A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