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夺权

外地的红卫兵在北京受到主席和群众大会的激励、首都红卫兵的鼓舞，回到了家乡。毛的指示 (“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告诉了外地的激进派该做什么，他们除了“紧跟”中共主席以外别无他念。一份红卫兵小报的社论是“夺权！夺权！夺权！”，采取行动已蔚然成风：特别是学生大显神通，接管了一个个办公室和公章，发布了左的、右的和中间的宣言。很少有人像一个中央部门的领导们那样迟疑，竟然写信给康生，请求他允许他们“夺权”。¹

虽然上海的夺权特别鼓舞人心，但是上海的特殊环境是不能复制的。其它地方没有像张春桥这样的当地人，能够凭着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与军队的支持，回来领导夺权；很少有几个省份，工人有挑战红卫兵而取代红卫兵成为大造反领袖的可能。上海“一月风暴”的直接后果是大多数省份的夺权者都失败了。中央在 1967 年上半年只承认了五个省市——黑龙江、山东、贵州、山西、北京的夺权。1967 年下半年又有三个省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而另外 20 个省在 1968 年以前都没有得到承认。这表明那里试图夺权的人们挑起了剧烈的派性斗争，而中央则认为权力没有真正的从“走资派”移交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中，因而拒绝予以承认。²

毛在和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谈话时似乎暗示，建立新的革命机构时遇到的问题同新权力中心的结构和组织有关：“(我) 起初的想法是从知识分子中选几个接班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我们在处理北京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不够妥当。还要再改组。”³在这个场合，毛的听众们会感到很高兴，因为他们知道“改组”通常导致像他们自己这样的军官的数目相对增加。

第一批革命委员会Copy Anchor Link

黑龙江享有两项荣誉。它是第一个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省——时间在 1967 年 1 月 31 日——其第一书记的精明而幸运足以使其变形成为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样的省份一共只有 3 个，黑龙江是其中的第一个。潘复生闻名全国，并且得到了毛的支持，因为他积极参与各阶段的运动，接见群众，做检讨，使自己与大多数同事保持距离，但是确保省军区司令员站在他的一边。⁴结果，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际，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要担任主任，潘和汪家道将军出任顾问。但是，中央在 3 月份最终认可这个新机构的时候，潘和汪家道分别成了主任和副主任，原来的主任只是落了个常委。2 月 1 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欢呼它的成立是“东北的新曙光”，单独赞扬了革命群众、当地军队、前任革命领导干部的三结合是夺权的理想组织。⁵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政治上不如黑龙江的潘那样机智。他还发现自己与一位同事、省委书记刘格平相形见绌，特别是刘得到了毛和康生的个人支持。⁶刘是回族，他有一个特别值得提及的荣耀，那是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他作为少数民族的中共正式代表发了言。在山西省军区主要领导人的支持之下，刘使自己成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头头，于 1 月 12 日控制了省政府。《人民日报》在 1 月 25 日发表了社论，庆祝了山西的夺权。3 月 18 日中央政府批准成立新的革命委员会。卫恒被关进了监狱，于 1 月 29 日自杀。他是

第三位选择这种方式逃避批斗的省委第一书记。1966 年 9 月，天津的万晓塘在 50 岁之际自杀身亡；50 万人出席了悼念仪式活动，毛批评这是在向党示威，“用死人压活人”。1967 年 1 月 7 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昆明自杀，以此向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进行抗议。⁷周恩来在一周后告诉云南的一个代表团：“经北京去的法医检验后确实是自杀的。阎红彦是一个可耻的叛徒。”⁸

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情况比较特殊，它们在文革之初就经历了夺权。但是，这并不妨碍北京再来一次夺权，既然上海已经做出了示范。用谢富治的话来说，1966 年 5 月对彭真的市委机关接管已经是“在毛主席指导下的夺权”。⁹但是，什么也不能阻止人们在 1967 年 1 月 18 日再次发动夺权。先是三个由中学教师领导的造反组织宣布“接管”了市委，在市委主楼五楼内成立了总司令部。一个小时后，另外三十个由大学生和工人组成的造反组织宣布他们已经夺权，在市委主楼下面的的一楼内成立了接管委员会。局面陷入了混乱，第一批的造反组织事实上成为第二批造反组织手中的人质，一直在市委办公室内部秘密串连的第三家造反联盟，这时就站出来进行调解，组织更有秩序的夺权。1 月 19 日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发表讲话时得知了“胜利”夺权的消息，他表示非正式的同意，立即告诉听众要“庆祝三十多个不同单位的造反派昨晚进入市委大楼夺权”。¹⁰

但是，还要经过三个月的准备工作，4 月 20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才正式举行成立仪式。¹¹毕竟，毛的意图远远不是用一批干部替换另一批干部那么简单。当天活动的高潮是象征性地砸碎了“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旧牌子。吴德 (他保留了北京市统治集团中的二号人物的位置) 说热切的“造反派”这样做“仅仅是一个形式”，但是这个形式却在全国各地一遍又一遍地重现。¹²

恢复秩序Copy Anchor Link

随着 1967 年冬去春来，在毛的支持之下，周恩来采取了大量措施来限制国家政治和经济中的混乱和损失。长途跋涉去革命圣地朝拜的“革命师生”接到通知，由于住宿不足，设施匮乏，那里已经爆发了传染病，他们得马上回家，不要再去那里。外地来京安营扎寨的人们接到通知，他们的免费午餐已经到了尽头。¹³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部门和行业被宣布为革命串连的禁区。¹⁴先是小学的师生们被要求复课，不久中学的师生们也要复课了，再过了不久轮到了大学的师生们。¹⁵新一轮的革命串连被叫停，不过这种叫停的三令五申表明它还没有得到遵守。¹⁶红卫兵们被禁止惩罚党员，没收的财产要归还，成立全国性红卫兵组织的尝试遭致夭折。¹⁷

在以前的运动中下乡务农的城市青年打算抓住文革串连的机会回城。他们接到命令去原先分配的边疆和山区报到。¹⁸跟随工厂从沿海迁移到内地从事“三线”建设的工人和建设者们被要求返回“三线”的工业基地。¹⁹文革开始之际，临时工和合同工是那些想推翻现状的人们的天然盟友，他们的痛苦境遇被归咎于刘少奇，然而他们被告知他们的地位不会立即得到改变。²⁰小时工作日制是不能触动的；矿山和工厂的工人们要利用业余时间来开展文革。²¹所有的工人大概都受到了张春桥支持的上海工人运动的启发。农民们——部分农民利用文革的机会猛烈抨击发展过程中的城乡差别——被勉励“努力夺取春播的胜利”，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夺权被宣称是不受欢迎的。²²

2 月 26 日到 3 月 25 日，在周恩来、叶剑英召开的军队干部会议上，负责监督第三个五年计划 (1966—1970 年) 的副总理李富春美化了经济形势，尽管问题正在浮现出来。李称 1966 年的农业生产增长了 7%，工业产量增长了 22%。²³但是，在 1967 年头两个月，三大主要产品 (钢铁、煤炭、石油) 的产量比 1966 年的同期有所减少，原定的计划目标没有实现，原因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破坏”，以及工人们“离开生产岗位的时间稍微多了点”。不过，这些基准产品三月份的日平均产量超过了二月份，这让李又鼓起了信心。1967 年的年度计划已经向中央企业下达了；至于各地方的企业是否知道和执行这些目标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李在讲话中列举了 1967 年的主要目标，他号召在座的各省领导人加快实施计划。文革后的官方统计资料表明，让毛欢欣鼓舞的“全面内战”对李所抱有的希望造成了多大的破坏：工业生产原定增长 16%，实际下降 14.9%；农业生产预定增长 6%，实际只有 1.5%。²⁴到了六月份，李富春被迫面对现实，他宣称“武斗”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特别是在煤炭生产和铁路运输方面。他要求对煤田和重要港口进行军管。²⁵

对李的听众中那些军官而言，尤为重要的是文革对“三线”的冲击。代价昂贵的“三线”计划也许躲得开美国轰炸机，却躲不开红卫兵。李说发生了“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重大停工事件”。在他看来，就像中央一样，地方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工业、农业和商业实施军管。²⁶

同国家安全部门一样，中共中央机关、公安部、财政部、外交部、计委、经委、建委、科委、银行以及国家新闻宣传媒体都被公布为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禁区，外人被勒令离开。²⁷机密文件的保护得到了加强，保护国家财产成为了命令。²⁸

解放军的作用Copy Anchor Link

解放军被赋予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它必须保卫国家安全，确保表面上残存的一点法律和秩序。同时，在早期夺权的过程中，它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夺权成功的关键不是党，不是红卫兵，甚至不是“造反工人”的组织，而是解放军的参与。即使是在上海那样的特别有利条件下，张春桥也亲口说不能夸大中央文革小组的作用，左右事态发展的是“上海警备区首长下了坚决的命令，谁要砸这牌子 (上海人民公社办公处) 是反革命，抓起来！”²⁹哪里的省军区和党中央支持同一批所选择的领导人和群众组织，哪里的夺权就成功告捷，毛预言的“内战”就很短暂。哪里的省军区和党中央没有取得一致，哪里的夺权就失败告负。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解放军的举动都是影响文革进程的最重要的因素。

到 1967 年 1 月的第三周为止，每个小时都有此类情报送达毛的案头，既有来自中央文革小组的，也有来自解放军渠道的。1 月 21 日，这位中共党主席从有关合肥市的紧急报告 (按照正常的行政程序，应从安徽省军区上报到南京军区，再到中央军委，最后到林彪手中) 中得知，“首都三司”在合肥担当联络员的红卫兵们准备组织一次群众大会来批判省委第一书记，并且在实际上宣布“夺权”。红卫兵们说，如果安徽省军区不派部队来支持他们，就说明解放军不支持文革。³⁰毛阅完报告后，写了一个简短的条子给林彪，告诉自己这位最亲密的战友“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³¹两天后，毛的命令成了官方政策，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发 (1967)27 号文件宣布：“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³²

然而，这样一种权力带来了不利结果。解放军不可能仅仅起一个解围的作用。它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大动乱，带来了深刻的政治上和体制上的后果。早在 1966 年 10 月 5 日，林彪就打开了解放军内部的水闸，让军事院校的学生享有和红卫兵同样的权利。³³到一月份，各军区传来了高级将领们遭到军校红卫兵冲击的紧急消息。南京军区司令员少年时曾在少林寺出家习武，1927 年加入了红军，他在酗酒后威胁道，谁敢来抓他，他就格杀勿论。功勋卓著的福州军区司令员曾经在朝鲜战场上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他警告说，如果局面继续失控，他就要上山带人去打游击。³⁴

林彪不允许自己的权力基础像刘、邓那样遭到侵蚀。在 1 月 19 日到 20 日军委扩大会议之后，23 日与会者向林、毛联名上书 (“请示报告”)，要求采取措施恢复军队的秩序。第二天，军委副主席之一徐向前元帅到林彪家中亲口证实事态十分紧急，恳求采取某种行动。林同意了。高层召开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议，起草了一份命令，一部分文字来自军委的“请示报告”，一部分是由林和元帅们一起所构想出来的；接着又由中央文革小组进行政治修辞上的润色。1 月 25 日，林彪把它交给了毛，同时写了个条子请毛予以批准。毛不像解放军那样紧张，他要求周恩来对此进行修改，提出意见。1 月 28 日，该项命令最终下达，毛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所拟八条，很好，照发。”³⁵

这份命令措辞含糊，不过总的核心还是要维护法律和秩序。它明确规定禁止“冲击”任何军事设施，不准“任意抄家”，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³⁶周恩来后来说它是一个“保护军队”的命令，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他是正确的。³⁷这份命令在限制运动中的“群众”方面的举措太让人吃惊，以至于 1 月 28 日晚，印刷工人从军委那里接到这份命令后，认为这是伪造的，拒绝印刷。直到他们看到了毛书写的批示，才肯印刷。³⁸毛也不反对让解放军部分地远离平民百姓的干扰破坏：解放军毕竟还是毛的制度的基础。根据叶剑英的说法，毛并不想在所有的军区同时开展文化大革命，他想把军内的运动和军外的运动分离开来，并且想要推迟那些与敌国接壤的军区的运动。³⁹西藏区委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受益于后面这一条。⁴⁰

这份军委命令的第一段改变了过去不介入的规定，指示指战员们可以镇压右派分子、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⁴¹这份命令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说明如何鉴别哪个组织是左派，哪个组织又不是左派。然而，这份命令的直接后果却造成了地方上的司令员们把它理解成要限制文革造成的混乱。他们以极度的偏见来维持“法律和秩序”，对此军委有时事先知道，有时不知道。

“三支两军”Copy Anchor Link

要让解放军承担起这类含糊的任务，必须要恢复其内部纪律。这正是军委在 1967 年初下达的众多命令的主题。⁴²相对于社会其它方面而言，解放军的任务是恢复社会的稳定，它经常扮演类似救火队的角色，⁴³同时确保文革派大出风头。1967 年 3 月 19 日，军委提出“三支两军”的口号最终具体化了这一政策。命令军队要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⁴⁴中发 (1967)85 号文件中的一个例子说明了所谓军训在实践中的含义——一支解放军部队扭转了天津一所中学的局面，可能是通过军训，更有可能是仅仅驻扎在校园里，禁止一切胡言乱语。⁴⁵军管意味着把一个部、一个省或一个地区置于军队的管理之下，由指挥官来恢复秩序。根据这一政策，先后有大约 280 万官兵被调派到不同岗位上尽力尽责，直到 1972 年 8 月该政策被废除，部队人员返回原单位为止。⁴⁶文革后，解放军军官们错愕地发现他们要为其间执行这一政策的过头行为作出自我批评。⁴⁷

中央并不总能选中合适的解放军军官来有效地控制局面。3 月 24 日，刘贤权受命去组建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4 月 13 日又被调到了党组织和解放军都已四分五裂的内蒙古。⁴⁸中央也在安徽和广东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还恢复了安徽的一个激进派群众组织的声誉，⁴⁹指责成都军区为保守派群众组织所蒙骗。⁵⁰山东省军区批评自己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毛表扬了它的态度，“非常好！正确。开了好头。值得学习。”然而，解放军的指挥员们不可能完全恢复秩序，更难的是，要鉴别真正符合毛主义的群众组织，要在势不两立的派别中与中央文革小组做出同样的选择，下面这个四川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一名解放军军官射杀了一位手无寸铁的内蒙古师范学院的学生，后者当时正在内蒙古军区司令部门前示威。⁵¹在河南省开封，解放军陆军第一军的部队向示威的民众开枪。⁵²在四川，“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等两大激进组织的成员和支持者，他们联合起来，把成都军区总部包围了六天七夜。解放军在得到北京方面的同意后，立即还以颜色，在四川省内的镇压行动中逮捕了近 10 万名“造反派”。⁵³造反派们发现自己不但没有以“革命左派”的名义掌管四川，反而身陷囹圄，倍受折磨，当时一份同情他们的材料是这样记述的：

他们忍受了所有你能想象得到的痛苦，12 个人关在一个三米见方的牢房内，共享一个尿壶，一个洗碗的盆子；牢房内非常拥挤，⁵⁴即使是蹲着也几乎不能移动。有人被关在地下牢房内，没有阳光，也根本不能动。吃的东西比猪食还差……监狱长告诉他们：“红卫兵是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你们在这里永远也不可能恢复名誉，唯一的办法是去台湾或者美国！”⁵⁵

差不多过了两个月才开始有一些骨干成员陆续恢复自由。4 月 20 日，四川省军区司令员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截止当时为止，已释放被逮捕人员、拘留人员共 27865 人。毛对此的反应是，显然四川捉人太多了，但是“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⁵⁶

将领们越是远离实际，越容易相信自己只不过是“消除革命道路上的障碍”或打击“阶级敌人”。普通战士们很希望自己同样有选择的余地，然而却没有。对于许多人来说，射杀一个手无寸铁、高喊“共产党万岁！”的老百姓实在为人情所难。⁵⁷在西宁《青海日报》报社发生流血冲突后，一位幸存的红卫兵从狱中看守他的解放军战士那里得知，在这次冲突前夕，许多战士都哭了。“我也哭了”，红卫兵回答道。结果那位战士向他解释，“他们哭的原因不同。他们知道枪击才刚刚开始。”⁵⁸据官方估计，在这个场合开枪的后果是，“群众中有 169 人死亡，178 人受伤，部队有 4 人死亡，26 人死亡”。⁵⁹

西方历史著作对此的观察是：“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直到军队介入才恢复秩序”，⁶⁰但是接踵而来的是像西宁那样的屠杀，有关的准确情况直到今天还争辩不休。对于某些案例，官方在文革后希望出版一部“正史”，而这一目标很难得以实现。比如，前面提到的青海日报社是如何结束被占领状态的。1980 年代后期，解放军的一位历史学家出版了一部文革史著作，提到此事件时说，红卫兵占领了报社后，接着就

大搞打、砸、抢、抄、抓，对报社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几个人被活活打死。非法强占报社的个别人，还呼喊反革命口号。他们拥有一批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做工作的解放军战士进行武力威胁。……占据报社的人向部队开枪寻衅，部队被迫进行反击，一些人被当场击毙，其余的人被驱出报社。⁶¹

出版于 1990 年代一部官方的中共青海省史，对此事件的评述却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在 (青海省军区司令员) 刘贤权的支持之下，一部分反对 (对《青海

日报》进行) 军管的人，把军管组的人从墙上扔出来，抗拒军管，这激起了广大部队指战员和群众的愤怒。2 月 23 日，报社内外的人越来越多，在局势异常混乱的情况下，部队战士不慎枪支走火，误伤了自己的战友数人，误认为是占领报社的“八一八造反派”先对外开枪射击，遂导致了部队开枪。部队现场指挥所的负责人虽未下令开枪，但在部队开枪后，没有采取果断制止措施，以致酿成“三二三”流血事件。⁶²

这次屠杀 (每死 1 名士兵，同时要死 42 名士兵，这个比例说明了一切) 结束了，但是受伤的造反派和无辜旁观者的苦难还没有结束。有的医院拒绝救治那些坦承自己被解放军射中或打伤的人。⁶³1967 年 3 月，中央在北京进行调查时获悉，一个女孩当时身中 3 发子弹，躺在那里，医务人员首先问她是谁开的枪。“那个人讲，‘你说是八一八 (造反派) 打的，我给你养伤治疗，你讲 XXX(解放军) 打的就送你进监狱。’”那个女孩惊恐万分，但她还是说了真话，她确实看到战士向她开了枪。结果，她被送到了监狱，而不是去就医。⁶⁴

3 月的下半月，毛断定，“造反”力量和军队——前者是他鼓励的，后者是他支持的——之间的微妙平衡开始被打乱。中央文革小组驻各地记者发来的信息以及中央调查的结果，加强了他的信念。青海的赵永夫成了替罪羊，罪名是发动了反对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的“反革命政变”，对群众革命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赵永夫被单独囚禁起来，等候审判，但是解放军在青海省里的地位得到了加强，以刘贤权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来治理青海。⁶⁵

内蒙古在大规模清洗军队领导人的同时，从一个独立的大军区转变成了毗邻的北京军区下属的一部分。在四川的问题上，中央所下的判断是解放军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这一决定深受怨恨。⁶⁶在新疆，新疆区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身处与敌对国家苏联接壤的前沿，同时兼任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这都让人羡慕不已，但那里也发生了一场死 31 人、伤 107 人的冲突，对此王本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解释迥然不同。⁶⁷地方大军区首长们与北京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这些冲突，表明毛主义那无法理喻的联盟表面的团结已经出现了裂痕。

4 月 1 日，毛表达了他对解放军在各地表现的关切，他在处理安徽省问题的中发 (1967)117 号决定稿中加上了一段话：

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⁶⁸

毛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不限于安徽一隅。为了准确地阐明这一观点，中央办公厅于 4 月 5 日发布了后续文件，特别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的口头传达”中发 (1967)117 号文件。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发现，由于准许解放军恢复秩序的缘故，许多地区其支持者正在偃旗息鼓。二月份，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对他们的武汉造反同志的活动进行了调查；4 月 2 日，《人民日报》在其报告的基础上发表社论，支持遭受围攻的左派。⁶⁹

这一社论的标题是“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这也许刺激到了林彪，在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来访后，林决意提升其作为左派的声誉。据林彪秘书的回忆，迄今为止，林彪一直使自己远离全国的动荡，但是现在他认为必须更换 1 月 28 日的军委 8 条命令，于是在运动的推动下他起草了 10 条命令。⁷⁰毛对此表示积极赞同，于 4 月 6 日正式下达这十条命令。此前的八条命令倾向于让解放军来维持秩序，新的十条命令则调整了平衡，向造反派做出了倾斜。它明令解放军禁止向群众组织开枪；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给其定性现在是中央的特权，反对解放军并不是确定群众组织政治性质的标准——对于过去冲击过解放军的造反派不进行追究。过去违反了这十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⁷¹

江青在一个由其丈夫审定的广为传达的讲话中，讲清楚了该怎样理解军委的新命令以及它与此前的命令又有着怎样的关系。⁷²江青解释道，1 月 28 日的军委八条命令是旨在“拥军”。另一方面，4 月 6 日的十条命令，则旨在提醒军队要“爱民”。⁷³她坚持说这两个命令没有任何矛盾。这两个文件的“精神”是一致的。任何人想引用一个去破坏另外一个，要么是“坏人”，要么是“犯错误”的同志。⁷⁴

根据王力的看法，新命令下达后，各地爆发了反解放军的骚乱。毛试图通过“拥军爱民”的口号来调和这种矛盾，它被引用在媒体上，写在布告栏上，刻在毛的像章上，甚至印在解放军的武器上，毛力图使解放军和造反派既往不咎。5 月 26 日，周恩来、康生、王力在同激动不已的内蒙古造反派、解放军军官交谈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周说：“死了人就不要太追究 (谁要负责) 了”；康生持同样的看法：“现在的话，那个该死，那个不该死就不要追究了”；王力直言：“革命就是要死人的”。⁷⁵

显然，中央文革小组必须要限制在各地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将领们，否则它的支持者将一败涂地。它还试图在解放军内扩大影响。1966 年 2 月同江青协作起草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刘志坚，在对自己从文革开始以来的所谓“路线错误”进行检讨后，被迫于 1967 年 1 月 4 日辞职下台。他的总政治部副主任一职由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名活跃成员关锋来接替。⁷⁶1967 年 1 月 11 日，全军文革小组进行了彻底的重组，它名义上由徐向前元帅领导、实则由新任“顾问”江青控制，江青又安排关锋担任副组长。⁷⁷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是徐向前的主要副手，但是没过八天，他也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冲击，从此消失了。⁷⁸

毛和江青还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对《解放军报》的运作施加了他们的个人影响，他们的女儿李讷刚刚进入该报社当见习记者，就伙同七名同事从总编辑胡痴手中“夺了权”。由于李讷自封的造反突击队同意排除“群众组织”的干扰，军委很快投桃报李，将其定为该报正式的“群众监督组织”。林彪在一封贺信中对该突击队成员说：“我坚决地支持你们。‘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⁷⁹

江青和林彪在文革初的携手协作对双方都是相当有利的。但是，随着夺权的进行和中央文革小组寻求在解放军内占据一个立足点，他们的利益和目的还是分道扬镳。然而，当时他们还必须面对共同的敌人。地方上的夺权及其反复导致了保守派和非军方的激进派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危机。1967 年 2 月，在中南海，中央文革小组与军委、与国务院的一部分领导人终于爆发了直接正面冲突。

FootnotesCopy Anchor Link

1. 《文革简讯》，第 39 期（1967 年 2 月 9 日）。 ↩

2.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于 8 月 12 日，内蒙古成立于 11 月 1 日，天津 12 月 6 日。有关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间表以及创立时的领导人，参见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页 183-186。 ↩

3. 毛与阿尔巴尼亚来宾的谈话记录，作者藏中国日记第 10 号中的记录稿。 ↩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179-182。 ↩

5. 张向凌编：《黑龙江四十年》（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页 345-355。 ↩

6. 《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750-753。 ↩

7.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277、285。 ↩

8. 浙江师范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部分资料汇编（3）》，第 3 册，页 143。 ↩

9.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中央首长讲话》，第 2 册，页 109。 ↩

10.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辑》，页 254。 ↩

11.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中央首长讲话》，第 4 册，页 192。 ↩

12. 《中共文件》，页 225-229。 ↩

13. 同上，页 231-232。 ↩

14. 同上，页 233-236，页 319-324，页 341-345。 ↩

15. 同上，页 377-378，页 429-430。 ↩

16. 同上，页 271-272，页 379-381，页 277-279。 ↩

17. 同上，页 299-302。 ↩

18. 同上，页 311-314。 ↩

19. 同上，页 303-306。在京的外国人描述了合同工突然涌入北京及其短暂的影响，参见大卫·密尔顿、南希·密尔顿：《风不止》［David Milton and Nancy Milton, The Wind Will Not Subside（New York: Pantheon, 1976），pp.186- ↩

20. 《中共文件》，页 369-375。 ↩

21. 参见 1967 年 1 月上海郊区农民归纳的 35 苦，转引自《每季大事与文献》，《中国季刊》，第 30 期（1967 年 4-6 月），页 207-209。一位文革初在北京居住的英国共产党员评估了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的穷困，参见戈登：《自由是一个词》，页 78。 ↩

22. 《中共文件》，页 329-333，页 347-350。 ↩

23.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郑州：河南二七公社郑州革命职工联络委员会文教卫生分会，1967），页 3。 ↩

24. 《学习文件》（无出版者，1967），页 31-35；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页 10。 ↩

25. 到 6 月份为止，68 个中央直属煤矿都已经实施了军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六）》，第 2 册，页 265。 ↩

26. 《学习文件》，页 31。 ↩

27. 《中共文件》，页 335-338，页 361-363。 ↩

28. 同上书，页 307-310，页 365-368。 ↩

29. 陈识金：《将军卷进漩涡》，页 1-4，页 12-14。 ↩

30.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194 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 197-199。 ↩

3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集》（无出版者署名，1967），页 93-94。 ↩

32. 沈迈克：《中国的文革》，页 52-53。 ↩

33.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132-133；张云生：《毛家湾纪实》，页 42-43。 ↩

34.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页 76。 ↩

35. 江波、黎青编：《林彪 1959 年以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页 171-18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 190-206。 ↩

36.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262。 ↩

37. 《中央首长关于河南问题的指示及赴京汇报纪要汇编》（郑州：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郑部队支左联合办公室，1967），页 112。 ↩

38. 葛楚民：《徐向前在“文革”中的二三事》，《百年潮》，2001 年第 11 期，第页 40。 ↩

39. 《大海航行靠舵手》（无出版者署名，无出版日期），页 110。 ↩

4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218-219。 ↩

41. 《中共文件》，页 258-259，页 262。有关军队在革命委员会组建过程中的作用，参见约尔根·多姆：《中国的国内政治 1949-1972》［Jirgen Domes，The Internal Politics of China, 1949-1972（London: Hurst, 1973），pp.200-205.］。 ↩

42. 《中共文件》，页 237-241，页 243-245，页 247-269，页 273-276，页 281-291。 ↩

43. 《每季大事与文献》（1967 年 4-6 月），页 215。 ↩

44.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361。 ↩

45. 《中共文件》，页 351-360。 ↩

46.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治工作教研室：《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简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以下称国防大学：《七十年》），页 550。 ↩

47. 阿拉斯代尔·伊安·约翰逊：《军队的整党（1983-87）》［Alastair Iain Johnson，“Party Rectification in the PL.A, 1983-87"，CQ, n0.112（December 1987），591-630.］。 ↩

48. 《中共文件》，页 383-387，页 415-419。 ↩

49. 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出任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钓出任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同上，页 389-395。 ↩

50. 同上，页 389-395，页 431-438。 ↩

51. 同上，页 457-459。 ↩

52. 吴迪：《内蒙古文革：未刊史著选粹》［W. Woody, The Cultral Revolution in Inner Mongolia: Extracts for an Unpublished History（Stockholm: Center for Pacific Asia Studies, Stockholm University, 1993），p.i］；沈迈克采访“呼和浩特三司”前任成员，1991 年 12 月。 ↩

53. 《中央首长关于河南问题的指示及赴京汇报纪要汇编》，页 72。 ↩

54. 《当代中国的四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页 192-193。军委批准抓人的电报文本载《文革简讯》，第 67 期（1967 年 2 月 22 日）。 ↩

55. 《反到底通讯》（上海：交通大学），第 12 期（1967 年 5 月 2 日）。 ↩

5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314-315。红卫兵提到，有一项调查声称秘密设定的目标是：逮捕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十到十五。参见《东方红》（成都：北京工业大学），号外，第 2 期（1967 年 7 月 2 日）。 ↩

57. “一直保守秘密，直到战斗前夕才（向士兵们）口头传达”的是何种命令，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222-223）可以窥见此中消息。 ↩

58.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中央首长讲话》，第 3 册，页 214。 ↩

59. 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文革”时期怪事怪语》（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页 273。 ↩

60. 参见何汉理：《危机中的中国政府》，页 149。 ↩

6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04。 ↩

62. 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青海省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组织史资料》（西宁，1995），页 124。 ↩

63. 1989 年 6 月，对北京市中心的示威者开枪后，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

64.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中央首长讲话》，第 3 册，页 215；事件发生后，中央军委立即向有关部队道贺，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 204 页。 ↩

65. 赵永夫后来成为了反面典型，以防其他高级官员采用同样粗暴的手段来对待左派。《中共文件》，页 383-387，页 408，页 411。 ↩

66.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03。 ↩

67. 同上，页 202-203。早在 1966 年 9 月，毛就同意在新疆采取温和的办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122-123。1967 年 1 月 27 日，周恩来告诉新疆的造反派，根据中央的决定，新疆军区的文革已经结束了。《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17-118，页 120。 ↩

6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305；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第 1 册，页 317-324。 ↩

69.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〇事件亲历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页38。 ↩

70.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页 105-108；另见《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994。 ↩

71. 《中共文件》，页 407-4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306-309。 ↩

72. 同上，页 310-313。 ↩

73. 就在解放军奉命要保护人民的同一天，对刘少奇的侮辱又升级了。一个造反派组织告诉他，从此以后，他要自己做饭，冲厕所，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陈东林、杜蒲：《共和国史记》，第 3 卷，页 238。 ↩

74. 《江青同志讲话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页 49。 ↩

75. 《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两册本（呼和浩特，1967），下册，页 67。 ↩

76.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283。 ↩

77. 同上，页 284。1966 年 11 月末公布了江青的任命；同上，页 280。 ↩

78.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页 144。 ↩

79. 园丁：《肖力与解放军报夺权风暴》，《百年潮》，1999 年第 2 期，页 4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