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周恩来承受压力

王洪文并没有林彪那样显赫的势力，所以他必须充当替补接班人的角色。林彪的死亡把周恩来推到了风口浪尖，担当起第二号人物这一令人不舒服的角色。但是，周的健康状况对主席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一方面，因为毛不能保证他会比周活得长，所以他必须想办法约束住总理，保护文革的遗产。另一方面，周病入膏肓在高层中引起了不安，如果周死在了毛的前面，谁将担任接班人呢？在毛看来王洪文是一个有希望的人选，但是在参加过长征的老人们看来，他不过是一个妄自尊大的年轻人，“一个小孩，刚刚断奶”。¹年迈体弱的毛不能再冒同军队将领反抗的风险。他必须找到一个既能限制周恩来，同时又能博得老帅们信任的人。于是，毛又进行了一次赌博，即一次风险更大的赌博。1973 年春，他召回了邓小平。

邓小平复出Copy Anchor Link

第二号“走资派”在江西省度过了三年半的时光。1969 年 10 月，毛由于担心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把他和其他高级干部一同疏散出了北京。邓和妻子卓琳以及邓的继母搬到了江西省会南昌市郊区一所旧步兵学校的一处狭小的住宅中。邓和卓琳在当地一个修理农业机械的工厂内从事每工作日上午的劳动。邓小平干的是装配工的工作，四十年前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在雷诺工厂干的就是这个活。上面给他们派了一名年轻的士兵，负责照料家中的重活。他们的大儿子邓朴方为了逃避红卫兵的迫害，从北京大学宿舍的窗户中跳了下去，遭致残疾，最终他获准同父母居住在一起。其他的子女不定期地来看望他们。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邓和卓琳甚至足额获得了他们在北京时的工资，后来又大幅裁减到只够生活开销。²

1971 年 11 月 8 日，邓小平在厂内党员会议上得知了林彪死讯两天后，他写信给毛，表态支持毛在处理林彪事件中的“英明的领导”，再次要求允许他“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这里他表面上指的是调查研究。他还要求允许自己的两个子女去上大学。后一个要求在 1972 年 4 月得到了满足，这说明毛收到了他的信，他的平反正在进行之中。5 月，周恩来下令恢复邓原来的工资，10 月，应邓小平的请求，他的儿子邓朴方被转移到了北京的医院进行治疗。

此时，邓开始不耐烦了。1972 年 8 月初，他再次写信给毛，要求恢复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³8 月 14 日，毛在邓的来信上做了批示，把此批示和该信件一同交给了周恩来传阅，毛解释了为什么他一直把邓和刘少奇区分开来：在 1930 年代，邓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投降过敌人，有战功，解放后也干得不错，特别是带领中共代表团同苏联共产党进行了斗争。⁴毛同意邓复出。

1973 年 2 月 22 日，邓和他的一家回到了首都。3 月 9 日，周恩来向毛报告，政治局提议恢复邓的副总理职务，并通知全党，毛同意了。周同时请了短暂的病假，他告诉政治局，叶剑英将主持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工作，江青和张春桥将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李先念主管国务院，纪登奎、李德生将军、汪东兴负责执行干部政策。3 月 24 日，周病情大致稳定后恢复工作，3 月 28 日，在李先念和江青的陪同下，他和邓在分别七年后第一次见面；江青的在场向邓小平表明了当时他复出后面临的权力现状。第二天，周带着邓去见毛，毛指示总理：邓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负责外交，政治局在讨论重要政策时，邓要列席会议。此后，每当周住院，只要毛接见外宾，邓都在场。⁵1974 年，毛派遣邓去联合国阐述主席的国际关系理论，这让江青和激进派极为不满。⁶然而，主席当时的行动是谨慎的，也许是为了安抚激进派，也许是告诉邓他还在试用期。无论如何，邓不会在下一个合适的场合上回归政治局，那就是党的“十大”。

党的“十大”Copy Anchor Link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党章上，林彪仍然被描述为主席最忠诚的支持者、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毛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尽管毛显然不是一个在乎合法性的政治家——除非他根据需要来对其进行歪曲，⁷但是现有的党章以官方的名义在不断向 2800 万党员提醒他的愚蠢。每一位新党员都会认真阅读党章，并对此感到疑惑不解。只有党的代表大会才能修改党章——在毛的统治之下，每一届代表大会都要通过新的党章，以反映他改变了的施政重点——所以必须打破常规，提前召开“十大”。⁸1973 年 3 月 29 日，就在确定邓小平复职原则的同一天，毛命令周恩来让政治局准备召开“十大”。⁹于是立即成立了多个特别小组，分别负责监督代表的选举过程、起草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起草有关“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报告和正式决议，当然还有修改党章。

1973 年 8 月 24 日到 28 日，“十大”在北京举行，出席此次会议的有 1249 名代表，他们并不全都是党员，¹⁰由于健康状况恶化，毛很少露面。毛患了缺氧症，为了让他能够出席会议，他的医生们在人民大会堂的重要地点安装了氧气瓶。¹¹毛在“九大”上发表了多次讲话，其中部分讲话的篇幅绝不算短。毛在“十大”上没有发表讲话，甚至都没有一条有条理的、党的媒体“可以引用的”语录。毛短暂地主持了开幕式的全体会议，周恩来在作政治报告时说道，自从列宁死后“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时毛插话：“哎，不错。”这是唯一可以确定是他说过的话。¹²周的表述看起来有着意识形态的晦涩难懂，其实是在驳斥林彪的一个提法，大意是：这是毛泽东思想取代了列宁主义的新时代。¹³当然，林彪的讲话并不是林的，就如同周恩来的报告并不是“周的”报告那样。周告诉高层的代表们：“政治报告署了我的名，但不是我写的，是张春桥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起草的，经毛主席看过。”¹⁴但是，张春桥也否认自己拥有著作权，他告诉一名上海的代表，他所做的只是把大批毛的语录拼凑在一起，他自己对它们都不能完全领会。¹⁵

毛的干预极大地影响了筹备工作，决定了这次大会的议程。和“九大”前夕一样，毛重申了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并补充说这一次人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这一次他也坚持提升一位新的领导人：王洪文。邓小平提议让一些老同志担任顾问，毛欣然接受，并提议成立顾问委员会，他做主席，结果遭到了同事们的联合反对。与三年前的庐山不同，这一次他服从了大多数人的意愿。¹⁶

“十大”的任务是确认宣告文革胜利的“九大”路线，同时谴责文革主要受益者林彪。所以周恩来和作修改党章报告的王洪文都声称，过去四年的经验，特别是林彪“反党集团”的失败，证明了“九大”通过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他们提醒党员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盲目跟随“潮流”。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注定会出现一个新的林彪，从而展开新的路线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要想赢得斗争，挫败新形式的“修正主义”，唯一的方法是根据毛已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展开行动，即“敢于反潮流”，如王洪文的报告所说，要“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这样一个毛主义的准则是永远也不会要求主席自己去身体力行的。¹⁷

修改后的党章除了删除了有关林彪的内容以外，还加入了许多起草文件的激进派所关心的内容。增加的内容包括批判修正主义，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必要性，不可动摇党对其它部门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对军队的领导，不允许压制批评。文革据说是随着“九大”结束了，而王洪文的报告和新党章的总纲断言“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周恩来引用了毛的话：“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周恩来是否在张春桥为他写的报告中抛弃了新党章的提法呢？¹⁸

张春桥负责修改党章，姚文元则撰写了王洪文修改党章的报告。¹⁹他们一点也不接受代表们在最后时刻提出的有关党章措辞上的建议。一名青海的代表认为党章中有一处提到红卫兵是“群众组织”，间接给予了它类似于常设机构的地位，提议把它删去，结果立即遭到了否决。国务院部委的一名代表提议删除“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一说法，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人，这一提议也遭到了否决。²⁰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代表们一致通过了上一届政治局做出的决议，“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²¹选举了由 195 名委员和 124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毛因病不能出席，让王洪文代他在投票箱中投票。一位代表后来描述说这是在政治上有象征意义的一次演练，“因为这说明毛主席最信任王洪文，毛主席亲自选定了王洪文做他的接班人。”²²

一部上海的历史著作揭示了中央委员名单是如何产生的：8 月 27 日晚，在选举前一天，代表们按地区分组开会。直到此时上海组才得知，根据张春桥和姚文元领导的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制定的特定标准（候选人要优先考虑某些阶层，比如工人和农民），要增加 8 名委员。但是上海的代表们却不能选择或者提出自己的人选；这个工作已由审查委员会代替他们完成了。结果是 5 名“代表”上海的新任中央委员甚至还不是大会代表。难怪许多与会代表对这个结果牢骚满腹。有的新任中央委员半夜里在上海被叫醒，得到通知自己当选了中央委员，要乘飞机去北京。这给“直升飞机式晋升”带来了新的含义。²³

但是，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重要特点是军队干部的数量减少了几乎一半，军队干部的这种消失大多数同倒台的林彪又某种形式的联系。文官开始重新恢复了对中共的控制。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对老帅们的不断安抚。至少有 40 名中央委员——包括邓小平、陈云、李井泉、乌兰夫以及像李富春、谭震林这样的“二月逆流”中的强硬派，²⁴所有这些人都曾是政治局委员——和新中央委员会的 12 名候补委员都是在文革初期下台后复出的干部。

8 月 30 日，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毛再次由于健康原因又没有出席。²⁵周恩来代他主持了会议，选举了新一届的政治局，批准了中央军委的建议，将其成员从现有的 28 人急剧扩张到了空前的 63 人。²⁶在此届全会举行之前，周和王洪文联名写信给毛、康生，指出在政治局选举程序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事先必须进行充分的协商和交换意见，否则“就不能说民主，而且有 200 多人，他们均不知道，这等于强加于人。”毛的回复大概是肯定的，因为在全会召开的那一天举行了特别的“预备会”。会上，周谈了有关程序和组织上的问题。²⁷

不明白的是，他们为什么要联合提出这个提议，但是如果说它反映了周试图恢复文革前在“八大”得到通过，在“九大”遭到废弃的程序。那么对于平反了的老帅们中的委员来说，这并不能给予他们多少安慰。政治局常委从五人变成了九人，明显得到了扩大，其中毛、王洪文、康生、张春桥等四人可以算作文革的激进支持者；另外两名常委朱德（86 岁）和董必武（87 岁）垂垂老矣，手中无权，他们自然会支持毛；李德生将军是文革的受益者，因为对激进派的要求反应灵敏而迅速获得提拔。只有周恩来和叶剑英积极地代表了老帅们的幸存者，代表了中共最高层的稳健力量。毛大概觉得，在林彪事件之后，没有理由再维持一个五人中有四人是激进派的常委会。尽管毛向老帅们让步，任命了朱德和董必武为常委，即使假定有人敢于反对他，他也可以稳操胜券，轻松赢得多数。

同样让老师们感到沮丧的是政治局常委们的排名。从 1956 年“八大”直到文革伊始，一直以来的惯例是设置多名副主席。在“九大”后，林彪被确立为毛之下的唯一副主席。十届一中全会标志着对以往惯例的回归。虽然周恩来不可避免地称为第一副主席，但是王洪文排名第二则确认了他的超常规擢升。在他们下面还有三名副主席：康生、叶剑英和李德生，最后一位的擢升几乎可以和王洪文媲美。其余 3 名常委——朱德、张春桥和董必武——没有排名。²⁸张春桥没有排名，难堪地屈居于他以前的下属之下。然而对于老帅们而言，糟糕的是毛再次选择了一名激进分子作为自己的最终接班人，激进派的地位大为巩固。老帅们的唯一希望是有着半个多世纪革命斗争经验的周恩来能制住只有五年多经验的王洪文。

政治局一共包括二十一名委员和四名候补委员。在政治局常委以外的十二名委员中，两人是激进派（江青和姚文元）；五人在文革中登上高位：纪登奎、汪东兴、华国锋、吴德和陈永贵，作为文革的受益者，可以想像他们会自然而然地与毛、与激进派站在一边；²⁹岁的刘伯承元帅患病在身，他又是一个通常会支持毛的老同志；两名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陈锡联，没有像中央的军队同事那样遭到清洗，也是文革的受益者；只有许世友和韦国清（1967 年夏季中期广西血腥战斗的赢家³⁰）可以算作老帅们中比较活跃的幸存者。

从“十大”开始，中共领导层将分成三派：幸存者、激进派和受益者。由于毛对受益者有恩，他们是激进派的天然盟友。但是激进派不满足于当多数派。他们想除掉潜在的敌手，只要周恩来还活着，就是一大威胁。“十大”远远没有按照毛对其追随者们的吩咐促成新的团结，反而成为对总理发动新的攻击的起点。

裂痕表露Copy Anchor Link

在“十大”上，周恩来和王洪文的报告关于外交政策问题（一般来说这是总理的领地）的差别反映了总理的严肃立场。事实上，由于王洪文的报告是姚文元写的，这些差别显然说明了周对张春桥给他的草稿进行了修改。周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党的一贯政策，而王洪文只提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暗示像对美国开放这样的政策是不“一贯”的，可能会遭到抛弃。周表示要团结全世界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无产阶级和人民，而王只发誓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在谈到战争的危险时，周提到要警惕“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而王提出要警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两人都引用了毛说过的话“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与周恩来不同，王洪文省略了乐观的下文“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似乎想强调文革政策仍然必要。

除了王洪文的更为激进的观点以外，由于两个报告的主要区别在于暗中对待美国的态度和政策不同，所以周恩来对该政策的辩护尤其让人吃惊。在宣告尼克松访华后，中国方面引用毛在战时的一篇文章来解释对美国政策的巨变，当时毛认为应该与帝国主义列强美国、英国结盟，共同对抗日本，因为后者的危险更大。然而，周在报告中却引 1918 年列宁为了争取和平与德国签订的有争议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以为奥援。³¹毛开始后悔对美国开放了吗？西方报纸通过阅读这两个报告把对美国开放的政策归于周恩来，从而把毛触怒了吗？³²只有经毛批准后，才能对周恩来对外事的定性展开那样明目张胆的抨击。

1973 年 11 月，在基辛格再次来访并会见主席后，周对中美关系的处理受到了攻击。毛告诉基辛格，他不相信会和平收复台湾，也许他认为周以前过于强调了这种可能性。根据毛的命令，政治局召开了延续数天的会议，江青和姚文元把批评周描述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让周吃惊和沮丧的是，邓小平参加了会议，还对周进行了批评。根据邓的女儿的说法，邓别无选择，因为毛要求“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要批评周恩来”。毫无疑问，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外交部的许多官员相信把邓调回来是为了限制周。³³但是，激进派不满足于只开一场会，他们向总理发动了一场运动。

批林批孔Copy Anchor Link

1973 年夏天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到 1974 年变成了“批儒评法”运动。它始终是文革政治中借古喻今的重要工具，直到文革的结束。但是，这一运动的最终目标是周恩来。

在 1966—1967 年间“破四旧”和批判刘少奇的“儒家”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运动高潮中，中国敬奉的圣人并不是要大“破”特“破”的对象。³⁴在全国的大格局中，1966 年冬天摧毁曲阜的孔庙也只是一个让“刘少奇的中央尊孔复古的命令”归于无效的小插曲而已。³⁵在 1968 年 10 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在评价所谓的国内一些“大知识分子”时顺便提到了孔子。在批判了北京大学著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翦伯赞、冯友兰“放毒”后，毛公开表示不同意中共自己的历史学家范文澜、郭沫若对孔子的积极评价。他最后说道：“这是古董，我劝同志们不要研究这一套。”³⁶在 1973 年前，毛对孔子和儒家的关注，不管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总体上都从属于应对近敌的最高战略目标。

然而，由于林彪问题，事情发生了一点变化。1973 年，在调查林彪在京住处时发现的“材料”（例如，书法条幅、书籍、潦草写下的批注和语录的索引卡片），说明这位垮台的中共副主席暗中欣赏某些与孔子有关的基本哲学和伦理原则，孔子研究突然获得了新的政治意义。当时据说毛泽东早就知道林彪既不懂也不相信卡尔·马克思和弗·伊·列宁的“学说”。根据江青的说法，毛在 1966 年 7 月就已看出来“林彪不是马列主义者”。³⁷新发现的材料让中央得以扭转林案的方向，以便把林彪说成“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都是一个最诡秘的儒家人物。³⁸

1973 年 5 月，在筹备“十大”工作会议上，与会者听说毛最近觉得“要批孔”。³⁹负责林彪专案的小组立即把有关罪行“材料”放在林彪和叶群卧室中的突出位置，以表明它一直是他们私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他们邀请了一批“大知识分子”来调查研究，据此展开对林彪的意识形态批判。⁴⁰广州中山大学的杨荣国教授很快成为这批“大知识分子”中最出名的人物。1973 年 7 月 7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毛本人赞同该文），杨继而参加了批林批孔运动，应邀在全国各地发表关于林彪和孔子的演讲。以下是三个月后他给湖北听众所讲的内容：

这次，我在北京参观了林贼的黑窝子，我的印象，用“荒淫无耻”四个字就可以概括。里面有很多法西斯政变的特务器材。他大肆宣扬孔孟之道，把孔子、孟子的言论都贴在墙上。对孔子谈孝的地方一大段、一大段摘抄下来。可见他要搞法西斯政变，就要宣扬孔孟之道，一旦政变成功，就要大肆贩卖孔孟哲学，所以我们要认识批孔重大意义和深远意义。⁴¹

林彪和孔子在意识形态或者哲学上的联系是十分勉强的，如杨荣国指出的：

互相包庇的思想就来源于孔子！林彪反党集团互相包庇，干坏事，就是来源于孔子，就是孔子的思想的具体化。……林彪搞阴谋诡计也是学孔子的。……林彪的两面派作风，也就是从这里学来的，……林彪的屋子不见阳光，阴森森的。林彪从思想到生活方式都是孔子的一套。⁴²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批林批孔运动大部分集中在文本以及对文本的评注上。而炮制了最有影响力的评注的是中共领导下的研究和写作小组集体，其成员来自一些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在北京，一批于 1970 年进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他们以不懂孔子和儒家哲学而感到自豪）被招入了“批林批孔研究小组”，同他们共事的是在 1968 年被毛指责“放毒”的“资产阶级”教授们（比如冯友兰），但是如今看来，这些教授们对古典文献的渊博学识是不可或缺的。最后，江青把这个小组及其后来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通常简称“梁效”，即“两校”）作为自己的“理论队伍”。⁴³

该小组的成员急于讨好这位手握重权的女施主。病中的冯友兰在接受江青邀请一起“视察”天津后，向她献上了下面这首诗：“破碎山河复一统，寒门庶族胜豪宗。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⁴⁴

梁效的第一个重要成果是编纂《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⁴⁵1974 年 1 月，毛泽东同意了王洪文和江青的直接要求，把它作为新年的第一个中央文件下发到全国，“有助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孔”，此后这个摘录了大批书籍的小册子就风行一时。⁴⁶中发（1974）1 号文件采用了文革中惯用的手法，即有选择的拿语录进行对比，以指控林彪竭力“装腔作势，骗人唬人，制造反革命舆论，大搞阴谋活动，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⁴⁷其第一页以“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为题，刊载了下面的引文：

林彪孔孟

悠悠万事克己复礼为仁。

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书赠叶群同志《论语·颜渊》⁴⁸

育容（即林彪）

一九六九。十。十九

（条幅，林彪卧室）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为了让读者在政治上正确地理解这些段落“真实的”含义，编者们把《论语》中的引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并且解释了林彪卧室中条幅的背景。这个编者注释的全文如下：

按：“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和叶群从 1969 年 10 月到 1970 年 1 月，在不到 3 个月内，连续写下了以上 4 条。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这里提到的“复辟的反动纲领”其实是杨荣国那篇筚路蓝缕之作（该文攻击了孔子，却没有把他和林彪联系起来）的关键词。“复辟”成为了批林批孔的两大主题之一，⁴⁹最终变成了借古喻今攻击周恩来的工具。

杨教授论述道：孔子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恢复正在消失的奴隶制社会，压制封建社会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孔子的政治口号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孔子提倡“仁”，但只是对日益衰落的奴隶主而言：只要这些奴隶主没有犯大的错误，就不要抛弃他们，要团结一致防止奴隶们起来造反。有一个不听话的学生帮助人家实行改革，孔子明确地指责他背叛了“周（公之）礼”。这位与周恩来同姓的历史人物是中国历史上最受人尊敬的政治家之一，在这里杨教授几乎不需要引用毛的语录（历史对于现实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来点明其现实政治寓意，尤其是在高层，最早从 1950 年代起，人们就开始在私下里称周恩来为“周公”。⁵⁰杨荣国的论文是一次反击，它针对的是 1972 年周恩来主持的人员平反和政策复旧。在杨荣国下一篇联系孔子与林彪的文章中，恢复旧家族的主题消失了。⁵¹

除了“揭露”林彪和孔子所信奉的所有反动意识形态以外，由于毛和中共中央对于批林批孔运动没有给出任何实质性的目标，可以想见，各地和各级的政客们会趁机力图使自己把持对那些“幽灵”具体进行规范、界定和操纵的权利。任何人只要能随心所欲地利用修辞手法，都可以立刻把个人的目标转化为批林批孔运动的目标。

以梁效班子的工作日程来说，一方面要保持最低限度的批判林彪的力度，另一方面要更加直接针对性地批判所谓“现代儒家”，要在两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1974 年 6 月，江青向该班子成员抱怨，有关后者的文章太少：“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⁵²

对于那些像江青一样一心想把批林批孔的矛头对准“现代大儒”的人来说，不幸的是，他们同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共同发明的某些手段无济于事。比如，要在林彪家中发现的“材料”中罗织罪名就搞不下去。这些材料毕竟在范围和数量上是有限的。梁效小组在编纂《林彪和孔孟之道（材料之二）》时，江青要求其寓意比“材料之一”更明显，集中火力对准“现代大儒”，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历经了 19 稿后还没有最终定稿，无可奈何之下，“梁效小组”只得偶尔张冠李戴。⁵³

江青和她的班子一度坚持认为，批林批孔的对象明显应该包括谴责利用私人关系进大学、躲避“上山下乡”的腐败行为。“梁效小组”的头头迟群在一次大会上提到“还有那个走后门问题”——江青在同一个大会上吹嘘自己在土地改革时杀死了当地的一个恶霸，以显示自己的英雄气概。迟群接着以反问的口气责问道：“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⁵⁴但是，毛在得知这一特有的联系后（江青和姚文元显然是支持的），立即果断地表示了反对。毛坚持认为兹事体大，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他解释道，利用关系走后门一事，“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⁵⁵那些不希望走后门成为批林批孔目标的人还包括张春桥。他的女儿不但利用关系参加了解放军（本来应该下乡去农村），还进了大学。⁵⁶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央当局觉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地方上的批林批孔运动的进度。在中国许多地方，这一运动很快被一股政治势力劫持了，后者关心的更多的是身边的敌人，而不是斥责林彪和孔孟共有的或有或无的反对特征。在华东，中共副主席李德生少将（文革开始时他指挥的陆军第十二军驻扎于安徽，后来他以闪电般的速度一路擢升）成为了斗争对象，批评他的人不但不赞成他的政策，而且认为他符合“现代大儒”和“党内大儒”的条件。⁵⁷3 月 31 日，中央最后一刻的电报制止了安徽省总工会在省会召开的大会上缺席批判李德生。浙江、湖南、湖北、新疆等地，类似的旨在批判与当地有这样那样联系的高层干部的大会，要么是不经允许就贸然召开，要么是在最后一刻在周恩来（中央批林批孔七人领导小组组长）的直接干预下流产。到了 4 月中旬，地方利用和滥用该运动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朗，这使得中央当局开始发动两场整风运动。⁵⁸

从 1974 年 6 月开始，《红旗》、《北京大学学报》和上海的新刊物《学习与批判》开始载文强调法家（儒家在历史上的对立面）所谓的诸多进步性，从而给批林批孔运动增加了新的维度。1973 年冬，毛告知梁效的成员“凡是反动的阶级……都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反对秦始皇的。”⁵⁹林彪的形象慢慢地淡出，越来越多的力量被集中用于制造出一种历史论述，用一根清晰的红线把文革后期的中国共产党同历史上一大批“进步”的统治者联接起来。

此次直到 1976 年秋天毛泽东逝世和文革最终结束，新出的有关“儒法斗争史”的文章、书籍在中华大地上连篇累牍，层出不穷。毫无疑问，有的文章、书籍是想写成学术作品，也确实可以当作历史研究来读，虽然是非常政治化的那种。但是，更多的是彻头彻尾的借古喻今，是从派系角度评点当今某些“儒家”的错误，其意图是攻击周恩来、邓小平或叶剑英这样的领导人，是不顾历史、无耻地吹捧某些所谓“法家”，究其实质不过是在暗中肯定江青的领导地位。

于是，在“十大”之后，高层政治演变成激进派余部与幸存者之间的激烈斗争，胜利者将接毛的班。显然，林彪事件后得到解放的老一辈领导人在默默地为周恩来鼓劲加油。受益者夹在两派的中间，左右为难，他们无疑希望对毛的服从能让自己不必选择倒向哪一阵营，或者至少能告诉他们应站在哪一边。

回眸基层Copy Anchor Link

斗争中使用的讽喻语言让普通百姓晕头转向。只是孔姓的农民遭难受苦，比如甘肃省的大川。⁶⁰但是在别的地方，即使暴力仍然没有绝迹，相比于过去无法无天的红卫兵暴徒在乡村城镇横冲直撞，这些晦涩的辩论倒还是可喜的变化。随着所谓的修正主义、封建主义和儒家的垮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有没有变得更好呢？所有现存的数据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文革原本是为了他们而发动的，但是可悲的是这些人并没有得到好处。1973 年，老干部陈云对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人直言不讳地说道：“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现在离那个时候还很远。”陈云继续总结道，中国要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行方式做更多的研究。⁶¹

中国农村生活虽然恢复了常态，但是日子依然艰难。1974 年，财政部对 27 个省市和自治区的 27433 个生产大队进行了全国性的调查，描绘了一副并不乐观的中国农村生活画卷。1973 年公社社员的平均收入是：现金 77.9 元，粮食 431 斤，自从 1965 年以来平均每年增加 1.7 元、3.6 斤。生产大队缴纳的五花八门的费用越来越多，在有的地方合到平均每位社员每年 4 到 10 元（相当于增收了 50% 到 100% 的国家农业税）。1973 年对吉林省 217 个人民公社的调查发现，这些费用被用于支付当地教师和“赤脚医生”（当地的医护人员）的工资，增加大队干部的收入，支付民兵训练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尽管很多的开支造福了农村人口，但是县政府以农业税名义征收的资金并不如此。根据四川和湖南省当局的说法，县政府把农业税用于非法的用途（比如宾馆、足球场、剧场），其规模在文革前是闻所未闻的。⁶²

贫困导致了移民。在理论上，所有国内旅行受限于地方颁发的介绍信及配给票证，旅行和迁徙（特别是跨越省界的）是受到严格管制的。在现实中，相当多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基本上不受这些管制的影响，生活在最艰苦环境中的他们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从 1971 年到 1973 年 7 月，超过 100 万“流动人口”来到了一处传统的目的地——黑龙江，尽管部分人又“流”出去了。1974 年 1 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号召该省农村地区的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考虑总体形势，对群众采取负责的精神……找到解决（移民）生产和生活问题的方法”。它也同时指出，自从 1968 年以来，该省成功地安置了 60 多万移民，尽管还有近 30 万人没有“收容”。⁶³

并不是所有的移民都是自愿的。1974 年 4 月，河北省向国务院报告，自从 1968 年以来，大约 300 名来自四川两处地区的青年妇女被“诱拐和贩卖”给了该省五个县的男子。⁶⁴有关这起案件的后来发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问题并不局限于四川和河北。1974 年 7 月，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号召该省公安部门和法院在打击强迫婚姻、调戏和殴打妇女的总体行动中，采取有力措施，制止诱拐和贩卖妇女。⁶⁵妇女的权利成为了批林批孔运动重要的副主题。最终，中共中央于 1975 年 2 月打算恢复文革开始以来就一直停止活动的“妇女联合会”。

农村的贫困冲击着乡镇。中央当局的一大工作是把一波又一波有碍观瞻的乞丐和上访人员拒于诸如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之外，防止他们冲击法律和秩序，这些人当然越来越多地给西方游客留下不好的印象。1972 年 6 月 13 日，周恩来在收到公安部和中南海中央警卫部队的报告后，要求立即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应对措施。⁶⁶与首都接壤的河北省省委立即派工作组去北京，把所有到那里去的上访人员都打发走了。河北省还在传统上去北京的四个入口——唐山、张家口、保定和邯郸——设立了四个“说服和拦阻点”。⁶⁷

这种向城市的移民并不出人意外。城市的生活条件确实要好一些。如果能把自己的社会身份转换成城市无产阶级的话，不知道有多少农民会为此感到大喜过望。但是，即使是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也在恶化。工伤事故死亡的数目在显著增加。在 1970 年底重新开始收集全国统计数字时，县级以上企业的伤亡数比 1965 年增长了 2.85 倍。几乎可以肯定，县级以下的农村小厂的伤亡数字——如果这些数字存在的话——会更加糟糕。由于要掩盖这些数字，中央有关当局改善情况的努力化为了泡影。⁶⁸结果，1971 年工伤事故死亡的数目上升到 1965 年的 4.24 倍，1972 年则增加了 4.31 倍。⁶⁹根据 1970 年代初的官方数据，中国工厂中半数以上的通风设备是不能使用的；因此无怪乎 1975 年确诊的矽肺病病例是 1963 年的两倍。

⁷⁰个人的生活条件得到了一些改善。正好在林彪事件前一个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多年来第一次给全国 28% 的工人普遍加薪。⁷¹然而，遗憾的是可以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少。1971 年底，重庆市革命委员会被迫承认，“在最近几年”有 500 多种日用轻工业品基本上从商店里消失了，主要是由于强制推行的“自力更生”政策在实践中根本行不通。1972 年 4 月，四川省劳动局在批判林彪时把资本主义国家生活“在地狱”的工人状况和社会主义四川生活“在天堂”的工人状况进行了比较。就在同一个月，重庆当局开始对酒和糕点实行配给。⁷²1973 年 7 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禁止该省所有的单位和个人未经允许自行酿酒或卖酒；大概是由于酒的短缺导致私酒交易猖獗。⁷³1974 年，商业部起草的一份国务院机密文件列举了无数“受煽动的群众进行恐慌性购买”的例子。一部关于陕西省历史的著作提到：这一时期一直短缺和匮乏的产品包括“食糖，奶粉，自行车，缝纫机，肥皂，电灯泡，化学纤维制成的不同产品，瓷器，玻璃，木制家具”。⁷⁴据商业部后来披露，“由于工业产量不足，全年的市场供应形势仍然非常紧张，据估计在社会购买力和市场供应之间有 18 亿元的差距。”⁷⁵

生活条件可能正在得到改善，但是速度缓慢。在某些领域内情况更加糟糕。在哈尔滨，平均每个居民此时有 2.28 平方米的居住面积，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际则有 3.62 米。在北京，居民的生活状况绝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但是这里的生活也变得拥挤不堪。自从文革以来，城市公园无人过问，有些公园面积严重缩减。在重庆，由于城市家庭和居民急于增加居住面积，非法侵占绿地，到 1975 年，该市 81.73 公顷的城市“绿地”有 71% 的面积消失了。⁷⁶

北京的城市居民自己动手来解决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算作第一次“天安门事件”：1972 年 10 月 31 日，成千上万的首都普通居民来到天安门广场，挖掘并运走了种植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 2 万多株装饰性的花木。周恩来对于北京市公安局事前居然全无防备而大发雷霆，他狠狠地训斥了公安部和北京市当局，并且援引了林彪在 1966 年 5 月 18 日讲话中引用过的《辨奸篇》片断“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周恩来质问道，在社会上散布了那么多的“耳目”，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的发生。他要求迅速采取有力措施，防止产生更为严重的事件。12 月 22 日，中发（1972）45 号文件向全国转发了北京市当局有关目前措施的临时报告：处理群众请愿活动的方式有所改进，交通管理和消防能力有所提高，在法律和秩序上有所变革，包括对首都潜在的反革命分子实施了更好的监控。⁷⁷

天安门广场的挖运花木事件象征着社会主义控制力的崩溃。北京老百姓认真落实了毛的格言——敢想、敢说、敢挖。周大概理解了其隐含的涵义，但是毫无疑问，他对治安懈怠如此愤怒，部分原因是他不愿意额外花时间来监督警察工作。他还要处理更大、更严重的问题。

到 1971 年底，忧心忡忡的总理宣布中国近来同时取得了两个“突破”，从财政的角度来看哪一个都不是好消息：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突破了 5000 万大关，全国发放的工资数额在 300 亿元以上。他坚持要求采取措施，减缓这些数字的进一步增长。然而 1972 年的势头没有减弱：国有企业的职工数增长了 5.3%，达到了 5610 万人，全国工资的增幅在 12% 以上，达到了 340 亿元。周恩来在 1973 年初宣布了另外一个更让人忧心的进展：“货币发行也突破了。这不是那么舒服的。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我们与他们不同，但也不那么舒服。”⁷⁸

一个让人不舒服的例子是重庆，也许这是极端的个案，但几乎可以肯定不是唯一的：在 1972 年上半年，该市的大批工业企业困难重重，以致它们向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金额比全年计划增加了 6.7 倍之多。⁷⁹国务院的官员们如副总理李先念——管理中国财经领域是其职责之一——非常了解类似全国性财经问题的广泛性和严重性，但是想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哈尔滨有一家管理不善、一直亏损的化工厂。李先念在阅读该厂题为《如果工厂按这种方式运行亏损不可避免》的报告后，唯一的反应是感到“震惊”，要求黑龙江省领导采取某些措施。⁸⁰1973 年 10 月，李先念收到了一份有关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的灾难性报告。该兵团在过去五年中累计造成了 53700 万元的亏损，而且每年亏损的额度还在迅速增长。李的反应软弱无力：“我想兵团的全体指战员是不会甘心长此下去的。”他接着大而化之地说：“问题在于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方针政策不正确，人的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⁸¹从他在文革前担任财政部长的记录来看，中国许多中层的财政官员对李的评价一直是“听话而无能”，1974 年 12 月，毛本人也说，相比于“有才干”的张春桥，李先念“较软弱”。⁸²

一个病入膏肓的总理，摊上了这么多或大或小的问题；一个有经验、较软弱的副总理，没有才能抑或效率低下，或者两者兼具；一个名义上的接班人，又没有技能、知识和权威来力挽狂澜；在这种情况下，毛别无选择，只有把管理中国的大权交给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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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 1976 年 4 月悼念周恩来、驳斥四人帮的数百首诗篇；萧兰编：《天安门诗抄》（北京：外文出版社，1979），页 31。见本书第 19 章。 ↩

2.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106-155。 ↩

3. 同上.，页 184-187，页 198，页 208-210。 ↩

4. 《建国以米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308。 ↩

5.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583-585；双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244-245。前者没有提及在周·邓会面时江青在场。 ↩

6.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264-269。 ↩

7. 参见《起源》，卷三，页 424-425。 ↩

8. 在毛统治时期，所有的党章都规定每隔五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但是在“七大”和“八大”间相隔了 11 年，在“八大”和“九大”间相隔了 13 年。“九大”和“十大”只相隔了 4 年多一点。 ↩

9.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585-586。 ↩

10. 张春桥和王洪文（他们负责筛选代表）看中了河北一位党外人士完美的“造反”资历，把他定代表。他们的理由是：尽管这名造反派在组织上没有入党，但是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已经入了党。谭宗级：《十大评述》，载张化、苏采青：《回首“文革”》，下册，页 1096。这是毛派很爱用的一个说法，不过这和过去的思路截然相反。比如陈伯达在 1959 年称彭德怀及其同僚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还没有入党。 ↩

11.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576-577。 ↩

12. 谭宗级：《十大评述》，页 1093。中共党史学者说，毛在听到周恩来报告中的如下段落时频频点头：“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改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同上，页 1100。 ↩

13. 参见理查德·维奇的分析，《十大：权力架构与继承问题》［Richard Wich，*The Tenth Party Congress: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Succession Question”，CQ, no.58（April-June 1974），231-248］。 ↩

14.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6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358。 ↩

15. 马天水：《我的揭发交待》（上海：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 年 11 月 5 日），页 4-5。 ↩

16.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614-615。邓在毛死后成为事实上的中共领导人后成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 ↩

17.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北京：外文出版社，1973），页 48。1958 年毛泽东鼓励同事们学习海瑞（明朝官员，因为犯颜极谏被皇帝罢官）时阐述了这些标准；参见《起源》，卷二，页 207。有关海瑞的情况见第 1 章。 ↩

18.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页 4，页 42，页 45，页 47，页 48，页 50，页 52，页 55。 ↩

19.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595；《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下册，页 654。 ↩

20. 谭宗级：《十大评述》，页 1096。 ↩

2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页 360。 ↩

22. 徐景贤：《十年一梦》，页 291。 ↩

23.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下册，页 652-653；徐景贤：《十年一梦》，页 272-274。 ↩

24. 谭震林和邓一样曾长期追随毛泽东，1927 年参加了秋收起义，此后忠心耿耿地追随在毛的左右；克莱因、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辞典》，第 2 卷，页 796。 ↩

25.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616-617。 ↩

26. 同上，页 617-618；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 145-146。 ↩

27.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616。 ↩

28. 中共在不愿给官员排名的时候，就根据姓氏笔划来排序，笔划相同的按拼音顺序；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页 97。 ↩

29. 邓小平在文革后把他们都撒职了。 ↩

30. 见第 9 章。 ↩

31.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十大”后的中国》［Roderick MacFarquhar，“China after the 10th Congress"，World Today, 29, no.12（December, 1973），524-526］。 ↩

32. 高文谦：《晚年周恩米》，页 451。 ↩

33. 有关毛、基辛格会面的情况，参见布尔：《基辛格文本：美中、美峰会揭密》，页 179-200；有关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634-635；有关邓的批评，参见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255-256。会议的一位见证人告诉麦克法夸尔，邓的角色让周惊慌失措；中国的外交官员在同麦克法夸尔谈话时认为把邓召回来是为了遏制周。 ↩

34. 李敦白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定性为“儒家思想的”。参见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编：《刘少奇罪行录》（北京，1967），第 5 册，页 30。 ↩

35. 《刘少奇孔庙朝圣》，页 2，批刘文章（页 1-4），收录于一部 137 页的文集中，封面和书名已佚。上海，1967。 ↩

36.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页 11。 ↩

37. 参见上一章引用的江青讲话，载《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十个文件汇编》，页 7；另见《学习“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的体会》（无出版者署名，1974？），页 6，打印学习文件，沈迈克收集。 ↩

38. 编造这一罪名的人还说林彪既不读书，也不看报，据说他不读的书包括全套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74 年 1 月 25 日，页 24，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江青也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但是她说周恩来读过。 ↩

39.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469。 ↩

40. 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页 28-29。 ↩

41. 杨荣国：《批判孔子报告》（保定：中共保定地委宣传部，1974），页 2。 ↩

42. 同上，页 6-8。 ↩

43. 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编：《梁效罪证材料》（北京，1978），页 5。 ↩

44. 同上，页 115。 ↩

45. 同上，页 65-68；另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474。 ↩

4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371。 ↩

47.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北京，1973），序言，页 3。 ↩

48. 理雅各：《中国经典：译文、评注、绪论与索引》［The Chinese Classics：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7 vols.（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3），1:250.］。 ↩

49. 另一个不那么令人信服的主题是把林彪的一则评论抽离其上下文，从而表明这位元帅在批评秦始皇这位中国开创性的帝王，而毛自己与其同事都常常把毛与这位皇帝作比，前者是自矜的，后者是畏惧的。 ↩

50. 《杨尚昆日记》，下册，页 184。 ↩

51. 麦克法夸尔：《“十大”后的中国》，页 523-524。 ↩

52. 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梁效罪证材料》，页 50。 ↩

53. 同上，页 65-68。 ↩

54. 《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页 42。 ↩

5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488-489。 ↩

56.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下册，页 673。 ↩

57. 同上，页 671；《周恩来年谱》，3:659。 ↩

58.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下册，页 140-141。 ↩

59. 《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页 2。 ↩

60. 参见景军：《记忆殿堂：一个中国村庄的历史、权力和道德》［Jing Jun. The Temple of Memories: Histor,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Pp.52-55］。 ↩

61. 《陈云年谱》，下卷，页 176。 ↩

62.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第 4 册，页 282-283，页 293，页 308。8.3% 左右的粮食收入是返销粮，即由于条件困难返还原产地的粮食。 ↩

63.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页 458；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大事记》，页 985。 ↩

64.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大事记》，页 518。 ↩

65. 同上，页 467；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大事记》，页 985。 ↩

66. 《周恩米年谱》，下卷，页 530。 ↩

67.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大事记》，页 478；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保定党史大事记》，页 385-386。 ↩

68. 山西省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议编：《学习文件》（太原，1971），页 40-45。 ↩

69. 《当代中国的劳动保护》（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页 23。 ↩

70. 同上，页 146-147。 ↩

71. 《彻底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大批判发言材料选编之二》（成都：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生产建设办公室政工组，1972 年 4 月），页 52。 ↩

72. 同上，页 53；《重庆市志》，页 432-433。当时中国流传一则谣言，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 2 月份访问北京期间吃了 2000 斤鱼，另一则谣言是他吃了 50 只虾。用一位中国作家的话来说：“老百姓厌恶美国人，不希望老美在中国吃得太好”。树军：《钓鱼台历史档案》，页 139。 ↩

73.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大事记》，页 978。 ↩

74. 何金铭、赵炳章编：《当代陕西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页 174。 ↩

75. 《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页 726。 ↩

76. 《重庆市志》，页 448。 ↩

77.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562；《中国人民公安史稿》，页 341，页 449。 ↩

78. 《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页 675，页 690-691，页 698。 ↩

79. 《重庆市志》，第 1 册，页 435。 ↩

80.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页 438。 ↩

81. 同上，页 454。 ↩

8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 3 册，页 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