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禁书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第十二章 武汉事件

第十二章 武汉事件

1967 年夏天，中国陷入了毛后来描述的“全面内战”，最初敌对派别用的还是棍棒、大刀，但是很快就用上了机关枪和大炮。1根据毛的说法：“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1967 年 7 月和 8 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2林彪在 1967 年中期说道：“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3

在前一年 12 月的生日宴会上，毛为内战的来临而欢呼。而现在的他——或者说其实是周恩来——必须要应付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实际威胁。45最危险的事件出现在华中，它表明解放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基本联盟存在着分崩离析的危险。

华中告急

武汉三镇 (武昌、汉口、汉阳，为长江及其支流汉江所分开) 是湖北省的省会，华中最重要的工业城市。6它拥有的人口在中国城市排名第五，1967 年达到了 250 万人，它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交通枢纽，上海至重庆的长江航运、北京到广州的铁路交通都在这里交汇。

武汉也是下辖河南、湖北两省的武汉军区总部所在地。1967 年任军区司令员的是陈再道上将。根据红卫兵的揭发，陈将军在解放军中以好色闻名，1963 年武汉军区曾特别召开常委会处理他的“生活作风问题”。7然而，陈是湖北本地人，他喜欢吹嘘自己是“大老粗”，是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8这种自我标榜也许决定了他在武汉事件中的所作所为。

武汉具有革命的历史，它是 1911 年一举推翻中国两千年帝制的共和革命的首义之地。它在文革的传奇中也占据一席之地，那是因为 1966 年 7 月，毛正是在这里的长江中游泳的。那天陪同毛下水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被主席调到了北京，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利用这个重要的职位向省内的下属通风报信，让他们避开文革的漩涡。9但是，随着 10 月底王任重以及 1967 年初陶铸的下台，当地的党的官员就只能指靠自己了。

1966 年秋天，武汉当地分裂成两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最初的红卫兵大多数都有很“好”的阶级出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即著名的“二司”) 成员则来源更加广泛。后者更敢于对抗当地政府。在他们咄咄逼人的活动鼓动之下，工人们联合学生，实行自治。11 月 9 日“工人司令部”成立，此后工人组织纷纷出现，有些属于激进派，有些属于“保守派”。10

到了 1967 年 1 月，武汉据说出现了 54 个不同派系的红卫兵组织——重要的是对组织的忠诚，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取向——省市党组织的士气一片低落。虽然工人和学生的造反派组织一起商议成立“武汉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以开展夺权，但是在权力和地盘的问题上，双方的联合破裂了，互相指责对方是“托 (洛茨基) 派”。11渐渐地三家主要造反派组织出现，他们是：武汉最大的学生组织“钢二司”；人员达 48 万之众的“钢工总”；以及“钢九一三”，其成员主要是武汉钢铁公司和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的工人。他们最终联合成立了“武汉三钢”。

随着混乱的升级，陈再道的势力控制了银行、监狱、粮仓、仓库以及重要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湖北广播电台。表面上，解放军是在执行“支左”的任务，如同中国其它地方一样。问题在于：谁是左派，谁是要镇压的敌人，用列宁主义那更为严格的术语来说是：谁？对谁？

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 2 月份主要是在北京参加军委会议。陈特别记录下了毛和周的建议。毛告诉解放军的司令员们要通情达理，在造反行动面前要退让一点，如果不行的话，就来硬一点的办法，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分子。周最关心的是生产，他告诉陈、钟二人：“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12武汉的将领们把这些话当成了让他们努力恢复秩序的尚方宝剑，更何况连中央文革小组都警告武汉造反派不要攻击解放军。结果，3 月份，陈再道大肆抓人，不断施压，取缔了“钢工总”，逮捕了其两、三千名骨干分子，策划打垮主要的激进学生组织。13

陈同时加强了对军中不稳定迹象的控制，他争辩说，造反派组织的活动如果妨碍了军区指挥的政治和后勤系统平稳运作的话，根据军委 2 月 11 日发布的七条命令，他就有权取缔和解散这些组织。142 月 21 日凌晨 1 点，陈的副手杨秀山带领了不少于 5 个营的兵力，袭击了汉口高级步兵学校，解散和围捕那里的两个造反派组织成员。杨宣称中央军委是支持这次行动的，因为调动哪怕是一个连的兵力都要得到军委的准许。更大的一支兵力 (三个团) 控制了解放军空军雷达学校，那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师生员工成立了“红色造反司令部”。逮捕行动在武汉军区所属的十多个军事单位展开，包括在河南省的信阳步兵学校和解放军空军 005 部队。15

以干部和积极分子为主的保守势力却越来越大。牢记周的指示和毛的口号，陈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实际上是一个新的省级政府。毛的理念是所有这样的新生组织都必须是解放军、造反派和老干部的“三结合”，但是在武汉，造反派被弃置一边，老干部们保持着习惯性的角色。到了 3 月底，陈可能是带有挖苦意味地宣称：“我们成功地粉碎了一场反革命逆流。目前无产阶级革命者正在形成大联合，右派组织土崩瓦解，一小撮机会主义者篡取的权力被夺了回来。武汉的文革形势非常好。”16

与此同时，北京对反馈回来的问题做出了新的判断。许多人认为 4 月 6 日发布的军委十条命令意味着可以任意冲击解放军。军委紧接着《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社论之后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让陈再道目瞪口呆，武汉是军委的上述两个文件直接影响到的城市之一。17学生造反派抛开了彼此之间的派系争斗，重新团结在一起，上街批判陈是“二月逆流”的现行代表，称他是“武老谭”。军训队伍被赶出了高校。主要的报社机关被占领。陈再道和钟汉华则于 3 月下旬再次去北京参加军委的另一次扩大会议，4 月 19 日，在他们的要求之下，中央文革小组听取了他们关于武汉局势更为准确的汇报，而此前中央文革小组是从其派驻当地的记者那里获取情报的。

对这两位将军来说，这场会面尽管是一次胜利，但是他们未能高兴几天。武汉军区澄清了自己没有犯路线错误。中央文革小组则劝说造反派不要攻击解放军。对陈再道来说不幸的是，武汉的保守派未经批准就散布了这条消息，这让江青又转而反对他。中央文革小组放弃了自己的承诺，收回了 4 月 19 日会议的所有会议记录。在所有参加军委会议的人员当中，只有陈和钟没有受邀参加五一节的庆祝活动。武汉的局势越来越混乱和具有爆炸性。江青和陈再道的商定没有得到什么正式认可。保守派和造反派都可以宣称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站在自己一18

百万雄师

武汉两大派都组成了多派别的联盟。保守派把 53 个组织拉到了一起，5 月中旬成立联络站，6 月 3 日更是成立了司令部。这个庞大的组织取名为“百万雄师”，号称有成员 120 万人，主要来自党 (武汉百分之八十五的党员加入了该组织)、政府、工会、共青团的干部，此外还有老工人、军人、积极分子等普通百姓。其中有部分工人来自武汉市人民武装部于 1 月份成立的“红人武”，他们就担当了“百万雄师”的武装组织。在学生中支持“百万雄师”的精英主要从事情报和宣传工作。他们是“特别行动委员会 (特动)”的成员——和北京的“联动”一样，武汉的“特动”也是由高级官员和解放军高级军官的子女们组成的。

陈再道在其回忆录中否认自己参与组建了“百万雄师”，宣称自己当时甚至不知道不知道它的领导人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模样。19这一说法不大可信，因为“百万雄师”的领导人王克文是武汉市委书记处书记、武汉市副市长，而他的副手是武汉市委组织部部长辛甫。20陈的另一个说法更有可信度，那就是大批的解放军官兵“自发地”对“百万雄师”的政治立场抱有好感。21由此，如果不是陈自己的话——陈在北京呆了很长时间——那也是武汉军区直接帮助了“百万雄师”的筹建和运作。22

对“百万雄师”来说，它坚持认为，武汉军区在“支左”过程中总体上执行了正确的路线，是根据中央的指示行动的。号召人们推翻武汉军区的领导层是不正确的。此外，省委和市委的领导层在过去的十七年中，同样执行了基本正确的路线，大多数党的干部总的来讲是好同志，把他们打倒是非法的。23实际上，“百万雄师”否认有必要开展文革，至少在湖北不需要。

尽管造反派没有做到像他们的对手那样紧密地组织起来，也没有消除派系分歧，但是在 5 月初也出现了两家统一的司令部：“钢工总”和“钢二司”。它们的一些小组织甚至得到了解放军空军一些部队的支持。激进派在 5 月份举行了静坐示威和大规模的绝食，迫使官方开始做出让步。表面上各家司令部之间争论的是武汉军区有没有真正支持左派。实际上，这场冲突是让那些觉得自己在 1966 年前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者和非既得利益者处于敌对的状态。

5 月下旬，开始出人命了，到了 6 月初，随着“百万雄师”试图“解放”造反派控制下的建筑物甚至整个城市的一些地区，大规模冲突时常发生，伤亡人数剧增。长矛和大刀是可供选择的武器，尽管 6 月 6 日，在毛的建议下，中央公布了通令——中发 (1967)178 号文件，提倡“文斗”而不是“武斗”，禁止武装冲突和任意抓人。(24这份通令显示了全国性的危机达到了何种程度，而中央对此却无能为力。用一位来自解放军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通令”不过是“废纸”一张。)256 月 24 日——中央在那一天又下发新的呼吁，要求当权者保证：“一，不上街游行。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三，不抓人，不扣人。四，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六，不夺枪，不开枪。”26而“百万雄师”却发动了致命的攻击，夺取了造反派工人们的司令部，杀死了 25 名抵抗者。

尽管许多武斗人员是被意识形态狂热和派系的纽带鼓动起来的，也有一些人就是冲着钱来的：十几岁的青少年拿钱去杀人，以下武汉一名 17 岁中学生的叙述证实了这一点：

昨天早上，我没吃饭以前，“百万雄师”组织了一万多人。头头是武棉厂的一个 (姓) 李的。在江汉公园开会说：“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是杀平武汉三镇的牛鬼蛇神，专抢砸偷民众乐园，撤消民众乐园联络站。”当时我听到这消息后，就和邻居两人赶至六渡桥，来到后我就用三角刮刀杀了 5 个小孩。当时我看到红武兵打死了“九一三”36 人。杀死后又赶快把尸体抢去。当时只要你碰到喊“打倒红武兵”就打死，当时还有一个女同志，她也拿刀杀了几个小孩。我杀了 5 人 (一个腰部、第二、

三、五个背心，第四个是颈部)。全部是 8、9 岁。杀一个小男孩，可得 20 元；杀一个战斗队队员 50 元；杀一个思想兵、杀死一个造反的“红武兵”50 元。所有杀死了人的钱到红武兵头头那领 (武棉)。杀人武器是红武兵在江汉公园训练时发的。27

我们知道，毛亲口说过，在中国一些地区，杀人是一个赚钱的生意。在毛的家乡湖南省，“在有的地方，每天能拿 3 元，在其它地方，参加一次战斗能拿 100 元。还有些地方，杀人能拿 100 元。即使他们没死，你还能拿 100 元。”28北京周围的一些农村用钞票、粮食和工分来吸引农民参加雇佣军，去攻打当地的军队。29

6 月下旬，武汉“百万雄师”的节节胜利向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警报：他们在那里的盟友危在旦夕。6 月 26 日，中央文革小组和解放军文化革命小组 (由江青所控制，后文将再度提及) 致电陈再道，催促他制止暴力行动，宣布很快将邀请两派的代表到京，中央文革小组将完整地评估那里的形势。武汉城陷入了难得的平静，敌对的各派都在准备去北京开会的资料。

按照武汉军区的说法，“百万雄师”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只是在受到挑衅时才诉诸武力；另一方面，造反派袭击了 342 名解放军战士，受伤者达 264 人，部分是重伤。根据造反派的统计，从 4 月底到 6 月底，保守派挑起了所有 174 次暴力冲突，7 万人卷入了冲突，杀害 158 人，重伤 1060 人。30造反派的另一份材料称 5 月份的伤亡人数“超过了 7000 人”，在 6 月 4 日以后的武斗中，有 744 名造反派被杀，8900 人受伤。31文革后一位军方的历史学家给出的数字是：在 6 月 4 日至 30 日之间，死亡 108 人，受伤 2774 人。32不管准确的数字是多少，毫无疑问，工业产量和生产率大大下降，致使许多日常生活必需品匮乏。33

毛重返武汉

7 月初，陈再道打电话给周恩来，武汉群众组织和军区选好了他们各自的代表，准备好了材料，可以前去北京；周让他等待指示。7 月 6 日、7 日和 9 日，毛召开了一系列中央会议，提出对南方进行视察。尽管同事们考虑到毛的安全，提出了相反的建议，毛还是把武汉列入了自己的行程，表面上是要再次畅游长江。34临行前夕，主席在解放军高级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重复了如今成为了许多人再熟悉不过的咒语 (mantra)：

不要怕闹，闹得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闹清楚。不管怎么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也是不好的。全国大闹不可能。哪里有脓包，有细菌，总要爆发的。35

毛应该知道，武汉是一个将要爆发的“脓包”。按照林彪的说法，主席“非常仔细地阅读下面所有的报告和电报，非常了解基层的形势。红卫兵办的报纸，他全都亲自阅读。”36因此，毛应该知道冲突之严重，而且正如周恩来所说：“形势非常复杂，群众的敌对情绪非常强。这是非常混乱的现象。”377 月 10 日，周恩来电话告知陈再道，原定解决问题的各对立派别间的协商将在武汉举行，而不是在北京，但是他显然没有告知陈，毛或他本人将很快去武汉。

7 月 14 日，凌晨 2 点 30 分，周乘坐空军的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武汉，随行的有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武汉的紧张局势直接影响到了处理中央领导人身安全的方式。除了陈再道和钟汉华以外，毛在武汉的消息对其它人都是保密的，而陈、钟两人也是在毛到达几天后才得到通知的。不同于 1966 年夏天那次万众瞩目的游泳，这一回主席的安全不再由湖北省军区第一独立师负责 (又名 8201 部队)。这支部队以前是公安部队，官兵人数超过 15000 人，驻扎在全省各地，其中有两个警卫团驻扎武汉。8201 部队深深卷入了地方派系斗争，它支持“百万雄师”，因此在中央的眼中不是那么百分之百可靠了。空军的部队将接替警卫职责，其首长已经跟随周从北京下来了。本来此事应该由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少将负责，但是由于他和贺龙元帅 (他被怀疑卷入了 1966 年所谓流产的二月兵变，当时正在接受调查) 的联系，也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因此，迎接周的是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少将。他是来自邓小平第二野战军的老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通知他时，只是让他来迎接一架专机。

周恩来匆匆赶到空军司令部，召来了陈再道和钟汉华。当天周与多位军队领导人进行了磋商。他也询问了中午从重庆飞来的谢富治、王力和空军政委余立金中将以及几个北京红卫兵。谢富治一行根据毛的指示，试图平息云南、贵州、四川、派别武斗，这时已经在外呆了快一个月了。周恩来召来谢富治这位公安部部长，主要不是为了保证毛的人身安全——那是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责任，由周恩来指导工作——38而是为了促进武汉军队问题的解决。谢是湖北人，早年在军队工作的时候认识当地的司令员。

晚上，毛乘坐专列经郑州抵达武汉，与周相会，陪同毛的有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杨成武。在毛到达东湖宾馆前，周确保工作人员对派系的忠诚不会威胁到主席的安全。39在毛顺利入住后，总理的首要任务就是使武汉停止武斗。谢富治和王力的举动却让他的工作难上加难。

王力在文革后的回忆中，指责谢富治在毛到达的当天深夜“闯了祸”：“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从重庆来的人一起跟着他去了 (没有武汉军区的人作向导，更没有刘丰。因为刘丰……陪总理去接主席了)。结果我们被人发现了。……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贴了标语欢迎我们。”40

事实上，这伙去重庆转道武汉的人们造访的是造反派的据点湖北大学，第二天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毛主席派来亲爱的代表团”来解决武汉问题消息成为游行的标志。他们在游行经过对手控制的地区时喊道“解散‘百万雄师’匪帮”的口号。那里的广播喇叭回击道：“粉碎黑工总，镇压反革命。”随后，发生了冲突，造反派被击溃，10 人死亡，37 人受重伤，80 人受伤。41

周恩来在听了谢富治和王力所说的昨夜遇到的倒霉事，奇怪的是他没有感到不安。他认为，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正好是谢、王的中央代表团下榻于此，这就不会暴露毛在武汉的消息。这个结论再加上他在 7 月 18 日过早地离开武汉，都说明周大大低估了“保守的”当地军政当权者对于成为文革主要目标的愤懑怨恨，高估了军队首长们控制武汉局面的能力。42这被证实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周似乎觉得只要说服武汉军区的领导人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然后让他们改过来就行。陈再道及其同事得到的清晰印象是：解决武汉军区问题要根据两大群众组织和军区本身提供的证据来裁定。而事实上裁决已经在北京拟好了。毛在武汉同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的磋商中重新确认了这一裁决。它包含四个要点：(1) 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2) 武汉军区要公开废除取缔和解散“钢工总”命令；(3) 武汉军区要公开承认被其打成“牛鬼蛇神”的“武汉三钢”是“革命的”；(4)“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43

在 7 月 15 日到 18 日这几天的下午，周恩来在谢富治、王力 (偶尔还有其它中央干部) 的陪同下主持召开了多场气氛紧张的会议，武汉军区党委 20 多名成员出席，其中部分成员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如果陈再道被指责没有支左，他就说自己在“三支两军”；如果他说自己依据的是军委对军队有利的八条命令，他就被指责没有执行林彪支持造反派的十条命令。这样一来，毛所认可的矛盾则暴露无遗。在会议的尾声，周实际上否决了武汉军区的解释，告诉了他们应该怎样改变自己的工作。随着事态的明朗化：即使是周也无法让陈再道、钟汉华写检讨。他就带着这两位将军在 7 月 18 日晚上去见毛。

周代表中央迫使他们服从，从而不得已扮演了他不习惯的“黑脸”，毛则是那个和蔼可亲的“红脸”。武汉的形势并不是那么糟。为什么在这一派和那一派工人中非得要斗争呢？武汉军区犯了路线错误究竟意味着什么？接见在大约 10 点钟结束后，无论陈、钟是否被说服、是否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们都认识到这检讨书是非写不可了。周恩来很满意，认为武汉的危机已经烟消云散，就在 11 点去了北京。

虽然夜已很深，谢富治还是带着他的一行人马来到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传达武汉军区即将屈服的好消息。此前，谢和王力曾经访问过另一个造反派总部，甚至还去过“百万雄师”总部，在那里陷入了激烈的冲突。由于人们不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就在武汉，谢富治和王力到处都被看作是中央的特派大使。虽然谢的职位更高，但在公众的心目中，王力是主要的仲裁者。在 7 月 18 日到 19 日的晚上，随着喜气洋洋的造反派把问题得到解决的消息传播了全城，谢、王两人因促成此事而受到推崇或者指责。7 月 19 日上午，造反派在全城各地广播了两人的讲话录音。陈再道后来指责这些讲话激发了武汉事件。

就在同日上午，陈再道、钟汉华在武汉军区司令部召开的军区党委常委会作了检讨。下午，他们出席 300 多名师级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聆听了谢富治和王力的讲话。谢要求武汉军区做“180 度大转弯”，这已经够糟糕的了，王力更是把这些听众气得七窍生烟。在这个讲话中，王力居高临下地称在场的高级军官是“小学生”，没有理解文革，接着他没完没了地大讲文革的性质和过程。王力解释道：“当前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身上。”这也是将领们不爱听的。44

武汉事件

7 月 19 日晚 11 点，王力结束了讲话，这时一群愤怒的战士已经包围了武汉军区司令部的正门。他们要求王力解释他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有些人称陈再道写检讨是“投降主义”。王力被人从后门带出，护送他回到了东湖宾馆。午夜时分，受挫的战士们得到了乘坐几十辆卡车赶来的“百万雄师”成员的增援。武汉军区司令部打电话要求王力返回该司令部和抗议者对话，但是王拒绝了，称示威毫无用处。7 月 20 日的事件很快就证明了他是多么的错误。

那天凌晨，在周恩来到后搬入了东湖宾馆的陈再道来到了谢富治的住处，同他讨论如何处理武汉的局势。他还没来得及坐下，大约 200 名“百万雄师”成员，主要是以前的干部，就冲进了谢的房门，要求见王力。谢和陈急忙把他们引到屋外，在草坪上展开磋商，不让他们找到王力。谢承诺当天下午来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而他们则同意立即撤离宾馆。

根据陈再道后来的叙述，王力本来蜷缩在自己的屋里，这时感到安全了，就走到草坪上，和谢、陈两人站在一起。正在此时，几百名官兵冲了进来，用拳脚和步枪枪托殴打“投降主义分子”陈再道。谢在一旁没有受到伤害。王力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最后，在陈再道警卫员的说服下，这些官兵停止打人，冲到了屋里，把王力揪到了武汉军区司令部。45

谢富治到了毛的住所，把这一事件告诉了他。叛乱部队并不知道主席就住在附近，主席要求陈再道立即找到王力。由于陈受伤，不便行走，钟汉华承担了这一任务，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进行协助。

同时，杨成武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这一消息，总理命令杨集中精力保护主席的安全，等他当天到达武汉后再说。林彪给毛写了封信，江青签了名，由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带给毛。他们催促主席立刻离开武汉，前往上海，因为他们担心陈再道在搞政变。留在北京的领导人们想到的是不仅有 1911 年 10 月 10 日推翻清朝统治的武昌起义，还有 1936 年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其属下的一名将领扣押。尽管后来蒋无条件地获释，但是这位大元帅的宏图大略从此发生了重大改变。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甚至林彪目前的显要地位都系于主席的一念之间，如果主席身陷困境，被迫改变其文革政策，对他们来说则可不是什么妙事。46

毛清楚地知道，受伤的陈再道的威胁是微不足道的。他对于放弃游泳的想法则更是牢骚满怀。或许更为难堪的是此举有伤尊严：一个习惯于中国亿万兆民奉承的革命胜利家、党的领袖，如今却被迫秘密出逃。一群战士和干部就让他的安全得不到保证，而且起因还是他推动的事件。然而，作为一名打游击出身的老手，毛懂得审慎必须先于自尊，即使它意味着要乘坐自己一向厌恶的飞机。7 月 21 日凌晨 2 点，他在空军歼击机的护航下飞往上海。尽管如此，他表面上还是从容自若，不露一点破绽，后来他把自己的匆匆离开归咎于下属：“王力一挑，他们就斗了起来。周恩来来调解，吓得要死。他逼我赶忙逃到了上海。”7 月 20 日下午，周恩来抵达武汉后，和其他人一样催促毛赶紧离开。总理自己的安全尚且得不到保障，他无法在武汉机场降落，被迫降落在离城几乎有 40 英里的山坡空军基地，这更加让他相信这样做的迫切性。47实际上，据说有些保守派组织在叫嚣：“不管周恩来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48

安排好主席的事情后，总理集中精力去解救王力。倒霉的王力被带到了武汉军区司令部，在那里他受到殴打，被打断了条腿，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保住性命。谢富治到军区大院来找王力，但是被挡在了门外，还受到了威胁。钟汉华得到允许进去，他恳求释放王力，结果徒劳无功。不过，用餐时分，孔庆德、叶明把王力转移到了武汉军区下属的主力部队 29 师 (又名解放军 8199 部队)。陈再道后来用生动的语言描述 29 师的师长如何破坏了救援行动，以显示自己才是真正救王力的人，从而捞取政治资本。该师长告诉王力周围都是“百万雄师”的人，“把王力吓得屁滚尿流”，然后把他转移到了另一个藏身之地，周恩来派第一独立师师长前来询问有关情况，29 师参谋长拒绝回答。最后，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找到了王力，把王转移到空军司令部。7 月 22 日凌晨，王力和谢富治被带到了山坡空军基地。周恩来为他们送行后，赶到了武汉机场，告诉孔庆德、叶明，他把武汉军区的指挥权交给了他们，让他们离开 29 师师部，因为军区大院已经不再安全。

7 月 22 日下午 4 时 55 分，谢富治和王力“光荣回到”首都，在北京机场受到了周恩来 (他命令谢、王的飞机在空中盘旋，让他乘坐的飞机先着陆)、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的迎接。49当晚，林彪主持会议听取谢富治的报告，周和中央文革小组出席。这次会议同意将“七二〇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507 月 23 日凌晨 3 时，周恩来向武汉军区发出了他代中央拟的电报。该电报命令陈再道、钟汉华、傅传作、刘丰、第一独立师师长和政委，以及六名其它官员立即到北京开会。陈后来回忆，他的第一反应是“是福躲不是祸，是祸躲不过”。7 月 24 日凌晨，刘丰指挥的空军一架飞机载着 12 名官员飞往北京。“这是一个星斗漫天的月夜”，陈回忆道：“我看见警戒战士的枪刺，随着战士的脚步在闪动，不时闪出刺眼的光亮。这就是刘丰给我们的‘待遇’，真是令人不能容忍。”51

陈及其同事在北京受到的待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周恩来采取措施保卫他们不受北京红卫兵的伤害，他们实际上被软禁在了军队掌管的京西宾馆里。7 月 25 日下午，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谢富治、王力归来。除了毛本人在上海以外，整个党中央、解放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精英们全部出席。林彪的出席意义非凡，因为这让他和中央文革小组公开结盟来对付解放军将领。这也显示了他不容反抗的决心。他抱怨北京军区、武汉军区和成都军区从来不听他的。52

7 月 26 日，在周恩来主持下，政治局常委会在京西宾馆召开了对武汉那几位干部的批斗会，根据陈再道的回忆，这个“马拉松式”的批斗会持续了 6、7 个小时之久。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高级官员，主要控诉人是谢富治和吴法宪。如果陈再道一度还抱有希望能有机会陈述自己的观点，现在也立刻死心了。这是一个不可能讲法的法庭，其裁决在一天前已经由毛批准了。预先受江青怂恿的吴法宪冲着陈再道大喊大叫，甚至还打了陈的耳光，此时陈毅和谭震林走了出去。吴法宪指责徐向前是这起反革命叛乱的幕后黑手，徐元帅否认这一指控，离开会场。在休息时，勤务兵们也殴打了武汉的这帮人。周恩来批评了吴法宪和勤务兵们，但是他似乎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控制场面，确保陈再道“同志”及其同事们的安全，而这是毛离开武汉前宣称的目标。53陈一度向康生求救，指望这位长者能同情被告人坐下来的要求，然而康生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警告他不要指望过去的革命贡献和毛对他的“同志”称谓就可以救他。54

7 月 27 日，中央军委撤消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沉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中将接替了陈，刘丰连升三级，接替了钟的武汉军区政委的职务。武汉市人民武装部被空降兵第 15 军接管，湖北省军区第一独立师被强行解除武装，转移到大武汉地区以外的劳改营，其战士们的下场，用委婉的词汇来说是“政治训练和整顿”。空降兵第 15 军控制了该师师部以及第一、二、三、五团的军营，29 师控制了该师第四、六团。“百万雄师”组织土崩瓦解。造反派天天开大会，庆祝“武汉的第二次解放”。虽然武汉事件结束了，但是杀戮还在继续。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湖北省共有 18.4 万多名“百万雄师”的成员和支持者遭到殴打或杀害；武汉共有 66000 人受伤，600 多人死亡。55直到 1968 年 5 月，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还在督促武汉造反派停止掠夺武器。56

“武装左派”

武汉事件不但是中国政治——军事当权者所发动的最为壮观的反对文革的暴动，若是陈再道真的把筹码全部押在“百万雄师”一边也将是最具威胁性的，而且在整个夏天，其它地方也爆发了“内战”。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写道，“事实上，全国各城市都发生了武斗事件，可以说无一例外。”57

正是中央领导人的煽动性讲话导致工人间的暴力不断升级，特别是在 1967 年夏天，其中最著名的是江青。在武汉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晚上，她在与河南造反派谈话时说道：“我记得好象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在正式的会议记录上，江青的话立刻得到“热烈鼓掌”。58几天之后，随着“江青同志说‘武卫’好”这句话的传开，在局势本已危若累卵的河南省，各方更是卯足劲头开枪对杀，都宣称自己只不过是在自“卫”。在 7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郑州卷烟厂和开封化肥厂的武斗造成了 37 人死亡，290 人受伤，300 名“战犯”，其中有两人后来被活埋。59

文革后的中国历史学家把这一年夏天武斗的责任大部分归罪于江青，没有突出毛本人的煽动作用。607 月 18 日，他向周恩来、谢富治、王力、陈再道、钟汉华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武装工人和学生？”为了避免他们真的接下去讨论其利弊，毛立即接着说下去：“我看应该武装他们！”617 月 31 日在上海，张春桥正式要求毛允许成立工人的自卫武装力量。主席在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让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就此发表意见：8 月下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散发了旨在“组织左派，武装左派”的市武装力量的章程。62在 8 月 4 日写给江青的信中，毛估计有四分之三的军官支持右派，并断定由于这一事实，现在迫切要求武装左派。63“夺枪问题并不严重”。主席还号召群众专政，这将导致对公、检、法的夺权，私设公堂将成为执法常态。显然，毛对武汉事件的第一反应就是加强左派，不用因为惧怕解放军叛乱而做出让步。江青把这封信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传达，每个人都抄了一份，以利执行。此后在广东省发生了大规模的夺枪，甚至连劳改集中营的囚犯也开始夺枪。64

王力受命在江青的支持下检查武汉的“武装左派”。在 8 月 6 日写给她的信中，王力支持把没收“百万雄师”的武器交给激进派武装的想法。65周恩来迫于形势也支持这个新政策。8 月 7 日，他告诉湖南省的代表，“真正的左派”要求武装是“可以理解的，必然的”，给他们提供武装，是遵循“我们的最高统帅的指示”。66事实上就在同一天，毛签署中央文件，肯定了湖南在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指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67不管林彪个人有什么想法，两天后他顺从地在一次中央领导人和解放军高级将领参加的秘密会议上讲：“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688 月 10 日，毛签署中央文件，号召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69

8 月 13 日，康生引用了“武装左派”的口号，三天后，他和关锋指责进入大部分是回民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地区的“支左”的部队在处理当地“保守派群众组织”时“太软”，“不讲原则”。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当地的“左派”，“如果必要的话给他们提供武器自卫”。

8 月 28 日清晨 5 点，周恩来由于患上了严重的心绞痛，暂时不能工作。康生批准了兰州军区提交的宁夏行动方案：两派回民组织日益严重的冲突导致青铜峡县陷入瘫痪，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解放军向平民开枪。康生迅速谴责当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导致了这次大屠杀，对于“双方的伤亡”表示遗憾，否认了没有根据的死亡人数“超过 400 人”的“谣言”。在这一事件发生三星期后，他最终为自己辩护说青铜峡“事件”的决定是毛和林彪批准的，但是我们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时候批准的，是在事件之前，还是在事件之后。文革结束后，中央当局对康生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开展了正式调查。根据这一调查，解放军开枪打死 101 人，打伤 133 名“群众”。根据宁夏的一部官方历史著作的记述，这一事件中有两个敌对的“群众”派别，解放军开枪打死其中一派的 104 人，打伤 133 人。70

在高层的不断鼓励之下，无怪乎全国各地完全忽视了和平和妥协的呼吁。在整个 8 月份，北京一份内部发行的新闻演示文稿平均每天刊登二、三十则不同省份武斗的报道。71

连锁反应

在相对富裕的沿海省份浙江——毛为了躲避北京单调沉闷的官僚体制，经常栖息于其省会杭州——同武汉一样，两个敌对的“司令部”把纷争延伸到了军队。空军和中央控制的陆军第 20 军支持以中央文革小组为靠山的“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杭州军分区、民兵和海军支持“浙江省红色风暴司令部”。1967 年夏天，有关城镇和工厂武斗的报道泄露到了外国记者手中。7 月的一份中央文件中说，农民被煽动起来攻打城市，拦截铁路和水上运输。8 月的第二个星期，“造反派”“解放”了两座解放军的武器库，用得到的许多武器和 127 万发弹药武装自己。72

主要的交锋发生在沿海港口城市温州。8 月 13 日，“温州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受到温州军分区的支持) 被指控纵火焚烧了约 2 万平方米的市中心商务区，然后藏匿于华盖山中。两支解放军部队在上山攻打“温联总”时，误认为对方是造反派及其当地的盟军，相互开火，打死 7 人。

1967 年 9 月，毛在短暂的巡视中，曾试图让两大敌对组织联合起来，但是他们把他的话当作了耳旁风。值得注意的是，与武汉的“百万雄师”不同，在中央表明了倾向与“省联总”的态度后，“红暴派”并没有土崩瓦解，派系冲突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1975 年，来自外地的一万名战士被派往杭州的工厂平乱。

在中国各大工业中心，重庆的受害情况最为严重，主要原因是这里集中了大量的军工厂，为武斗者提供了几乎无穷无尽的杀人武器。根据党中央在 1970 年所作的调查，在一个特殊的建筑基地，一次就卷入了近一万名武斗人员，“使用了几乎所有类型的常规武器”，“导致近 1000 名阶级兄弟死伤，大量国家财产遭到破坏”。73嘉陵江边上的朝天门码头在一次战斗中被夷为平地，这次战斗中使用了坦克、自行火炮和高射炮。1967 年 8 月，重庆遭到了约一万发炮弹的袭击。在省会成都一地，就有超过 18 万之众的难民。74开往长江上游的航运中断了六个星期以上。75

在湖南，涟源钢铁厂的生产从 7 月份起就中断了六个星期，因为派系的武斗导致 6 人死亡，68 人受伤，经济损失达到 19 万元。76在大庆油田，工人们洗劫了当地的印刷厂和火车站。778 月，中央当局对生产陷入了混乱的鞍山钢铁厂实施了军管。8 月 10 日，在广州国际机场，54 名日本人陷入了敌对组织间的交火之中，进退两难，惊慌失措的飞行员决定提前起飞，以防飞机被炮火击中。78普通公民孤注一掷地写信给中南海，报告在武斗的过程中，生物化学研究机构遭到攻击，这些机构储存着致命的传染性病原菌、有毒的植物样本、放射性物质、毒气、毒药以及其它的危险物品。在有些地方，麻风病人隔离区——存在于山东、安徽、江苏——的居民加入了造反派组织，声称要求参与夺权。79

在上海柴油机厂，两大热门的群众组织的武斗 (王洪文领导的一方取得了胜利) 导致 18 人死亡，983 人受伤，其中 121 人终身残疾。据估计物资损失在 350 万元，生产停滞达两个月，其间的利润损失达 175 万元。从 1967 年到 1969 年，救治伤员的医疗费用几乎达到了 12 万元。80

就是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官僚体制仍然在发挥作用：如果某人能证明自己纯粹出于无知才参加武斗，那么他的伤有可能被算作普通疾病得到医治；假定他是有工作职业的，适用的是有关病假的补偿规定。如果某人能证明自己参加武斗仅仅是为了制止武斗，宣传党的长期和短期政策，那么他的伤被算作工伤。另一方面，如果某人被证明在某种程度上需对武斗负责，那么他的医疗费得不到报销，在恢复和旷工期间领不到薪水。81

但是，没有什么官僚体制的规定是无空可钻的。从 6 月份开始，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川的武斗已经非常严重，以致人们开始逃往上海。谣言说上海“那里有吃，有住，不用花钱；革命串连是免费的”。到了 7 月中旬，上海当局估算，难民人数在 15000 人以上，其中武汉和无锡各有约 3000 人。大约 6000 名工人原本是上海人，后来被派往内地工作。7 月，接待市民查询和上访的市“接待站”平均每天要接待 2355 名来访者，由于人们对“武斗”的关切，这一数字在下半月显著上升。到了 8 月底，每天的上访人数在 4000 人以上，其中约 30% 是非上海本地居民打听外地的事情。8 月，急诊的外地人数骤然猛增，给上海医院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以致当局发布特别通知。它规定了给予非上海本地居民紧急治疗的条件，同时它也意味着不能单纯因为就医者付不出医疗费就将其拒之门外。资金短缺的医院和卫生站可以从有关当局那里取得临时贷款以度过难关。82

北京也不能幸免于难。4 月 20 日，北京市成立了以谢富治为首的革命委员会，但是它基本上无助于恢复普通百姓认可的法律与秩序。“武斗”——派系的分裂常常起因于不同的人格，而不是敌对的政治纲领或者阶级出身——几乎成了首都生活的持久特征，尤其是在一些大型工厂和校园里。在北京大学，由于聂元梓“日益粗暴、独裁的领导作风”，过去的同志同她一刀两断。83各校的红卫兵组织整合成了两大敌对的联盟：“天”派，所以起这个绰号，则主要因为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战斗队”是其中的重要成员，该派囊括了其它著名大学的红卫兵组织，比如北大 (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 和清华 (蒯大富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地”派，这个绰号来自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公社”，它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井冈山公社”一同主导了这个人数上占优势的派别，它主要包括一些知名度稍低的学校。845 月份的官方数字表明，从 4 月 30 日到 5 月 9 日的 10 天里，至少发生了 133 起“武斗”，共有 6 万到 7 万人卷入，其中有 1400 人受伤。到 6 月底，根据官方的统计，自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已经出现了数千起“武斗”。在北京的三个郊区，局势被描述为“爆炸性的”。85

然而，正如吉林省省会长春的恐怖事件显示得那样，局势原本可以更具爆炸性——不仅是在首都周围，而是在全国任何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在长春，来自地质研究所的两个“革命群众组织”整个夏天都在疯狂地进行非常规武器的设计和开发。这两个组织如果有名就在于他们首先设计和实验了各自的原始“脏弹”(就目前所知的情况而言，它们没有用于以人体为目标)。“地质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在长春市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试验，在 1967 年 8 月 6 日凌晨 1 点 15 分和晚上 12 点 35 分，成功地爆破了两颗“放射性自卫弹”。该组织随后声明，明确宣布决不首先使用该武器。不到一个星期，在 8 月 11 日晚上 9 点 5 分到 9 点 20 分之间，也是在可控条件下，“长春公社”在长春铁路维护区的东部警备区，成功地爆破了两个类似的装置，将其称之为“放射性自卫地雷”。86

全国武斗和工业混乱的结果是：1967 年 10 月，以李富春为首的国务院业务组报告中央，上个月全国钢和生铁的日均产量下降到了 12000 吨，只是五年计划目标的 26%。在 1967 年第三个季度，全国只实现了 50% 的工业目标。大所失望的国务院决定拿出原本准备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的 4000 万美元，用于进口 10 万吨轧钢，30 万吨废钢，以及化学工业的原材料。87

Footnotes

  1.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页 167。 ↩

  2. 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两人在 1930 年代中期相识）共进早餐的时候说了这番话，他还用英文和中文说了“全面内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163。斯诺在叙述此次早餐时没有提到这一点。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Snow, Edgar. The Long Revolution（London: Hutchinson, 1973），pp.167-176.］。 ↩

  3.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页 108。 ↩

  4. 随着夺权运动的开展，1967 年 1 月似乎成为了周恩来一一年中最繁忙的一个月，尽管其它各月的数字还没有浮出水面。他接见了文武官员共计 88 次、群众组织 114 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他平均每月接见群众组织的次数在 30 次以下，但是在 8 月又达到了 50 次以上。《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20，页 132，页 142，页 159，页 184。 ↩

  5. 有关各派叙述了自己以及其它派别扮演的角色；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陈再道：《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载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508-525；王力：《现场历史》，页38-46，作者在书中主要关心的是纠正陈再道传播的有关他的错误信息；王力：《当事人谈文革》；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奇怪的是，最新、最权威的周恩来传记——金冲及的《周恩来传》-一没有谈到武汉事件。主要的英文二手资料是王绍光的《理性与疯狂》。 ↩

  6. 武汉钢二司编：《千刀万剐陈再道》，两册本（武汉，1967），上册，页 28。 ↩

  7. 康生语，引自《中央首长关于河南问题的指示及赴京汇报纪要汇编》，1967 年，页 119 页。 ↩

  8. 比如，1966 年 8 月末，湖北省及武汉市委受到了北京红卫兵的攻击，王任重从首都派了一支敌对的红卫兵去保卫它们。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页 76-82。 ↩

  9. 同上，页 84-94。 ↩

  10. 《每季大事与文献》，《中国季刊》，第 30 期（1967 年 4-6 月），页 217。 ↩

  11.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页 114-119。 ↩

  12.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页 29-33。 ↩

  13.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页 121-124。 ↩

  14. 军委的命令重印于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290-291。 ↩

  15. 武汉钢二司编：《千刀万剐陈再道》，上册，页 1-7。 ↩

  16.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页 125-128。 ↩

  17.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页 38-39。 ↩

  18. 同上，页 40-45；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页 128-132。据陈再道叙述，在 4 月 16 日 -19 日的某个时候，他与周恩来磋商布置开会，由周主持；但是 4 月 14 日周飞赴广州，4 月 19 日回来后，当日没有他做其它事情的记录。《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45-146。 ↩

  19.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第三部分。 ↩

  20. 《文革风云》（上海：上海工业学院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第 11 期（1967），页 10。 ↩

  21.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第三部分。 ↩

  2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60。 ↩

  23. 武汉钢二司编：《千刀万剐陈再道》，上册，页 1-7。 ↩

  24.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492。 ↩

  2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21。 ↩

  26.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496-497。 ↩

  27.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编：《用献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武汉，1967），页 37。红武兵（参与这场战斗的重要组织）名字的意思是“红色武装部队”，因此歪曲他们的名字、高喊“打倒黑武兵”的显然是他们的敌人。 ↩

  28. 《伟大的教导，光辉的真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南昌：江西日报社井冈山红旗、火炬，1967），页 23。 ↩

  29.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习文件特辑》（北京：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资料组，1967），页 82-84。 ↩

  30.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页 133-149。 ↩

  31. 《文革风云》，第 11 期（1967），页 4，页 10。 ↩

  3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60。 ↩

  33.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页 149。 ↩

  34.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68-169。另一种说法是，毛直到 7 月 13 日才宣布去武汉的决定；权延赤的《微行》（页 22-31）说，陪毛去武汉的代总参谋长是在 7 月 13 日下午的会议上才听说要有武汉之行，然而在《周恩来年谱》上没有这场会议的记录。直至 7 月 13 日才做出立即动身的决定，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周恩来要在当天晚上打电话给谢富治，第二天去武汉执行“紧急任务”——这是王力说的。王力：《当事人谈文革》，页 67。 ↩

  35. 《毛泽东思想万岁》（［上海？］，［1968？］），页 319。 ↩

  36. 《动态》，第 125 期（1967 年 8 月 17 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以及新华社记者对武汉事件进行了报道，对这些报道的评论见上刊，第 100 期（1967 年 7 月 19 日）。 ↩

  37. 钢工总“五湖四海”战斗兵团编：《震撼全国的日日夜夜》（武汉：华中纺织工学院，1967），页 3。 ↩

  38. 权延赤：《微行》，页 46；有关解放军精心部署陆海空部队以保护毛的情况，同上，页 42。 ↩

  39. 王力：《当事人谈文革》，页 67-68；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页 54-57，页 65-66；王绍光：《理性与疯狂》，第 149 页。有关这一时期的不同材料在细节上大相径庭。据陈再道说，7 月 10 日周恩来打电话通知他，毛可能会来游泳；王力的说明暗指周没有说过这话；王绍光（《理性与疯狂》）说周没有说过；《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68-169）只说，周告诉武汉军区，磋商地点变了。陈的说法有些可疑，因他承认自己没有接到去机场接周的通知。这一点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非常重要，因力这表明了周恩来是否认为陈再道可靠。陈再道还说，总理鼓动东湖宾馆大搞派性的工作人员起来打扫他们一直疏于清理的房间；王力则说，周恩来撤掉了追随百万雄师的工作人员，换上了造反派。在毛抵的日期上也有分歧：据《毛泽东在湖北》（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页 337）、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页 57）、权延赤（权延赤：《微行》，页 59）的说法，是 7 月 14 日，上述最后一书（页 50）说火车在当天凌晨 3 点离开北京；但是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页 148）把毛到达武汉的日期定为 7 月 13 日，而王力（《当事人谈文革》，页 68）说是 7 月 15 日。由于在正常情况下，特快从北京到武汉要用 18 个小时，即使离京的决定是在 7 月 13 日下午做出的，毛的专列仍然可以在 7 月 14 日夜幕降临前抵达武汉。 ↩

  40. 王力：《当事人谈文革》，页 68。 ↩

  41.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页 149-150。 ↩

  42. 据王力说，总埋原来打算在 7 月 15 日回京，但是由于谢、王代表团不了解中央有关武汉的政策，他被说服留了下来。王力：《当事人谈文革》，页 68-69。 ↩

  43. 同上。有关这些观点更详细的版本，参见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页 151 页。 ↩

  44.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页 74-79；王力：《当事人谈文革》，页 71 页；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 49；王经光：《理性与疯狂》，页 152-153；根据最后一个材料，王力的讲话从下午 4 点一直延续到 11 点。王力之所以成为焦点人物，原因之一是他把毛解决武汉问题的方案泄露给了跟随他和谢富治从重庆来武汉的北京红卫兵。不出意料的是，这些红卫兵又把这个消息泄露给了当地的造反派，并把这个方案归功于王力。 ↩

  45.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页 79-85；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页 154-155。陈再道把谢富治的全身而退归功于他的武汉出身和更高的职位；王绍光则认为，相对于王力，谢在公开谈论百万雄师时出言比较谨慎。 ↩

  46. 有关林彪大本营的观点，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页 124-132。在北京的激进派看来，形势岌岌可危，这从 7 月 21 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发表的来自武汉的 3 封“紧急电报”可见一斑；《动态》，第 102 期（1967 年 7 月 21 日）。 ↩

  47. 有关毛乘坐飞机的情况，参见权延赤：《微行》，页 97-101，页 106-111。这份材料（页 108）详细叙述了当时政治局委员使用飞机的有关规定。比如，毛泽东和林彪用飞机，都必须报总理。另见王力：《当事人谈文革》，页 72-73。引语出自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492。 ↩

  48. 《动态》，第 103 期（1967 年 7 月 22 日）。 ↩

  49. 王力：《当事人谈文革》，页 73。也许总理是为了掩人耳目，不让人知道自己曾经离开过，因为这会愈加凸显出最近事态的严重性。《每季大事与文献》，《中国季刊》，第 32 期（1967 年 10-12 月），页 185。 ↩

  50. 文革后，王力声称毛的观点是：武汉事件不是一场反革命政变，而是试图以他王力本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在武汉问题上的政策。王力：《当事人谈文革》，页 72。 ↩

  51.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71-172；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页 99-103，页 112。 ↩

  52. 王力说他成功的否决了让他和谢富治乘敞篷汽车绕天安门广场一周的提议。王力：《当事人谈文革》，页 73。有关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凯旋”首都的情况及其后政策上的改变，参见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 年到 1937 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Pp.269-270］。 ↩

  53.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页 58。 ↩

  54. 周恩来不让北京的红卫兵把武汉代表团“揪出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383-384；《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73；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页 119-126。 ↩

  5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64-266；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页 159-160。 ↩

  56.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308。 ↩

  57.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60。 ↩

  58. 《中央首长关于河南问题的指示及赴京汇报纪要汇编》，页 50。 ↩

  59.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讲话》（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页 149。 ↩

  60. 比较沈迈克：《“我们为什么不武装左派？”——毛对文革“1967 年大混乱”的责任》［“Why Don't We Arm the Left？'Mao's Culpability for the Cultural Revolutuon's‘Great Chaos' of 1967"，CQ, no.182（June 2005），277-300.］。 ↩

  61. 《王力反思录》，上册，页 251；下册，页 1012。 ↩

  62.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 17 期（1980 年 12 月），页 3-4。 ↩

  63. 《王力反思录》，上册，页 1012。 ↩

  64. 王力：《当事人谈文革》，页 75-76。周恩来没有把毛泽东 7 月 18 日的意见传达下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没有收录毛写给江青的信。 ↩

  65. 王力：《历史将宣告我无罪》，页 13，页 72。 ↩

  66. 《接待通讯》（上海：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接待办公室），第 53 期（1967 年 8 月 29 日）。 ↩

  67.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第 1 册，页 429。 ↩

  68. 林彪：《听取曾思玉·刘丰同志汇报时的插话以及听汇报后的指示》，页 1，当时匿名油印本，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 ↩

  69.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第 1 册，页 435。 ↩

  70. 清华大学井冈山通讯社（北京），个人记录稿，第 756 期（1967 年 10 月 26 日），页 2；《当代中国的宁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页 157. 158，页 799；《东方红》，第 66 期（1967 年 9 月 26 日），页 6-8；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68；仲侃：《康生评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页 4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第 1 册，页 689。 ↩

  71. 《要闻简报》（北京：政治与法律研究所），第 47-60 期（1967 年 8 月）。 ↩

  72. 同上，第 47 期（1967 年 8 月 14 日）。 ↩

  73.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革命大批判发言》，21 册（无出版者署名，1970），第 21 册，页 15。 ↩

  74. 同上，第 7 册，页 12。 ↩

  75. 《重庆市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第 1 册，页 410。 ↩

  76. 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文革”时期怪事怪语》，页 196。 ↩

  77. 《大庆市志》（南京：南京人民出版社，1988），页 25。 ↩

  78. 《要闻简报》，第 47 期（1967 年 8 月 14 日）。 ↩

  79.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第 1 册，页 477-479。 ↩

  80. 有关上柴“联司”和王洪文的工总司的冲突，另见裴宜理、李逊：《无产阶级的力量》，页 132-141。 ↩

  81. 《接待通讯》，第 37 期（1967 年 7 月 10 日）。之所以起草这些规定，是因力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接待组发觉“老百姓”不但担心“内战”，还担心照顾伤员、医疗费用等迫切的家庭问题；同上，第 15 期（1967 年 5 月 17 日）。 ↩

  82. 同上，第 40 期（1967 年 7 月 16 日）；第 9 期（1967 年 8 月 14 日）；第 55 期（1967 年 9 月 1 日）；第 59 期（1967 年 9 月 15 日）。 ↩

  83. 参见魏昂德：《北京大学的派性斗争（1966-1968）》［Andrew G.. Walder，“Factional Conflict at Beijing University, 1966-1968"，manuscript, Fairbank Center Library.］。魏昂德提到聂的一位主要反对者出版了自传，参见杨勋：《心路：良知的命运》（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她的弟弟杨炳章在 12 月份的一份大字报中称聂元梓为“政治妓女”，后来同她一起被抓（魏昂德：《派性斗争》）；1980 年代后杨炳章在哈佛拿到了历史学博士的学位。他的自传是《从北大到哈佛》（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

  84. 参见李鸿永：《中国文革政治》，页 204-243。 ↩

  85.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1967》，页 44-46。 ↩

  86. 长春公社 503 战斗队编：《长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11-1968.3）》，两册本（长春，1968），下册，页 152-155。 ↩

  87.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3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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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老帅们的最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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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五·一六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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