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禁书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第十八章 战争的威胁

第十八章 战争的威胁

对于出席“九大”的普通代表来说，林彪看来应是一个理想的接班人。1最重要的是，他是毛亲手挑选的。在周围的超级大国对中国虎视眈眈之际，在中共最伟大的将领之中还有谁更适合站在主席身边呢？事实上，在“九大”召开之时，中苏战争似乎真的有可能一触即发。

苏联式的修正主义——文革旨在中国根除的“原罪”——在一年前发生了令人警惕的转变。1968 年夏，苏联入侵其卫星国捷克斯洛伐克，推翻了由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及其同僚提倡的“具有人道面目的共产主义”。推翻杜布切克政权的理由后来被概括为“勃列日涅夫主义”即莫斯科有权处置任何背叛共产主义原则的政府。虽然这时陷入文革阵痛的北京方面并不同情“布拉格之春”。然而，勃列日涅夫主义隐含的意思却让受到莫斯科公开敌视的中国政府感到极为不安。中国人称苏联的行动和主张是“社会帝国主义”。2周恩来后来同越南共产党代表团谈道：“这开创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干涉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先例。”3

与此同时，传统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南疆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毛发动文革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越南战争不会蔓延到处在内乱的中国。4即使是这样，1960 年代中期他还是下令把重要的工业转移到内地所谓的“三线”。5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经济混乱。日后据中国人自己的估计，共造成了 2000 亿元的损失，6在 1965 年秋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国防（包括“三线”的进一步发展）被列为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 年）的重中之重。7文革很快就加剧了“三线”导致的经济混乱。它也分散了政治、军事领导人在经济和国防问题上的注意力。幸运的是，1968 年 9 月完成了组建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民日报》宣布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虽然这并不标志着动乱的结束，但是在局面相对稳定后，毛及其同事们可以专心思考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了。

他们的最初反应只是修辞上的，但是到 1969 年 3 月，在中苏边境乌苏里江珍宝岛（达曼斯基岛）上发生的严重冲突使他们的谋划工作进入了紧急状态。从 1964 年底到 1969 年 3 月，中苏边界冲突的次数比 1960 年代的前 5 年增加了 150%。但是珍宝岛事件的性质和此前的冲突大不一样，苏联方面大幅度增加了火力。据一位中央情报局前任局长说，美国拍摄的照片显示，“在中国一侧的江岸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苏联人留下的弹坑，看起来就像是‘月球表面’。”8不管是谁挑起了这场事件，中国损失最为惨重。

珍宝岛事件

迄今为止，有关 1969 年 3 月的冲突，我们可以得到的中国方面的说明都是面向大众和外国人的。它们宣称苏联武装“最近……连续武装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进行自卫还击，给入侵者以应得的惩罚，胜利地保卫了我国的神圣领土”。9另一方面，苏联的材料总是坚持说中国人的伏击打响了战斗的第一枪。1990 年代，中国研究冷战的史学家在叙述该事件的方式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含蓄地承认最初的中国说明版本是有问题的。到了 2001 年，俄罗斯和中国学者达成了某种类似于共识的东西——1969 年 3 月乌苏里江上的战斗其实是中国人挑起来的。10

中国在 1969 年公开披露关于该事件的版本是一个重大的宣传策略（也是相当成功的）的一部分。1969 年 4 月“九大”开幕以后，一位军官对少数严格选出的高层听众所作的内部报告（以前没有发表过）证实了这一点。11这位叙述者使用的语言与今天的中国历史学家差不多，但是在当时中国的舆论宣传中被小心地过滤掉了：他把 1969 年 3 月 2 日的事件说成是中国人的一场埋伏。他先是说在战斗的预备阶段，他们发现苏联人“秘密移动了我方的边界标志”。中国方面立即通知苏联人，如果他们把边界标志“往我方移动 10 米”，就会要他们把它们挖出来，移回“30 米”至苏联境内。3 月 2 日，一支 61 人全副武装的苏联部队进入中国领土后中了埋伏，结果被“全歼”。幸存的两名苏联士兵受了重伤，从上下文可以推断出，后来愤怒的中国民兵在把他们抬离战场去接受治疗的时候，把他们“颠死”了。12当时的一份苏联秘密报告称：

在挑衅过程中，中国军队对受伤的苏联边防战士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和残酷的行为。根据现场勘查结果和检查苏联士兵尸体的医疗委员会的专家意见，伤员是被中国人从近距离射中和（或）用刺刀和匕首捅死的。一些尸体面目模糊，无法辨认，其他人的制服和靴子被中国人拿走了。13

3 月 15 日，在中方描述的“报复”行动中，苏联出动了一个营，开进了中国领土。解放军原来的计划是诱敌深入，不料被一名没有经验的新兵给打乱了。当时这名埋伏着的士兵惊慌失措：“他不断地请求开火，指挥员不同意。他就背诵着「毛的语录」‘错误的领导不应当接受’，擅自开火了。”14根据那份材料的叙述，战斗随后导致了双方的伤亡，中苏两方都没有明显占上风。3 月 17 日爆发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战斗，这位叙述者承认“我们从来没有公开报道过”。15在最后这场“更大的报复”中，苏联方面采用了此前中国一无所知的新型坦克以及由一位陆军中校指挥的乘坐装甲运兵车而来的两个营的兵力。也许正是由于解放军在第三场战斗中的经历，导致周恩来在不久后说拥有更多的反坦克武器和高射炮“非常重要”。

不过，这位叙述者在计算苏联军队的规模时可能昏了头。这个规模相对于珍宝岛一平方公里的面积来说是太大了。根据中方后来的材料，3 月 17 日那天苏联只出动了 3 辆坦克，100 名步兵；掩护苏联军队进攻的“猛烈”炮火也许给中国军队造成了最大的伤亡。16中方估计苏军在三场战斗中的伤亡人数“数以百计”（但是没有提供中方的伤亡人数）。周恩来说苏联人在第一次战斗中阵亡 36 人，第二次战斗中阵亡 203 人。但是他没有提到第三次战斗，也没有说明中方的伤亡人数。根据最近俄罗斯的报告，28 名苏军士兵 3 月 2 日和 3 月 15 日被打死。17中方声称抓获了“60 多名战俘”。18

如果真的是中国方面挑起了冲突，那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它又是哪一级指挥策划的呢？根据一份权威的中国材料，为了应对 1968 年 1 月七里沁岛事件，中央军委命令沈阳军区准备利用未来一切时机进行报复。尽管沈阳军区制定了计划，在七里沁岛附近部署了一批精兵，边界上却安静了下来。显然是因为苏联人正忙于在东欧推翻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政府。

1968 年 12 月 28 日和 1969 年 1 月 23 日，珍宝岛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事件。为了响应中央军委一年前的命令，黑龙江省军区（隶属于沈阳军区）提出建议，如果苏联人再敢武力来犯，要给他们一个沉重的教训。沈阳军区批准了这个建议，并上报给北京。随着 2 月份珍宝岛又发生了严重的事件，总参谋部和外交部于 2 月 19 日批准了黑龙江省军区的计划，在中央军委批准了以后——很可能毛本人也在某个时候批准了19——沈阳军区开始进行战斗准备。从三个军中挑选出三个侦察连进行特别训练，人数在 200 到 330 人之间。这些部队参与了 3 月 2 日和 3 月 15 日的冲突。后一场战斗实际上是在北京指挥的，当时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将军正在北京参与筹备“九大”。总参谋部在军方管理的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特别的房间，安装了电话专线，以便让陈直接和前线通话。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处理国际关系，和周恩来进行联系。

3 月 15 日，苏联人开着几十辆车、大约 12 辆坦克，踏上了这个小岛。此时，珍宝岛上没有驻扎中国军队，但是中国方面精心部署了大炮。陈锡联在请示了周恩来的批准后，下令轰炸了半个小时，摧毁了所有的苏联车辆。苏联方面没有派增援部队，而是用炮火进行报复。3 月 17 日，显然是苏联人挑起了第三次冲突。如果中国人希望他们的前两次埋伏能够给莫斯科一个教训，北京现在也认识到，这样的边界冲突会以灾难性的方式逐步升级。这一事件应该促使毛重新思考如何才能最好地保护中国的安全。

这时，边界冲突给了主席及其同事们一个利用爱国热情把人民动员起来的机会。1969 年 3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一个为“九大”议程而召开的高层会议上，周恩来把在乌苏里江发生的战斗和中央领导人在文革中面临的国内麻烦直接联系到了一起：

毛主席说：“面对着强大的敌人，我们能更好地动员起来。”敌人的挑衅让我们把群众动员起来。即使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这样那样的观点，或者分裂成了不同的派别，有的还没有团结起来（周围还有坏人），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做最坏的准备……最坏的情况暴露出来以后，更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20

正如周还透露的，毛关于“动员起来”的批示发表于 1969 年 3 月 15 日的战斗简报上。当然，当时文章的背景不是文革，而是纯粹的军事问题。21

在第一次埋伏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联合社论——该社论由周恩来于 3 月 4 日定稿，并同意发表——题为《打倒新沙皇！》，这标志着一场宣传运动的开展。22在随后的数周乃至数月内，北京的文官和军事领导人在国内大打“国外威胁”牌。不但在媒体上向“广大革命群众”宣传，还关起门来向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和解放军部队施加压力。内蒙古和贵州是两个相关的例子，中央当局下达了措辞严厉的命令，要求结束派系倾轧，“整顿”当地混乱的政策，命令还谈到了问题的紧迫性，呼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23

随着边界冲突的持续，8 月 13 日新疆又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事件。中国人听到了东欧传来的谣言，说是苏联正在与盟国协商，要对中国的核武器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由于苏联卫星国的看法不大可能左右苏联的行动，这些谣言更可能是莫斯科放出来的，是在与北京打心理战，并刺探西方的态度。莫斯科实际上在试探华盛顿的意见。24此前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曾向苏联人暗示，它将在中苏冲突中保持友善的中立立场，以回报苏联队越南北方的约束。但是，到了 1969 年中期，尼克松和基辛格得出结论，苏联人不愿或者不能影响北越领导人。于是华盛顿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向莫斯科暗示它将把对中国的攻击视为对和平的威胁。25

然而，1969 年 9 月，苏联总理阿列克塞·柯西金前往河内出席胡志明的追悼仪式。这就为中苏举行讨论边界问题的高层会谈而避免再次发生重大冲突的危险提供了机会。根据中国的资料，柯西金的一名随行人员提出了会晤的建议，毛同意了，条件是会晤在北京机场举行，作为非官方的中途停留。中方的答复到达河内时，柯西金已经坐上了开往莫斯科的飞机。他又掉转飞机飞了回来，9 月 11 日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面。双方同意进行边界谈判。26但是，谈判的前景并没有驱散中国领导人在 1969 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强烈感受到的来自北方邻国边境的威胁。27

1969 年 3 月，毛两次提醒备战以防苏联进犯。4 月份“九大”的政治报告非常概括地讨论了这一危险。8 月 27 日，在听到东欧流传的有关苏联要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谣言后，中国方面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组织疏散城市人口，给工厂另择新址，鼓励工人和城市居民自力更生建筑防空洞——上海变成一个“大工地，空中扬起了漫天的灰尘，在每条道路边都是成堆的泥土”——28还建起了粮仓和其它战时必要设施。第二天，新疆军民进入了高度警戒状态。29

9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周恩来于柯西金会晤的意义，并得出结论：俄国人正在释放烟幕弹。第二天，毛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20 周年的正式口号上加了一条，以示其关切之意：“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30政治局于 9 月 18 日、22 日再次开会，继续讨论战争的可能性。柯西金的访问被比作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与美国的大使级谈判。日本人的目的是为了骗取信任。许多小事可以透露苏联的意图：柯西金没有保证苏联不会对中国发动核打击；在莫斯科机场迎接他的只是一般官员，这显示苏联领导层不赞成他对北京的和平姿态；苏联外交部和国防部的官员仍然在发布威胁性的言论。毛好像是主持了这些会议，他是赞成这些观点的，于是政治局同意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备战。周恩来通知外交部和其它相关部门，起草疏散秘密文件和档案的计划，动员工作人员。9 月 22 日，他召集了解放军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他在会上说：“目前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备战是新的战略部署。必须确保有备无患。”31

9 月 25 日至 27 日，中央军委召开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等高级军官以及各大军事单位领导人和总参谋长出席的作战会议，研究加强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战备问题。林彪在做总计时，指示会议的中心任务是：“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329 月 27 日，毛泽东接见了军队的首长们。33政治局中忠于林彪和主持军委工作的军队领导人（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林彪的妻子叶群）赞同主席对局势所作的不祥估计。这样一来又证明了解放军干部登上政治体制顶峰的合理性。

另类班子的报告

然而，毛也得到了另外一份由军队高层人物做出的不那么悲观的报告。1969 年 2 月 19 日，毛委派四名兼任副总理的元帅（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元帅、叶剑英元帅此前和当时并不担任副总理——校注）组成一个国际关系研究小组。这些人自从 1967 年“二月逆流”以来一直处于半倒台的状态，虽然组建这个小组不知是谁的想法，但是周恩来暗示这是毛的主意。34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对总理和外交部的不信任，但事实上周恩来是受益的。他们和他是密切共事多年的同志。这些元帅的地位超过林彪集团的将军们，并且毛嘱咐他们思考问题时不要有框框。

起初，这四位元帅似乎没有把这项任务太当真。也许他们认为这只是给过时人物安排的闲差，因为他们都很明白，外交政策一向是由毛来决定，周来执行的。6 月初，周收到他们的第一份报告后，总理劝他们不要把给他们的任务看轻了，要他们在外交和政策上多动点脑筋，因为他自己实在挤不出时间。根据周的说法，毛相信客观形势在急剧地变化，中国领导人的主观认识应该随之而发展变化。周指派了外交部的两名高官来协助陈毅和他的同事们工作，确保给他们提供相关的材料。35这样，总理就控制了提供给这四位元帅的材料和建议，而且他指示陈毅，所有的报告都要先交给他，再转报主席。

在周恩来的推动下，从 6 月初到 9 月中旬，四位元帅共开会 16 次，约计 50 个小时。7 月 11 日和 9 月 17 日，他们分别向周报送了第二份和最后一份报告。该小组重点关注两个问题：谁是主要的敌人，美国还是苏联？战争真的要爆发吗？陈毅小组得出了比政治局当时所具有的看法要乐观得多的结论：苏联或美国进犯的危险不大。两国只是在口头上反华，谁也不想真的动手；欧洲仍然是美苏争夺的焦点。尽管爆发了珍宝岛事件，苏联还是担心侵华后的政治和外交后果。元帅们强调，推迟任何可能的对抗的重要性，以便使中国改善其经济、军事、政治和外交的处境。36陈毅在提交了第二份报告后，口头上向周提出了一个“打破常规”的意见。他建议：既然中美之间的华沙会谈 10 年来一无所获，也许中美有必要举行部长级或部长级以上的会谈，这表明他认为美国人的威胁要小一点。这是中国如何摆脱超级大国包围的一个较早的提示。

国防措施

然而，毛当时忽视了这个分析，悲观主义仍然盛行一时。1969 年 6 月，正当陈毅小组开始思考时，总参谋长黄永胜及其同事们召开了两次会议，考虑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政治局 9 月中旬开会时，毛忽视了陈毅小组的最后报告；事实上，政治局委员们也许并不知道陈毅小组的思考。国防经费比 1968 年增加了 34%，1970 年增加了 15%，1971 年增加了 16%。这给经济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37

过高估计了外来的威胁，同时又过高估计了国内经济的可能性，毛又在幻想工农业生产的大规模增长。产量的显著增长是以牺牲经济平衡为代价的：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把 1970—1971 年描述成“冒进”的两年，这一个词也被用来描述“大跃进”。作为毛对于外敌入侵的战略回答，在西部省份的“三线”地区又掀起了第二次投资高潮，占 1970 年总投资的 55% 以上；1970 年初的计划会议提出了新的战略思想，把全国分成 10 个协作区，每个区都要建立独立的国防工业，这又导致了大跃进式的分散、重复和混乱。38

同时，无政府主义仍然在一些省份盛行，尤其是山西、河南、江苏、湖北；“九大”对于团结的号召没有终止各地纷纷以兵戎相见的内部斗争。例如，在山西，造反派喊着“武装夺权！”的口号破坏铁路，袭击列车，夺取坦克和仓库，构筑武装据点，强迫工人罢工，煽动农民攻打城市。为了镇压这种行为，以便使各省集中精力备战，7 月 23 日中央发出了中发（1969）41 号布告，结果收效不大。8 月 13 日中苏在新疆爆发冲突后，中央于 8 月 29 日发出了中发（1969）55 号文件，命令敌对派别和左派游击组织立即停止战斗。39

结果，1969 年第四季度，各地开始执行周恩来的指示，鼓励全民进行备战，设立指挥部，建造防空洞，组织民兵，把大学和中学从城市中疏散出去。40

林彪的第一个号令

在这种山雨欲来的气氛下，在文革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在家中韬光养晦的林彪视察了首都及周围的战备情况。9 月 30 日，他去了北京的一处机场，下令立即疏散北京地区几个空军基地内的飞机，在机场跑道上设置路障，向机场留守人员分发武器，以防伞兵部队的突袭。这时，中央领导层担心苏联人利用中国国庆节庆祝活动期间发动突然袭击，就像他们对付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在度过危险的时刻后不久，林乘飞机视察了山西和河北的基地。他命令总参谋长黄永胜去位于北京西北的河北省张家口地区，检查在苏联可能来犯的路线上的战备情况。军委办事组将其指挥部转移到了北京西边。周恩来下令编撰和分发有关珍珠港事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闪电袭击波兰、苏联的材料。41

10 月 22 日中苏双方开始边界谈判时，毛担心苏联趁中方放松警惕发动突然袭击。42根据权威的中国史书的描述，主席的判断促使林彪采取紧急措施。43根据另外一份权威的中方材料，林彪遵照毛的吩咐于 10 月中旬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毫不出人意外地一致赞同主席的忧虑，支持他把中国领导人从首都疏散出去的想法。如果主席没有同意，无法想像政治局会做出这样的决定。44主席亲自决定了每人的去处；45他自己于 10 月 14 日去了武汉。46虽然毛的同事们也许会感激他对他们的安全一如既往的关心，但是他们肯定会痛恨他们所到达的地方当局对自己不屑一顾的态度，而这一切又是他们在文革初经主席之赐屈辱受冤的结果。47

按照疏散计划，10 月 16 日林彪飞往苏州，10 月 17 日他下达了六条紧急指示，题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48上文的那些细节对于理解林彪的紧急指示很重要。一个正式负责军委日常运作的人当然有权下达这个指示，要求“武装部队进入紧急戒备，加快武器（尤其是反坦克兵器）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密切注视中苏边界情况。4910 月 18 日晚，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副统帅的第一个号令”为题把该指示下达到解放军 11 个军区、海军、空军和北京卫戍区。50毛为之大怒。

为了解释毛对林的这种首创性所表现出的震怒，日后有许多中国评论家说林是背着毛和中央悄悄干的。51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是主席的主要联络员，他说林彪力图得到毛对这一文件的认可，就先把该文件给总理审核。周拒绝做批示，直接把这一命令给了汪东兴，后者于 10 月 19 日交给了毛。毛读后喊道：“烧掉！”然后，毛要烧此文件，汪东兴说他要留文件的有关部分好去汇报，于是把附信留下了。周从汪东兴那里得知毛为此感到不快后，再度拒绝做出批示，但是他提醒了林有关毛的反应。52

汪自己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是：林在试探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接替毛的领导权。尽管主席没有当着汪的面说自己的副主席的坏话，但是他对这种对主上不敬的行为殊为憎恨。53这种分析与官方的看法保持一致，即林彪在图谋推翻主席，然而它完全不符合林彪在文革中一直以来的行为特征。不管林彪在私下里抱什么看法，正如其秘书所说，他雷打不动的原则是永远紧跟主席。在他不知道主席的想法之前，他绝不会行动或者支持某个观点。

会不会是黄永胜抢先发布了这个命令，以致林没有机会按照自己一贯的做法，先行征求毛的意见呢？这位总参谋长不大可能犯这么简单的一个错误。此外，林彪的秘书说该命令文本先发给了毛，两个小时后在没有遭到否定的情况下再发给了黄永胜。似乎更为可能的是，林彪根据早先政治局的讨论结果，认为他已经得到了毛的授权甚至可能是毛的命令，去提醒解放军苏联有发动闪电战的可能。从其秘书的叙述中可以判断，林彪也许认为自己回到了战时的角色，那时的他习惯于自信地发号施令，以为以后会得到毛的认可，但是当有人提出了要请示毛，他欣然同意了。54

根据这个假设（毛事先已经看过了林的指示），可以肯定的是，激怒他的是其方式而非其内容。他几乎不会为其内容所触怒，那只是他自己的分析的逻辑结果而已。但是，毛可能把它发布的形式，特别是黄永胜安上的标题，看作是对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篡夺。汪东兴也许猜错了林彪的动机，却说中了主席对此的解读。副主席的“第一个”号令的发布表明随后还有一系列的号令接踵而至——事实上当天接着就有三个号令发布55——表明林彪将接替毛的统帅一职。尽管毛的反应传开后，第一个号令作废了，但是不管多么短暂，它已经使解放军全军行动起来：95 个师，大约 94 万士兵，4100 架飞机，600 艘舰艇，大批的坦克和火炮进行了疏散，大量的铁路机动车辆被用来运输人员物资。56不管其目的如何，这个宏大场面向主席展示了他的最高权力基础可以多么轻而易举地转移到其继承人手中。

对毛的震怒至少还有一个可行的解释。主席在中苏边界冲突后大谈珍珠港事件，也许是处于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在文革大势已去之后，把全国动员起来，使所有人都团结在这位革命和朝鲜战争的最高领导人的身后。至于把大人物们从北京转移到安全之地，是为了低调地突出这一点。而且，此举还有一个好处，即把那些可能造成麻烦的同事们调离首都的政治舞台。但是，林彪对毛太认真了，把一个零成本的政治动员搞成了一个大张旗鼓的军事动员，而且还带来了把苏联进攻的幽灵变成现实的危险。毛或许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57

不管毛为什么发怒，如果主席此前没有担心过中国政治的军事化，那么这一事件把体制的现状变成了潜在的人身危险。即使是一个不像毛那样多疑的领导人也有理由感到忧心忡忡了。58

对美国开放

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毛具体从何时赞同那四位元帅有关国际问题的乐观看法。从时机的把握来看，虽然苏联的威胁显然是毛重新进行思考的关键所在，但是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则是枕戈待旦。毛静静地等待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最危险的时刻过去，即苏联代表团的到达和谈判流产后离去。59然而，林彪的号令向毛表明，如果备战仍然是中国的头等大事，解放军及其领导人将不可避免地主宰政治舞台。国防的需求将主导政治进程，扭曲财政预算，打乱社会生活，事实上 1970 年一直是这样的。60只有通过消除困境和恐怖的阴影（这大部分是毛自己造成的），解放军才能逐渐退回到传统的从属地位上去。

对毛来说，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尼克松新政府希望采取一种全新的对华姿态。611969 年 7 月 25 日，尼克松的“关岛主义”表明，这位总统的目标是美国未来将避免像在越南大规模驻军那样卷入亚洲的内部安全问题。尼克松暗示他希望从越南的泥潭中脱身。这样的转变将消除美国在南方对中国的潜在威胁，而确认苏联在北方的威胁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危险。如果通过对美国开放可以化解苏联的威胁，那么就可以降低解放军的作用。国内的压力和国际的机遇让毛觉得打出“美国牌”（尼克松则打“中国牌”）以对抗苏联的时机已水到渠成。

1970 年 1 月 1 日，中国官方媒体在新年贺辞中稍微降低了国防的调子。但是直到美国人在 1 月份的华沙大使级会议上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主席才首次做出了重新评估局势的指示。当时美国方面提议派一个高级特使去北京。在 2 月份的华沙会议上，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但是，在 1970 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中美关系停滞不前，主要是由于美国在 5 月份派军队进入柬埔寨，对此行为毛必须表示谴责。

1970 年 10 月，尼克松要求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告诉中国人，美国准备派高层特使前往北京。12 月初，周恩来答复，表示欢迎。62在那个月的晚些时候，毛向华盛顿发出了进一步的信号。在毛的生日——1970 年 12 月 26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他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观看国庆节游行的照片，然而华盛顿的中国观察家们似乎没有看出其内在意义，也许是白宫不相信斯诺。631971 年 4 月，毛做出了进一步的姿态，允许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进行友谊比赛。正当世界在好奇地想像“乒乓外交”将走多远的时候，幕后的周恩来告诉有关官员，美国乒乓球队的访问开启了中国外交关系的新时代。645 月份，毛同一名外宾讲，世界正超着革命的方向而不是世界大战发展。过了几星期后，中国的宣传机器不再强调战争的危险。65而在幕后，巴基斯坦政府以高度保密的方式继续扮演中间人，中美双方继续进行秘密谈判，从而实现了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问北京所代表的地缘政治的巨变。66

在文革的环境中，中美关系的突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正是由于莫斯科寻求对美关系的缓和，毛才指责莫斯科背叛了列宁的外交政策，即莫斯科不是与帝国主义做坚决斗争，而是搞绥靖政策。他把苏联领导人恢复资本主义的意图说成是修正主义，而发动文革正是为了防止在中国发生类似的倒退。现在，北京自己也在寻求同美国关系的缓和。这就使得它五年前意识形态高谈阔论变得毫无意义。

中国向国内解释这一转变时诉诸毛在中日战争期间的著作。当时他说要与美、英帝国主义一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后者的威胁更大。不过那只是应急之策，就好像苏联的辩解是自己缓和同美国的关系是为了防止在核战争中共同毁灭。在中苏论战中，中国将莫斯科的理由斥之为懦弱和烟幕，并以占据意识形态原则的高低自命不凡。现在，他们也搞起了权宜之计，如果不算懦弱的话，变得审慎明智起来。

然而，1971 年 7 月，亨利·基辛格到达北京，为尼克松的访问进行磋商。此时的中国人应该怎样便宜行事呢？确实，苏联向中苏边界增派了六个配备了战术核武器的师，67但是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已经缓和，只要中国方面不挑衅就会平安无事。到目前为止，苏联的“外科手术式打击”如果不是无法想像的话，起码也不大可能。如果那四位元帅在 1969 年持乐观态度是对的，那么 1971 年的形势甚至更为有利。美国人正在从越南撤出，在中国人看来，他们的原则是以进为退，正如他们在入侵柬埔寨的问题上那样。对北京来说，1970 年代初比 1960 年代末更加安全，它可以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期盼着两个超级大国遭遇厄运。但是，毛做出了别样的选择。

人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苏联之所以招惹主席生气，与其说是“修正主义”，不如说是苏联领导人拒绝把中国的国际目标提升为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一旦毛看到中国有机会在华沙秘密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上取得突破，就像苏联长期以来所做的那样，与美国平起平坐，毛就把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之上？如果是这样的话，林彪有没有提出过异议？这是笼罩在林彪厄运上的许多个问号之一。

林彪于 1971 年 9 月因飞机失事而死于蒙古，5 个月后，毛告诉尼克松：“我国国内也有反动集团，反对我们与你接触。结果呢，他们跳上飞机逃往国外了。”68然而，林彪在文革期间对于外交事务没有多大兴趣，69他在所有发给他的有关中美打开双边关系的文件上只是写了一句：“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指示。”70从周恩来和那四位元帅的态度来看，老帅们（毛在林彪叛逃和死亡后试图培植他们的势力）是欢迎对美国做出开放的，至于表明他的前任接班人是反对它的——毛与尼克松谈话的相关部分会在高层传阅——是为了显示毛对林的抵制是多么的幸运。

另一方面，邀请尼克松访华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正如尼克松在其中国的最后一次宴会上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71林彪私下里对家人说这个政策是灾难性的。72林彪也许觉得中国仍然可以自力更生，如果不能的话，更适合的媾和对象是共产主义的苏联，而不是帝国主义的美国，特别是由于莫斯科大军压境，不管其动机如何，实在是一种威胁。不过，如果这是他的想法的话，那也只是在家中这么说，肯定没有向毛或者其他同事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事实上，毛是林死后，才从林的女儿那里得知林彪对中国向美国开放的疑虑的。73因此，毛表示这是林彪的叛逃原因似乎只是在为自己开脱。问题不在于政策，而在于权力；但是奇怪的是，它是在一场辩论中最终摊牌的，而这场辩论是围绕着一个没有实权的职位展开的。

Footnotes

  1. 比如，曾任刘少奇秘书的水力群认为，接班人必须既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而刘少奇不具备这个条件。载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图书馆资料室：《教学参考》，第 2 册，页 43。 ↩

  2. 北京在罗马尼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节欢庆会上首次对苏联入侵进行了强烈谴责。对有关匆忙的准备情况的描述参见蒋本良：《“捷克事件”与周恩来的“六八”讲话》，《中共党史资料》，第 72 辑（1999 年 12 月），页 36-44。 ↩

  3. 《中外领导人关于印度支那战争的 77 次谈话》［“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Working Paper No.22, Woodrow Wilson Cente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158.］。 ↩

  4. 《起源》，卷三，页 373-377。 ↩

  5. 有关介绍和毛泽东身后的评价，参见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册，页 680-693。 ↩

  6. 诺顿：《文革期间的工业政策》。页 153-181。损失数字是邓力群在 1993 年 11 月 11 日讲话中估计的。参见《邓力群国史讲谈录》，5 册本（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汇编，2000），第 2 册，页 327；根据这份材料，大跃进导致的损失 5000 亿元。兵工厂搬迁到四川后——抗日战争和“三线”建设的结果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后果，该省的红卫兵在武斗中使用的武器是步枪和机关枪，而不是棍棒和石头。 ↩

  7. 郑谦：《60 年代末中国备战秘闻》，载丘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两册本（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下册，页 625-658。 ↩

  8. 转引自詹姆斯·曼：《事关面子：从尼克松到克林顿的中美关系史》［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New York: Knopf, 1999），p.21］。有关中央情报局是如何看待解读情报照片的困难的，参见迪诺·布鲁吉奥尼：《不明身份者》［Dino A. Brugioni，“The Unidentifieds"，in H. Bradford Westerfield, ed.，Inside CIA's Private World: Declassifed Articles from the Agency s Internal Journal，1955-1992（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Pp.8-26.］。有关中方对于苏联在边境上的武器优势的评估，参见陈敦德：《百战将星孔从洲》（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页 366-373。 ↩

  9.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件》（北京：外文出版社，1970），页 93-94。另见总参谋部政治部编：《仇视苏修、藐视苏修、鄙视苏修》（北京，1969），页 42-65。 ↩

  10. 戈登斯坦：《重返珍宋岛：谁开的第一枪，它力何重要？》［LyleJ Goldstein，“Return to Zhenbao Island: Who Started Shooting and Why It Matters？”CQ, no.168（December 2001），985-997.］ ↩

  11. 《珍宝岛情况点滴》，载《“九大”资料汇编》，页 33-34。 ↩

  12. 同上，页 33。该材料称，由于苏联军队已经向莫斯科汇报，在第一次冲突中，苏联方面只阵亡了 31 人，所以他们在是否向中方讨回总计 59 具尸体上举棋不定，因数字太大，会“让苏联政府陷于被动”。 ↩

  13. 出自 3 月 8 日苏联给东德领导人的报告，译文为：“Soviet Report to GDR Leadership on 2 March 1969"，Bulletin（Cold War Inter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Center），nos.6-7（Winter 1995-96），189-190。 ↩

  14. 《珍宝岛情况点滴》，页 33。这个版本和国内百姓听到的解放军年轻战士的英勇事迹差距较大。比较黑龙江省赴珍宝岛慰问团：《反修战备教育报告》，载《“九大”资料汇编》，页 73-77。毛的原话及上下文，见上文第 5 章。 ↩

  15. 最晚到 1989 年，3 月 17 日的第三次战斗在中国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了。参见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 323；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319；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志大事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页 952。 ↩

  16. 参见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319。 ↩

  17. 戈列诺维奇：《20 世纪的俄罗斯与中国：边境》［Y.M. Galenovich, Rossia i Kitai v XX Veke: Granitsa（Moscow: Izograph, 2001），p.311.］。 ↩

  18. 《珍宝岛情况点滴》，页 33-34。周恩来在 3 月 24 日至 25 日的晚间发表了讲话；《“九大”资料汇编》，页 65。有关中苏在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相互指责，参见理查德·维奇：《中苏危机政治：对政治变动和通讯的研究》［Richard Wich, Sino-Soviet Crisis Politics: A Study of Political Change and Communication（Cambridge, 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0），pp.97-112.］. ↩

  19. 据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说，发动报复的命令是经“中央”同意的，这几乎肯定指的是毛，因为林彪和周恩来都不大可能不经主席许可就在这样重大的行动上拍板。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页 492 页。本书对中方反击行动的准备和进行情况的描述主要依据该书页 491-494。 ↩

  20. 《周总理在“九大”预备会结束时传达毛主席指示》，载《“九大”资料汇编》，页 55。 ↩

  21. 李丹慧：《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载张化、苏采青编：《回首文革》，下册，页 918。 ↩

  22.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282-283。 ↩

  23. 《当代贵州简史》编委会编：《当代贵州大事记》，页 325-328；《中共中央批转“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古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1981 年 8 月 3 日，第 1 页，影印件，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 ↩

  24.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 496-498。 ↩

  25. 帕特里克·泰勒：《长城：六位总统与中国》［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An Investigative History（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Pp.54-71］。该书否定了基辛格的回忆录《白宫岁月》［White House Years（Boston: Little Brown, 1979），p.184］中的记述，后者努力暗示白宫一直是反对苏联进攻中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5 年前，尼克松的前任约翰逊曾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试探俄国人而无果；曼：《事关面子》，页 20。另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 496。 ↩

  26.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20-321；柴成文：《周恩来与中苏边界谈判》，载丘石；《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下册，页 659-671；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 499。 ↩

  27. 这里大量借鉴郑谦：《60 年代末中国备战秘闻》。 ↩

  28. 叶庭行：《凄风孤叶》，页 146。1972 年秋，麦克法夸尔与一群英国记者去看了北京早期的防空洞。在其发展高峰，它们号称有医院、电影院、粮库和公共浴室。今天，这些防空洞除了外国游客以外，已是无人问津，但是它们在全国各地容纳了 3700 家旅馆，近 4000 家餐馆、商店以及类似的设施。参见克雷格·S·史密斯：《毛被埋葬的过去：一个奇怪的地下城》ECraig S. Smith，"Mao's Buried Past: A Strange Subterranean City,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6, 2001.］。 ↩

  29.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 498。 ↩

  30. 同上，页 50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66。 ↩

  31.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22。 ↩

  32.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 501-502。 ↩

  33.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24。 ↩

  34. 同上，页 301。有关该小组缘起的一种说法是：周告诉毛，这是一招妙棋，可以让老帅们有点事情做做，因为尽管他们是军委副主席，但毛、林彪都不想让他们染指军队。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 407。 ↩

  35.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281，页 301-302，页 305。有关陈毅小组的活动细节，另见张保军：《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始末》，载丘石；《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下册，页 673-717。聂帅没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这个小组。聂荣臻：《在红星中》［Nie Rongzhen: Inside the Red Star（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88）］。 ↩

  36. 两份报告的摘译见巴努音·余长庚：《文革期间的中国外交》，页 139-144。 ↩

  3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页 347；郑谦：《60 年代末中国备战秘闻》，页 634。 ↩

  38.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361-368。 ↩

  39.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 504。 ↩

  40. 郑谦：《60 年代末中国备战秘闻》，页 636-645。 ↩

  41.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 502。 ↩

  42. 巴努音、余长庚：《文革期间的中国外交》，页 95。 ↩

  4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页 348；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325。 ↩

  44. 廖盖隆：《新中国编年史》，页 326；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 502。《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28）称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日期是 10 月 12 日，然而，这份一般米说内容很丰富的书籍却没有把讨论紧急战备措施列为议题。第二天，周恩来和一批有影响力的政治局委员见到了毛、林彪，防务的议题可以在那时进行讨论。 ↩

  45. 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29。 ↩

  46.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518；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 502；邬吉成：《红色警卫》，页 151。 ↩

  47. 比如，叶剑英在为期 10 个月的离京流放期间内所受待遇；张廷栋：《我陪叶帅走完最后十七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页 53-57。 ↩

  48. 大多数材料在处理林彪这一臭名昭著的命令时，对事件背景不置一辞。这并不出人意外，因它牵涉到了毛、林之间的关系。 ↩

  4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页 348；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页 15，郑谦：《60 年代末中国备战秘闻》，页 641。 ↩

  50.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 124。大多数的中文材料和该书一样称该命令的台头是林“副主席”。然而据林彪秘书回忆，对他的称呼是林“副统帅”。张云生：《毛家湾纪实》，页 319。在中文的历史著作中，两种叫法都有。据知情者 P（当时在边疆服役）回忆，他是在晚上 9 时 44 分在电话中接到命令的。在英文的翻译中，林彪的第个号令通常被不甚准确的翻译》“Order No.1”（它更适宜于译作第一号命令）。后一种翻译听起来似乎较有权威性，不过，两者都传达出了未来还有一系列命令的意蕴。 ↩

  51. 比如，参见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卷，页 1564，该书 5 采取的较温和的说法是：林彪在事先没有征得军委主席（即毛）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决定采取这样重要的措施。 ↩

  52. 高文谦：《晚年周恩米》，页 280。 ↩

  53.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 14-15。 ↩

  54.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页 316-323。 ↩

  55.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 124。第二个号令下达给中国导弹部队，第三个号令给总参谋部二部和三部，第四个给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工办和国防科委。 ↩

  56. 同上，页 125；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 503。该命令甚至传达到了解放军办的“五七”干校；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第 111 页。 ↩

  57. 一份材料甚至暗示，毛根本就没有生气；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 124。 ↩

  58. 毛的医生（他的书中充满了毛患有妄想症的例子）说毛在这一时期对身边的士兵越来越多表示不满；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517-518。 ↩

  59. 俄国人对谈判的描述见戈列诺维奇：《20 世纪的俄罗斯与中国》，页 148-179；作者作为技术专家参与了谈判。有关 1969 年 9 月 11 日周恩来一柯西金会谈的情况，以及其后双方交换消弭未来边界冲突危险的协议文本，见上书，页 125-147。 ↩

  60. 郑谦：《60 年代末中国备战秘闻》，页 642-658。 ↩

  61. 尼克松政府进行试探的细节，参见《理查德·尼克松回忆录》［R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London: Book Club Associates, 1978）］；基辛格：《白宫岁月》，页 163-194，684-787；最近的著作有约翰 - 霍尔德里奇：《跨越鸿——中美关系正常化当事人回忆录》［John H. Holdridge，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 Accoun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1997）］；曼：《事关面子》；泰勒：《长城》。另见乔纳森·波拉克：《对美开放》［Jonathan D. Pollack，"The Opening to America"，in John K. Fairbank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eds.，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5, pt.2（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pp.402-472］；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中美关系：1949-1971》［Roderick MacFarquhar, eds.，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71（New York: Praeger, 1972），Pp.241-257］。中方的观点参见张保军：《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始末》，页 680-685。 ↩

  62. 曼：《事关面子》，页 23-28。 ↩

  63. 泰勒：《长城》，页 86。 ↩

  64.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449-450。周让外交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就是否邀请美国队提出建议，在它们提出否定意见后十分恼怒。但他还是把这一建议上报了毛，并表示自己支持这一看法。毛同意了，但接着就改变了主意；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卷，页 1629-3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 430-432。 ↩

  65. 张保军：《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始末》，页 646-64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没有收录这一谈话。 ↩

  66. 有关记述见注释 61。 ↩

  67. 泰勒：《长城》，页 61。 ↩

  68. 威廉·布尔：《基辛格文本：美中、美苏峰会揭密》［William Burr, ed.，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New York: New Press, 1999），p.61.］。《建国以米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没有收录毛泽东与尼克松的谈话。 ↩

  69. 泰韦斯、孙万国：《林彪的悲制》，页 123-126，该书有力地提出了这一观点。 ↩

  70.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 427。 ↩

  71. 《理查德·尼克松回忆录》，页 580。 ↩

  72.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 427。 ↩

  73. 同上，页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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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胜利者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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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林彪的叛逃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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