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老帅们的最后抗争

毛似乎从来没有在文革期间下令处死过任何一位高级同僚。他不像斯大林那样认为有必要最后来个一了百了。事实上，他乐于把过去的战友交给中央文革小组或者红卫兵去任意摆布。如果这将导致他们受到羞辱、折磨甚至死亡，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干革命这些是在所难免的。因此，他对刘少奇及其它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的家中接受批斗是无动于衷的。他也许预见到了他的无数国民对于高官显贵们的倒台是幸灾乐祸的。

周恩来抗议红卫兵粗暴地对待党的老战士们¹，并且力图保护中央和地方上的一些领导人——他把贺龙元帅偷偷送到北京城外的西山，情节就像是一部惊险故事影片。²但是中南海内受到的冲击表明，他的权力是有限的。摄于 1967 年 1 月 16 日的照片显示，文革的第一批受害者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 脖子上挂着标语，低头弯腰，公开受到羞辱。³1 月 22 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审讯中身亡。⁴同一时期，中央军委国防工委副主任、中央委员赵尔陆死于类似的场合之下，⁵最后，周及其国务院的同事们开出了一份 30 人的政府高级官员的名单，让他们搬进中南海以得到保护和休息——尽管这个想法已经被证明有问题，接着又开出了一份地方领导人的名单，以把他们转移到相对安全的首都。毛泽东同意了这份名单，然而这一指示却根本无法执行，因为有些地方领导人已被关押。⁶

副总理们也受到了冲击，这使得国务院的工作受到了影响。1967 年 1 月 8 日，周告诉中南海内的造反派，中央不允许他们揪出副总理谭震林、陈毅、李富春和李先念。⁷但是在 1 月 24 日，陈毅元帅却被迫在外交系统造反派组织的群众大会上进行检讨。⁸其它的副总理也受到了冲击。周恩来在同财政部的高级工作人员谈话时承认，他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不安”，“难过”。他说把

纸帽子戴到老干部头上是“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他反问道：“你们当了政，下一代也这么对待你们行吗？”⁹

1967 年 1 月，陶铸的下台生动地反映了总理保护同事的能力是多么的脆弱。这一事件反过来又推动了老帅们的最后抗争，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二月逆流”。根据林彪后来的断定，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¹⁰把这句隐喻翻译成普通的语言，那就是：1967 年 2 月中旬，在中南海两次混乱的会议上，中国政府和军队的一部分最高领导人向整个文革的思想提出了质疑。

陶铸一案Copy Anchor Link

陶铸自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一跃而飞速跻身于中央最高领导层后，在 1966 年下半年他给了周恩来很大的帮助来保护个人和机构，维系中国的平稳安定。¹¹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们知道他们不可能拿下周恩来，就把他们的敌视对准了陶铸。尽管名义上陶铸和康生同样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但是他们从来不把陶铸当作“自己的人”。他们和陶有过很多冲突，陶承受了数不清的冷嘲热讽和盛气凌人的指控，有时他被激得勃然大怒。¹²1966 年 11 月 27 日，应江青的要求，关锋给了她一份报告，详述了陶到中央后犯下的七条罪状。据说这些就等于是支持刘邓路线，反对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号召。江青把这份报告转给了毛。¹³在第二天的一个重要会议上，江青在列举主席的亲密战友时，故意遗漏了陶铸的名字。¹⁴

毛对关锋报告的反映并不为人所知。的确，主席在陶铸倒台过程中的作用始终晦暗不明。据说，他批准了陶起草的其实他并不满意的文件：如前所述，根据周恩来的经验，如果毛没有在文件上做出“很好”之类的批示，你应该设想主席对它还存有几分怀疑。¹⁵一位知道内情的人感到，从毛的角度来看，陶铸的行事看起来就像是局势还很正常似的，而这是主席最不愿意看到的。¹⁶当时，毛的矛盾行为导致了人们对他的误解，从而很可能促使“二月逆流”的发生。¹⁷一个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紧跟主席”。

陶铸第一次受到严厉抨击是在 12 月 6 日，当时王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它成员在林彪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责陶铸利用生产来压革命。¹⁸不过，真正给陶铸带来麻烦的是他试图保护他以前在中南局的副手王任重。尽管在毛个人授意下，王任重担任过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是后来他还是陷入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冲突。陶铸一再向毛陈情，请求让长期深受主席宠信的王离开现职，去广东休养。毛最后做出了回应，他说王的未来应该由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共同决定。¹⁹

12 月 26 日，中央文革小组与主席在他的生日庆宴上共同为“内战”而干杯时，似乎没有提及陶铸的事。²⁰12 月 27 日至 28 日，根据毛的指示，周恩来召开会议决定王任重的命运。²¹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突然根据关锋罗列的罪名，重新开始攻击陶铸。让陶感到吃惊的是，没有一位政治局的同事觉得有必要为他辩护，只有李富春提出了一个很脆弱的建议，让陶回到中南局去。²²

正是从此刻开始，毛的行为变得让人困惑不解。12 月 29 日，主席亲自着急政治局常委开会，批评江青没有得到中央——大概是他自己——的允许就攻击陶铸。²³毛表扬了陶铸来京后的工作。会后，毛同陶铸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私人谈话，毛对陶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要陶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他还建议陶改变那地方性的工作方式，不要不经思考就放炮，要更加注意谦虚谨慎。两人接着讨论，陶铸有必要花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到地方上去检查文革的进程。主席给了他一份地方领导人的名单，对这些人烧还是要烧，但是不要烧焦了。陶铸回家后兴高采烈，对妻子说主席是保他的，他的问题根本就不严重。他妻子后来在回忆时称这一刻是“回光返照”，即死亡前夕的意识再现。²⁴

事实确实如此。第二天深夜，一群来自中南地区的红卫兵以绝食相威胁，强迫陶铸接见他们。他们公开的目的是揪王任重，但是显然他们要故意激怒陶，让他觉得对一位国家领导人怎么可以采取这样无礼的态度。随着局面不断恶化，卫士们冲上来保卫陶铸，红卫兵指责陶这是使用武力镇压群众。²⁵陈伯达和江青紧接着这次冲突于 1 月 4 日发动了致命的一击。他们当着中南地区红卫兵的面斥责陶铸，说他包庇王任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²⁶“打倒陶铸”的大字报立即不胫而走，遍地都是。²⁷在这些罪名的背后，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们除了在批判党内第四号领导人以外，还似乎觉得把王任重拉下马不在话下，尽管过去他和毛有着良好的关系。²⁸

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周恩来在回答毛的询问时——大概是受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触动——否认陶铸犯有镇压专揪王任重的群众的过失。总理承认陶铸可能有态度问题，也许这指的是陶对待红卫兵的粗暴方式。然而，毛模棱两可的态度却足以使总理在 1 月 5 日凌晨打电话给陶，警告他在随后的几天内不要出家门。果然，到了 1 月 8 日，中南海的造反派要求把他和刘少奇、邓小平一同抓起来。²⁹

也正是在 1 月 8 日，毛对陶铸做出了评价 (是在一个红卫兵大会上传达的)，说他的问题“很严重”。陶铸“很不老实”，要让群众来解决他的问题。毛把调他到中央工作归咎于邓小平的推荐，仿佛毛自己一点都不了解陶铸。毛祝大会在揪陶铸的行动上取得成功。³⁰同一天，毛任命王力接替陶铸担任中央宣传小组的领导人，以取代原来的中宣部。³¹1 月 9 日，王向记者们第一次发表讲话时，抨击陶铸是他的主要话题。³²紧接着 1 月 12 日，戚本禹向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发表讲话，抨击邓小平和陶铸。³³到了大约 1 月 20 日，陶铸再也收不到官方文件；此后他的红色电话机也被撤走，家中的电力供应也被降低。³⁴

就在中央文革小组使陶铸倒台大功告成之际，毛似乎再次改变了他的立场。最初，他只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方法表示愤怒。2 月 3 日晚，毛在会见陈伯达、叶剑英、江青和王力时，他评论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地位而成为党的一个机构，但是它没有“民主集中制”。毛显然更关心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与毛自己的关系，而不是它的内部运作。他不能定期地从中央文革小组那里收到报告。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对政治局常委报告的方式和频次从来没有正式的决定。毛发现，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每一成员都各行其是：康生说一套，陈伯达说一套，江青说一套。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一个机构从未提交任何报告。³⁵

毛的怒气是可以理解的。毛喜欢乱，但是他喜欢一个井井有条、服从命令的官僚体制为他服务。对毛来说，不幸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不能像邓小平领导下的书记处那样及时响应领袖的要求。尽管中央文革小组的官僚体制的羽翼在膨胀，但是它的领导人仍然是一帮非主流的激进派。毛招募他们是看中了他们对自己的忠诚，而他们也以同样的理由招募了一帮来自“不同层次”的人，其全部目的就是把国家搞乱，而不是稳定地治理国家。胆小怕事的陈伯达从来不敢对急躁、专横的江青施以权威。康生没有揣透主席的心思决不发表意见。张春桥仍然专注于上海的事务，还担当不起他日后发号施令的角色。难怪毛龙颜大怒。

但是主席对于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一个官僚机器的不满，并不足以激起老帅们对其发动攻击。除非让毛和他们一样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部分行为表示不满。一周后的 2 月 10 日出现了后一种迹象，当时毛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和王力开会，对陈伯达和江青进行批评。据王力说，毛在第一次——有人认为这极不可能——读到陈伯达和江青 1 月 4 日批判陶铸的记录时，大发脾气。毛指责陈伯达号召打倒陶铸是不恰当的。没有一位常委有权像这样“打倒”另一位常委。毛声称：“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并说“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扯到你个人，你从不来找我”。这些话让人想起了毛在文革爆发时对邓小平的批评。陈想当场做检讨时，被毛阻止了。会后，陈想自杀，被周恩来劝阻不要采取极端行为。³⁶

毛接着训斥江青：“还有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自己。”他又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其它成员没有做错事：“(打倒陶铸) 没有别人的事，就是你和陈伯达干的！”毛泽东甚至似乎批评了林彪，虽然是间接的。他扭头对林彪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恩来除外，恩来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会议结束时，他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但是，他又说，“他们的问题”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只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才可以批评他们。为此要立即把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叫回来。³⁷

一位给陶铸写传的中国人士认为毛从来不想把陶铸打倒；毛需要陶这样有才能的人来辅佐周恩来。³⁸主席抱怨从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听不到报告，这意味着陶之所以下台，是因为毛对此不了解情况。据说，毛对陈伯达和江青的批判显示了他在得知真相后是多么的愤怒。但是他不能改变这个决定，因为他担心这会破坏中央文革小组的声誉。如果人们完整考察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背景、陶铸事件的长期酝酿以及毛的行为模式，就会发现这样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

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们——即使是盛气凌人的江青——都一直清楚地知道自己权力的来源。如果毛告诉他们不要攻击周恩来，他们会言听计从。他们极不可能在主席根本就没有表示默许的情况下，还去花两个月的时间来攻击陶铸。如果毛想在 12 月底保护陶铸，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还要坚持呢？或者，为什么毛不在私下里告诉他们，他不容许再对陶铸进行攻击呢？在 1 月 4 日到 5 日的晚上，他为什么不给周恩来一个毫不含糊的表示，让他把陶保护起来呢？在其它情况下，如果毛觉得一位重要助手受到了红卫兵粗暴的对待，主席会立即赶到他家中察看他个人的安危。³⁹尽管陶在中南海的住处离毛的住处很近，毛却没有在 1 月 5 日赶去安慰他。相反，他首先试图推卸调陶进京的责任。这一证据表明，毛完全知道倒陶的行动，他原本是可以对陶伸出援手的。事实上，毛没有这么做，这说明他暗地里是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的，同时他又不希望别人指责他用这么脆弱的理由来打倒地位这么高的一位同志。毛在寻求推诿，使其自圆其说。⁴⁰

毛严厉批评江青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她是他的忠实追随者，在他死后还自称是他的学生，但是随着中央文革小组小组成为了文革的发动机，这个固执己见的女人变得越来越自信，政治地位也越来越显赫。带有家长制观点的主席警告她不要超越自己的本分。她毕竟只是他的妻子。⁴¹

江青对毛的用意心领神会。在毛发火后，中央文革小组偃旗息鼓，帮助毛推诿责任。晚春之际，中央文革小组在不同场合刻意淡化江青、陈伯达以及江青在陶铸倒台中的特殊作用。在北京举行的文革回顾展览会开幕前，中央文革小组在审查中对于该展览会组织者的最初的指示之一就是，他们必须重新设计有关 1 月 4 日事件的展览。戚本禹坚持要拿掉所用的陈伯达的一句引文，“要让 (观众们) 看出来是革命群众把陶铸揪出来的”。“群众把他揪了出来，我们 (只是) 给予了支持”，陈伯达这样解释道，江青和张春桥应声附和。⁴²

对陶铸大起大落的另一个解释要参考毛在 1965 年至 1966 年间打倒其它高级同事时小心翼翼的谋划。毛把陶调到中央后，就让这位精力充沛、在首都人脉很广的领导人远离了其权力基础，去了一个历史上中央政府流放异己的地方。⁴³巧合乎？也许吧，不过是一种侥幸的巧合。

二月逆流Copy Anchor Link

不管毛在陶铸事件中的动机是什么，他对陈伯达和江青的严厉训斥无疑是对幸存的老帅们的巨大鼓舞；毛自己肯定就是这么认为的。⁴⁴也许这位主席明知高层存在着对文革的阻力，却有意要引蛇出洞。有一件事十分蹊跷，尽管毛明确地说过要对陈、江二人的错误保密，但在 2 月 10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下令让更多的人来参加会议，其中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和谢富治。⁴⁵

不管该不该这样做，李富春立刻在自己家中，召集了几位政治局委员，包括副总理谭震林、陈毅元帅和李先念，传达了毛的批评。⁴⁶结果导致老帅们不顾毛的命令——对陈伯达和江青的错误只能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进行讨论——对中央文革小组发动了正面攻击。这场冲突后来被张春桥命名为“二月逆流”，⁴⁷它发生在 2 月 11 日和 16 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两次中央碰头会上。

中国的一些史学家认为，从辩论的要害可以看出，老帅们所关心的是三个方面的问题：(1) 要不要像上海一样放弃党的领导？(⁴⁸2) 要不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3) 要不要保持解放军的稳定？⁴⁹十多年后，76 岁的谭震林对《人民日报》的记者回忆道：“这些都是运动中带根本性的问题。一句话，这场所谓大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应该依靠谁来革命？这些都是大问题啊！”⁵⁰

2 月 11 日的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⁵¹但是它很快演变成了中央文革小组与元帅们、副总理们之间的唇枪舌剑，前者坐在桌子的一边，后者则坐在他们的对面。中央文革小组来得不齐，只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出席。⁵²负责解放军日常事务的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指责陈伯达 (由此延伸到他属下的中央文革小组)“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叶得到了徐向前元帅的支持，他也对陈进行指责：“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领袖) 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康生插话，试图为陈伯达解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但是叶反击道：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这又是想干什么？……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给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⁵³

陈伯达放低了身段，告诉叶帅，叶帅这样讲，自己就“无地自容了”。辩论还在进行，然而周恩来却宣布散会，理由是他们已经离会议议题太远。在人们离开会场时，陈毅元帅向叶帅耳语道：“剑公，你真勇敢！”⁵⁴

然而，叶帅又勇敢到什么地步呢？叶帅对毛的想法有没有一点大概的了解呢？因为第二天，2 月 12 日，张春桥和姚文元根据毛的命令离沪返京后，离开机场，立即去了毛的住处，主席告诉他们要改掉“上海公社”的名字。抑或是毛在名称上做出一个不重要的让步，以对老帅们进行安抚吗？无论如何，对于随心所欲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激进派而言，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挫折。两天后，根据毛的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在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时，内部的摩擦又加深了它的窘境。⁵⁵我们不知道老帅们对于这些情况有多少了解，但是 2 月 16 日，周恩来再度召开中央碰头会，打算重新讨论“抓革命，促生产”时，几位元帅和副总理一心想大干一架。甚至在周还没有来得及宣布会议开始，双方就已剑拔弩张了。⁵⁶

副总理谭震林在大跃进期间是毛泽东在农业方面的主要助手。他立即向张春桥挑战，为被废黜的上海市领导人陈丕显鸣不平——谭 1950 年代初在华东局工作时认识了陈。张说这个问题要和群众讨论，谭勃然大怒：“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⁵⁷

张解释说，上海的党组织已经垮掉了，所有科长以上的干部都已经靠边站了，谭更加怒不可遏：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血统论来反对反动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现在的造反派，还不都是地、富、资本家的子弟吗？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⁵⁸

谭震林对因生病而缺席的江青尤其痛恨。他说她曾经当面说他是反革命。江青的盟友、公安部长谢富治争辩道，江青和文革小组是保谭的。谭嗤之以鼻：“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⁵⁹

这时，谭开始收拾文件，穿上外衣，怒气冲冲地准备离开，他说：“早知道有今天，我就不参加革命，不参加共产党。我不该活到 65 岁。不该跟毛主席四十一年。”⁶⁰周恩来不让谭走。陈毅对他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⁶¹

这场争论持续了三个小时，随着更多的老帅们——特别是陈毅——的假如，辩论更加针锋相对了。最终是陈毅元帅的发言被毛视为决不是偶然爆发的，而是充满了更多的敌意和人身攻击：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⁶²

这时，周打断了陈毅，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揭露了刘邓！”⁶³

周恩来没有支持他在国务院和解放军的战友们，这一点意味深长。其中有些人和他相处了四十年之久，在上述这三个基本问题上，他同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⁶⁴对于周不坚决的态度，甚至在中国都有一些批评，⁶⁵尽管一般来说，周的公开形象是完美无暇的。人们只能猜测，如果这位深得毛倚重的总理能利用难得的老帅们团结一心的机会，和几位元帅、副总理齐心协力，向主席提出一整套建议以解决文革造成的恐怖和混乱，那会对毛造成多大的影响。周恩来没有冒险一试。

毛的反击Copy Anchor Link

7 点钟，周恩来宣布时间到了，愿意争论的话，“可以在以后再说”。⁶⁶散会时张春桥把王力、姚文元拉到了一边。他们核对了彼此的会议记录，对会上发表的言论达成了一致。在张的带领下，三人来到了钓鱼台国宾馆 11 号楼，向江青汇报情况。江青的第一反应是必须立刻让毛知道这件事，这并不出人意外。当天晚上 10 点到午夜之间，毛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见了三人 (江青觉得自己最好不陪他们去)，听他们诉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情。王力后来回忆道，起初毛的反映是不以为然，甚至泛着笑意，但是当他听到陈毅的话后，脸色顿时为之一变。⁶⁷

文革小组的三人如愿以偿地先发制人、激起了主席对于老帅们的愤怒；周恩来却在这个重要的场合一反常态地行动迟缓。正如 1959 年大跃进时期的庐山会议一样，毛正准备对自己发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进行调整。这时对运动本身的批评被他视为对他个人的挑战。⁶⁸无论如何，这几位元帅和副总理没有意识到，主席可以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但是要彻底否定它的活动，在他看来就是否定文革本身。⁶⁹最后，谭震林还不顾一切地给林彪写信，斥责中央文革小组，结果林彪把此信转给了毛，并说这位副总理的思想糊涂堕落到从来没有的地步。⁷⁰

也许是为了防止老帅们同仇敌忾形成的危险会转而对付自己，2 月 18 日傍晚，毛批准了周恩来呈送的《红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并且写下了肯定性的评语 (“同意你的意见”)。该社论批评了那些错误地认为所有当权的干部都不好因而都必须“打倒”的人。周恩来先把该社论透露给了陈毅等人，然后刊登在了《人民日报》上，又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才刊登在《红旗》上。⁷¹然而，毛内心非常愤怒。2 月 19 日凌晨，他召来了周恩来、叶群 (代表林彪)、康生 (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实际上就是一次政治局会议。⁷²毛此刻精神抖擞地发动了反击：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定，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 (莫斯科培养的毛的竞争对手，在 1930 年代末 1940 年代初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输给了毛) 请回来当主席吆。⁷³

康生后来告诉王力：“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主席发这么大脾气！”这次会议一直持续到了破晓时分。周恩来试图让毛平静下来，于是批评自己没有把整个事情处理好。在会议结束之际，毛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请假检讨”。毛要周去做陈毅的工作；李、谢二人去做谭震林的工作；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去做徐向前的工作。⁷⁴

从 2 月 25 日到 3 月 18 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七次政治局会议，向谭、陈、徐施加压力而做“工作”；不仅有毛指定的人，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参加。用王力的话来说，“所有的人都批评了那三人，有些同志……只是表明了自己的立场”。⁷⁵通过泄露这些会议上列举出的罪名的只言词组，很容易就激起了红卫兵的愤怒。康生坚持认为，大闹怀仁堂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江青说他们力图“保护的不是老干部，而是大叛徒、大特务”；陈伯达宣称他们试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⁷⁶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为了给那些没有参与怀仁堂会议、是必须参与批判老帅们的人们提供材料，就在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力的记录的基础上拟定了一份准官方的会议记录。⁷⁷在随后的日子里，周恩来竭力保护他的副总理们，他坚持认为没有必要“把他们揪出来”。毕竟，“毛主席对刘少奇看了二十年，等了二十年才写出第一张大字报”。⁷⁸为了防止这些话不会让人们误以为中央要在总体上放慢运动的步调，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也当众引用了毛泽东最新的语录：“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不过他们没有挑明这是毛的话。⁷⁹他们又摇摆不定地对这个判断进行了限制，警告人们不要夸大这股“逆流”的力量。戚本禹告诉北京的红卫兵：“但也不要看的太过火了。”王力向《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说：“没有什么了不起。”⁸⁰

联合行动委员会Copy Anchor Link

不管是不是出于同情，更可能是出于谨慎，毛不准备全盘摧垮“二月逆流”的领导人们。他只是小心翼翼地指责了其中的最直言不讳者，避免出现老帅们团结起来对付他的危险。于是，4 月 22 日，他下令释放三个月前逮捕的“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成员。⁸¹这个红卫兵组织完全是由高干子女组成的，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是因为他们突然认识到，文革针对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嫌疑目标，而是他们自己的父母。1 月 16 日，毛泽东在与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交谈时，把“联动”的所作所为定性为“阶级斗争”。⁸²第二天，谢在公安干部会议上，指责“联动”是“反革命分子”领导的“反动组织”。⁸³副总理李先念在怀仁堂会议上，向谢提出质疑，“十七八岁的娃娃”怎么可能成为“反革命”。李说全国到处都在对他们搞逼供信。

李也许并不诚实。“联动”的成员可不是不谙世事的小孩。他们在其“纲领”中宣誓效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 1960 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要求“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⁸⁴这份文件有些奇怪，部分可能是其它的红卫兵在 1967 年伪造的。1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大约 139 名“联动”的已知的和可疑的成员遭到了逮捕，被关押在北京第一监狱。他们的罪行，除了在公共场所张贴“油炸江青！”、“打倒陈伯达！”、“刘少奇万岁”、“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等“反动口号”以外，还包括流氓习气和六次“冲”公安部的企图。江青告诉聂元梓、蒯大富等红卫兵领袖，“联动”成员和“地、富、反、坏、右”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她希望“大多数人回到正确道路上来”。⁸⁵

现在到了 4 月份，毛给了他们机会，叫他们返回学校，好自为之。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这种宽宏大量表示疑惑不解，其中包括在中央党政部门工作的普通人们。戚本禹解释说，给那些最堕落的“联动”分子机会继续去“喝酒，晚上出来，完全颓废”，可以加剧社会对他们的反感。戚谈道：“关押不是个办法……让社会上也知道‘联动’是怎么回事，不然你说‘联动’组织不好，要反的，他有的人还同情。”⁸⁶

然而，毛此次宽宏大量的真正动机可能是担心打击高干子女会激起他的高级同事们的反抗。4 月 30 日晚，他邀请周恩来，让周与“二月逆流”中的老帅们中的主角到他家开一个“团结的会”，包括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元帅和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副总理，两位主管经济的官员余秋里、谷牧也被邀请参加，他们以为要讨论原来的议题。毛允许他们在五一节那天上天安门看烟火，公布这一出席名单就意味着这是一个还不把他们打入另册的信号，尽管他们的出头露面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据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一位西方人回忆，陈毅元帅“看起来像是一个幽灵。他身形枯槁，精神憔悴，手腕细得像树枝一样。这位曾经的铁汉看起来身材瘦小，面色阴郁。”⁸⁷陈毅的形象还象征着曾经令人望而生畏的中共领导人现在的处境。

FootnotesCopy Anchor Link

1.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19，页 121。 ↩

2. 同上，页 114、124；有关贺龙出逃的“惊险片”版本，参见所国心：《1967 年的 78 天：“二月逆流”纪实》（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页 39-41；英译载《中国法律与政府》［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22，1（Spring 1989），38-40］。 ↩

3. 《每季大事与文献》，《中国季刊》，第 30 期（1967 年 4-6 月），页 210。 ↩

4. 12 月 14 日，江青把张霖之打成彭真的同伙，12 月 19 日他在外地视察回来后被捕。他被拷打讯问了 50 次，全身青一块紫一块。他当时的年龄是 58 岁。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281。1970 年周恩来重审了这个案子，为他洗脱了罪名。《周恩来选集》，下卷，页 475-476。 ↩

5.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16，页 123。 ↩

6.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页 146-147。 ↩

7.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10。 ↩

8. 清华大学“过大江”：《陈毅检查大会记录》，油印本，5 页，1967 年 1 月 31 日，沈迈克收集。 ↩

9. 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14。 ↩

10. 同上，页 313；林彪是在 1968 年 10 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的。 ↩

11. 《周恩来年谱》下卷多处提到周在此期间与陶铸进行磋商。有关陶铸活动的反面观点，参见《陶铸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汇编》。 ↩

12. 据陶铸妻子说，陶铸一度曾出人意料地告诉她，江青及其同僚是如何刺激他的。《笔祭陶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页 586-589。王力说，江青怕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曾经主张把陶铸在政治局常委会的排名提前，但是她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与陶铸产生了矛盾。《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657-673。 ↩

13.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280。 ↩

14. 《笔祭陶铸》，页 575。 ↩

15. 见上书第一章。 ↩

16. 《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657-673。 ↩

17. 一位受人尊重的中国党史学者坦承，在“二月逆流”的许多问题上众说纷纭，部分原因是原始材料的匮乏。参见周延：《和“大闹怀仁堂”的战友们》，载安建设：《周恩来的最后岁月》，页 35。 ↩

18.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页 125。 ↩

19. 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页 201-204。有关王任重倒台对湖北政局的影响，参见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页 83。 ↩

20. 据王力对生日宴会的记述，毛碰巧使用了陶铸的一句话。然而，在王力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如果再提供证据证明毛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就显得不够明智了。王力：《现场历史》，页 100-104。 ↩

21. 事实上这场会议已经不切实际、毫无意义，因为造反派在 12 月 25 日已经把王任重从广州扭送回了武汉。1967 年初，武汉市接连举行了 3 场批王的群众大会。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页 93-94。 ↩

22. 《笔祭陶铸》，页 576-578。 ↩

23. 同上，页 578，《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05。 ↩

24. 《笔祭陶铸》，页 578-579；郑惠、石仲泉、张宏儒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1949-1995）》，6 卷本（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第 4 卷，页 3847。有一位著者提出，毛让陶铸离开北京是在试图保护他。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页 191。 ↩

25. 《笔祭陶铸》，页 579-580。 ↩

26. 据王力说，会议是江青组织的，陈伯达在即将开会前才知道自己要在会上讲话。王力：《现场历史》，页 148。康生也出席了会议，但是没有他批陶的记录。陈伯达后来说他前一天晚上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当时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听错了江青的话，误以为毛同意批陶：“这是我干的最蠢的事情。我上了江青的当”。参见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页 324-325。 ↩

27.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07；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283。 ↩

28. 有关毛与王任重的关系，参见章重：《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

29.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10；《笔祭陶铸》，页 580-582。 ↩

30. 《毛泽东思想万岁》（［上海？］，［1968？］），页 282。有关毛对陶铸的了解，参见《起源》，卷二，页 141，页 144，页 156-159，页 304；卷三，页 44-45，页 419。 ↩

31. 参见对王力的专访；叶永烈：《王力病中答客问》，《大公报》•1989 年 1 月 3-7 日，页 2；英译载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 CAR-89-011，Springfeld, Va.：February 7, 1989, p.4。 ↩

32.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240-241。 ↩

33.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284。 ↩

34. 《笔祭陶铸》，页 591-592。 ↩

35. 王力：《当事人谈文革》，页 40-41。 ↩

36. 参见陈伯达之子的观点，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页 326。 ↩

37. 同上，页 327。 ↩

38. 王力：《现场历史》，页 29-30。 ↩

39. 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页 191。权延赤争辩道，毛不想保陶，因为他太接近自己；许多接近毛的人都纷纷倒台了。 ↩

40. 这位助手是他的前任政治秘书胡乔木。毛的行动十分仓卒，手下的官员根本来不及做好安排，结果毛在胡乔木的家中没有碰上他。《王力谈毛洋东》，手稿，1995，页 58，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 ↩

41. 这也是陈伯达儿子的观点。他说老干部们抱怨用这种方式搞掉一位常委，而毛受到了他们的影响。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页 326。 ↩

42. 有关毛泽东对江青坚强个性的态度，参见特里尔：《毛夫人白骨精》，页 137-138。 ↩

43.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中央首长讲话》，第 4 册，页 54。 ↩

44. 特别是 1920 年代初的孙中山。 ↩

45.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页 148。 ↩

46. 同上；《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974。 ↩

47. 《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974。 ↩

48. 《动态》，第 62 期（1967 年 5 月 28 日）。 ↩

49. 国防大学：《七十年》，页 551-552；周延：《和“大闹怀仁堂”的战友们》，页 36-38；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页 152。 ↩

50. 对谭震林的采访，1978 年 11 月 29 日，转引自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两册本（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上册，页 256。 ↩

51.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页 148。 ↩

52. 江青称病，张春桥、姚文元还没有从上海回来，关锋和戚本万没有叫他们来，因为议题与他们无关。 ↩

5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08。 ↩

54. 同上。 ↩

55. 王力：《现场历史》，页 30。 ↩

56. 王力：《当事人谈文革》，页 44；《王力反思》，下册，页 977；《周恩米年谱》，下卷，页 126-127。 ↩

5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革”十年资料选编》，3 册本（北京，1981），第 1 册，页 183。 ↩

58. 同上，页 183-185。另见宋永毅、吴同（音译）、周泽浩编：《文革中血统论和遇罗克“出身论”的论争》。《当代中国思想》，第 35 卷，页 4（2004 年夏）。 ↩

5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 1 册，页 184。 ↩

60. 转引自北京财贸学院编：《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的重要讲话》（北京：贸易学院，1969 年 4 月），页 35。这一会议记录没有收录谭震林的发言，但是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这篇谈话。 ↩

6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 1 册，页 184。 ↩

62. 同上，页 184-185。 ↩

63. 同上，页 185。 ↩

64.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11-215。 ↩

65. 周延：《和“大闹怀仁堂”的战友们》，页 39-41。 ↩

66. 周恩来指示王力，立即起草一个有关会议经过的文件，发给没有到会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起草了一份题为《2 月 16 日怀仁堂会议》的文件，周恩来和康生稍做修改后付印。 ↩

67. 《王力反思录》，上册，页 242；下册，页 980-981。 ↩

68. 提出这一观点的是何汉理：《危机中的中国政府》，页 209-210。 ↩

69.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页 153。 ↩

70.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294。 ↩

7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233-234；陈毅对社论的评价是“写得好极了，照这样做，大家就没有意见了”。《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982。 ↩

7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16；《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29。 ↩

7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没有收录这一段激情洋溢的讲话，因它不符合编者的收录标准（要有毛自已认可的文本）。 ↩

74. 《王力反思录》，下册，983。 ↩

75. 王力：《当事人谈文革》，页 53。 ↩

76.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16-217。3 月 21 日，周恩来向毛汇报了有关 7 场会议的进展情况。《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39。此前毛已经在中途听取了汪东兴的汇报。王力：《当事人谈文革》，页 54。 ↩

77. 如无特别说明，上面所用引文都源自这些记录。后来陈毅坚持说他没有把毛泽东直接比作赫鲁晓夫，抗议把这番话算在他的名下，但是周恩来（他与康生一起定稿）说他确实讲过这些话，拒绝删除之。王力：《当事人谈文革》，页 53。 ↩

78.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中央首长讲话》，第 3 册，页 172。 ↩

7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247。 ↩

80.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中央首长讲话》，第 3 册，页 43，页 110。 ↩

81. 一百多名“老”（即，在 8 月 18 日第一次天安门广场大会之前加入红卫兵行列的人）红卫兵于 1 月 25 日被捕。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285。 ↩

82.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辑》，页 219。 ↩

83. 同上。 ↩

84. 红卫兵上海司令部：《砸烂“联动”》，页 125-126。 ↩

85.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中央首长讲话》，第 4 册，页 216。 ↩

86. 《陈伯达、戚本禹同志 4 月 30 日凌晨接见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时的讲话》。原始记录稿（无出版者署名，无出版日期），页 11，沈迈克收集。 ↩

87.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页 158；李敦白、贝内特：《红幕后的洋人》，页 3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