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毛的新接班人

在收回了刘少奇对于文革的控制权后，毛现在着手对中共最高领导层进行重组，以确保它能更忠实地服从于其计划的展开。7 月 24 日，毛在这一天否定了工作组后，下令召开中共八届第十一次中央全会，这是四年来的首次中央全会。为了营造会议氛围，《人民日报》在 7 月 26 日公布了毛畅游长江的消息。强调主席做好了斗争的准备，能够继续统率人民。第二天，在中国拥有读者最多的内部刊物《参考消息》上，最后一次正面地提及了刘少奇的名字。¹

八届十一中全会于 8 月 1 日开幕，7 月 27 日到 31 日举行了预备性的工作会议。在 1956 年和 1958 年的中共“八大”两次全会上选举出的 173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只有 141 人参加了会议，和正常情况相比，人数大大减少，这说明许多领导人找借口脱身，避开这注定的是非之地。²刘没有办法脱身，这确实是一个痛苦难熬的时刻。7 月 28 日，撤销工作组的命令发布后，他和家人一起在家；5 个月后，他在清华大学上学的一个女儿回忆，在她一生之中，从来没有看见父亲像那天晚上那天烦躁不安，她和继母都失声痛哭。³另外，有 47 人列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其中有党的高级官员，更重要的是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和两位“革命师生”（聂元梓和北大的一位下级同事，同时也是北大那张大字报的作者），这显然预示了下一步将要发生的事情。⁴

八届十一中全会原计划召开 5 天，据总书记邓小平在 8 月 1 日的开幕词中讲，全会安排的议程包括：报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工作和决定；通过现在称之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⁵批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 5 月份作出的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职务的决定；通过全会公报。⁶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匆忙；刘少奇在开幕当天所作的关于过去四年内的中央政策的报告还没有写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没有准备好。⁷但是，这些和毛在开幕当天为会议定下的调子相比，都已微不足道。主席粗暴地打断了刘少奇作报告时的讲话。当刘承担了派遣工作组的责任时，毛断言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暗示这些根本错误中也有刘的份。

造反有理Copy Anchor Link

毛的另一个咄咄逼人的举措是当天向八届十一中全会传发了他刚刚写给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信件，该组织是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们在 5 月 29 日成立的。有一位中央委员担任了毛几十年的笔杆子和秘书，与毛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争辩说，毛“在学生中寻找支持，说明他（在党内）没有支持”。⁸这位秘书搞错了。毛是不大可能在一个他准备打垮的组织中寻找支持者的。

7 月 28 日，清华的红卫兵送给毛两份大字报文稿，题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之一、之二，同时附信要求毛回复。毛立刻照办，他给新生的红卫兵运动开出了一张空白支票，以其全部政治资本——他的职位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作为担保：“（你们）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毛又保证他的同事们都会支持他们，这一点可不大可靠：“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毛喜欢在其演说和文章用上一些温和段落，使其更生动活泼，这可能是为了在事态失控后推卸责任，毛接着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也要给出路。但是“造反有理”的警钟已经敲响，在未来几年内，这句话响彻全国，为谋杀和伤害提供合理依据。⁹

不管毛的同事们是否喜欢，他们现在都必须配合红卫兵运动。8 月 3 日，王任重邀请清华附中上述大字报的作者们到钓鱼台国宾馆来看主席的信。他们惊喜万分。大约在 8 月 4 日深夜，在清华大学校园内举行的群众“动员大会”上，遭到撤销的工作组组长先作了检讨，接着由“造反”红卫兵一个接一个地批判他，周恩来在这一大会上告知与会者：“刚才清华附中 3 为年轻的同志说得对，就是要在需要的时候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革命群众有革命造反的权利。……他们的大字报起了带头作用，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老实说，我应该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¹⁰

刘少奇也在顽强地努力赶上革命的浪头。8 月 1 日午夜，他通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他要赶去工作组撤出后的一所北京高校调研。第二天晚上，在最后一刻的安排之下，他出现在了北京建筑工业学院，陪同的干部中有李雪峰、中央文革小组的中坚戚本禹，戚小心地记下了刘所说的话。8 月 2 日、3 日、4 日，连续 3 个晚上，刘试图找出工作组做错的地方，并试着理解该学院内“革命战斗团”与“八一战斗团”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预示了未来两年内红卫兵组织的相互残杀。在最后一个晚上，刘在中南海里向该学院的工作组发表谈话，他显然是心神错乱，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他用了“如果我是你们中的一员，我会……”的修辞方式：

人家造我的反，我们不让人家反，怕大民主。我有错可以揭，你开除我的党籍，撤我的职，赞成他引导好他，可以不造反，因此引火烧身，炮打司令部是正确的。如果是好人，反错了，还是好人。如果不让人家造反，非把你反掉不可，工作组不让人家造反嘛！¹¹

但是在 8 月 5 日，在受到毛又一次的猛烈抨击后，刘打电话给李雪峰，他不会再去建工学院了，因为“看起来我不适合领导文化大革命”。¹²同时，戚本禹可能向毛提供了刘昨晚讲话的摘要，因为毛立即将其中的一个关键语句还施于刘之身，这不可能是一个巧合。

毛的炮打司令部Copy Anchor Link

毛本来计划在 8 月 5 日结束八届十一中全会。但是，在 8 月 2 日、3 日中央委员们的讲话中，他们在撤工作组的问题上十分冷淡，这让毛越来越怒不可遏。许多人如果说不是直截了当的话，那也是明显站在了刘的立场上。¹³于是主席立即改变议程，于 8 月 4 日下午临时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严厉地警告了他的同事们，甚至不点名地说他的政治局某些常委同事就是“牛鬼蛇神”：

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¹⁴

当着毛的面，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表了一个讲话，其火药味不逊于毛：

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毛泽东：神圣不可侵犯，做官当老爷惯了。）这个问题的确存在，我碰到过很多场合。他说的就算，旁人说的就不算。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¹⁵

刘少奇再次表态愿意为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毛挖苦地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¹⁶

毛建议把他的讲话分发给与会代表进行分组讨论。八届十一中全会正是延长了一个星期。代表们从 8 月 4 日到 6 日开会讨论毛的批评意见，但是仍然没有表示对主席观点的热烈支持。8 月 5 日，毛指责了由刘签署下达的文件，下令正是将其撤回，因为该文件支持北大工作组镇压了“六一八事件”。就在同一天，毛还在随聂元梓大字报一同发表的《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上作了批注，他在评语中宣称“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试图给他的同事们施加压力。¹⁷毛的第三个举措是 8 月 5 日在一张两个月前的《北京日报》旧报纸上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赞扬聂元梓的大字报。他的秘书帮誊清在一张白纸上，毛拟定了这个有煽动性的题目，两天后分发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该文追述了与会者熟悉的过去的争论，毫无疑问，主席与刘少奇决裂了。其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它们是此文的附件）。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

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¹⁸

尽管还要过上六周，此文才会正式传达到中共全体党员；还要过上一年，此文才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是它几乎立刻被泄露了出去。¹⁹毛的追随者们现在能看清楚他的计划了。“造反有理”和“炮打司令部”加在一起，意味着主席不仅要反对工作组所谓的错误行为，还要以此为借口打算对中共最高层进行清洗。

为了避免再产生任何疑问，康生、江青和张春桥及其左派同伙，在小组会议上阐述了毛的大字报的重要性，谴责了刘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的一名谄媚者、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甚至抨击邓小平，据说江青跟谢说过，刘已经不再具有威胁，而邓有。²⁰8 月 5 日，周恩来在和毛谈话后，打电话给刘，建议刘不要再在公开场合露面，不要作为国家主席接待外宾。²¹然而，虽然没有人敢发言反对，却也没有人表示热烈的欢迎。毛的“大字报”的政治含义过于深远、过于复杂，部分中央委员无法接受。戚本禹在 1967 年 4 月哀叹道：“有的同志甚至在毛主席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大字报是干什么的，说的是谁，还不清楚。还有的同志，到现在为止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理解这个大的斗争，不是很容易的。”²²

8 月 6 日，毛召唤来了援军。他命令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第一周正在大连修养的林彪飞往北京。林整个夏天都不在北京，从而避开了关于工作组的冲突和文革如何进行的争执。毛在林到会后要他去谴责刘少奇。林坚持说自己的身体不好，并不了解刘这几年的作为，他要求毛和周恩来给他派一个知情的助手，帮他起草一个能击中要害的材料。毛、周派出的助手正是那位在 1965 年向林提供了罗瑞卿的毁灭性材料的少将。²³他从毛、周那里得到了指示，应提出哪一方面的问题，然后撰写了林的讲话稿，涉及到从 1940 年代晚期政策上的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到此后这些年来不恰当的私下谈话，事无巨细，罪名共计有 23 项之多。²⁴

8 月 8 日，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林表示完全支持毛的文革设想，鼓励他们“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林德鼓动性评论，以及在 5 月 18 日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讲话——最高层领导人的清洗正是从那次会议开始的——都下发给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与会者们。²⁵

十六条Copy Anchor Link

然而，与主席、林的那些咄咄逼人的讲话留给与会者们的印象不同，毛的运动蓝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十六条”是一份带有欺骗性的调子温和的文件。中央文革小组起码在六月份就开始起草这份文件，8 月 8 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本是其第三十一稿。毛发给陈伯达的评价是：“改得很好，可即印发”。²⁶它在 8 月 8 日晚向全国作了广播，刊登于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与《五一六通知》等到目前为止的文革重要文件不同，“十六条”的知识产权从开始就是公有的。它甚至还摆在唱片商店内出售，收录在一套四张的 33 转黑胶唱片上，该唱片中还包括《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的广播录音，以及林彪、周恩来的讲话录音。

“十六条”开头就激情昂扬地将文革界定为“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但是它很快就转移到了斗争上：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²⁷

对运动目标的描述和对后来众所周知的“四旧”的抨击说明文革将基本延续以前的道理，只包括文化、教育领域，打击那些有资产阶级背景的“通常的嫌疑犯”。事实上，早期的红卫兵活动正是基于这种假设，许多红卫兵组织能把这一段背下来。²⁸但是，该《决定》又暗示和认可了另一种目标：“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²⁹

至于运动方式，“十六条”给予了激进学生绝对权力，让他们毫无阻碍地横冲直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³⁰

起初，在运动方式上没有什么限制，只是在“十六条”倒数第二条提出，军队开展文革要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单独指示进行。³¹9 月 7 日，中发（1966）459 号文件列出了一些“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的中国边境地区。从南方的深圳到北方的二连，从与尼泊尔接壤的吉隆到与北朝鲜毗邻的延吉，在这些战略要地，保障安全的考虑要优先于“革命动荡”。³²事实证明这些例外难以维系。

“十六条”里有一处重要的遗漏，它没有提到和认可红卫兵。周恩来在 9 月给红卫兵大气，说第九条中提到了“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³³红卫兵就包括在“等”里面。“十六条”称所有这些组织都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新的领导层Copy Anchor Link

8 月 12 日下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的那一天，林彪主持了原议程上没有的一个会议，即通过秘密投票正式选举 11 名政治局常委。只有 74 名中央委员有权投票，毛、林彪、邓小平、康生获得了全票。周恩来、陈伯达、陶铸离全票只差一票，也许他们都谦虚地没有投自己一票。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得到了 70 票；朱德——毛在革命年代的亲密战友——得到了 68 票；刘少奇，65 票；陈云，58 票，他已经 4 年没有出山了，可见其政治智慧。³⁴选票上没有李先念的名字，但是他也得了一票。³⁵中央委员会没有正式解除 5 位副主席的职务，但是党的媒体再也不用它来称呼刘、周、朱和陈云。全会上最令人吃惊的人事变动时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代替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

然而，选举政治局常委的投票结果并不如毛的意，因为他和林彪、周恩来、³⁶江青磋商后决定的顺序并不是这样的。最后，毛拟定的顺序压倒了中央委员会选出的顺序：毛、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毛不顾邓得了全票的事实³⁷——江青批评陶铸、陈伯达、康生给邓小平投了票——把陶铸提到了第四位，据说是为了平衡邓的权力。³⁸

不清楚的是，毛为什么要担心邓的权力。大概是由于中央书记处在全会后将继续运作。事实上它再也没有开过会，邓的总书记一职也成了空衔。陶铸在代替彭真成为“常务书记”后，徒劳地想充当“常务书记”的权威，结果与毛发生了冲突，毛现在认为设立书记处是一个“战略错误”。³⁹事实上，自从 5 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之后，邓小平的帝国——在中央书记处指导下工作的组织机构——就处在土崩瓦解之中。在中南海内，“五大部”的领导人正在经受着空前惨烈的“清洗”。

由于在 5 月份的会议上，中央宣传部被打成了“阎王殿”，在 1966 年夏天的清晰景观下，如果它能安然无恙，反倒奇怪了。陶铸受命取代陆定一掌管该部后，6 月 6 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停止了 3 名副部长以及秘书长的职务。在该部工作的 234 名“阎王殿上的判官们”（普通干部们）遭到整肃，该部进行了大规模缩减，其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许多关键部门被并入了毛泽东思想宣传办公室。⁴⁰到 7 月底，中宣部 11 名副部长中有 9 人被正式撤职，剩余的两人，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另一个是 66 岁的张际春，张是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和长征的老战士，其革命资历似乎跳不出一点毛病。张的最后命运比他的大部分同事好不了多少，1966 年 9 月 8 日，他的妻子（也是一位红军老战士，并有她自己的革命资历）去世，死因很可能是心脏病发作，不过一开始也没有排除自杀；1967 年春天，他的子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自己也被打成“反革命”，1968 年 9 月 12 日，年老体弱、孤苦伶仃的张际春从拥挤的电车上挤下来摔伤后去世。⁴¹1967 年 6 月 1 日，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撤销中宣部，其大部分职能由其大幅精简的“宣传组”承担。⁴²

中央组织部的遭遇比中宣部更惨，1966 年 8 月 19 日，部长安子文及 8 名副部长被正式解职。这一解职决定是在该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公布的，是在响应毛最近直言不讳的评价：“中组部不在我们手里”。⁴³显而易见，这样至关重要的部门必须“在我们手里”，在随后的几周内，该部的 210 名干部大多都接受了调查。⁴⁴1966 年 12 月 14 日，副部长赵汉自杀，在以后的几年里，他的一些同事（最主要的是安子文和排名第一副部长的李楚离）由于不能配合“调查者”，而受到残酷而有步骤的折磨。聂元梓向政治局提供了安子文的罪证，江青后来把揭露“安子文叛徒集团”算作聂对文革的一大“重要贡献”。⁴⁵1966 年 5 月，聂极其秘密地通过康生的妻子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康生，直到 1994 年，聂元梓仍然坚持说她对安的告发是正确的。据她回忆，安子文同一个女人的关系极其可疑，而此女又与国民党有联系，至于聂把这一点告知康生，那完全是她在尽一个共产党员分内的职责。聂在文革后撰写的回忆录中说，后来康生告诉她，这个女人是拥有一部无线电发报机的英国特工。⁴⁶1967 年 5 月，中共中央委托解放军来管理中组部。⁴⁷

在 1966 年和 1967 年间的那个冬天，周恩来事后认可了对在中央五大部中历史最长、最知名的两个部的冲击，他说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我们自己的组织部落在了安子文手里，思想工作落在陆定一手里，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许多高级干部不如年轻人活跃。这是个根源，是阶级根源。”⁴⁸但是，对于周在过去几年内代表政治局常委会主管的中央统战部，他就不打情愿使用类似的否定用语。中央统战部是一个十分机密的组织，负责中共与国内“民主人士”、小小的“民主党派”、“爱国”资本家、宗教人士、海外华人和无党派知识分子的微妙联系。在文革之初，该部部长以及 8 位副部长中的大部分人都被批判为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建于有周可能给予的各种保护，而且所要负责的上述人士无疑不是毛的打击目标，所以他们比大多数人都挺得更久。有些人后来加入了周亲自领导的特别机构，审查主要的“修正主义分子”的错误；其他人则成为了这一机构的审查对象。后者包括副部长方方、张经武，他们都在 1971 年秋天死于狱中。⁴⁹在整个 1967 年和 1968 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央统战部一直处于全面混乱的边缘，没有一点开展正常工作的迹象，直到 1968 年 7 月，它才由两名解放军军官接管。⁵⁰

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中共与外国共产党公开与不公开的交往。这是邓小平代表政治局常委会主管的两个部门之一。⁵¹它的领导层相对安全地渡过了 1966 年夏天，不过，负责在华训练外国干部的副部长许立被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他以及他的大批部下于 1966 年至 1967 年间的冬天遭到解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是该部 6 位副部长之一，他经过小心谋划后抛出了一份大字报，把部长王稼祥（他自 1962 年以来一直失宠，身体状况很差）单独挑了出来进行攻击。1966 年 6 月 9 日，王力给这一大字报起了《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的煽动性标题，宣称反对以王稼祥为代表的领导人，就是反对“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和资本主义复辟”。⁵²随着夏日的流逝，该部约 700 名干部似乎大多觉得反驳王的逻辑毫无意义，尤其是其背后明显有康生的支持。6 月 7 日，中共中央已经发布了中发（1966）292 号文件，委任排名第三的副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刘宁一取代王稼祥而为代部长。⁵³不久王力——更重要的是康生和邓小平——就认为刘宁一以及副部长赵毅敏、伍修权、廖承志代表了与外国共产党交往的正确路线。⁵⁴

中共中央“五大部”的最后一个是中央调查部，它是由邓小平代表政治局常委会主管的。该部的工作极其机密，即使是在国内内部文件中，也常常以“西苑机关”来指代它，之所以起这么个奇怪的名字，是因为它位于颐和园旁边的前皇家园林。⁵⁵它的名字和现行组织结构来自于中共情报系统在 1955 年的一次重大改组。中央调查部承担了国家政权的许多重要任务，包括谍报、收集政治情报、确保高级官员国外旅行的安全、监视外国要人和代表团的来华访问。在文革开始时，部长孔原以及几位副部长由于所谓的“修正主义”错误饱受攻击。⁵⁶显然，尽管在理论上文革要“整顿”整个党和国家的机构，但是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而且确实有人这样提了——这个部不应受到最严重的冲击。康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代替了邓小平来主管这个部，据说他希望该部“按以前的办法搞下去”。⁵⁷1966 年 12 月 23 日，孔原的妻子自杀，她本人是一名情报干部，1940 年以来是周恩来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不久，北京城内流传谣言，部长本人自杀未遂。孔原和许多其他的“修正主义”高官一样，接受了一次又一次在群众批斗会上的斥责和羞辱，其中有一次是在 1967 年 2 月初他儿子孔丹——一位早期的红卫兵领袖——所在的北京四中的批斗会。⁵⁸在同年的 3 月份，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下令对该部进行军事管制。⁵⁹到 1969 年底，该部被并入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⁶⁰同时，孔原及副部长们，除了唯一幸存的副部长罗清长以外，或者被投入监牢，或者在穷乡僻壤从事体力劳动。罗在国民党情报部门所出版的一份个人资料中最后注明，在文革中罗“（由于与周恩来有密切关系）没有受到牵连”。⁶¹

随着老的领导层及其官僚基层结构的瓦解，新的领导层登上了政治舞台，新的官僚基层结构也在迅速壮大。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林彪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这样评论自己的新任务：“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尽管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其他人并不总能“了解主席的想法”。他建议，“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持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遵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⁶²显然，林彪希望在这个尴尬的位置上，即使跟不上主席，也能通过这种彻底服从的态度，避免重蹈刘少奇的覆辙。毛批准了林的讲话，下令将其传达到全体党员。⁶³林即使是在被提升为二号人物以后，他本人首先考虑的还是军事问题。他的军委班子一仍其旧，也没有派人去汪东兴控制的中央办公厅。⁶⁴

在政治方面，林把中央的日常事务交给了周恩来处理。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两周后，周开始定期主持召开一个由于需要而有了更合适的名称的会议即“中央碰头会议”，这是一个党章内没有规定的机构。至于其参加者、议程以及在 1966 年冬天发挥的决策作用，除了名字以外，都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除去毛、林二人不参加）没有什么不同。在中央全会前夕，周已经应毛的要求，负责起草重要文件，由毛最后审定。几年后，王力回忆道，“事实上，这时总理已经在处理日常事务。”⁶⁵

尽管林彪名义上是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他自己却不参与国务院的运作。另一方面，周对军队的兴趣却很大，随着文革的展开，他密切参与了解放军的所有重要事务。根据林彪手下一位将军的儿子的描述，“我的父亲清楚地记得‘文革’中发生的事，他告诉我，军委办事小组（他是其中的领导成员）一天要处理 1300 多份文件，没有一件是毛主席不知道的，没有一件不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⁶⁶不过，周从此开始还担任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新角色：指导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

中央文革小组Copy Anchor Link

中央文革小组存在的消息及其主要成员的名字，最早是由高度机密的中发（1966）218 号文件在 5 月 28 日向党内公布的，而中央文革小组正是在那个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成立的。⁶⁷在 1966 年 7 月，在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京“胜利结束”的宴会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场合，它的名字首次被公开提到。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作为主席的个人使者走访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校，收集情报，传播文革的信条。在这个过程中，江青到处对听众说：“我受毛主席的委托，问你们好！他很关心你们的革命事业！”⁶⁸

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文革运动的司令部。⁶⁹起初，它作为有 10 名党内知识分子和中共中央主席的妻子组成的小组，负责为政治局常委会起草文件，到了 1967 年，它扩展为一个拥有数百乃至数千人员的官僚机构。它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甚至比后者的权力还大。至少在名义上，它和国务院、中央军委是平级的。在其 1969 年解散前夕，林彪和周恩来都称赞它“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⁷⁰

在 7 月份毛、江青回京前，中央文革小组只在钓鱼台有一处别墅，从中央对外联络部借调了一名秘书。八届十一中全会开过以后，它占据了 7 处别墅，陈伯达在 15 号楼，康生在 8 号楼，江青在 11 号楼。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室在 16 号楼。17 号楼安装了娱乐设施，包括一个让江青看外国电影的放映室（据说她最喜欢看的包括《乱世佳人》在内的好莱坞经典影片）。上一章提到的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则位于毗邻钓鱼台的地方。⁷¹

正如其旨在推动毛执掌的运动一样，中央文革小组自身也是变动不居的。不断的内讧使其支离破碎，到了 1967 年 1 月，中发（1966）281 号文件曾列出的 17 名组员、副组长、顾问、组长，已有半数以上被清洗出去，或者大权旁落，靠边站了。毫无疑问，最初官方定的调子是：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是一个团结的小组，它“齐心协力地工作”，目的只在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随着内部清洗的出现，证明这是无稽之谈，新的说法是：那些中央文革小组现在的成员与那些被清除的成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个人一旦被清洗，就是向人们表明自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有现存的证据都表明，中央文革小组出来就不是毛大致设想的一台性能优良和平稳运转的文革运动的机器。江青在主席死后追忆道：“中央文革小组根本没法开会，康老和陈伯达一看到对方就开始争。陈伯达甚至连总理都不服，尽管我说的话他还是听的。所以总理做康老的工作，我做陈伯达的工作，最后，我们才能开会。以后还会出现这个问题。”⁷²穆欣后来把它描述成自己工作过的“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机构，其每一天“内部关系矛盾重重，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⁷³1967 年 1 月，毛也抱怨了中央文革小组与自己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事情的一套说法，他说：康生说一套，陈伯达说一套，江青说一套。该小组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过任何报告。⁷⁴

虽然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的组长，而江青从 1966 年 9 月开始成为了它的准常务副组长，但他们两人都不主持它的例会。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不要把它和上文提到的中央碰头会议混淆起来——是由周恩来主持的，其议程也是由周制定的。⁷⁵总理对它的支配权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只要他自己认为

合适，就可以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直接干预地方的派性争端。⁷⁶有关周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关系的信息，直到最近几年才为人们所知，不过这并没有推翻常见的一种观点：中央文革小组（有些著作说它“与现实政治没有多少利害关系”）⁷⁷与周恩来的“体制”在文革中存在这根本的利益冲突。不过，这暗示了冲突发生的环境是多么的复杂。从《红旗》杂志借调来的高级人员林杰定期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他的妻子证实——此时她没有理由去这样杜撰——江青时常听从周恩来的意见，即使是有时候工作人员不愿她那么做。林的妻子说，林杰曾经向她解释过，“江青同志对有些事情没有把握，她总是让我们照总理说的去做，这让事情很难办。”⁷⁸

因而，这就是毛泽东希望与自己共同创造一个美丽新世界的脆弱的组织。在废黜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⁷⁹通过阴谋诡计组成了新的领导阵容——未来还会进行多次的清洗后，毛现在该着手进行他的文革，努力推进他曾经批判旧的领导层没有做到的事情：发动群众。中央文革小组的干部们甘当他的突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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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尽管该报刊载的都是国外的消息，但是它有选择地进行翻译，再加上自己杜撰的标题，使之成为了国内的宣传工具（19 世纪末的中国改良家们也许会把这种技术称为“洋中用”）。多年来毛一直出现在《参考消息》标题的显要位置，但是刘少奇也同样如此。比如，1966 年 4 月 3 日该报在头版头条赞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力量之源”，底下摘录了瑞士列宁主义杂志上的一篇文章。7 月 27 日刘最后一次在报纸头条上出现，内容是 7 月 22 日他在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上发表的支持北越抗美战争的讲话；标题是“西方认为刘主席的声明极其重要”。 ↩

2. 八届二中全会后，“正常”情况下平均的出席人数 165.5 人。只有在 1959 年八届八中全会上，由于会前就能看出明显要有高层领导落马（正如 1966 年一样），出席人数才下降到了 149 人。死亡无法解释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人数的下滑，因为在八届十中全会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只有 3 名中央委员去世。 ↩

3. 刘涛，载上海机械学院革命委员会“红色挺进军”：《舍得一身剧》，上册，页 35。 ↩

4. 在一张会议照片上，政治局常委们坐在台上，正对着其余的中央委员，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中间是周恩米、林彪（会议主持人）。参见杨克林编：《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两册本（香港：东方出版社、天地图书，1995），上册，页 210-211。 ↩

5. 在此前的几个月中，这个术语同“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起得到使用。 ↩

6.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273。 ↩

7. ）廖盖隆：《新中国编年史：1949-1989》，页 276。 ↩

8.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 135。 ↩

9. 毛信件的译文载斯图尔特·施拉姆编：《未经审定的毛泽东文稿》［Stuart Schram, ed.，Mao Tse-tung Unrehearsed（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pp. 260-261］；毛手稿第一页的照片见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卷，页 1435。毛在信中也赞扬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清华的大字报载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63-65。 ↩

10. 北京市化学工业局机关红色宣传站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第 2 册，页 29。 ↩

11. 红代会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编：《坚决把刘少奇揪回北京建工学院斗倒斗臭》（北京，1967），页 40。 ↩

12. 黄峥：《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页 79-60；《刘少奇年谱》，下卷，页 647-648。刘少奇在该学院讲话的译文见《刘少奇文集：1958-1967》（香港：友联研究所，1968），页 331-355。 ↩

1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2。 ↩

14. 同上，页 52-53。 ↩

15. 穆欣：《劫后长忆》，页 56。 ↩

16.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2-53。 ↩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93。 ↩

18.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4—55；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70。 ↩

19. 它的内容很快不胫而走，以至于北京的一位红卫兵错误地记成是在 8 月 5 日向全国广播的；翟振华（音译）：《中国红花》，页 71。但是毛在 12 月 25 日拒绝在新年社论中引用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 176。 ↩

20.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5。虽然谢富治在建国前夕一直属于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但他此时说双在革命胜利后“变了”。 ↩

21. 《周恩来年谱》，中卷，页 46。周恩来吩咐自己的值班秘书，任何时候只要毛找他就立即叫他。 ↩

22.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中央首长讲话》，第 4 册，页 273-274。 ↩

23. 王年一手稿，页 86。 ↩

24. 图们·孔弟：《共和国最大冤案》（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页 22-25。牛大勇谈雷英夫原稿，页 11，沈迈克收集。在公开发表的版本中（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这一点被抹去了。 ↩

2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8。 ↩

2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81。 ↩

27.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北京：外文出版社，1966）（以下称《关于文革的决定》），页 1。 ↩

28. 高原：《自来红》，页 86。 ↩

29. 《关于文革的决定》，页 5；著重号为作者所加。 ↩

30. 同上，页 4-5。 ↩

31. 同上，页 42。 ↩

32. 《红日照天山一 - 关于新疆问题中共中央文件及中央首长的讲话汇编》（乌鲁木齐：新疆红二司《新疆红卫兵报》编辑部，1968），页 1。 ↩

33. 北京市化学工业局机关红色宣传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第 3 册，页 226。 ↩

34. 参见《陈云年谱》下卷所载 1963—1976 年间的活动会很受启发。 ↩

35. 沈迈克采访王年一，北京，1993 年 1 月 20 日。 ↩

36.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46。 ↩

37. 邓小平获得了这样强劲的支持 - 一其中可能也有毛的一票——也许是因为在场的中央委员们都记得毛在 1956 年“八大”筹备会议上对欢的品德才能异乎寻常的称赞，正是在那次会议上邓成为了党的总书记。石仲泉主编：《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页 137。 ↩

38. 《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617。 ↩

39. 同上，页 617-618。 ↩

40.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9 卷，页 63；第 10 卷，页 68-69。 ↩

41. 王宗柏：《张际春》，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23 册（1985 年版），页 337-338。 ↩

42.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10 卷，页 69。 ↩

43.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接待组编：《学习资料》，第 18 期（1967 年 12 月 9 日）。 ↩

44.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9 卷，页 61；第 10 卷，页 70-71。 ↩

45. 《动态》，第 140 期（1967 年 9 月 3 日）。 ↩

46. 沈迈克采访聂元梓，1994 年 7 月 17 日；《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页 95-106。 ↩

47.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10 卷，页 70。 ↩

48.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辑（1967.1）》（北京，1967），页 81。 ↩

49. 陆永棣·刘子健：《方方》，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11 册（1983 年版），页 367-368；王锡堂：《张经武》，同上，第 49 册（1991 年版），页 358。 ↩

50.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10 卷，页 72。 ↩

51. 《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621。 ↩

52. 《内部参考》（北京：第一机械工业部），第 89 期（1967 年 5 月 24 日）。有关王稼祥招致毛泽东不快的外交观点，参见《起源》，卷三，页 269-273。 ↩

53. 徐则浩：《王稼祥传》，页 568，该书给出的刘宁一上任的日期是 1966 年 6 月 27 日。 ↩

54. 《王力反思录》，上册，页 228-235。 ↩

55. 参见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编：《组织工作文件汇编第二辑：党务工作部分》（兰州，1980），页 398-399。 ↩

56. 当时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不知道孔原的高级情报官员身份。唐纳德·克来因、安妮·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辞典》［Donald W. Klein and Anc Clark, 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65, 2 vol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1:456-458］只是说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外贸专家之一”，并且指出“他经常出席外事招待和谈判活动”。 ↩

57. 沈迈克采访王力，北京，1995 年 5 月。 ↩

58. 《文革简讯》（北京：政治与法律研究所），第 38 期（1967 年 2 月 8 日）。 ↩

59.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38。 ↩

60.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页 351。 ↩

61. 参见《中国共产党名人录》，两卷本（台北：国际关系研究院，1971），下卷，页 69。 ↩

62.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页 34。 ↩

6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62。 ↩

64. 与前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谈话记录，页 4，作者收藏。 ↩

65. 《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941。 ↩

66. 与前林办工作人员的谈话记录，页 10。 ↩

67.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26。 ↩

68. 北京市化学工业局机关红色宣传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第 1 册，页 33。 ↩

69. 李侃如：《统治中国》［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New York：Norton, 1995），p. 190］。 ↩

70. 沈迈克：《新文本一一中共“九大”上的讲话》［Michael Schoenhals，“New Texts: Speeches at the Ni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tockholm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1990），96.］。 ↩

71. 杨银禄：《江青的“女皇”生活（二）》，《百年潮》，1998 年第 6 期，页 65-66；杨银禄：《初见江青——我给江青当秘书（一）》，同上，1998 年第 5 期，页 56。 ↩

72. 北京工业学院运动办公室编：《大字报选编》（北京，1976），第 2 册，页 16。 ↩

73. 穆欣：《劫后长忆》，页 368。 ↩

74. 王力：《当事人谈文革》，页 40-41。 ↩

75. 穆欣：《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1999 年第 69 辑，页 86，页 88。 ↩

76.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83。 ↩

77. 李鸿永：《中国文革政治》［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p.4-5］。 ↩

78. 王乃英：《交待》，1970 年 9 月 1 日，手稿，页 10，沈迈克收集。 ↩

79. 康生负责起草全会公报，在 8 月 5 日送审的第一稿中有这样一句话“全会热烈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我国发表的声明”，康生指的是刘在 7 月 22 日有关援越抗美的声明（参见注 1），后来毛把这句话去掉了。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 94-97。康在起草文件时，也许还不能确定刘的最终命运，或者他加进去这句话是为了试探毛的意思。 ↩